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科学理念及伊休夫科技事业的发展
[摘 要]犹太人是现代科学的推崇者与实践者，可以说追求科学精神与技术进步贯穿于犹太人复国以及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本文追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人的科学理念;聚焦于伊休夫时期巴勒斯坦科学研究工作的布局与专门人才的培养;分析了特殊的民族遭际给科技事业所赋予的特殊政治使命;强调伊休夫科技事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保障了移民垦殖活动的顺利进行，也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科学与智力基础。
[关键词]犹太人，伊休夫，以色列，科学技术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20）14-0046-10
1800多年的“大流散”（Diaspora）经历造就了犹太人对周围环境和新事物的敏锐反应和快速接受能力，尊重教育的文化传统使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与其他民族相比保持了较高的知识水准。近代以来，在启蒙理性的影响之下，科学事业在欧洲大陆兴起，欧洲社会的犹太知识分子也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及科学运动之中，科学的理念与精神已经深深扎根于犹太世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在回归巴勒斯坦的过程中，其多数派别始终以科学为复国之利器、以技术为立足之根本，他们心中的民族家园不仅是“流着奶与蜜的沃土”，也是科学技术与文化繁荣的圣地。因此，伊休夫①的犹太人把科研事业赋予了明显的政治象征意义，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科学研究体系，推进技术进步，为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科学基础。本文以犹太人的科学理念为切入点，聚焦在恶劣自然条件与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科学事业如何契合了犹太人建国的目标、理想与意识形态，从科技史的角度挖掘当今以色列成为典型的“创新驱动型”国家的历史渊源。②
虽然散居在不同国家的犹太人大多忠诚于寄居国，但回归故土和恢复民族家园的渴望在犹太社会一直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后形成了许多思想派别，如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等。这些派别的领袖们虽然在如何建设民族家园问题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对科学技术的尊崇却是大多数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不仅仅因为犹太文化的塑造，也来源于犹太民族的特殊经历所带来的忧患意识与生存压力。可以说，追求科学精神、技术进步与文化塑造，贯穿于以色列民族国家建构的整个历史过程之中。
早期的犹太思想家就把科技进步与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Zionist Socialism）之父摩西·赫斯（Moses Hess）1862年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罗马与耶路撒冷》（Rome and Jerusalem）一书引用了欧内斯特·拉哈安妮（Ernest Laharanne）的名言：“对犹太人的伟大召唤之一就是：成为沟通三大洲的桥梁;成为文明的传递者，将文明传递给那些仍然缺乏经验的民族并担任他们科学的老师，唯有如此，你们的民族才贡献良多。”①1896年，西奥多·赫茨尔在维也纳出版的《犹太国》（The Jewish State）一书唤醒了“民族国家重建”这一古老的观念，引起了犹太世界的巨大反响。赫茨尔对民族国家的建立有了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强调“犹太国家的建立是以科学方法的运用为前提”，“现代犹太人的移民必须按照科学原则来进行”。犹太国家的目标之一将是“参与一切值得尊敬的活动，努力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取得进步”。“要把巴勒斯坦建设成犹太人的现实家园，同时也是犹太民族主要的精神、文化与科学中心”。②赫茨尔指出：犹太人不再是“另类”“陌生者”，而是国家的合法公民与建设者。关于犹太国家的设计简单，但操作起来复杂，将由两个机构——“犹太协会”（The Society of Jews）与“犹太公司”（The Jewish Company）来落实，前者负责政治与科学领域的筹备工作;后者将代理犹太人的商业利益，并组织新国家的商贸活动。“民族之家”必須要做好制度上的谋划，“为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安排就业，为所有的工程师、建筑师、技术人员、化学家、医师和律师们找到工作”;③“我们必须利用一切现有的、以及未来的宝贵的发明创造，依靠这种手段，我们才能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并以前所未有的成功的可能性，去占有一块土地，去建立一个国家”。④1897年8月29日，在赫茨尔的号召下，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World Jewish Congress）在巴塞尔召开，标志着犹太人的建国计划更加务实。会议认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立足需要犹太实业担当重任，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理应先行。此后，赫茨尔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技术进步是德国以及其他欧美国家领先世界的根本因素，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必然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相伴随。
