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视角下的《愤怒的葡萄》
内容摘要：本文运用生态语言学批评方法，对《愤怒的葡萄》中的非生态话语进行分析，明晰话语背后的生态哲学，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警示和推动作用。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批评 《愤怒的葡萄》 生态哲学
一.引言
语言学家豪根把“语言生态”定义为研究语言和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开创了生态语言学的一大范式——“作为隐喻的生态学”。1990年韩礼德发表了题为《意义的新途径》的讲话，倡导对话语或文本中的生态或非生态因素进行批评分析，把语言研究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可能途径之一来探索（赵奎英113）。这一个研究范式因此被称为“批评的生态语言学”。
21世纪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生态恶化使得“批评的生态语言学”愈加重要，衍生出许多运用范式。生态语言学的“超学科性”使其能运用到多个领域，为人们提供正确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文学与生态语言学批评的结合拓展了两者的疆域，可以同时给予两门学科新的视野。
《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以下简称《葡萄》）是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的长篇小说，讲述了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一个农民家庭西进寻找生存机会的悲惨故事。目前国内外针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主要从文本解读、人物分析、生态女性主义等角度展开，鲜少聚焦在其语言的生态特点上。《葡萄》中大量的话语反映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观，因此从生态语言学角度进行文本批评不仅有效，而且能了解语言与生态如何相互映射。本文选取小说第一章进行研究，分析小说的非生态话语，明晰话语背后的生态哲学，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警示和推动作用。
二.施事与受事
根据韩礼德的说法，及物性构成了我們表述外部世界经验语法的一部分，它把人们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分成若干种“过程”。通常人类是这些过程中最活跃的一端，而非人类、非生命处在另一端，只有在灾难性的语境下，非人类才会更频繁得充当施事者（韩礼德194）。
《葡萄》第一章再现了上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真实环境，为故事展开进行了背景的构建，并且多种语言特色能够从侧面解答本研究提出的问题。其中之一的语言特色就是施事与受事的选用。
第一章三分之二的句子都由非人类做主语，比如“沙尘”、“风”、“太阳”等，只有章尾出现了较为密集的以人做主语的情况，可以发现这一章符合韩礼德所说的“灾难语境”。
①The dust from the roads fluffed up and spread out and fell on the weeds beside the fields， and fell into the fields a little way.（大路上的尘埃飞扬起来，落在天边的野草上，落在附近的田地里。）
②Now the wind grew strong and hard and it worked at the rain crust in the corn fields.（现在风更大了，刮着玉米地里雨后干结的地面。）
例句①描述了尘沙的运动轨迹，展现了黄沙漫天的景象。这个句子使读者将焦点放在黄沙的可怕、人类的被动无助上，营造了一种假象，似乎在这场生态灾难中自然是加害者，人类是受害者。事实上，三十年代美国大平原上发生的尘暴的“形成是因为美国的那种不断膨胀的能量最终触及到了一片多变的边际土地，破坏了那里已演化出来的脆弱的生态平衡”（沃斯特4）。人们过度开垦土地，进行机械化大生产，导致草皮大量减少，水土流失，最终带来了尘暴。例句①通过将“dust”放在主语位置，隐藏了真正的施事者。
例句②由两个短句构成，主语是“风”。这个句子前半部分是关系过程，具体说是归属类中的内包式，后半部分是物质过程。归属类句子指某个实体具有哪些属性，归属类中的内包式指的是“某个实体是某类实体中的一份子”（韩礼德120）。在例句中，“wind”具有“strong”的属性，而这个属性是自身就有的，强调了“风”的自主性。物质过程是做某件事的过程，这类句子表达了实体做了某件事，或者对另一个实体做了某件事（韩礼德110）。例句②的第二部分就是一个有两个实体，存在作用和被作用的物质过程句。“风”是自然力量的代表，而“玉米地”则是人类力量的代表，这个句子表现了自然力量对人类力量的单方面压迫，掩盖了人类对自然的破坏。
