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御史厅壁记写作的文学与文献学价值
霍志军
摘要：“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关键词：唐代；御史；厅壁记；文学价值；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08-05
对于唐代文学的综合性研究来说，虽然有学者注意到厅壁记的价值有关唐代厅壁记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赵殷尚：《厅壁记的源流以及李华、元结的革新》，《文献》2006年第4期；刘兴超：《论唐代厅壁记》，《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陈可：《唐代厅壁记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吴河清：《论唐代厅壁记的文献价值》，《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但就总体而言，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以纯文学为主的文学观念遮蔽了唐代厅壁文化的大量作品。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厅壁记自身也不是纯文学性的文体。不过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厅壁记对唐代文学进程、士人生活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着特殊的文学、文献学价值。在唐代厅壁记创作中，唐代御史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李华、柳宗元在御史职位上的厅壁记创作为个案，对之进行综合研究，以便更进一步充实唐代文学研究的内涵。
一、“厅壁记”源流考
唐人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云：“夫公署有记，其来自远，灿名氏于屋壁，示成败于将来。俾善恶克彰，韦弦斯在，此盖《春秋》之旨也，岂可阙哉？”＼[1＼]4509“记”作为一种叙事行为起源甚早，然其作为文体却成熟较晚。梁萧统《文选》不设“记”类，刘勰《文心雕龙》虽有《书记》篇，但从其“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2＼]的论述及该体所列的各小类来看，包含的文体也较为驳杂，不能证明“记”这种文体在那时业已成形。中唐时期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则详细叙述了唐代厅壁记的发展源流：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才，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自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3＼]
可见，厅壁记是指镌刻在古代政府各级机构的墙壁上，其内容记述官府设置的由来、现状、历任官员的姓名、政绩以为纪念的一种记体散文，颇受朝廷、士人与民间社会重视。《文苑英華》于“记”体下列十七中文体，其中就有“厅壁”一体，该体又细分为十七类：
“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藩镇、州郡、监军使、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簿尉、宴飨。”＼[4＼]
从上所述可知，唐代从中央至地方各级衙门的厅壁记盛极一时。作为古代记体文的一种，厅壁记当成熟于唐代。唐代一些政府机关的辅助部门亦有厅壁记的记载，刘宽夫《邠州节度使院新建食堂记》：“命左仆射河东柳公专护塞之任。……补废阙，饰宾署，宏讲宴。视使院之狭湫，顾会食之无所，因喟然而叹曰：‘夫为政之本，在於得人。燕以尊贤是称，卫以多士为美。今酋瑗在列，而堂馆未严。非所以重樽俎咨帷幄之意也。”＼[1＼]4509于是新建了邠州节度使院食堂，该食堂“大不逾制，崇不近奢。榱桷础闼，无不中度。翼张四檐，洞开双扉。冬霜不到，夏日潜却。可以备盘餐之品式，可以叙主客之威仪。可以寄琴樽之笑傲，可以筹政令之得失”＼[1＼]4509。一座食堂被发挥到如此高度，真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爬梳有关唐代史料，我们还可探知唐代厅壁记文体的成熟过程。韦述《两京新记》曰：“（尚书省）考功员外厅有薛稷画，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事薛稷画树石，并为时所重。”＼[5＼]
可见初唐时期，唐代一些政府部门有请人在衙署厅壁上绘画作赞的风气，此可视为唐代厅壁记之萌芽。又《唐会要》卷三九记载：“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6＼]824此条记载表明，睿宗时期，厅壁记的主要内容是将各部门的职责、国家相应的法律、格令等录于其上。类似今天政府各部门的职责一样，厅壁记起到了传布朝廷律令、规范官吏职责的作用。
今见《全唐文》所收最早的厅壁记，是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孙逖为垂拱进士，开元十年举贤良方正，肃宗上元二年（761）卒，是开元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由此知“厅壁记体”始于初唐，由初唐时期“赞”及书于厅壁的律令格式逐渐演变而来，至盛唐臻于成熟。
唐代厅壁记的功能是“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3＼]。具有承前启后、示范来者的借鉴、教育意义，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青山云绕栏干外，紫殿香来步武间。……曾是先贤翔集地，每看壁记一惭颜。”＼[7＼]这便是明证。厅壁记也生动地记录了古代士大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心境。诚如唐代吕温所言：“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1＼]3744盖追逐名利，贤愚难免。