《犹太国》出版之后，赫茨尔一直想写一部小说，其目的是“作为一种宣传，以激发犹太民族对于复国理想的忠诚与信任”。他于1902年4月完成了《阿尔特纽兰》（Altneuland）（即《古老的新大陆》（Old-New Land），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赫茨尔“痴迷于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熟悉它们的发展并敏锐意识到它们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赫茨尔的设想是：“在充满激情和包容的现实家园（巴勒斯坦地），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和改善经济，内盖夫的化学、金属、矿物（包括石油）等资源被充分地开发”;“从大学、技术学院、农学院和商学院毕业的人给这里带来了建设国家所必需的各种技能”;身无分文的年轻知识分子纷纷告别反犹主义盛行的国土，把最新的技术设备、城市规划、铁路、运河、农业、工业及其他技术带到这片蛮荒之地，犹太定居者用二十年的时间让文明世界的现代化经验在巴勒斯坦落了根。在赫茨尔的想象中，圣城耶路撒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福利机构、医院、诊所临街而立，大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和平宫殿，来自世界各地的和平爱好者、科学家在此举办国际会议，耶路撒冷已成为人类精神的最高追求——信仰、爱与知识的家园。”⑤
1903年，年仅44岁的赫茨尔因突发肺炎英年早逝，他给犹太人留下的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World Zionist Organization），“他还奏响了犹太民族复兴的主旋律，这一主旋律有益于建构与升华塑造希伯来民族英雄所必需的品质，他把犹太民族的精神渴望内化为具体的、真实的形态”。⑥之后，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逐渐成长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魏茨曼出生于俄国与波兰交界处的小镇，在平斯克（Pinsk）读完中学后留学德国并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柏林深受《犹太国》一书的影响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1904年移居英国后，他在曼彻斯特大学教授生物化学，由于成功完成了新炸药的研制工作而获得英国高层的器重，为1917年《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的发表立下了汗马功劳。魏茨曼在犹太国家建设路径的设想上与赫茨尔有较大分歧，他认为犹太国家的建立不能仅仅依靠西方大国的支持与办公桌上的协议文本，而是要依赖民族整体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世界犹太人的实际援助。作为一位科学家，魏茨曼对科学技术有更为深入的认识，他认为科学精神应该成为民族家园的基本风貌，犹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人类所信奉的各种技能，探寻对所有信仰及所有民族都开放的知识”。他特别强调：“大学对犹太民族的重要性不亚于圣殿——和圣殿一样，大学将成为犹太民族的精神中心;和圣殿不同，大学应该培育世俗民族主义。”①魏茨曼关于科学的精妙论断后来被镌刻在雷霍沃特（Rehovot）以色列国家剧场里：“我确信，科学将为这片土地带来和平与青年的新生，会成为创造新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源泉。在这里，我谈论科学是为了科学本身，也是为了应用科学。”②
1935—1948年，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出任伊休夫自治机构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Jewish Agency）的主席职位，他反对魏茨曼所代表的“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温和派，坚决主张迅速脱离英国，建立犹太民族国家。尽管本-古里安和魏茨曼在“民族家园”的外交指向、建设理念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差异，但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没有任何分歧。③作为当时伊休夫的实际领导人，本-古里安一方面高度认同劳工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阿龙·大卫·戈登（Aaron David Gordon）的观点，认为劳动是塑造个人品质与民族精神最有效的手段，强调“劳动是将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力量”，“劳动是创造民族文化的基础”，“劳动能够治愈民族的顽疾”。④但另一方面，他在很大程度修正了戈登以“劳动崇拜”来对抗“专家决定论”的观点，⑤赋予科学技术及智力劳动以崇高的使命，他认为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必须建立在“心智洞开”“科学先导”及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这不仅仅是处于发展的考虑，更是安全的需要。他强调对于犹太人而言：“教育与知识不再是奢侈品，而是为生存而斗争的主要工具”;“我们的道德和智力水平远胜过我们的邻居。这是我们主要的优势，也是我们唯一的优势”。⑥