三.生态认知框架的构建
莱考夫的框架理论认为框架帮助人类认识现实。斯提布在《生态语言学》一书中就探讨了如何借用框架理论进行生态语言学批评。他认为一个框架具有目标域和源域，源域即“资源框架”，目标域即“自然”。比如，人们会用“自然资源”指代“自然”，用“木材”表示“森林”，诸如此类词汇都是根据人类的需求创造的（53）。其背后的生态观是“自然必须被当作资本”（沃斯特6）。
《葡萄》第一章中的词汇“dust”和“earth”即构成一个框架。文中，这两个词屡屡出现，而且每次出现时都具有正邪、强弱的语义色彩。“Earth”译为“泥土”，是我们在说明一个地方生长着作物，建造了房屋时所使用的;“dust”译为“尘土”，是干松的泥土飘散时我们看见的东西。第一章中“尘土”出现了24次，“泥土”出现了9次。“泥土”出现时经常伴随着 “scarred”，“pale”等词，“尘土”伴随出现的词有“formed”，“lifted t”，“fluffed up”等。泥土是苍白的，伤痕累累的，而尘土刚形成，处在上升势头。韩礼德曾指出新闻用语中常见的“增长主义”倾向（即表增长的词汇被频繁使用）源于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加重了我们对自然的索取（30）。在小说第一章中，表增长的词被用在了“尘土”上，形成了独特的效果。土地日渐贫瘠，尘土却肆意张扬，两组相反的词汇引起了读者对生态灾难的恐慌。但是，泥土和尘土本是同种事物，是人类赋予了它们截然相反的涵义。因为人为破坏，“泥土”变成了“尘土”，威胁日常生活，人类因为自己创造的认知框架而感到害怕。所以，从头至尾，伤害自然和人类的其实是这套陈腐的框架，是人类中心思想。
四.委婉语的使用
William D.Lutz将双言巧语（doublespeak）分为四类，其中之一是委婉语（euphemism）。Mary Kahn总结了科学文献用语的非生态特点，第三种就是通过使用委婉语掩盖事实。她指出委婉语能化负面为正面，让使用者逃避责任（Fill&Mühlh？usler243）。如以下句子：
③The plows crossed and recrossed the rivulent marks.（耕犁在雨水流过的印迹上来回地划了一列列的犁沟。）
④...where the wheels milled the ground and the hooves of the horses beat the ground...（在车马往来，路面被车轮磨损和马蹄践踏的大路上）
⑤Every moving thing lifted the dust into the air.（地面上的各种活动都会把尘土扬到空中。）
为什么说这三句话是委婉语呢？因为它们都隐藏了真正的施事者。耕犁、车马、汽车等都需要人去操作。耕犁和犁沟暗示了此地的农业开发。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号召全国种植小麦，再加上拖拉机的使用，最终让土壤失去了活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句“耕犁在雨水流过的印迹上来回地划了一列列的犁沟”就将责任转嫁给了无辜的器具。美国在经济萧条前实现了汽车的流水线制造，到了30年代汽车的普及率大大提升。尘暴之下穿行的汽车无疑加重了生态环境的负担，其背后推手当然还是人。三个例句回避了人的作用，例句⑤甚至隐晦地将人为破坏概括为“地面上的各种活动”。虽然这一组例句也是将非人类用作主语，但功能和例句①②有差别。例句①②并非委婉语，它们侧重在将人与自然作为两组对立的事物，而例句③-⑤对真正的主语避而不谈，委婉得免除了责任方。
五.结语
综上，本文对小说《愤怒的葡萄》第一章的语言做了生态语言批评，总结出表现了语言非生态性的三个特征。但是，这种非生态性并非斯坦贝克的生态观的体现，因为斯坦贝克“不仅深入了解过大自然，还积极思考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高祥峪159），小说第一章的视角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精神指导下的剥削者的视角。最后，生态话语分析作为生态文明教育的有力工具，能够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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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赵奎英.生态语言学批评与研究的五大动向[J].南京社会科学2019（8）：112-120.
（作者介绍：傅含芳，宁波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