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基础与路径
顾玉平 丁日
摘 ?要: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经验教训、巩固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之制日趋完善、廉政改革全面深入、反腐败斗争取得重大成效,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生发基础。今天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交汇点,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凝聚廉洁共识、发扬改革精神、强化法治思维,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将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推向新阶段。
关键词:廉政治理体系;廉政治理能力;廉政治理现代化;反腐败斗争;廉洁政治
中图分类号:D262.6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文章编号:1674-9170(2020)04-0018-07
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更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新时代坚持党对反腐败斗争的“全过程领导”,加快构建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的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体系,从源头上预防和遏制腐败,把反腐倡廉制度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国家廉政治理效能,将为建设清廉中国、实现“中国之治”注入强大力量。
一、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
国家廉政治理現代化,是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廉政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及其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要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科学把握。
(一)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腐败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消极现象,它根源于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直接表现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阻碍国家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毒瘤。作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国家通过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两项基本职能,在表面上充当着调和社会阶级矛盾的“第三方力量”,在实质上代表着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我国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形式和实质具有内在一致性,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和社会中利用公共权力,侵占公共资源、侵犯公共利益的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不仅违背了公权力姓“公”的原则,而且破坏了国家的性质、动摇了党执政的根基。“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1]以遏制腐败为核心的国家廉政治理,构成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
治理腐败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我国,党领导下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政府的司法系统、媒体、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参与举报腐败行为的公民个人,都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而其中起根本性作用的是反腐败制度及其执行能力。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就是要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提高党和国家预防和惩治腐败的能力,把新时代的反腐败斗争推向新阶段。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前者的规范化、系统化、体系化,必然会增加后者的完备性、科学性和运行的有效性,进而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因此,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都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充分汲取历史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社会中腐败现象的存在,折射出国家廉政治理的不善。这种不善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尤为突出。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英国在18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也遭受了历史上最猖獗的腐败,卖官鬻爵、贿选成风、官商勾结等腐败现象在社会广泛流行,整个国家“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无独有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美国,被现代化衍生出来的“政治机器”和“城市老板”所把持,收买型腐败渗透到原本为避免权力滥用和防止腐败而建立的“三权分立”政治制度中,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同样没有避免由国家现代化和体制僵化矛盾引起的腐败。社会和经济的迅速现代化提供了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则在于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
历史上国家跳出腐败泥潭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只有深入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才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18—19世纪,英国以改革议会制度为核心,推动了责任内阁和政党制度的成熟,并通过建立文官制、公共支出问责制,颁布《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等举措,有效遏制了腐败,推动了国家结构的理性化。19世纪末,美国通过制定抑制腐败法律、完善执法机构规章制度、利用党派利益冲突、加大新闻媒体披露腐败力度、凝聚公共监督力量等手段,提高腐败交易成本、降低腐败预期收益,实现了暂时的利益制衡。反观苏联,由于对制度建设的不重视,导致“反腐败实践容易受‘一把手的直接干预和影响”,且“长期的领袖高度集权制、党政官员上级任命制、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特供制” [2]等僵化的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最终留下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
(三)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关键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精准有力惩治腐败,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夺取了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将我国廉政治理推向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同时要看到,我国正处于奔向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在生产力尚未达到现代化水平、历史上几千年的封建剥削思想仍有残余、党和国家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完善、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不断入侵的现实条件下,腐蚀和反腐蚀斗争是严峻的、复杂的,反腐败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是关键。
现代化中产生的问题,终究需要现代化来解决。新时代我国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腐败问题越来越向深层集聚,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3]依然存在;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啃食群众获得感、挥霍群众对党信任的“微腐败”时有发生;金融领域腐败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市场安全的危害明显加大等等,这些现象对反腐败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推进,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势头。越来越多的违纪违法干部和腐败分子在高压震慑和政策的感召下,抛弃侥幸心理、放下思想包袱,自觉投案,成为中国特色反腐的一大亮点。因此,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道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反腐倡廉制度,不断提高党和国家惩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才能不断夺取反腐败斗争新的胜利。
二、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基础
国家廉政治理,是通过上层建筑各部分的有效衔接、相互促进,推动社会政治环境和政治生态朝着廉洁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也为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制度和现实条件。