犹太人对科学的推崇还表现在对科学家的极度尊重，建国后不久以色列政府就邀请爱因斯坦接任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1952年11月，魏茨曼总统去世后，希伯来语日报《晚报》（Maariv）总编阿兹列尔·卡勒巴克（Azriel Carlebach）发起一场公众运动，敦促以色列政府将总统职位授予爱因斯坦。11月17日，以色列驻美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正式致函爱因斯坦，表达希望其担任总统的意愿。18日，爱因斯坦向政府正式回函，真诚地婉拒了邀请：“对于以色列国授予我这个职位我不胜感激，但又同时感到诚惶诚恐难以接受，我一生都在与客观物质打交道，因此在正确地处理人民的事务和发挥管理职能方面缺乏天生的禀赋和实际的经验……”⑦邀请爱因斯坦担任总统职位虽然没有成行，但它昭示着“科学与技术已成为维持这一新生国家生存的核心竞争力”。⑧
伊休夫的发展史证明了科学思想与技术理念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须通过一个认识过程，这一过程也是任何民族国家建构必须经历的思想历程。“伊休夫”的历史证明：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基布兹主义者放弃偏见，积极地拥抱科学、崇尚技术，并以此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
为了应对巴勒斯坦地区的严酷环境，伊休夫时期犹太社团的垦殖活动不得不依赖科学技术而存续。在世界猶太复国主义组织介入之前，早期的移民垦殖主要由犹太慈善家推动。英国贵族、犹太慈善家摩西·蒙特费奥里（Moses Montefiore）于1860年在耶路撒冷旧城外围建立了第一个犹太居住点，之后又6次访问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雅法（Yafo）、萨法德（Safed）、太巴列（Tiberias）等地建立定居点。到1882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达到2.4万，其中耶路撒冷有大约1.5万人。另一位被称作“巴勒斯坦犹太社团之父”的埃德蒙·德·罗斯柴尔德（Baron Edmond de Rothschild）男爵，从1882年到1890年的18年间，单独经办了7个农业定居点。慈善家们在投入资金的同时，也特别支持各地的技术人员与工程师移居巴勒斯坦，当时形成了两个非常有影响的工程技术群体，一个来自德国、中欧（霍亨索伦王朝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区域），另一个来自东欧。这些人主要从事农业开发、工程勘测、沙漠探矿、水源发现、建筑设计、医疗卫生等技术类的工作。来自德国、中欧的工程技术人员普遍讲德语，深受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Haskalah）的影响，认为科学、技术与文化是复兴圣地的主要手段。他们主张民族家园的建设不仅要发展实体经济，还要建设世界犹太人的精神家园与文化中心。而来自东欧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都深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犹太问题”是社会问题，应该以农业定居点为基础推进民族经济的独立与公平的社会改革。尽管存在观念上的分歧，但工程技术人员作为精英群体在巴勒斯坦的开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是垦殖活动的主力军与保障者，也成为后来世界犹太人与伊休夫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正是这些技术群体的存在，从1870年到20世纪上半叶，虽然巴勒斯坦的垦殖活动充满曲折，但技术进步的步伐从未停息。①大萧条时期，世界经济逆转，伊休夫却由于犹太移民的大规模进入而出现了经济繁荣。1929—1936年间，有18.8万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特别是1933—1935年，有2.5万德国移民进入，“在他们中间，有大量的商业和专业人士：医生、律师、工程师和科学家。还有许多专家，他们在工业、商业和金融方面受过良好教育并富有经验。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对巴勒斯坦的经济发展起了专业作用”。②“德国犹太人带给巴勒斯坦的不仅是资金与专业技能，还有文化转变的种子”。③与此同时，英国托管当局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一定的投资，如1929—1933年修建海法港，1937年修建卢德国际机场与伊拉克—海法石油输出管道等，这些工程的实施也促进了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汇集到巴勒斯坦。
