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研究

    

    

    

    【摘要】 ?文章分析了CFO性别、年龄、任期、薪酬、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等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CFO的年龄、任期、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这四个特征显著影响财务舞弊的发生，而CFO性别、薪酬与财务舞弊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把财务舞弊公司细分为是否国有企业的性质时，国有企业只有CFO是否持股对财务舞弊有明显影响，非国有企业表现与未细分前结果一致。最后，以CEO是否兼任董事替代被解释变量财务舞弊方式进行实证结果回归，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关键词】 ?公司治理;CFO个人特征;财务舞弊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812（2019）15-0004-05

    一、引言

    世界广泛存在的财务舞弊现象危害债权人、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并且几乎每个会计丑闻的背后都有CFO的身影。据证监会网站统计，从2001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我国已有1 000家财务舞弊的上市公司。在本文收集的2012—2016年间因财务舞弊被证监会、深交所、上交所正式处罚的352个样本中，有140家（占39.77%）上市公司CFO因参与财务舞弊而受到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不同处罚，因此，本文聚焦于财务舞弊幕后的公司重要高管——CFO。香港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在2015年10月发布的《香港上市公司怀疑造假个案》报告显示，在40家涉嫌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中，超过60%的CFO在公司服务任期低于3年，超过三分之二的CFO的年龄不到40岁。因此，CFO个人特征究竟能否影响公司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在一般的治理结构中，CEO委托CFO处理与财务有关的事务（赵忠龙，2013），CFO属于公司运营和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高管。1984年，Hambrick D.C.和Mason P.A.提出的高层阶梯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背景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和职业经验等，能对高管的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CFO个人特征能对公司财务舞弊有一定影响。CFO特征主要分为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两大类。内部特征很复杂，包括CFO的性格、兴趣爱好、价值观以及个人品质等，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生阅历变化而改变，难以用合理的指标和数据来精确衡量;外部因素是可观察的、具象的、相对稳定的，不容易随外部变化影响，例如性别、年龄、任期等，这类数据比较容易获取和相对准确，有一定可参考性。所以，本文主要研究的是CFO个人的外部特征。关于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国内外已经有相关的大量文献。总体而言，文献所研究的CFO个人特征主要包括性別、年龄、任期、学历、财务工作经验、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等方面，这些特征对财务舞弊、盈余管理、会计重述、公司价值的影响等。研究发现，CFO性别、年龄、任期、学历、财务工作经验、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等方面都会直接、间接地影响公司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本文在相关文献基础上经过统计分析发现，CFO的年龄、任期、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这四个特征显著影响财务舞弊的发生，而CFO性别、薪酬与财务舞弊无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把财务舞弊公司细分为是否为国有企业性质时，国有企业只有CFO是否持股对财务舞弊有明显影响，非国有企业表现与未细分前一致，说明国有企业在选拔和任用CFO时更全面考虑其个人特征;在CFO任期内CEO是否发生变更，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结果变化不大，即CFO任期内CEO发生变更，不会对二者关系产生影响。最后，以CEO是否兼任董事替代被解释变量财务舞弊方式进行实证结果回归，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二、研究机理分析及假设提出

    （一）财务舞弊的影响机理

    在公司治理机制中，财务舞弊影响机理如下所述：

    1.舞弊动因方面。股东和CFO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当两权分离时，公司股东和CFO目标利益不一致，并且公司股东、CFO对公司财务信息和经营管理的了解程度和获得的信息量不对称，使股东和CFO之间出现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CFO有可能会选择有利于个人利益而非有利于公司的行为，CFO只有通过高度道德自律，才有利于实现股东目标，即公司价值最大化。

    根据GONE理论和风险因子理论，CFO作为公司财务工作的领导者，在个人会计职业道德不完善的情况下，为了自身业绩和利益，存在故意错报或漏报财务信息的动机。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对参与财务舞弊的CFO的处罚只是警告和罚款，更使CFO对财务舞弊抱有投机心理。所以，当公司股东和CFO目标利益不一致时，CFO可能会选择有利于个人利益而非有利于企业的行为，例如财务舞弊。

