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大新作品改编影像的悲情书写与文化探寻
张敏
由中国作家周大新的作品改编的影视剧主要有电影《香魂女》（1993）、《银饰》（2005），电视剧《走出盆地》（1998）、《经纬天地》（2010）等，这些影视剧通过一桩桩悲喜混杂的故事，透过历史时代下小人物的悲酸生活与情感无奈，奠定了“悲情叙事”的主要基调，它将人的生存嵌入广阔的历史背景中，书写了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是如何影响人的命运、芸芸众生在沉重的文化负累下的忍耐与反抗，在人物角色与时代语境的关系衍变中演绎出复杂多变的样态，在理性透视与人文关怀中始终关注着人的情感生活与心灵世界，持之以恒地探索民族精神的底蕴。
一、现实叙事与悲情书写
对现实的书写一直都是中国影视剧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纷繁多变的历史语境为影视的现实书写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以图像的形式将对现实问题的探寻与思考呈现在屏幕之上，并通过与观众的共鸣实现社会意义的传达，这是当代影视剧需要承担的时代使命。周大新小说改编影视剧表述的对象主要是在中国现代化的车轮下那些饱经风霜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作为弱势群体，难以为自己代言，只能在知识分子的言说中表达他们被遮蔽的需求与欲望。周大新是农民的儿子，具有底层人民的切身生活体验，所以他始终凝视着底层人物的生存环境与文化环境，尤其喜欢渲染现代性历程中的苦难与惶惑，表现对边缘人群尤其是女性群体的关怀。影视作品在现实叙事与悲情书写这两个方面完整传承了原著作者的意志，并在视觉文化的创造性发挥中通过对个人或家族生活状态的考察，挖掘发生在时代变迁之中的物质与精神的嬗变。
《香魂女》《银饰》《经纬天地》《走出盆地》的意境都是写实的，或表现波澜壮阔的改革画面，或表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生活画面，镜头展示的都是真实的生活情境，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经纬天地》通过家族几代人的创业史，讲述了尚吉利丝织业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下的兴衰，借此折射出20世纪中国民族工业艰难的发展境遇，并将各个阶层的人置入危机四伏的战争环境，透过人物的命运与情感挖掘隐含其中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将宏观视野中的民族历史与个人视野中的创业史、情感史完美结合。《香魂女》《走出盆地》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叙述了女性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压抑的文化环境中如何大胆革新、开创事业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商品经济开始走向农村，香油坊里勤劳聪慧的香二嫂将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甚至招揽了日本人新洋贞子的投资，以先进的机器生产代替人工生产，使香油坊的产品走向了世界。《走出盆地》是“一个女人的生活和精神简介”，女主角邹艾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并没有放弃“走出盆地”的梦想，人亡家散之后，她选择回到贫穷的家乡，在改革开放的時代机遇下筹办起了“康宁医院”，创办了“康宁药厂”，成为有名的先进单位。这些影视剧旨在用图像的形式记录时代转型期农民的生活日常，言说农民在沉重的文化环境中摆脱束缚的努力，以实现对乡土中国的思考。它们的现实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各个时期的经济生活上，更体现在文化生活上。经济改革的潮流与人物坚韧的意志虽然能在经济上取得突破，但对于根深蒂固的文化环境，改革的道路仍然艰辛。深厚的道德文化扎根于小农社会，即使面对自然灾害、民族战争与经济改革的时代浪潮，其根基仍然深厚。《香魂女》《经纬天地》里的农村即使开始走向经济现代化，但女性群体自始至终没能获得独立的文化地位，只能在沉重的文化禁锢下发出艰难的叹息声。
这些影视剧表现了时代机遇给予现代人改变生活的力量，但是创作者更加关注的是变革中的时代阵痛与心灵裂变，对悲情氛围的营造与对苦难的演绎是影视剧真正的意图所在。鲁迅先生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周大新的这些影视剧深刻诠释了悲剧的产生，并试图寻找造成悲剧的缘由。在电影《银饰》中，那晦暗的深宅大院里痴爱穿戴女性银饰的少爷、为发泄欲望与小银匠偷情的少夫人所形成的畸形关系，在那个“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年代本就预示着悲剧的结局。《香魂淀》里精明能干的香二嫂在社会上的风光与在家里的忍气吞声在鲜明对比中揭开了农村女性的悲剧命运与男权文化的丑态。《经纬天地》中一直热恋尚达志的云纬并没有收获理想中的爱情，反而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在命运的沼泽中艰难生存。《走出盆地》中不信命运的邹艾被那些好色贪婪的男人所纠缠，传统的贞洁观让她失去了纯真的爱情。那些生活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女性群体，她们拥有美丽的容貌与善良的心性，在充满陷阱的生存环境中试图创造理想的生活形态。这些影视剧聚焦于农村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民族工业的发展，细致勾勒了20世纪20年代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文化面貌。依托民族战争和社会改革的广阔时代背景，表现了新的时代生活内容与新的人性欲望，个人经验与历史记忆合力实现了对底层人民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表达。
