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会计工作的探索及启示
邵磊
[提 要]新中国成立前，为了打破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促进根据地政权稳固和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对会计工作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尝试，对于统一根据地财政、保障前方供给、粉碎敌人的封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新中国的会计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会计机构;会计制度
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经过28年浴血奋战，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不断探索政权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其中，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会计机构、会计制度等方面的探索和实践成果较为显著，为巩固根据地政权、发展根据地经济、改善根据地民生、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新中国会计事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一、中央苏区的会计工作
中央苏区，是指1929年至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赣南和闽西建立的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后，开始探索建立国家政权的伟大尝试，其中财政工作和会计工作被列为重中之重。这是因为中央苏区时刻处在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局面中，各地党政机关在财政经济方面的压力很大，加之各地在战时各自为政，缺少监督，致使“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可用至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一县甚至可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用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没收来的东西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1]为了扭转苏区的困难局面，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推动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央苏区重点加强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和整顿，展开了建立会计机构、制订会计制度、培训会计人才的伟大尝试。
（一）建立各级会计机构
从井冈山根据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前，由于战事频繁，红军经常处在流动作战中，因此没有建立明确、稳定的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大都由战斗人员担任，平时记账，战时拿枪反击敌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设立了财政人民委员部，地点在瑞金叶坪谢氏祠堂，下设专门主管会计的机构会计处，作为中央财政会计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管理银钱收支、审查苏区各地账目、规定预算和决算、审核等工作。
在中央苏维埃临时政权建立初期，由于财务制度不健全，会计工作中有关收钱、管钱、用钱的机关常常混在一起，没有公开，也没有彼此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制约，这就给贪污浪费和经济舞弊造成可乘之机。为规范财政管理，实现财政统一，1931年12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对包括会计机构的各级财政机关做了规定：“为实行财政统一，一切国家税收，拟由国家财政机关中央及各省县区财政部及城市财政科，按照临时中央政府所颁布的税则征收，地方政府不得自行规定税则或征收。”[2]由此开始对苏区的财政收支和会计核算进行统一管理，以保证战时中央政府能集中有限的物资支援前线战争。
1931年12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统一财政、编制预决算制度》的训令，对各级财政系统的隶属和职能作了明确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财政人民委员部，垂直领导省、县、区三级基层财政部。财政人民委员部设会计处，省、县、区财政部设会计科，会计科下设记賬、出纳、审预等股。省财政部设会计3人，县财政部设会计2人，区财政部设会计1人。这就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会计机构，并对各级会计机构设置了相应的会计人员编制，以适应会计工作的需要。
1932年8月17日，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财政人民委员部下，暂时设立会计处、审计处……。省财政部设会计科、出纳科、税务科、审计科及合作社委员会。县财政与省同，但不设审计科，与省县同级之财政部均设出纳、会计、税务三科……。会计处掌管国家关于总预决算的编制，金钱物品之会计，会计制度之确立等事项”。[3]这些规定，更进一步理顺了中央苏区各级会计机构的工作职责，很大程度地避免了财政收支的混乱，促进了会计工作的正规化。
随着苏区的壮大，原来的会计人员数量已经不能适应财政经济形势的发展，这就需要进一步科学设置会计人员的数量。1933年3月28日，中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省县市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省财政部会计科一般为5人，县财政部会计科为2人，区财政部、市财政科各设会计员1人。会计科或会计员掌管行政费的钱粮出纳、账目登记以及预算编制的审查，并负责掌管税收及国有财产以外的国家财政收入账目，经常检查和批示下级会计工作，省会计科之下及记账员、出纳员、审核员，实行分工负责。1933年12月22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中则规定，各财政部会计科管理钱币的出纳、账目的登记、预算书、计算书的编制等。会计科之下，设记账、出纳、审预等股。[4]可见，中央苏区政府非常重视会计机构的建设和完善，并且对会计职责和人员编制作了明确规定。此后，中央苏区各级会计管理机关根据苏区会计工作实际，迅速有效地开展管理和指导工作，扭转了根据地政令混乱、财务混乱的状况，有力地支援前线反围剿斗争。
（二）制订统一会计制度