    2.路径实现方向。高阶理论认为，CFO个人的外部、内部特征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但像性格、爱好等内部特征会随着周围环境和人生阅历的变化而改变，难以用合理的指标和数据来精确衡量，而像性别、年龄、任期等外部特征易于量化和获取。由于CFO学历、财务专长和工作背景等方面的资料难以全面获取，因此本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CFO外部个人特征进行研究，提出假设。

    （二）研究假设

    1.近年来，随着公司治理日益成熟，女性管理者地位提高，劳动多元化已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基于高阶理论可知，CFO性别会影响CFO个人行事风格，从而影响公司财务行为。国内外学者对高管特征既有研究表明：女性高管对道德标准要求更高，更加厌恶风险，更倾向于会计稳定性，有利于减少财务重述。女性首席财务官遵循更保守的盈余管理策略，有利于提高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同时，男性管理者在战略上更加冒险、激进，决策更加果断，工作风格偏向任务导向型，高管团队男性比例高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卢馨、李慧敏和陈烁辉，2015）。故本文提出假设1：

    H1：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为女性的上市公司更容易避免发生财务舞弊行为。

    2.基于高阶理论可知，管理者年龄越大，更倾向于采取风险较小的决策，反映其保守的工作态度。CFO年龄会影响公司的会计选择。这是因为CFO年龄越大、工作时间长、人生阅历和财务经验积累越丰富，拥有的社会资源和社交关系越丰富，越有利于帮助公司得到更经济和便捷的发展资源。而年轻CFO从事财务工作的时间相对较短，经验比较缺乏和单调。卢馨、李慧敏和陈烁辉（2015）实证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小，则企业所在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由此看来，年长的CFO会选择恰当而稳健的会计政策以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相比之下，年轻CFO更富有冒险精神，渴望成就感，制定的战略更具冒险性，会为了追求更高的绩效或个人收益而发生财务舞弊行为。故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年龄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3.高阶理论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CFO以及包含其在内的高管团队任期越长，越有利于做出缜密、周全的决策（张兆国、刘永丽和谈多娇，2011;王霞、薛跃和于学强，2011）;而任期相对短的上市公司发生舞弊的可能性更大（Dunn L.，2004;卢馨、李慧敏和陈烁辉，2015）。这是因为CFO在公司中任期越长，对公司战略和行业环境越了解，拥有更高也更加稳固的公司地位，从而产生的影响是长期的。随着CFO对公司管理经验的日益丰富，能够更好地分配和整合公司资源，与公司关系更紧密，从而更愿意保护公司利益。故本文提出假设3：

    H3：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任期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4.CFO薪酬是企业对其工作的肯定和有效激励。根据激励理论，薪酬激励可以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现象，调动CFO工作积极性，影响CFO做出行为决策，从而促进企业绩效增长。一旦薪酬与CFO的职位和工作量不匹配，会使CFO产生选择财务舞弊从而制造企业业绩优异的假象并获得奖励的动机。但当舞弊行为被揭露时，会损害企业声誉、股价。因此，与CFO职务、工作量匹配的薪酬水平可以有效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提升企业价值。故本文提出假设4：

    H4：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薪酬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5.CFO兼任公司的领导、战略、决策及资源统筹等多重管理角色，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因此，应享有合理、有效的股权激励。激励理论认为，这会把CFO的个人收益与企业绩效“捆绑”一起，调动CFO工作积极性，避免出现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等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等问题。同时，如果公司使CFO持有一定的公司股票，反映出公司对CFO的重视程度，也说明CFO在公司的重要地位，這将促使CFO更好地履行职能、发挥其作用，做出正确、合理的决策，减少财务舞弊行为。CFO股权激励在公司盈余管理活动中发挥独立作用，有利于阻止盈余管理行为。故本文提出假设5：