“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长在屋壁，后之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1＼]3744厅壁记的本意是起到警示作用，然而，有些厅壁记却不为贪者喜欢。如中唐时期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著称当时，道州刺史许子良为人贪，遂将元结这篇厅壁记取了下来，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取而代之。虽然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却“熟视焉而莫之改”。对此，吕温非常气愤：“岂是非之际，如是其难乎？予也鲁，安知其他？则命圬而书之，俾复其旧，且为后记，以广次山之志云。”＼[1＼]3745于是，吕温命人将许子良的这篇厅壁记取了下来，将元结所撰厅壁记重新刻写于厅壁之上。
唐代以后，厅壁记写作仍然盛行，唐人所奠立的厅壁记的文体形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题名记”等形式。如宋代王禹偁《待漏院记》、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苏轼《密州通判厅题名记》、米芾《明道观壁记》，明代黄仲昭《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题名记》，清人奚冈《华岳题名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二、唐代御史厅壁记的革新和文学史意义今《全唐文》共收录唐代厅壁记101篇，作者除阙名外凡 46人＼[8＼] 。其中，李华、柳宗元、皇甫湜等御史的厅壁记创作尤引人注目。李华天宝二载（743）登博学宏辞科，历仕监察御史、右补阙等，著有《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杭州刺史厅壁记》《衢州刺史厅壁记》《常州刺史厅壁记》《寿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厅壁记》《河南府参军厅壁记》《安阳县令厅壁记》《临湍县令厅壁记》等多篇厅壁记＼[1＼]1006-1910。柳宗元，十九岁至二十一岁曾任监察御史，著有《监祭使壁记》《四门助教厅壁记》《武功县丞厅壁记》《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馆驿使厅壁记》《岭南节度飨军唐记》《邠宁进奏院记》等14篇厅壁记，在唐人厅壁记创作中首屈一指＼[1＼] 3459-3462。皇甫湜，贞元中曾任殿中侍御史，著有《吉州刺史厅壁记》《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等5篇厅壁记＼[1＼]4146-4147。马总，元和四年（809）为御史中丞，著有《郓州刺史厅壁记》1篇＼[1＼]2914。丁居晦，开成三年（838）任御史中丞，著有《重修承旨学士厅壁记》1篇＼[1＼]4630。上述唐代御史创作的厅壁记多达33篇，占现存唐代厅壁记总数的33%，可见唐代御史是有唐一代厅壁记创作的主要力量。就其厅壁记创作的内容来看，亦多与御史台经历相关如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柳宗元《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监祭使、馆驿使亦是御史台官员的职责之一。。数量相对较多、艺术成就较高的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创作，是唐代文学进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故本文主要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论述唐代御史厅壁记的革新和文学史意义。
李华为人刚直骨鲠、鹰扬虎视，是唐代著名御史。天宝十一载（752），奸相杨国忠当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政十分黑暗。作为监察御史的李华却能独挺流俗，且一贯忠于职守，“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挠，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補阙”＼[9＼]。御史经历让李华对御史台的职能、运行情况等甚为熟悉，也引起他对社会问题的深深思考，故其厅壁记创作能超越前人，并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御史大夫厅壁记》云：“君以文明照临百官，官纠其邪，职在邦宪，由京师而端下国，王化所系，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决于天心，得失震于人听，举直错枉，果而不挠，则公卿屏气，道路生风。率其属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远，苟异于是，为君子羞。”＼[1＼]1906又如：《御史中丞厅壁记》：“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人于变，百官设而无事，三辟存而不论，振古未然也。犹以为成岁资于降霜，律人本于持宪，宪司之拜，尤覈名实，王猷其远乎。夫察风俗，平冤滞，踣邪佞，延俊贤，云谁司之，职惟御史。”＼[1＼]1906
李华记述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纠劾百官，“举直错枉，果而不挠”。御史中丞肩负着“察风俗，平冤滞，踣邪佞，延俊贤”，澄清吏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大使命。意在告诫当政御史要勤于政事、一心为公，切不可明哲保身、误国误民。可见李华厅壁记创作主要是突出该文体的借鉴、警示意义，而将平常惯用的陈词滥调略去不书。
柳宗元贞元十九年（597）由蓝田尉征为监察御史里行，其《监祭使壁记》《馆驿使厅壁记》等均作于监察御史任上。作为关注时事、勇于革新的政治家，柳宗元在厅壁记创作中融入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诸多颇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如其《监祭使壁记》云：
“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3459