在移民与开发的过程中，科研机构的创办是伊休夫重要的科学实践活动，这些科研机构涵盖了化学、农业、气候、土壤、水资源、动植物生命、灾害与疾病、地理以及地质等方方面面。化学研究是伊休夫科研事业的领头羊，其作为一门学科是在德国率先兴起并迅速发展。1890年以后，物理化学的跨学科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电化学和气体反应的研究中，德国科学家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负责上述科学活动的几位科学家都是犹太人或犹太后裔，如阿道夫·贝耶尔（Adolf Baeyer）、奥托·瓦拉赫（Otto Wallach）、理查德·维尔斯坦特（Richard Willstatter）、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保罗·欧立希（Paul Ehrlich）、海因里希·卡罗（Heinrich Caro）等。纳粹上台之后，对犹太人的驱逐与迫害不断升级，导致越来越多犹太科学家移居巴勒斯坦，同时与化学相关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魏茨曼的大力扶持。
魏茨曼科学研究院（The 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前身是1934年在雷霍沃特成立的丹尼尔·希夫研究所（Daniel Sieff Research Institute），④该研究所是以化学为核心，魏茨曼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1949年研究所扩大并更名为魏茨曼科学研究院。魏茨曼一直期望建立一个世界级的科学研究中心，他认为这个中心的存在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对犹太国家的长久存在至关重要。该研究所只培养理科研究生，没有文科项目，也不培养本科生，是一所纯粹的科研机构。成立之初有10位研究有机化学和生物化学的科研人员。到1949年魏茨曼研究所已在9个领域内建立了60个实验室，其中包括有机、无机和生物化学、光学和电子学、细菌学和生物物理学、聚合物和同位素研究以及应用数学，魏茨曼研究所的建立极大地推动了伊休夫时期的科研活动，也“正是这些科学家的出色工作使伊休夫的化学研究达到了国际水平”。①
农业一直是伊休夫的支柱产业，农业研究也成为伊休夫科研活动的重点。早在1908年前后，出生于立陶宛的农学家伊扎克·威尔堪斯基（Yitzak Wilkansky）就在本舍门市（Ben Shemen）创办了实验农场。作为一位拉比的儿子，他赴德国学习农业科技，立志以农业进步来推进犹太人复国梦想的实现。威尔堪斯基强调农业开发不能照搬外来经验，必须从巴勒斯坦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带领农业工人开展土壤改良，推行庄家轮作制，并通过杂交培育鸡牛等动物良种。②1910年，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委员会授权艾伦·阿龙森（Aaron Aaronsohn）在阿斯里特（Athlit）建立农业研究站，研究小麦的品种，在耕作方式、农具的使用、小麦育种、柑橘种植等方面进行试验，并为农民提供农业资讯。艾伦·阿龙森后来因为与英军合作，在巴勒斯坦建立了“尼里”（Nili）③间谍网络，农业研究站则被奥斯曼当局摧毁。犹太垦殖协会还在约旦河谷建立了研究站，以推进河谷地区的农业发展。
犹太代办处农业研究站（Agricultural Research Station of the Jewish Agency for Palestine），1921年建立于本舍门市，是响应魏茨曼的倡议在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它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地从旱作农业转向家畜养殖与灌溉相结合的混合农业模式的开始。④农业研究站主要研究植物学、动物学和地质学，对选择开垦区域的土壤、气候、植物和动物状况进行调查，提供基本的技术支持。⑤1927年，雷霍沃特又设立了研究中心，本舍门的实验农场也迁到这里，主要研究移民定居点当时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如大田作物实验、混合灌溉模式、改良家禽、动植物育种等。早期的研究站缺乏专业研究人员，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两次移民潮之后，一批合格的农业专家、动植物专家、水利专家聚集到这里，雷霍沃特的农业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后来成为以色列主流作家的伊扎尔（Yizhar）充满深情地写道：“……肥沃的柑橘园中，一片片青翠绿得发蓝，金合欢围绕着篱墙散发着阵阵香气，金色的花朵点缀在金色的道路上。骆驼们驮运着沉重的柑橘箱，灌溉池如梦幻般荡漾，鲁莽的小伙子们在池中尽情畅游。”⑥雷霍沃特诞生了伊休夫最先进的农业技术，“德裔犹太科学家和农学家们，用他们的天赋和学识改变着这个殖民国家。1936年的雷霍沃特是安详、冷静、和谐的，这里孕育着未来的种子，一个令人惊异的未来将展现在我们面前”。⑦
雷霍沃特研究站也把工作扩展到其他地区，从而引领了整个伊休夫的农业研究与实践。农业顾问经常带着农业新技术、新种子和牲畜饲料前去拜访基布兹的农民和莫沙夫合作社。“幸运的是，在研究机构与拓荒者之间很快就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巴勒斯坦农业人口的教育水准高，这就使得他们能有效地参与研究活动。拓荒者急于尽快获得农业知识和先进经验，并使之适应当地的情况。研究人员发现，拓荒者中间有许多人有兴趣参与在自己农场进行的实验工作。另一方面，拓荒者把每日生产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来，时常能给研究活动指明方向。”⑧这一时期，巴勒斯坦托管当局还关注了阿拉伯农业的发展需求，在阿克（Acre）设立了一个农业研究站，由英国人主持，很多犹太人参与其中。阿克及犹太人的农业站在粮食新品种推广、家禽改良等方面相互分享经验。到了19世纪40年代，“毫无务农经验与知识就开始创业的拓荒者，已经掌握了高度的专业技能，在研究人员和推广普及指导员的帮助下，他们迅速获得了耕作的知识，取得了惊人成果。在立国时，已经有了一个现代化的犹太农业。它能够利用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一点儿也不逊色于有着世代务农经验的发达国家”。①