二、身体禁忌与精神枷锁
身体与精神（意识）的关系是古今中外最为显著的文化命题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身体承载了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意义。古人的“身”是“家化之身”，“一方面就空间维度意味着我，我的一切家族成员作为我的身体的放大延伸而与我的身体有着‘一体之仁;另一方面就时间维度意味着，我的身体作为‘父母之遗体而使自己始终置身于整个家族世代相继的关系里。”[1]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一直被固定在宗法家族的链条上，子辈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父辈对他们的身体具有绝对的支配权。《银饰》的作者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朝社会，知府府邸明德府威严肃穆，知府老爷以三纲五常的教条掌控家庭、规训日常生活，连家人在饭桌上说话也要受到训斥。但影片却在沉闷的深宅大院里直面俗世中人的欲望，并以欲望为媒介制造了种种不正常的伦理形态，身体的意义在其中获得了充分的揭示。身体作为一个视觉符号，通过在社会空间中的形态展示来实现其社会功能，它在特定文化情境中的出现，正是源自对文化深层的探寻。
知府的公子吕道景不喜吟诗作赋，仕途经济，却喜欢穿戴女人的服饰，喜欢男子铁团哥。他一边以父亲与礼教的规训抑制这种不正常的身体需求，一面却难以控制这种对女性物品的喜爱与同性恋的欲望。在他的身上，精神化的身体与生理化的身体在相互较量。他以女性的外形与饰物来演绎自己的性别身份，这种与社会伦理相互颠倒的身体行为具有“反自然”的倾向，自古以来就被主流文化视为“异类”。性别本身是一种社会建构，男性的阳刚气质与女性的阴柔气质是被权力规范化的身体形态。对性别错位与男同性恋的书写是将男性从强制性的家庭结构中解脱出来，让其确认自我的身份。男性对性别的自主选择性摆脱了传统的身体认知和家庭结构形式，对同性的爱恋更改变了身体的社会意义。特里·伊格尔顿指出，“如果关于国家、阶级、生产方式、经济正义等抽象的问题已被证明是此时此刻难以解决的，那么人们总是会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某些更私人、更接近、更感性、更个别的事物。”[2]对于一个沉迷于女性银饰的男人来说，改造社会的责任太过沉重，他只能通过与身体相关的服饰来表达自己对现存秩序的不满。服饰是身体的延伸，被服饰改造过的身体能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吕道景对银饰的喜爱，是创作者借助性别身份的错位来道出文化身份的困惑，以实现对男性文化存在的思考，而他名义上的妻子碧兰，嫁入高门却得不到丈夫的喜爱，只能忍受丈夫的恋物癖与同性恋的癖好。碧兰死后被称为因小产而死，连死亡的身体都被赋予传宗接代的使命感与功能性意义，身体的道德价值与意识形态向度显而易见。
《走出盆地》中的邹艾在被强暴之后，陈开怀的父亲陈德昭为她妥善地处理好一切，并传授了医术。然而当邹艾提出嫁给陈开怀的愿望后，却遭到其父亲的反对，原因在于她已经失去了贞洁。这件事给处于人生低谷的邹艾造成了巨大的情感打击，正是身体的不幸遭遇让她产生“走出盆地”的强烈愿望。在电影《香魂女》中，香油坊的成功看似创造了富裕美好的生活，然而经济上的丰裕并不能弥补香二嫂精神上的虚空。瘸子丈夫无德无能，只会用拳头解决问题，香二嫂在丈夫毒打下发出的惨叫声，喊出了封建时代下无数女性的悲哀。买回的环环继续承受着墩子无意识的暴力伤害，两代人相似的身体疼痛感，正是源于民族精神的凝滞。墩子疯癫痴呆，呆傻意味着精神的残缺，墩子的疾病是乡土社会痼疾的象征。导演谢飞曾说：“本片所关注的是在建设的同时，对人的精神中的‘痼疾、劣根性的剖析与变革。”[3]他在香魂淀的历史情境中，通过勾勒个人的生命轨迹摸索着人在文化环境中的精神境遇，透过农村的日常生活景象，试图探索与现代社会不和谐的人的身体与精神困境，展现中国乡村中的女性难以卸下的精神重负，为自然的身体与自由的精神正名。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
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思想界和文艺界重要的命题，传统与现代的较量并不是线性进行的，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相互融合又相互对立的辩证形态。传统文化本身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它涵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具有丰富的内涵，并在历朝历代的文化实践中形成稳定的结构，决定了人们生活的道德习俗和社会心态。在当代社会中，传统文化的土壤仍然肥沃，而其中滞后的文化因素仍然对历史中的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银饰》中那高高悬挂在墙上的“纲常名教，道德文章”的牌匾就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产物，“明德府”就是道德文化的物质传承。但社会的经济话语以发展为真理，道德准则与行为观念在经济现代化的趋势下被逐渐赋予现代的特性，那种处于凝滞状态中的文化结构必然面临被分解的趋向。现代意识的产生源于人们对世界的新认识与思想结构的更新，尤其在封闭的乡村社会之中，传统与现代相互碰撞带来的冲击力是无比深刻的。但对于夹杂于其中的普通人来说，文明的碰撞给予他们的不仅只有想要打破藩篱、实现突围的躁动，还有传统意识约束下的惶然与迷茫。周大新以敏锐的眼光察觉了长期存在的文化症候以及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焦虑，发掘了传统文化包裹下的现代意识，以怜悯之心抚慰着那些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間的疼痛的心灵。