在御史任上的职业实践，促使柳宗元对社会问题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他独特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该文的深刻之处不仅指出了御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还认为祭祀是一种慎终追远、感悟传统的方式，一语道破了祭祀文化的本质就是教育人们遵道贵德、敬天爱地。这在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是有进步意义的。再如在《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中，柳宗元直接谈到了治理边疆对唐王朝的重要性：“中丞……使绝域，统兵戎，按州部，专货食，而柔远人，固王略，齐风俗，和关石，大者戡复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壮其威，张其声，其用远矣。”＼[1＼]3460进而批评了朝廷在此问题上“多阙漏”之短视，最后点明写作主旨“由其号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对继任者给予谆谆告诫，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忧国忧民之情怀。相对于“多措浮辞，褒美人才，抑扬功阀，殊失记事之本意”的厅壁记，此文确是言之有物的佳作。
李华、柳宗元的厅壁记创作不但内容上的革新意义明显，而且在唐代文学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李华的厅壁记纯用散体写作，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角度倡导革新。如李华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 ＼[1＼]1902他的诸多厅壁记创作，如《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等均用散体文写就，记述简洁真切、不事华藻，议论精警、寄寓褒贬。在当时朝廷公文写作骈文泛滥的环境下，李华的厅壁记纯用散体写作，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河，对后来的唐代古文运动影响甚大。若无李华和元结的开拓，则不会有韩愈的厅壁记。
第二，柳宗元厅壁记不仅具有明确的“功能意识”，还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文体风格是精神的外貌，比人的面部更能反映出人的个性＼[10＼]。文体风格被许多人看来是完全属于个体的东西，是个性、气质、人格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文体风格是思想的外衣，也是个人特质的表现。柳宗元的厅壁记写作突出制度建设、重视“法”的作用，如在《监祭使壁记》中，他详述历代祭祀制度：
“《礼·檀弓》曰：‘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是必礼与敬皆足，而后祭之义行焉。《周礼》：‘祭仆视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诛其不敬者。汉以侍御史监祠。唐《开元礼》：‘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如仪者以闻，其刻印移书，则曰‘监祭使。宝应中尤异其礼，更号‘祠祭使，俄复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虽当斋戒，得以决罚，由是礼与敬无不足者。”＼[1＼]3459
这里虽是记监祭使的职务沿革，却更重视制度建设。其《四门助教厅壁记》《馆驿使厅壁记》等无一不是如此。这显然是对中唐以来违法乱纪行为的一种拨乱反正，可谓柳宗元革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柳宗元在厅壁记写作中有着主观情感的充沛投入，注入其鲜明的主体意识，指斥批判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如果说“永州八记”等代表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那么，厅壁记则昭示了作为伟大文学家和卓越思想家的柳宗元二者契合的独特方式，这正是其厅壁记能超越前贤、在中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原因。
三、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
唐代厅壁记的作者，率多当时文章圣手，又对唐代职官沿革、迁转情况等颇为熟悉，故其厅壁记写作保留了大量唐代经济、政治、历史、官制、地理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利用此类厅壁记能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使后人更清晰、深入地了解当时情况，因而有着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如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论唐代前期御史大夫的政治地位：“距义宁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1906有关御史大夫的迁转情况，唐代史料并无专门记载，这段文字给我们详细记录了御史大夫的任职迁转情况，弥补了史家记载之不足，非常珍贵。
唐代御史知馆驿的职责，《唐六典》无记载。《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使”云：“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奏：‘两京请委御史台，各定知驿使御史一人，往来勾当。”王溥特别注云：“谨按《六典》及《御史台记》并《杂注》，即并不言台中有馆驿使。”＼[6＼]1247由此看来，宋人尚不能肯定唐代御史知馆驿使的具体时间及详细情况。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畴，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1＼]3460该厅壁记有关唐代驿站情况的记载十分具体，比两《唐书》更为详细，确切指出了设置馆驿使的具体时间和馆驿制度的运作情况，为研究唐代交通、馆驿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厘清文学进程及演变的历史背景非常重要。对于背景的理解，仅靠史志文献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大多未记载许多细节性问题。利用厅壁记相关材料，更有助于了解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和社会文化背景。今举二例来说明。