伊休夫的医疗服务及医学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1838年，第一批来自英国的医生在耶路撒冷创办了为巴勒斯坦地区所有居民提供医疗服务的诊所，此后犹太慈善家陆续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为犹太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院。1843年，蒙蒂菲奥里向耶路撒冷派遣了第一批犹太医生并运送药品。1854年，巴黎的罗斯柴尔德家庭在耶路撒冷老城锡安门附近建立了罗斯柴尔德医院。②1857年、1879年以及1902年，耶路撒冷陆续又建起了三家宗教医院。③1891年，在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导下，雅法医院开始运营。1912年，美国妇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哈达萨（Hadassah）④向耶路撒冷派遣了一个为孕妇和儿童提供健康服务的护士小组。1916年，哈达萨组织开办了第一家妇幼诊所，并在此开创了巴勒斯坦地区医学研究的先河。⑤1918年8月，该组织派遣医疗代表团（44名专家和20名护士）带着先进的医疗设备到达巴勒斯坦地区建立医疗组织。在以后的几年中，哈达萨在雅法、特拉维夫、萨费德、海法等中心城市开办了医院。⑥到1948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建立了多家医院、护理学校、护理中心，还为耶路撒冷儿童進行例行的卫生检查，发展社区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⑦与此同时，巴勒斯坦的许多医疗机构都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医学研究，与医学院校展开了多方面的合作，围绕着当地的流行疾病与医疗需求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临床研究与医药开发。
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开始考察研究巴勒斯坦地区的资源、物种及人文风貌，早在1908年，以色列·阿哈隆尼（Israel Aharoni）就开始对巴勒斯坦地区进行动物学调查。在随后的38年间，阿哈隆尼长期穿越于沙漠与山水之间，致力于收集物种，编写当地的动物目录，“像亚当一样用希伯来语命名它们”，并发表科学报告，撰写关于巴勒斯坦地区的希伯来语野外指南，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在1943年出版了《希伯来动物学家回忆录》（Memoirs of a Hebrew Zoologist），该书问世后不断重印，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⑧当时有一批像阿哈隆尼这样的犹太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理学家和地质学家散居在巴勒斯坦犹太移民区，他们一方面参加垦殖活动，是普通的劳动者，但同时又经常深入野外，从事各种各样的学术考察与科研活动。
巴勒斯坦犹太社团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科研事业，立足于解决移民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有力保障了移民垦殖活动的顺利进行。尽管早期的犹太移民所建立的农业、工业、医疗、生物等研究机构以及他们所从事的科研工作大多自发、分散，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布局，但这些研究机构仍然为“现代科学研究、技术发展、新一代科学家的培养奠定了功能化和建制化的基础”。⑨
伊休夫时期，来自世界各地的技术移民一直是科技事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各类教育机构也迅速成长为科技活动的人才培养基地。在伊休夫的教育体系中，技术类学校从一开始就承载着科学研究的职责。如1870年巴勒斯坦建立的第一所农业学校——米可维·以色列学校（Mikveh Israel School，希伯来语为，意为“以色列的希望”）是法国世界犹太人联盟（Alliance Israélite Universelle）①创建的，目的是向青年人进行农业教育和农业技术培训，该校成立后的几十年一直是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主要的农业研究和农业技术收集出版中心，以色列各地的许多定居点、村庄和基布兹都是由该校的毕业生创办的，以色列的第一本关于农业技术的书籍也是该校老师编撰的。②1922年到1927年，在纳哈拉特·耶胡达（Nahalat Yehuda）等地还建立了多所妇女培训农场，向妇女学院传授蔬菜、树苗、奶牛、家禽、养蜂等多种经营的基本教育。③
同时期伊休夫的高等教育也已开始布局，早在1882年，德国拉比、数学教授兹维·赫尔曼·沙皮拉（Zvi Herman Shapira）首次提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大学的构想。④1897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讨论并赞同了沙皮拉的想法。会后，魏茨曼、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和伯特霍尔德·费雯尔（Berthold Feiwel）出版了名为《犹太高等学校》（A Jewish Higher School）的小册子，提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所犹太人的大学预科，作为技术和农业工作的职业培训学校。⑤他们写道：“一个可以使犹太青年完全献身于科学，也可以完全献身于他们的人民的地方……他们为民族服务，也是其生存和创造能力的荣耀证明，这一证明将为国家更大的成就提供力量和信心。（而在此之前）犹太青年不能在他们出生地学习某一职业，科学之门为他们而关闭……重要的犹太学者，因为他们的出身背景而被剥夺权力。”⑥