统一会计制度是统一财政的重要前提。为了明确会计机构分工，强化会计机构的权威，保障会计机构的有效运作，促进会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中央苏区政府制定了比较完备的会计工作制度。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就注重规范会计工作来遏制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1931年9月13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在《目前各级财政部的中心工作》训令中强调：“各级政府必须按照中央颁布的条例坚决执行，不按照财政系统，依照财政手续，无论任何机关，都不准给一个钱。对于随便提款及随便付款都必须予以严厉处分，并令其立刻交割清楚。各级政府以后必须采用新式簿记，实行预算决算，并需每月审查帐目，对于下级存款必须随时清查提取，随时检查贪污浪费。”[5]虽然各根据地一直处在激烈的战争中，但通过统一会计制度来稳定金融、发展经济的努力一直都在进行。
1932年12月16日，邓子恢签署了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关于《统一会计制度》的第12号训令，指出“财政人民委员部自成立以来，即颁布了财政统一的训令，但一直到现在财政还未能彻底统一，这固然是因为各级政府与武装部队未能了解财政统一的意义，但会计制度没有确定，国库没有建立，确是重要原因。”[6]并指出了过去会计工作的五大缺点：一是收钱机关、管钱机关、用钱机关混在一起，没有分开;二是各项收入与经费没有分开，没有各成系统;三是各项会计科目没有一定名称;四是簿记单据没有—定格式;五是财政交代无一定手续，交卸者无清单无报告，接管者也不去根究点查，结果是公家损失。为此，训令特别强调：“上述这些缺点，都证明会计制度不确立，要统一财政，防止财政舞弊是很难的，要彻底统一财政，要防止财政上一切舞弊行为，非有健全、科学的会计制度不行。”并且详细论述了建立“科学的会计制度”的六个方面措施，特别要求收钱、管钱、领钱三个机关要各自职能分工，会计人员要政治过硬、认真负责。
为顺利确立统一的会计制度，使会计制度彻底统一财政，财政人民委员部还将统一的《会计规则》《会计科目表》《预决算规则》《交代规则》，以及各种簿记单据等一同下发，要求各部门自1933年1月1日起各级会计即照此规定实行，以做到有法可依。为了在开始实行新的会计制度之前对旧帐做一个结束，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特于1932年12月24日印发了关于《整理旧帐手续》[7]的文件，对于整理旧账、查漏补缺、明确责任主体、完善会计制度，均起到了重要的规范作用。经过一系列会计法规的颁布并付诸实施，中央苏区财政混乱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根据地的财政经济也有了很大发展，为中央红军连续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三）规范会计票据凭证
随着苏区经济的发展，根据地财政收入日渐多样化，各地用于收款的票据也五花八门，这就容易导致腐败现象及会计账簿的错误。为彻底统一财政，防止贪污腐败，1934 年1月13日，财政人民委员部于发布的《为统一财政收据防止舞弊》明确规定：“本部特将国家财政上各项岁入收据规定印发，并指定一定上级机关盖印，交各级财政机关使用，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起，凡一切国家收入如税款、租款、地主罚款、富农捐款、没收款、司法罚款国有山林拍卖款、矿产租金退还款、节省款等，不论一次交清或几次交清者，都须用本部印发并经一定上级机关盖印之正式收据。”[8]这一措施，有利于规范会计人员的工作流程，对于从源头上截断贪污腐败的苗头，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除了规范会计记账凭证，改革记账方法也是会计工作改革的重要内容。早期根据地会计主要参照传统中式簿记所用方法，即用毛笔由右至左竖着书写大写的中文数字，这在战争年代携带不方便，准确性不够，记账、书写、装订都很费事。1932年开始对记帐方法进行大胆改革，逐渐引用西式簿记的形式，采用钢笔横着填写阿拉伯数字，这就提高了会计记账的效率和准确性。会计票据凭证的规范，对于根据地会计工作的正规化，预防贪污腐败，节约每一笔经费，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
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在《我们的经济政策》报告中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9]在当时战火纷飞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一系列会计工作原则，至今仍被会计人员所借鉴和采用。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的会计制度建设也告一段落。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探索，但中央苏区会计机构、会计制度、会计票据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根据地财政收支不明、家底不清的状况，保障了苏区社会经济的稳定，有利于中央政府对财政的统一管理和支配。同时，中央苏区对会计工作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也为新中国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的建设以及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二、延安时期的会计工作
延安时期指的是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到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的曙光这近13年时间。这一时期，可以分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國西北办事处和边区政府两个阶段。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直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中，从1935年10月至1937年9月，这一时期的会计工作延续了中央苏区的传统模式。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边区成为了中华民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势力以及日本侵略势力的封锁和进攻，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列促进会计工作和财政预决算的措施，稳定了根据地的社会经济，使陕甘宁边区成为了敌后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
（一）会计机构建设
由于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陕北根据地内部经济压力加大。为了迅速扭转不利的局面，1935年12月，中共中央颁发《各级财政部组织纲要》，规定设立中央财政部和省、县、区、市财政部。中央财政部设五个科，其中会计科，主管簿记帐单预计算及一切会计事宜;省、县财政部设没收征发科、税务国产科、会计科。这就从实践上恢复了长征一年来遭受严重破坏的会计机构。
1937年9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10月，中央财政部改组为边区财政厅，县财务部改为财政科。当时边区财政厅设统收、会计、审计、公产保管4个科。会计机构从中央苏区时期的会计处改为边区政府时期的会计科，以适应国共合作时期政府机构的调整。虽然会计工作机构在不同时期有所变更，但各个部门都设有专职的会计人员。随着会计机构的逐步完善，各科室缺乏有经验会计人员的问题逐渐凸显，为了培养懂经济管理的财会管理者，1937年先后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会计训练班。5月28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期会计人员训练班开学，陈云讲话勉励学员努力学习。[10]会计训练班基本上三个月为一期，大家一起学习，为边区的会计机构及时补充了大批优秀会计工作者。