柳宗元在监察御史任上，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后迁礼部员外郎。韩愈当时亦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有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但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监察御史任上的活动情况却不甚明了。从柳宗元撰写的厅壁记中可以窥见其任职情况，《监祭使壁记》云：“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进而领焉。明年，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由礼与敬以临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于是始为记。”＼[1＼]3460从这段记载可知，刘、柳在新职位上意欲图强，改革不适宜的法令而“官事益理”。再证之以监察御史韩泰完善馆驿制度的措施，可知“永贞革新”的主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在御史台已经开始变法图强和革除旧政，三人后来积极参加“永贞革新”，实有其政治思想發展的必然性。这篇厅壁记对我们客观评价刘、柳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以及二人私交等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韩愈任国子博士时作《进学解》，借以抒发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骚，历来公认是韩文中的名篇。《旧唐书》本传云：“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11＼]这里涉及中唐学官的政治地位问题。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云：“贞元中，王化既成，经籍少间，有司命太学之官，颇以为易。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1＼]3459学官在当时被视为“清而不要”的闲官，中唐好文章者皆以任学官为耻，而韩愈“三为博士”，难免要“不平则鸣”。由此，对于韩愈心中所烦扰着他的“学官情结”和“以自嘲写自负”等，我们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
封演曾说唐代“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3＼]，我们推测有唐一代的厅壁记数量要远多于此。唐代厅壁记流露出的情感较为真挚，厅壁文学作品又因过往观览者人数较多而成为公共空间，也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以及所具有的官箴教育意义亦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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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ng Bi Ji is a special literary style which was engraved in the ancient yamen on the walls with ancient records of official history， system gains and losses， promotion of officials. The writing of Tang Dynasty censor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law. Some even rised up to the level of state will， and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Guange literature which presented a false appearanc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t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legal history. Ting Bi Ji in the Tang dynasty boasts unique literary value. On the one hand Ting Bi Ji of Lihua and Liu Zongyuan were written in prose and opened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middle and Ta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on of Ting Bi Ji was filled with distinc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satirical expression and thought-provoking ideas. Ting Bi Ji in Tang dynasty has philological valu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to help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ing Bi Ji in Tang dynasty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ity，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words：Tang dynasty； censor； Ting Bi Ji； literary value； philological value