1901年，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五次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上，决定在奥斯曼帝国内创建一所犹太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该校由德国犹太人的以斯拉基金（Ezrah）出资筹建，于1912年4月破土动工，1924年落成并对外招生，是以色列最古老的大学。大学校址由古里安挑选，爱因斯坦为学校落成揭幕。首批招收了16名学生，主修土木工程和建筑专业。在一战期间，该校吸纳了许多或移民或逃难来的犹太裔科学家，实力大增，是以色列早期科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摇篮。
在以色列理工学院建立之前，创办希伯来大学的提议已多次被提出。1913年，在第八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希伯来大学的建立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达成共识，成立了希伯来大学筹建委员会，并选定了耶路撒冷的斯科普斯山（Mount Scopus，希伯来语意为瞭望山）作为大学的校址，购买地皮的资金由雷伯·古德伯格（Leib Goldberg）领导的俄国犹太复国主义基金筹措。⑦1918年，希伯来大学在耶路撒冷科普斯山上举行奠基典礼，主持典礼的魏茨曼讲道：“新生活的第一个胚芽将从战争的悲凉与痛苦中产生……这所大学将成为犹太精神文明的发展中心。”⑧1921年，爱因斯坦的第一次美国之行就是受魏茨曼的恳请，在美国作巡回演说，为这所新大学筹集资金。1923年，爱因斯坦唯一一次对巴勒斯坦的访问就是作开校科学讲座。1925年，爱因斯坦在《新巴勒斯坦》（The New Palestine）上发表了《我们大学的使命》（The Mission of Our University）一文，明确指出科学工作的普世主义原则，警告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大学建立造势。⑨同年，希伯来大学正式建成。在希伯来大学的首次开学典礼上，贝尔福（Balfour）勋爵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呈现在你们面前已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远景……犹太民族将把举行庆典的这一天作为它远大前程的一个里程碑来纪念。”⑩赫伯特·路易斯·塞缪尔（Herbert Louis Samuel）则强调，这所新大学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与文化内涵，“是巴勒斯坦各民族消除分歧取得谅解的工具与手段，必将成为古典学与现代科学密切融合的摇篮”。“在这个智慧之家，将同时教授和学习最古老的文学和最现代的科学。”①这一天魏茨曼也发表了饱含深情的演讲：“我们今天要揭幕的是一所希伯来大学，这所大学以希伯来语为教学语言。但是，如果一所大学不追求普遍价值，她就什么都不是。大学不但是为了追求人类所信奉的不同形式的知识，而且是一个不分民族、信仰且向所有男女开放的自由的学术共同体。”②
魏茨曼在多种场合强调希伯来大学必须把科学研究放在第一位，以科研服务于犹太人建设民族国家的大业。美国犹太人犹大·雷伯·马格内斯（Judah Leib Magnes）被任命为希伯来大学的首任校务长（校长空缺），他深刻地认识到这所大学是犹太人科学理想的呈现，也是耶路撒冷成为世界科学中心的肇始。马格内斯说道：“我敢这样说，建立希伯来大学对于科学的重要性超过以色列和耶路撒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表现在大学更深地掌握和了解以色列故土和耶路撒冷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犹太人应当以此为满足，以以色列故土、耶路撒冷城能成为科学的中心为自豪，以耶路撒冷开始利用现代方式发挥其历史作用为骄傲。”③作为以色列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建设得到了世界各地猶太裔学者的大力支持，学校第一届董事会由多位著名犹太人士组成，包括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马丁·布伯、爱因斯坦④、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等20人。
希伯来大学初期只有微生物、化学和犹太研究三个系，共有33名教员，141名学生。一年之后，又设立了巴勒斯坦自然史研究所和卫生学系。1931年，第一批13名文学硕士被授予学位，1936年开始授予博士学位。建校初期的研究领域涉及植物群、动物群、以色列的地质地理及地方疾病防治等。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欧洲反犹浪潮的兴起，大批移民的涌入使得学校力量迅速壮大。整体来看，伊休夫时期的希伯来大学在化学与犹太研究两个学科领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就化学而言，“德国人和在德国受训练的化学家与微生物学家为当时和后来的以色列许多科学发展奠定了基础”。⑤这些科学家由两个群体构成：一部分由犹太复国主义者组成，代表人物是安多尔·福多尔（Andor Fodor）和马克思·弗兰克尔（Max Frankel），他们于20世纪20年代来到希伯来大学开展蛋白质和氨基酸研究。另一部分的主要成员是从纳粹德国逃离出来的科学家，以阿达尔伯特（Adalbert）、拉迪斯劳斯·法尔卡斯（Ladislaus Farkas）、恩斯特·戴维（Ernst David）以及菲利克斯·伯格曼（Felix Bergmann）为代表，他们的到来把伊休夫的化学及其相关学科推向了一个高峰。