(一)日趋完善的中国之制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奠定了根本前提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这一本质蕴含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是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我国,公有制作为经济基础的“基础”,其内在要求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民发展为导向,这就为避免腐败大面积爆发提供了制度性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它不僅在本质上区别于一切旧的剥削制度,还形成了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5]在内的丰富体系,成为了彻底铲除腐败、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揭示了中国之制的十三个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深刻融入我国反腐败斗争,成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首先,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反腐的集中优势和鲜明特征,也是我国廉政治理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其次,中国之制为完善国家廉政治理体系提供了基本保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建立廉政制度树立了利益导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为完善反腐败机制注入了法治思维和革新动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提高廉政制度的战略性、前瞻性提供了现实可能。再次,中国之制为提高国家廉政治理能力提供了重要力量。坚持全国一盘棋、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是整合和凝聚分散反腐力量的重要支撑;坚持发展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理念,是筑牢全社会反腐倡廉共同意志、有效开展廉洁教育的思想基础;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是壮大反腐败工作队伍的人才保证;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统一,参与全球腐败治理事务与合作,也是提高国家廉政治理效能的有效途径。
(二)全面深入的廉政改革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内生动力
从本质上认识腐败,不断超越针对腐败“追身式防御”的模式,是我国廉政治理的突出特点。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层面,对廉政改革做出提纲挈领的部署,明确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廉洁政治,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6]531以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为主要着力点,新时代国家廉政改革不断深入、有序推进,为实现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深化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贯穿廉政改革、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一条主线。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立足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要求纪检体制改革扛起“两个责任”、上提“两项权力”、覆盖“两种监督”、管好“两类人群”。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对纪律检查体制改革再推动、再部署,强调要“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领导”[7]。与此同时,为了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全覆盖,《决定》还提出“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实现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有机统一”的新要求,以进一步扎紧扎牢遏制腐败的制度笼子。全面深入的廉政改革,不仅填补了制度空白、规范了制度运行、完善了制度体系,还刺激了党内反腐倡廉法规和国家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建构,形成了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力量。
(三)卓有成效的反腐败斗争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描绘了美好蓝图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是对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成效的深刻总结。一方面,“压倒性胜利”说明我国反腐败斗争实现了从量的积累到质的转变。“十八大五年间立案审查中管干部440人,约是十七大期间的6.7倍,十九大以来又有70余名中管干部被立案审查调查”;“截至2018年11月,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共查处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23.87万个,处理31.6万人”;“新增外逃人数从2014年101人下降至2017年4人,骤减96%。”[8]数据表明,我国腐败存量明显减少、腐败增量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要胜利。而另一方面,“压倒性胜利”不能与“决定性胜利”“完全胜利”划等号。反腐败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腐败的一些深层次、根源性问题,还有待更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反腐败斗争的成效,一方面“要看通过反腐败斗争,是否把消极腐败现象遏制在可能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还要看通过反腐败斗争,是否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为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和环境。”[9]党的十八大以来,多省市正风反腐的生动实践证明,反腐败是修复政治生态、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正能量。2014年,广东省大力推进反腐败工作,地区生产总值也增长了7.8%,高于全国0.4个百分点;2015年,安徽省滁州市深化作风治理,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9.9%;山西省治理塌方式腐败后,许多地方和国有企业发展指标持续向好;《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最新的调查也显示,90.2%的城乡居民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反腐败的制度措施“非常管用”和“比较管用”。中国反腐败斗争取得的卓越成效,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国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提高制度执行能力,也必然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三、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具有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战略部署。以全会精神为指导,新时代的国家廉政治理要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建设廉洁政治为目标,凝聚廉洁共识、发扬改革精神、强化法治思维,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迈向现代化新阶段。
(一)建设廉洁政治,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明确目标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6]42。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歷史和实践充分表明,清正廉洁做表率,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内在要求,更是党和国家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要把建设廉洁政治作为根本指向和奋斗目标,进一步深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要把建设廉洁政治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制定“分步走”的战略规划,到2021年全面实现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立足当前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现实阶段,建设廉洁政治,一是要持续保持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二是要聚焦影响党和国家政治生态的“污染源”,加快完善中国特色反腐败体制机制,着力从根源上遏制腐败;三是要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高质量方向发展,提高治理腐败的综合效能。此外,发挥共产党人清正廉洁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以优良的党风促进政风、社风好转,也将为建设廉洁政治,推动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氛围。
(二)澄清认识误区,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凝聚共识
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较量从来不会停歇。随着反腐败斗争全面持续深入的展开,腐败分子的痛处被深深触碰,社会上开始出现和传播“反腐败与群众无关”“反腐败导致‘为官不为”“反腐败造成消费萎缩”“反腐败是权力斗争和权力更替”“越反越腐”等噪音、杂音。其目的是希望党和国家调整反腐败的方针政策,让拧紧的作风建设发条松下来,让前进的反腐战车停下来。
唯物史观为认清腐败现象及其危害提供了根本原则与方法。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只要谁敢搞腐败,就必须付出代价。一棵参天大树,如任蛀虫繁衍啃咬,最终必会逐渐枯萎”[10]。腐败作为社会和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一种对抗性的利益矛盾,只有通过斗争的方式,才能解决和根除,任何放任腐败、以和平方式治理腐败的观念都是错误的,都必须纠正。
对反腐败斗争产生的错误认识,说到底都是政治上不清醒、思想上不坚定的表现。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一方面要深化对新中国史、党史的学习,坚定理想信念。要在党内规范化的集中性教育和常态化的日常教育中,夯实反腐倡廉的思想道德基础,补钙壮骨、坚定信仰,提高抵制错误思想入侵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开展反腐倡廉的形势政策教育,强化政治定力。要向全党全国全世界人民讲好中国的廉洁故事,凝聚起坚定不移反腐败的共识和斗志。
(三)发扬改革精神,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注入动能