（編辑：李春英）
摘要：“厅壁记”是镌刻在古代衙门的墙壁上，记述历代职官沿革、制度得失、官员迁转等，具有警示教育意义的一种文体。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重视“法”的作用，有些甚至上升为国家意志，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写作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1）李华、柳宗元的诸多厅壁记均用散体文写就，简洁真切，议论精警，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2）唐代御史在厅壁记创作中注入鲜明的主体意识，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表现在：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唐代御史厅壁记因观览人数较多，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舆论导向之作用亦不可忽视。
关键词：唐代；御史；厅壁记；文学价值；文献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8）03-0108-05
对于唐代文学的综合性研究来说，虽然有学者注意到厅壁记的价值有关唐代厅壁记研究的论文，主要有赵殷尚：《厅壁记的源流以及李华、元结的革新》，《文献》2006年第4期；刘兴超：《论唐代厅壁记》，《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陈可：《唐代厅壁记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硕士论文；吴河清：《论唐代厅壁记的文献价值》，《河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但就总体而言，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以纯文学为主的文学观念遮蔽了唐代厅壁文化的大量作品。究其原因，盖因学术界对于古代文体本身的研究相对较少，而厅壁记自身也不是纯文学性的文体。不过从更为开阔的视野看，厅壁记对唐代文学进程、士人生活均产生了一定影响，有着特殊的文学、文献学价值。在唐代厅壁记创作中，唐代御史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以李华、柳宗元在御史职位上的厅壁记创作为个案，对之进行综合研究，以便更进一步充实唐代文学研究的内涵。
一、“厅壁记”源流考
唐人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云：“夫公署有记，其来自远，灿名氏于屋壁，示成败于将来。俾善恶克彰，韦弦斯在，此盖《春秋》之旨也，岂可阙哉？”＼[1＼]4509“记”作为一种叙事行为起源甚早，然其作为文体却成熟较晚。梁萧统《文选》不设“记”类，刘勰《文心雕龙》虽有《书记》篇，但从其“书记广大，衣被事体，笔札杂名，古今多品”＼[2＼]的论述及该体所列的各小类来看，包含的文体也较为驳杂，不能证明“记”这种文体在那时业已成形。中唐时期封演所著《封氏闻见记》则详细叙述了唐代厅壁记的发展源流：
“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原其作意，盖欲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焉。故为记之体，贵其说事详雅，不为苟饰。而近时作记，多措浮辞，褒美人才，抑扬阀阅，殊失记事之本意。韦氏《两京记》云：‘郎官盛写壁记，以纪当厅，前后迁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则壁记之由，当自国朝以来，始自台省，遂流郡邑耳。”＼[3＼]
可见，厅壁记是指镌刻在古代政府各级机构的墙壁上，其内容记述官府设置的由来、现状、历任官员的姓名、政绩以为纪念的一种记体散文，颇受朝廷、士人与民间社会重视。《文苑英華》于“记”体下列十七中文体，其中就有“厅壁”一体，该体又细分为十七类：
“中书、翰林、尚书省、御史台、寺监、府署、藩镇、州郡、监军使、使院、幕职、州上佐、州官、县令、县丞、簿尉、宴飨。”＼[4＼]
从上所述可知，唐代从中央至地方各级衙门的厅壁记盛极一时。作为古代记体文的一种，厅壁记当成熟于唐代。唐代一些政府机关的辅助部门亦有厅壁记的记载，刘宽夫《邠州节度使院新建食堂记》：“命左仆射河东柳公专护塞之任。……补废阙，饰宾署，宏讲宴。视使院之狭湫，顾会食之无所，因喟然而叹曰：‘夫为政之本，在於得人。燕以尊贤是称，卫以多士为美。今酋瑗在列，而堂馆未严。非所以重樽俎咨帷幄之意也。”＼[1＼]4509于是新建了邠州节度使院食堂，该食堂“大不逾制，崇不近奢。榱桷础闼，无不中度。翼张四檐，洞开双扉。冬霜不到，夏日潜却。可以备盘餐之品式，可以叙主客之威仪。可以寄琴樽之笑傲，可以筹政令之得失”＼[1＼]4509。一座食堂被发挥到如此高度，真有点小题大做的味道。
爬梳有关唐代史料，我们还可探知唐代厅壁记文体的成熟过程。韦述《两京新记》曰：“（尚书省）考功员外厅有薛稷画，宋之问为赞；工部尚书厅事薛稷画树石，并为时所重。”＼[5＼]
可见初唐时期，唐代一些政府部门有请人在衙署厅壁上绘画作赞的风气，此可视为唐代厅壁记之萌芽。又《唐会要》卷三九记载：“文明元年四月十四日敕：‘律令格式，为政之本，内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寻览。仍以当司格令书于厅事之壁，俯仰观瞻，使免遗忘。”＼[6＼]824此条记载表明，睿宗时期，厅壁记的主要内容是将各部门的职责、国家相应的法律、格令等录于其上。类似今天政府各部门的职责一样，厅壁记起到了传布朝廷律令、规范官吏职责的作用。
今见《全唐文》所收最早的厅壁记，是孙逖的《吏部尚书壁记》。孙逖为垂拱进士，开元十年举贤良方正，肃宗上元二年（761）卒，是开元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由此知“厅壁记体”始于初唐，由初唐时期“赞”及书于厅壁的律令格式逐渐演变而来，至盛唐臻于成熟。