1940年后，随着八路军的发展壮大，敌人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导致了边区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改善生活、保障供给，中共中央一方面发动了大生产运动，另一方面严格地实行统一财政收支，建立预决算制度与会计审计制度，进一步防止财政上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现象。为加强审计，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了会计处和审计处，对陕甘宁边区党政军的经费支出进行审计。[11]这些措施的施行，使根据地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打破了敌人的封锁，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懂经济政策、有会计知识的建设人才。
在建立各级会计机构的同时，为了推进边区会计机构的正规化，迅速地提高解放区广大会计人员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会计学会成立，积极开展会计理论和事务研究，同时开展业务培训;1944年，延安中直机关召开会计干部会议，成立会计研究组，研究会计业务。会计培训机构和研究机构的成立，促进了会计核算方法的进步，初步形成了会计科目、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相配套的完整的会计体系，健全了边区会计工作制度，促进了会计人员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二）会计制度建设
在中央苏区会计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战时供给制为特点的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体系，目的是动员一切力量，集中一切财力、物力保证前线战争需要。
为严肃会计纪律，1935年12月10日，中央财政部颁布了《财政部暂行会计出纳规则》，对会计收款、支款、解款、帐簿、记帐及报告等项均作出详细规定。要求各级财政部会计科，应具备现金收付盖章簿一本，将收付数目随时逐条登记，收入之款，应先由出纳人员在该条数目字上盖章，然后财政部长根据此簿签发收据。[12]1936年6月，为完善会计手续，中央财政部颁布了《暂行会计条例》，对收支款程序、预算，计算、帐簿及登记、报告之编制均作出详细规定。
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颁布了《会计工作细则》，对边区会计制度作了进一步补充，促进了会计工作的有序进行。1944年中直机关颁发了《模范会计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会计工作的职责范围，要求会计人员必须“精通业务，并有所创造”。1945年修订了中直机关《会计工作条例》，并作为评选模范工作者的条件。[13]1947年，中央军委供给处制定《暂行会计制度》，规定了记账本币、会计科目应用、会计档案保管期限、登记账簿的技术要求、盖章明确责任、会计报告日期与份数等十二条内容。[14]1949年6月10日，随着大西北各省的相继解放，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发布了《陕甘宁边区暂行会计规程（草案）》，以适应新解放区会计工作面临的新问题。
总之，陕甘宁边区各级会计机构的正规化建设，适应了战时边区财务的特点，边区政府在繁重的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中，完善了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对于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及度过1941年前后的困难局面，促进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好转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新中国成立前中共会计工作经验启示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28年的艰苦奋斗中，根据战争年代的实际情况，建立了适应战时特点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在战火中积累的会计工作经验，对维护中央苏区、边区财经纪律，克服财政困难，防止各种贪腐浪费行为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封锁和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军队一直处在不停的征战中，红色政权的转移、根据地的变动、斗争对象的变化，都深刻地影响着会计机构的变迁，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思的经验和启示。
（一）及时建立会计机构，有效地开展工作
政权的合法性及政权的稳固，需要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并有效地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四年的武装斗争，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下设财政部、会计处等各级政权机构，目的是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用合法的方式争取人民的拥护，进而推翻反动政权，解救广大穷苦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
在革命早期，由于战争不断，会计机构无法建立，会计工作也很不规范，导致了根据地在财政经济方面处于混乱局面，直接影响了一线部队的物资供给。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军政人员的增加，特别是中央苏区政府和边区政府成立后，为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支援前方战争，中共中央和根据地政府结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自己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虽然以后根据地会计机构的名称有所变化，会计机构都一直处在有序的工作中，促进了根据地经济、军事等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红色政权通过有效的会计、货币、税收等工作，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扩大了党的影响力，为新中国会计机构的建立提供了实践经验。
（二）完善会计制度，遏制贪污腐败
