自然中质朴的人性与感伤的美

    李婕

    大众中总有声音评论沈从文的文章清新自然，称其为“令人神往的田园牧歌”。而从我自己最主要的阅读感受出发，我认为，评价沈从文的部分作品可以借用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论中的前半句——作品布满“悲凉之雾”。以《边城》《萧萧》《丈夫》为例，这种悲凉广泛地分布在充满生命力、质朴纯净的个体身上。作品中人物关系单纯，冲突的发生大多不激烈，就算是偶然的较为严重的冲突，也没有爆发的机会，而是总被作品中人物奇妙的个性缓缓地浇上一盆冷水。矛盾固然是慢慢淡下来了，但是由于它的结束并非爆发式的烧尽，总给人“未完成”之感。而这种“未完成”，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淡淡的遗憾，因而作品读起来不会得到酣畅的快感，而是在合卷后仍存在游丝般没有断的黏连，不能获得一种稳稳的真实感。甚至说，有时候会给人带来一种淡淡的疏离感，因为作品中人物质朴得过分、友好得过分、纯净得过分，故事不像我们生活中的现实，更像是一个纯洁感伤的梦境。营造出这种梦境气氛的还有作者对死亡的描写。或许与沈从文早年从军周游看到过数次杀人的画面有关，在《边城》中，作者描述死亡是用一种极为平静的语气描述的，这种平静甚至生出一种疏远的美：翠翠的母亲“到溪边吃了许多冷水死去了”，老船夫“在雷雨将息时死去了”，天保大老“弹到水中坏了”。这些生命的离去是凄清的，但是不是悲惨的，像是作者在观照着这些生命，最后将他们放归了自然。

    在这三部作品中，自然不是单纯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很好地融入进了作品中，成为了作品中极重要的部分。在作品体现的人性是从自然中生长出来的“纯”与“真”的美好人性。这样的刻画让小说呈现出一种“质朴的浪漫”。例如《边城》，我们先从湘西广阔的自然世界进入作品，戴上了自然的滤镜后，再看整个融合进了自然里的故事，因而尽管在《边城》中描写的都是乡下发生的平常事件，读者不会产生一种“小”“细碎”的感觉，而是感觉“这就是自然中应当发生的自然事”，因为他们的生活时刻不离那一块广阔的自然天地。不像有的描写乡村的小说总是会聚焦在一些琐事的纠纷上，沈从文的作品更宏阔。换句话说，在他的作品里，自然赋予了人们一种纯净的野性，这种野性是比土地上的打闹纠纷更加高远的。这是与沈从文在写作时身处的现代都市完全不同的。同时，将自然融合进小说，以自然的角度观照人物，这样一来，相比起人物本身的社会属性，人物作为“生灵”“生命”的属性更得到了强调，因此小说给人一種“众生平等”的观感。

    回到人物命运上，还存在一种潜在的或已经存在的失落——以《边城》为例，翠翠的母亲和父亲的自尽，翠翠自己的感情的失落，大老的死，二老的离开，老船夫的死。这样看来，几乎全是失落。但是这种失落也是美的——这些人物的失落，都离不开“情”字。他们都是极“真”的人。与此同时，他们这些生灵生存在被自然包容的命运进程里，逝去了的人们与其说失去了生命，不如说更像是融进了大自然广阔、无尽的循环中。似乎有些宗教的意味，但是我认为沈从文的作品不能窄化为“宗教”来分析，他的作品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理念，而是比带有限制性的“理念”一词更高、更广阔、更不受束缚。

    但当然，略显“悲凉”的描写不代表冷淡，我们不能忽视深入作品中体会同样存在并且具有重要地位的质朴人情。像沈从文自己说的：“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这三部作品中，我们看不到绝对的坏人，人与人之间似乎总会用“情”体谅。《萧萧》中花狗和萧萧的形象如果是产生在余华或者鲁迅的笔下一定会是一幅不一样的图景——我猜测，若是在余、鲁笔下，这两人的形象将会更具有放在社会大背景下审视反思的意味，更明显地具有反映“农村女性生存的悲惨现状”的无奈。但是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尖锐的目的几乎看不到，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萧萧们”，甚至不仅是“萧萧们”身上带有的一种朦胧的“不自觉”。萧萧不管在做什么事都带着糊涂;老七的丈夫起初见了水保，觉得老七给水保陪客后一定得了很多钱，竟然觉得愉快得要唱歌;至于翠翠，果真是俨然一只“小兽物”，明明心有所属，但是在感情上总是恨不得逃走，总是说不清。同时，单从动作上来看，这种质朴也体现得非常生动具体。老七的丈夫终于意识到老七陪客给自己带来的不踏实后，“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老船夫每每要小心翼翼地替翠翠问婚事时，总“忸忸怩怩地照老方子搓着他那两只大手”。这像是一个充满理想化的人性的世界。然而沈从文没有因为这种理想化而过于注重幻想，放弃现实细节刻画上的真实与细腻，人物的言行又确乎是淳朴的乡野生活的写照，让你感到这些是真实的人，而不仅仅是概念化的理想形象存在。

    沈从文在这三篇小说中叙述的语气是平淡的，波澜不惊的。稍显冷淡的语气加成了小说情节上的悲凉之感。余华的小说也常常被评论称在描写生死伤痛的场景时语气冷淡，但我们会发现，沈从文较之余华更甚。以余华作品《活着》为例，在孙子苦根吃豆子撑死之后，作者让老人福贵仅仅使用“死了”二字描述死亡的客观事实，紧接着福贵利用“我老得又笨又蠢”来责骂自己后，又不间断地展开了对下一件往事的回忆。这样的描写比起冷淡，更像是故事主体对极端痛苦的压抑不发与隐忍，整部小说像一个充满了强烈情感却不会爆发，只会慢慢泄气的巨大气球。而在沈从文的这三部作品当中，全部采用了第三人称旁观的视角，我们在其中难以窥见作者的态度与评价，只能看到作者在默许当时当地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小说中运行，并且似乎将其存在默认为了合理，任凭它们在小说中的自由流动。小说中的人物也懒于对这样的社会规范作什么斗争，连争吵也是自然发生又迅速冷却的。在得知萧萧怀孕后，家中“各按本分乱下去”。至于处罚萧萧，也是“极其自然”的。在文章当中，一切都是顺应自然发生的，在沈从文创造的这个湘西世界中，有一种“天然如此”的逻辑：人物身上没有什么抗争性，人生通向何处也是未知，只是被动地接受了现实中自然的一切安排，不断地在“接受”中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