伊休夫时期的各类科研活动以应用为导向、以服务于民族之家建设为最高目标，因而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当下情怀。1939年，纽约世博会召开，“巴勒斯坦—犹太馆”所呈现给世人的理念是：用现代智慧改造国家，以最先进的技术资源加上勇气、自力更生、信仰以及努力工作来实现复国梦想。该馆设计了六个展厅，分别是农业和移民展厅、城市规划和交通展厅、工业展厅、文教展厅、卫生展厅、劳动和新社会形态展厅。展览的主基调是体现新移民的技术水平与开拓精神，尤其是卫生展厅前的巨型蚊子招揽着八方游客，它象征着犹太医生在消灭疟疾方面所取得巨大成功，矗立在工业展厅前角的大型雕像象征着向往前方绝不回头的勇士风格。
值得提及的是，民族主义思想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犹太学研究也取得了巨大的突破。1924年底，希伯來大学犹太研究所（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成立，马格内斯⑥将该研究所称为“一处神圣的场所”“追求科学的平台”。该研究所提倡《托拉》（Torah）与科学并举，一方面要实现民族传统在故土的复兴，另一方面要恪守科学严谨的西方学术规范。当时以希伯来大学犹太研究所为中心，出现了一批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的著名犹太研究学者，他们创办《锡安》（Zion）杂志，形成了“耶路撒冷学派”（Jerusalem School）。以色列建国后，这些学者在学术领域长期具有主导性话语权。建国前希伯来大学已经发展为集科研和教学于一体的综合性大学，成为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科研中心。
伊休夫时期科学技术事业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犹太传统对于科教事业的一贯尊重;二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科学理念;三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强大信念与现实。伊休夫的科学研究，得到了委任统治者的支持，1942年委任当局建立了“科学与工业研究董事会”（The Board of Science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BSIR），其职责是协调推动与农业垦殖、工业、贸易、医疗、建筑等相关联的研究与开发。
科技事业的发展是以色列建国历史的重要篇章。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很多人迫于反犹主义的压力，又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感召，从世界各地来到巴勒斯坦。在处于阿拉伯世界“心脏”的巴勒斯坦重建民族家园所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恶劣的生存环境，更伴随着与周围阿拉伯人的摩擦、争夺与冲突。如此环境下，科学事业的发展被赋予了特别的政治内涵。
首先，犹太人高度强调技术进步与“民族家园”之间的天然联系，把追求科学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早在1929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兼犹太复国主义领袖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就指出：“犹太先驱者已经证明，仍然有可能把巴勒斯坦变成一个流着奶和蜜的土地，在智慧的努力和科学的帮助下，它像奇迹一样绽放……正是美国的犹太医生和科学家才使犹太国的观念成为可能。值得高兴的是，科学使我们能够与这种在千年间业已摧毁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疾病作斗争。基于原则和实践，犹太人将通过科学技术占领以色列这片土地。”①本-古里安坚决主张科学、教育的“国家使命”，1937年他讲道：“如果没有国家使命之驱使，大学随将会蜕化为空壳。……科学必须以发现真理的愿望为指引，因为关于自然与宇宙、人类与社会、过去与现在的真理认知是我们在从事所有活动时所必需的强有力工具。但是，只有在居于土地归属自己的独立的犹太社会中，犹太民族的科研工作才能避免诡辩性的倾向。没有犹太民族家园的救赎就没有科学的救赎;没有科学的救赎也就不会有犹太民族家园的救赎。”②