会计制度建设是红色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财政统一的基础，苏区、边区政权机构的建立，需要有包括会计制度在内的完善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和監督。革命根据地在初创时期，由于时刻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导致了各自为战，财务制度比较混乱，缺少有效监督，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贪污腐败现象的发生。根据地发展壮大后，各地苏维埃政府均把会计制度建设放在了重要的位置，在建立各级会计主管机构的同时，也在不断完善会计工作制度，从而培养了大批廉洁奉公的财会人员，节约了宝贵的战时物资，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会计制度统一是财税管理统一的基础，苏区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困难的情况下统一财税管理制度，统一会计制度是重要因素之一。会计数据准确是财税收入及时、足额解缴的前提。会计制度的不断完善，促使根据地各级政府收支分列，改变了原来收支相抵可能导致贪污浪费的现象，同时明确的会计科目能使各项收入名实之间对应关系清楚，也为统一税制、厘清税种提供了统一的簿记单据，能够便于上级机关监督检查。[15]有鉴于此，中央苏区财政人民委员部在成立后，立即颁布了《关于统一会计制度问题》的文件，明确指出：“要彻底统一财政，要防止财政上一切舞弊行为，非有健全的科学的会计制度不行。”[16]为了严厉惩治贪污浪费，有效地遏制公职人员贪污腐败现象的滋生，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地位贪没公款以图私利者，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处以死刑;贪污公款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于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处以半年以上二年以下监禁;贪污公款在100元以下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17]法律制度的颁布，最重要的是有效实施，并严惩腐败现象和犯罪行为。其中，“唐达仁”案就是其中著名的反腐案例。1933年12月，中央苏区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达仁，侵吞公款大洋2000余元，最高法庭最后判决唐仁达死刑，没收其财产。这一事件，对腐败分子起到了震慑作用，对会计人员廉洁自律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锤炼了党政干部思想作风，纯洁了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
（三）培养会计人才，加强队伍建设
在革命战争年代，会计人员极度缺乏，当时的很多会计人员绝大多数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普通战士，大都没读过几年书。党中央根据当时的现实情况，采取很多措施来提高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一是让老师带徒弟，手把手教记账、算账、编表。二是举办会计培训班，普及会计知识，培养会计人员。1937年5月，陕甘宁边区会计人员训练班开学;1942年，晋察冀边区开办了短期会计训练班;1946年，成立晋察冀边区工业交通学院，下设直属会计班。三是成立学术性的会计学会。1942年4月，陕甘宁边区会计学会成立;1944年，延安中直机关成立会计研究组;1945年6月，晋冀鲁豫边区会计学会在河北涉县温村成立。众多会计培训机构的设立，培养了众多会计人才，提高了他们的理论水平。四是在会计人员内部开展交流总结会和会计业务竞赛，相互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在提升会计人员业务技术水平的同时，根据地也非常重视加强会计人员的思政政治教育，以培养对党高度忠诚的业务干部，使会计工作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在战争硝烟中成长的会计工作者，对会计工作充满了责任心。为保证帐簿记录的安全，会计人员往往将帐簿置于如同子弹袋一样的口袋中，当发生战斗或需要转移时，将其束在腰间，做到人在帐在，有效地防止丢失。并且常常是编制两套会计帐表，分由两人携带，倘若其中一份因携帐者遇难而不幸丢失，也可据另一份重新建帐，以保证会计的连续性。[18]在当时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会计人员平时负责会计工作，战时拿枪战斗，人在帐在，人走帐随。他们一丝不苟地记录着每一笔账目，为革命根据地的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战斗中培养的这些会计人员，军事斗争丰富，经济管理内行，为新中国财会事业的发展，储备了大量的优秀建设人才。
（四）坚持独立自主，创新会计工作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中共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会计机构和国民政府是平级的，称为财政部、会计处。抗日戰争期间，为了顾全抗日大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改为边区政府，为国民政府领导下的特别行政区，会计机构降格为财政厅会计科，以适应国共合作的需要。但在边区内部，依旧设立财政部会计处，以维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独立性。更重要的是，红色根据地的会计工作，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受国民政府的支配。另外，为了提高会计理论水平，根据地的会计工作者对传统的会计制度、会计账簿进行了较大的改进，形成了适应根据地发展的会计制度。总之，会计工作的独立性，一方面缓解了根据地的财政压力，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壮大了根据地的综合实力，为后来消灭日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新中国的会计机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工作经验。
四、结语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开展的卓有成效的会计工作实践探索，带有浓厚的战时色彩和时代特征，符合根据地的实际需要，在战争中逐步得以完善并有所创新。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人以非凡的才智，探索了会计机构的框架，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会计制度，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遵纪守法、又红又专的会计人才，促进了会计工作的正规化、专业化建设，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的实力，有力地支援了人民革命战争，为新中国的会计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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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上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