唐代厅壁记的功能是“叙官秩创置及迁授始末，……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3＼]。具有承前启后、示范来者的借鉴、教育意义，与粉饰太平的馆阁文学大不相同，是中国法制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青山云绕栏干外，紫殿香来步武间。……曾是先贤翔集地，每看壁记一惭颜。”＼[7＼]这便是明证。厅壁记也生动地记录了古代士大夫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心境。诚如唐代吕温所言：“壁记非古也。若冠绶命秩之差，则有格令在；山川风物之辨，则有图牒在。所以为之记者，岂不欲述理道、列贤不肖以训于后，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异于是，或夸学名数，或务工为文，居其官而自记者则媚己，不居其官而代人记者则媚人。《春秋》之旨，盖委地矣。”＼[1＼]3744盖追逐名利，贤愚难免。
“恶而不诬，直举胸臆，用为鉴戒。昭昭吏师，长在屋壁，后之贪虐放肆以生人为戏者，独不愧于心乎？”＼[1＼]3744厅壁记的本意是起到警示作用，然而，有些厅壁记却不为贪者喜欢。如中唐时期元结的《道州刺史厅壁记》著称当时，道州刺史许子良为人贪，遂将元结这篇厅壁记取了下来，将自己所写的一篇文章取而代之。虽然有人看到了这一点，但却“熟视焉而莫之改”。对此，吕温非常气愤：“岂是非之际，如是其难乎？予也鲁，安知其他？则命圬而书之，俾复其旧，且为后记，以广次山之志云。”＼[1＼]3745于是，吕温命人将许子良的这篇厅壁记取了下来，将元结所撰厅壁记重新刻写于厅壁之上。
唐代以后，厅壁记写作仍然盛行，唐人所奠立的厅壁记的文体形态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题名记”等形式。如宋代王禹偁《待漏院记》、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苏轼《密州通判厅题名记》、米芾《明道观壁记》，明代黄仲昭《巡按福建监察御史题名记》，清人奚冈《华岳题名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佳作。二、唐代御史厅壁记的革新和文学史意义今《全唐文》共收录唐代厅壁记101篇，作者除阙名外凡 46人＼[8＼] 。其中，李华、柳宗元、皇甫湜等御史的厅壁记创作尤引人注目。李华天宝二载（743）登博学宏辞科，历仕监察御史、右补阙等，著有《中书政事堂记》《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著作郎厅壁记》《杭州刺史厅壁记》《衢州刺史厅壁记》《常州刺史厅壁记》《寿州刺史厅壁记》《京兆府员外参军厅壁记》《河南府参军厅壁记》《安阳县令厅壁记》《临湍县令厅壁记》等多篇厅壁记＼[1＼]1006-1910。柳宗元，十九岁至二十一岁曾任监察御史，著有《监祭使壁记》《四门助教厅壁记》《武功县丞厅壁记》《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馆驿使厅壁记》《岭南节度飨军唐记》《邠宁进奏院记》等14篇厅壁记，在唐人厅壁记创作中首屈一指＼[1＼] 3459-3462。皇甫湜，贞元中曾任殿中侍御史，著有《吉州刺史厅壁记》《睦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荆南节度判官厅壁记》等5篇厅壁记＼[1＼]4146-4147。马总，元和四年（809）为御史中丞，著有《郓州刺史厅壁记》1篇＼[1＼]2914。丁居晦，开成三年（838）任御史中丞，著有《重修承旨学士厅壁记》1篇＼[1＼]4630。上述唐代御史创作的厅壁记多达33篇，占现存唐代厅壁记总数的33%，可见唐代御史是有唐一代厅壁记创作的主要力量。就其厅壁记创作的内容来看，亦多与御史台经历相关如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柳宗元《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监祭使、馆驿使亦是御史台官员的职责之一。。数量相对较多、艺术成就较高的唐代御史的厅壁记创作，是唐代文学进程中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故本文主要以李华、柳宗元厅壁记写作为例，论述唐代御史厅壁记的革新和文学史意义。
李华为人刚直骨鲠、鹰扬虎视，是唐代著名御史。天宝十一载（752），奸相杨国忠当权，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政十分黑暗。作为监察御史的李华却能独挺流俗，且一贯忠于职守，“宰相杨国忠支娅所在横猾，华出使，劾按不挠，州县肃然。为权幸见疾，徙右補阙”＼[9＼]。御史经历让李华对御史台的职能、运行情况等甚为熟悉，也引起他对社会问题的深深思考，故其厅壁记创作能超越前人，并有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御史大夫厅壁记》云：“君以文明照临百官，官纠其邪，职在邦宪，由京师而端下国，王化所系，不唯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舍决于天心，得失震于人听，举直错枉，果而不挠，则公卿屏气，道路生风。率其属以正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远，苟异于是，为君子羞。”＼[1＼]1906又如：《御史中丞厅壁记》：“皇帝受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人于变，百官设而无事，三辟存而不论，振古未然也。犹以为成岁资于降霜，律人本于持宪，宪司之拜，尤覈名实，王猷其远乎。夫察风俗，平冤滞，踣邪佞，延俊贤，云谁司之，职惟御史。”＼[1＼]1906
李华记述御史大夫的职责是纠劾百官，“举直错枉，果而不挠”。御史中丞肩负着“察风俗，平冤滞，踣邪佞，延俊贤”，澄清吏治，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大使命。意在告诫当政御史要勤于政事、一心为公，切不可明哲保身、误国误民。可见李华厅壁记创作主要是突出该文体的借鉴、警示意义，而将平常惯用的陈词滥调略去不书。
柳宗元贞元十九年（597）由蓝田尉征为监察御史里行，其《监祭使壁记》《馆驿使厅壁记》等均作于监察御史任上。作为关注时事、勇于革新的政治家，柳宗元在厅壁记创作中融入了他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了诸多颇有启发性的真知灼见。如其《监祭使壁记》云：
“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1＼]3459