当时巴勒斯坦的现实状况，使科学家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那些来自欧洲国家的犹太知识分子，一方面希望传承科学客观的欧洲学术标准，以科学的态度推进巴勒斯坦的学术事业，但另一方面又迫切需要塑造一种新的话语体系与民族认同。“在学术理性与民族情感的交锋中……这批学者对犹太史进行浪漫化的解读，将之划分为流散与故土的两极化状况”，③他们高度强调民族与土地的联系，否定流散生活，刻意在古代的犹太民族国家与现代民族复兴之间树立起一种联系的象征，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巴勒斯坦中心”（Palestino-centric）学术观念。④对于自然科学研究者而言，虽然没有像人文学科那样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形成巨大的张力，但建立民族国家的强烈愿望使科学研究也承载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他们把科学理念融合于自己的建国理想之中，把技术进步看作是实现民族梦想的保障与工具，坚信“科学能够在民族家园的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巴勒斯坦的土地再次肥沃多产”。⑤基于这样的认识，伊休夫时期的科学研究实际上是围绕两个核心而开展：一是以现实中的“土地”为核心，如土壤、水资源、气候、动植物生命、地理及地质、灾害与疾病;二是以建构观念中的“圣地”为核心，涉及圣经考古、人类学探源、希伯来语复活、犹太历史研究等。在这些学者的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就是“重新发现圣地，用科学点亮昏暗的旷野”，他们坚信科学技术会帮助犹太人成为巴勒斯坦地区的主人，希望把西方的科学理念成功移植到东方。
其次，科学技术被定格为“新型犹太人”（New Jews）的身份标签。居于主导地位的工党复国主义者认为，长期的流散生涯造成了犹太人自私、懦弱、冷漠、孤僻的不良习性，这是“流散性社会习性”与“边缘性群体”的人格体现，也是建构现代民族共同体的最大精神障碍。因此，犹太人要实现建设民族家园的梦想必须要实现精神上的超越，形成健康的现代人格。他们提出不做“沙漠子孙”（Desert generation），要建构“仙人掌文化”（Sabra Culture），即以沙漠中的仙人掌为象征，打造一种努力奋进、顽强生存、坚韧不拔、扎根于土地的“新犹太人”。在建构新的政治身份认同的过程中，是否具有科学精神被作为区分新、旧犹太人的重要标识。用马库斯·埃伦普里斯（Marcus Ehrenpreis）的话来说：“病态、腐朽和垂死的传统束缚着我们的双手，蒙蔽了我们的双眼，迷惑了我们的心智，使我们的天空黯然失色;拉比文化像牢笼一般把光明、美丽、温柔和快乐从我们的生活中驱逐出去，而科学给了犹太人以希望，使犹太民族回归了正常。”①在犹太人看来，“没有什么比科学更人性、更具有普遍意义”，他们强调，科学精神不仅能够带来现代化工具与全新的生活，而且是“新犹太人”告别落后传统、步入现代社会的身份标签，是巴勒斯坦地区形成“新的民族共同體”的文化基础。在这里，“科学成就也是进步、启蒙与理性的同义词，许多厌倦了在欧洲被视为原始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非常钦佩这些特征。……科技从一开始就以犹太复国主义者所理解的方式扮演着角色”。②
第三，科技活动被政治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伊休夫时期围绕着大学的建立在犹太人阵营中出现了许多争议。早在以色列理工学院还未建成之时，就曾为学校采用何种教学语言出现了语言之争（Language War），学校的组建者是说德语的犹太人，他们的观点是不设官方教学语言，但技术类学科要使用德语上课，③不少人也抱有相同的看法，认为希伯来语不适合现代的科学教学。在当时，希伯来语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语言之争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论。而反对者认为犹太民族在圣地建立的大学如果不适用希伯来语，就失去了政治象征色彩。相持之下，最终确立希伯来语为官方教学语言。在希伯来大学筹建过程中，代表伊休夫主流群体（垦殖者移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围绕三个方面与代表知识分子阶层的“学院派”进行了辩论：一是“体力劳动与知识分子”，二是“国家责任与学术生涯”，三是“集体主义社会中的学术自由”。④正是在一系列的辩论中，学术的政治色彩被不断强化。不仅如此，在犹太社团领导者的思想观念中，犹太人的科研活动不仅是征服自然的斗争，更是与阿拉伯人的生存博弈，教育机构的建立、科技活动都被看作是对阿拉伯人的胜利。
综上所述，“在以色列建国前的几十年间，科学通过有效的方式，完美地服务于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意识形态”。⑤换句话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技术的政治化，在于将专业人才置于建构政治实体的目标之下。犹太复国主义的独特之处还表现在对应用科学的崇拜，其专业人员如同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一样，并不把技术知识看作是与世隔绝及深奥晦涩的，而是希伯来民族的共同财产，是重建以色列地的手段。”⑥伊休夫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政治资源，也为以色列建国后推进科教立国战略奠定了必不可少的人才与智力基础。伊休夫的科学实践是以色列国家科技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以色列成为现代科技强国的“历史序章”。但是，民族主义语境下科学、教育服从于“民族家园”建设的强烈诉求，知识精英对“故土重返”“民族复兴”所表现出过度的济世情怀，无疑会给科技事业赋予了过多的价值塑造因素，而学术的政治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术理性与知识体系塑造的客观标准。这种现象在以色列建国以后有增无减，也正因为如此，后来的以色列国家在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上曾屡次遭遇到外界的质疑与诟病。
【作者简介】李晔梦，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犹太-以色列史、亚非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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