《香魂女》与《走出盆地》通过对社会各个阶层人物命运的透视，发掘出现代人在传统与现代的思想裂变中产生的心灵痛苦。香二嫂是一个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复杂人物，一方面，她长期忍受着男尊女卑的社会伦理观，在丈夫的毒打下毫无招架之力，不择手段安排儿子的婚姻，她是家庭伦理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她却在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之外，还承担着情人的角色，她与任忠实的约会，既是出于情感的需求，也是对固有伦理秩序的反叛。同时，经济上的独立让她在一定程度上又超越一般的农村女性，所以她的身上兼具传统女性的隐忍意识与新时代女性的开放意识。在香魂淀这个独特的审美世界中，香二嫂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她因贫穷被卖给人当童养媳，又因经济富裕而买回一个儿媳环环。环环在贫穷的现实生活中只能忍辱负重，承受着金钱社会施加的压力与伤害。前一代的香二嫂是命运的悲剧，后一代的环环是性格的悲剧。作为童养媳的命运与环环被买回做媳妇的命运在互文性书写中建构了一个循环的故事形态，人生形式的循环诉说着传统意识的幽灵仍然盘踞在现代人的生存领域。在影片中，人在传统的乡村伦理观与金钱支配下的伦理观下的命运相似性，既体现了传统文化本身的凝重，又营造了一种悲凉的宿命感。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人物走在经济现代化的道路上仍然难以摆脱历史文化的规训，传统文化之于普通人的沉重感并未得到减轻。然而，在这封闭的乡村社会之外，还有繁华的都市景观与现代性的机械生产。影片设置了新洋贞子这一日本女性作为香魂淀女性的参照物。新洋贞子专注事业、不婚不育只拥有情人的生活方式让深陷家庭泥潭的香二嫂感到诧异。现代社会孕育的新女性形象寄托了创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未来想象，在传统女性/家庭、现代女性/社会的二元结构设置之中为“难以承受文化之重”的女性敲响了警钟。
《银饰》中作为少夫人的碧兰深陷封建礼教的漩涡，本应该在贤妻良母的社会角色中安稳生活，却在试图脱离伦理秩序、追求个人欲望的结局中走向灭亡，这是伦理至上的中国文化观念所认同的。即使碧兰的反抗在强大的道德规则面前犹如飞蛾扑火，但在她的反叛精神中，观众已能看到清朝社会女性觉醒的曙光，这正是现代女性意识产生的前奏。电视剧《走出盆地》将人既受制于传统文化心理，又不肯安于现状的矛盾心态汇聚在闭塞的南阳盆地之中，古老的道德形态与改革的必然道路既压抑着又激发着南阳人对生命的追求。这些影视剧既呈现了传统文化对人的精神桎梏，也书写了人在改革带来的现代文明中无所适从的窘态;既展现了人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激情与奋斗，也写出了他们难以走出文化阴影的痛苦。周大新小说改编的这一系列影视剧通过对各类人物精神文化的分析，试图碰触民族的根基。影视剧中的明德府、香魂淀以及南阳盆地都是民族的缩影，作者在熟悉的人物身上挖掘出了经济政治生活背后的文化意识，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指向对落后的精神文化的批判，以满足现代人对精神生活的诉求。
结语
这些影视剧以悲剧为底色，以苦难为核心内容，在对各个时代人物的现实话语表达之中全景式再现了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面貌与文化景观。苦难的演绎根植于底层人民贫苦的日常生活与痛苦的情感状态，印刻着过去历史与当下时代的生活经验与普遍情感。纪实性的画面表现了改革大潮、现实生活形态以及人们挣脱困境的努力，以深切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为人物寻找生命的寄托。影视创作者将20世纪的中国经验放置在现代性的历程中看待，同时以理性的眼光考察民族文化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复杂联系，探讨悲剧的产生以及造成人物悲剧的文化缘由，借此思考民族国家的命运。他们以朴素的艺术形式将镜头深入个人潜意识的深处，建构起小人物的生活史与精神史，由个人的生存悲剧对沉积厚重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生发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与对民族文化的冷峻思考，试图在人与社会环境的对抗中寻找现代意识的曦光。
参考文献：
[1]张再林.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167.
[2][英]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M].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2.
[3]谢飞.影片《香魂女》导演的话[ J ].文艺研究，1993（3）：46-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