在御史任上的职业实践，促使柳宗元对社会问题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他独特的、进步的政治思想。该文的深刻之处不仅指出了御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还认为祭祀是一种慎终追远、感悟传统的方式，一语道破了祭祀文化的本质就是教育人们遵道贵德、敬天爱地。这在迷信盛行的封建时代是有进步意义的。再如在《诸使兼御史中丞厅壁记》中，柳宗元直接谈到了治理边疆对唐王朝的重要性：“中丞……使绝域，统兵戎，按州部，专货食，而柔远人，固王略，齐风俗，和关石，大者戡复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壮其威，张其声，其用远矣。”＼[1＼]3460进而批评了朝廷在此问题上“多阙漏”之短视，最后点明写作主旨“由其号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对继任者给予谆谆告诫，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忧国忧民之情怀。相对于“多措浮辞，褒美人才，抑扬功阀，殊失记事之本意”的厅壁记，此文确是言之有物的佳作。
李华、柳宗元的厅壁记创作不但内容上的革新意义明显，而且在唐代文学进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李华的厅壁记纯用散体写作，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声。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角度倡导革新。如李华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宣于志者曰言，饰而成之曰文。” ＼[1＼]1902他的诸多厅壁记创作，如《御史大夫厅壁记》《御史中丞厅壁记》等均用散体文写就，记述简洁真切、不事华藻，议论精警、寄寓褒贬。在当时朝廷公文写作骈文泛滥的环境下，李华的厅壁记纯用散体写作，已开中唐古文运动的先河，对后来的唐代古文运动影响甚大。若无李华和元结的开拓，则不会有韩愈的厅壁记。
第二，柳宗元厅壁记不仅具有明确的“功能意识”，还有自觉的“文体意识”。文体风格是精神的外貌，比人的面部更能反映出人的个性＼[10＼]。文体风格被许多人看来是完全属于个体的东西，是个性、气质、人格在言语行为上的表现。文体风格是思想的外衣，也是个人特质的表现。柳宗元的厅壁记写作突出制度建设、重视“法”的作用，如在《监祭使壁记》中，他详述历代祭祀制度：
“《礼·檀弓》曰：‘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是必礼与敬皆足，而后祭之义行焉。《周礼》：‘祭仆视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诛其不敬者。汉以侍御史监祠。唐《开元礼》：‘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如仪者以闻，其刻印移书，则曰‘监祭使。宝应中尤异其礼，更号‘祠祭使，俄复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虽当斋戒，得以决罚，由是礼与敬无不足者。”＼[1＼]3459
这里虽是记监祭使的职务沿革，却更重视制度建设。其《四门助教厅壁记》《馆驿使厅壁记》等无一不是如此。这显然是对中唐以来违法乱纪行为的一种拨乱反正，可谓柳宗元革新、变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柳宗元在厅壁记写作中有着主观情感的充沛投入，注入其鲜明的主体意识，指斥批判语言辛辣、发人深思。如果说“永州八记”等代表了柳宗元散文的艺术成就，那么，厅壁记则昭示了作为伟大文学家和卓越思想家的柳宗元二者契合的独特方式，这正是其厅壁记能超越前贤、在中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原因。
三、唐代御史厅壁记的文献学价值
唐代厅壁记的作者，率多当时文章圣手，又对唐代职官沿革、迁转情况等颇为熟悉，故其厅壁记写作保留了大量唐代经济、政治、历史、官制、地理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利用此类厅壁记能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使后人更清晰、深入地了解当时情况，因而有着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一是订补现存史志文献之阙，促进唐史研究的深入。如李华《御史大夫厅壁记》中论唐代前期御史大夫的政治地位：“距义宁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参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声以棱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开元、天宝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务简益重，地清弥尊，任难其人，多举勋德。至宰辅者四人，宰辅兼者二人，故相任者一人，兼节度者九人，异姓封王者二人。”＼[1＼]1906有关御史大夫的迁转情况，唐代史料并无专门记载，这段文字给我们详细记录了御史大夫的任职迁转情况，弥补了史家记载之不足，非常珍贵。
唐代御史知馆驿的职责，《唐六典》无记载。《唐会要》卷六一“馆驿使”云：“大历十四年九月，门下省奏：‘两京请委御史台，各定知驿使御史一人，往来勾当。”王溥特别注云：“谨按《六典》及《御史台记》并《杂注》，即并不言台中有馆驿使。”＼[6＼]1247由此看来，宋人尚不能肯定唐代御史知馆驿使的具体时间及详细情况。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则解决了这一问题：“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畴，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牍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1＼]3460该厅壁记有关唐代驿站情况的记载十分具体，比两《唐书》更为详细，确切指出了设置馆驿使的具体时间和馆驿制度的运作情况，为研究唐代交通、馆驿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二是有助于对唐代文学发生背景的了解。要深入研究唐代文学，厘清文学进程及演变的历史背景非常重要。对于背景的理解，仅靠史志文献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大多未记载许多细节性问题。利用厅壁记相关材料，更有助于了解与文学相关的社会习尚和社会文化背景。今举二例来说明。