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动能,来源于廉政体制机制的与时俱进。中国特色反腐败制度和廉政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廉政治理实践,吸收了中国传统廉政治理智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这一优势是势能优势和性能优势的辩证统一,“只有通过制度改革,将制度势能转化为制度性能”[11],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蕴含着我国廉政改革的逻辑。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一切上层建筑变革的逻辑起点。这一转型时期,由于对市场规律把握不充分,必然导致廉政体制机制的不健全,而其中最根本的,是对公权力监督和制约的不到位。因此,我国廉政制度性能的提升,有赖于进一步深入的廉政改革。
推进新时代的廉政改革,关键要充分发扬改革精神。首先,要发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对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并善于从根源上认识和消除腐败;其次,要发扬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要有干事创业的勇气和担当,敢于破除廉政治理中的一些利益藩篱,推动廉政改革不断深入;最后,要发扬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对于危害群众利益、威胁党的根基的腐败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勇于针锋相对。
(四)强化法治思维,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提供保障
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12]当前反腐败斗争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仍然存在。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必须强化法治思维,在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同时,下大力气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把法治思维贯穿国家廉政治理的始终,要从根本上辨别两个命题。一是“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是一个伪命题。党在我国处于执政和领导地位,要坚决抵制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行为。二是“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命题。任何个人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不遵守权力运行规矩,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最终必然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提高国家廉政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前提是科学立法,从制度源头完善反腐败法制体系,推动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和反腐败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才能提高法律的执行力。在深化法治反腐的进程中,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也要一抓到底。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中央关于法治反腐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各级领导干部也要认真学习并及时跟进反腐败法律法规新发展,在深化廉政改革、化解廉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中,加强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运用,推动反腐败依法治理。
(五)加强党的领导,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把握方向
党领导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从根本上说是由我们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决定了党在国家中领导核心的地位。而党的領导,最终是通过主导国家政权运作、利用国家政权合法地组织和管理社会来实现。廉政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现代化发展也必然要求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在中国反对和防止腐败,实质就是要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少数干部的腐化变质,这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必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才能完成这一任务。”[13]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略,学习落实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在持续深入的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推进国家廉政治理体系和廉政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党主导是原则,多元共治是目标。各级党委要在研判问题线索、分析反腐败形势、案件审核上压实主体责任,通过健全完善反腐败组织协调机制、反腐败专项报告制度、重要节点廉政提醒机制等,引领廉政治理发展方向;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快构建“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监督‘四个全覆盖的权力监督格局”[14],完善推进反腐败斗争的治理结构;相关执法部门要加强规范化建设,确保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六)构建三维机制,为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谋划战略
我们党反腐败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激浊扬清、固本培元,深化标本兼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这不仅是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的顶层设计,也是关于新时代推进国家廉政治理现代化的战略部署。
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各有侧重,且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不敢腐侧重于惩治和威慑,不能腐侧重于制约和监督,不想腐侧重于教育和引导,三者贯穿着道德、纪律、法律、制度等要求,凸显了标本兼治的综合效应。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是把我国廉政制度更好地转化为廉政治理效能,实现对腐败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重要决策部署。
当然,要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廉政生态,还需要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在反腐败工作中把握现象和本质、形式和内容、原因和结果、偶然和必然、可能和现实、内因和外因、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提高制定反腐败计划、制度和决策的水平;要运用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手段,把“严”的要求贯穿到廉政治理责任、制度、监督、教育、管理的始终,用治标行动夯实治本基础,以治本举措巩固治标成果;要加快构建廉洁政治文化,发挥廉政文化对政党的管理与约束、滋养与扶正、定向与激励、自信与自省的多重功能,以良好的政治生态助推三维机制的长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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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 王学青
Abstract: Promoting moderniza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management, and an indispensable requirement for consolidating the overwhelming victory in the campaign against corruption from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from peace and chaos in history. Beginning from the 18th CCP National Congress, Chinese mechanisms being perfected on a daily basis, clean governance reform being deepened holistically, remarkable victories being w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solid foundation has been lai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At this new historical cross-section, modernization with national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has to be promoted to a new stage under the collective and sol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with the aim set at constructing clean governance politics, with the awareness to be collected on clean governance, the reform spirit to be carried forward, consolidating the mentality of rule of law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echanism in which no one dares to corrupt, or is able to corrupt, or is willing to corrupt.
Key words: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system;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capability; modernization of clean governance treatment; campaign again corruption; clean 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