柳宗元在监察御史任上，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后迁礼部员外郎。韩愈当时亦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有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刘与柳。”但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在监察御史任上的活动情况却不甚明了。从柳宗元撰写的厅壁记中可以窥见其任职情况，《监祭使壁记》云：“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进而领焉。明年，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由礼与敬以临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于是始为记。”＼[1＼]3460从这段记载可知，刘、柳在新职位上意欲图强，改革不适宜的法令而“官事益理”。再证之以监察御史韩泰完善馆驿制度的措施，可知“永贞革新”的主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等人在御史台已经开始变法图强和革除旧政，三人后来积极参加“永贞革新”，实有其政治思想發展的必然性。这篇厅壁记对我们客观评价刘、柳的文学主张、文学思想以及二人私交等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韩愈任国子博士时作《进学解》，借以抒发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牢骚，历来公认是韩文中的名篇。《旧唐书》本传云：“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11＼]这里涉及中唐学官的政治地位问题。柳宗元《四门助教厅壁记》云：“贞元中，王化既成，经籍少间，有司命太学之官，颇以为易。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1＼]3459学官在当时被视为“清而不要”的闲官，中唐好文章者皆以任学官为耻，而韩愈“三为博士”，难免要“不平则鸣”。由此，对于韩愈心中所烦扰着他的“学官情结”和“以自嘲写自负”等，我们有了更为深切的了解。
封演曾说唐代“朝廷百司诸厅皆有壁记”＼[3＼]，我们推测有唐一代的厅壁记数量要远多于此。唐代厅壁记流露出的情感较为真挚，厅壁文学作品又因过往观览者人数较多而成为公共空间，也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风景，其公众宣传、社会传播以及所具有的官箴教育意义亦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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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ng Bi Ji is a special literary style which was engraved in the ancient yamen on the walls with ancient records of official history， system gains and losses， promotion of officials. The writing of Tang Dynasty censor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role of law. Some even rised up to the level of state will， and distinguished itself from Guange literature which presented a false appearanc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It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Chinese legal history. Ting Bi Ji in the Tang dynasty boasts unique literary value. On the one hand Ting Bi Ji of Lihua and Liu Zongyuan were written in prose and opened the ancient prose movement in the middle and Ta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eation of Ting Bi Ji was filled with distinctive subject consciousness， satirical expression and thought-provoking ideas. Ting Bi Ji in Tang dynasty has philological value：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o promote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ang dynasty； to help understand the background of Tang Dynasty Literature. Ting Bi Ji in Tang dynasty serves an important role in publicity， soci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opinion guidance.
Keywords：Tang dynasty； censor； Ting Bi Ji； literary value； philological value
（編辑：李春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