    H5：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是否持股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6.CFO与总会计师最大的不同在于是否成为董事会成员。CFO负责公司的财务信息、资金管理，当其进入董事会，有可能更好地把公司财务与战略紧密结合，因此对企业的整体了解会更加的深入（杜胜利、周琪，2009）。而且，CFO作为内部董事能够更好地帮助董事会履行监督职能（孙光国、郭睿，2015）。因此，如果CFO兼任董事，CFO将会对股东和董事会负责，如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减少财务舞弊发生。故本文提出假设6：

    H6：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CFO是否董事与财务舞弊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选择和数据来源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财务舞弊类处罚始于2012年，并考虑到数据的及时性，本文选用沪深两市2012—2016年因发生财务舞弊被证券监督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行政处罚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去掉IPO之前造假的公司。为保证数据符合本研究要求和数据的数量、时效性、说服力，最大程度减少异常样本数据对本研究的影响，参考国内外学者过往研究，从以下几方面对数据做了筛选：（1）在2012—2016年间，超过两次舞弊的公司，以发生第一次舞弊的当年作为舞弊年度。（2）我国推行CFO制度的时间并不长，公司年报披露的财务主管的称谓并不统一。原则上只能选择披露CFO信息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但事实上，由于这些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相似，只是称谓上的微小差异。因此，如果公司年报未涉及CFO信息的，本文根据具体情况选用，包括总会计师、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等资料作为替代。（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因为这些公司的财务和盈利模式以及利润表列式方式与其他行业不同。（4）参考过往学者的有关研究，选取与财务舞弊公司的同年度、公司规模相似、同行业、非ST、SST的非舞弊A股公司作为控制样本。（5）剔除数据异常、缺失的上市公司和没有匹配的非舞弊公司。

    本文以手工搜集方式从网站整理舞弊公司代码，根据以上条件进行筛选后，得到舞弊公司和非舞弊样本各293个。所有数据来源为：所选取舞弊的公司来自证券监督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正式处罚公告;CFO个人特征的数据来自上市公司定期报告及公告，以手工方式逐一获取;控制变量的数据源于锐思数据库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所用软件是SPSS 22.0和Excel 2003统计分析软件。其中使用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基础处理，SPSS 22.0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本文的研究变量有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三种。对变量指标的收集也是本文的一大难点。因为变量的选取关乎回归检验的准确度，尤其是个体特征的上千数据都是靠手工逐个搜集完成的，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根据Beasley M.S.（1996），Erickson M. ，Hanlon M.和Maydew E.（2006）、卢馨，李慧敏和陈烁辉（2015）等学者的研究，研究CFO个人特征变量与财务舞弊的关系，本文需要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参考Beasley M.S.（1996）模型后，设计了如下Logistic回归模型：

    Fraud=β0+β1Gender+β21Age+β3Tenure+β4Wage+β5Sharehold+β6Director+β7Size +β8D/A +β9Roe +β10Share+ε

    其中β0为常数项，β1—β10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值。

    四、数据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配对T检验

    为了直观地显示各变量在2012年至2016年之间的情况，本文将财务舞弊公司和非财务舞弊公司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的平均值、最大值、最小值、方差和标准差进行描述性统计，以及通过配对T检验来检验两组样本的差异性。详见表2。

    从表2可以直观地看出，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除规模之外的各变量有显著差异。通过配对T检验结果，发现舞弊公司和非舞弊公司之间CFO年龄、任期、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的个人特征有显著差异，而性别和薪酬特征差异不显著。

    （二）回归分析

    本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检验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从下页表3可以发现，CFO年龄、任期、是否持股与财务舞弊显著负相关，符合H2、H3、H5。但是，CFO性别与财务舞弊不显著相关，与假设相反，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环境、管理体制的影响没被任职，忽视了女性CFO的谨慎、保守的性格特点可以减少财务舞弊发生的优势。CFO薪酬与财务舞弊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不符合H4。这说明舞弊公司与非舞弊公司之间可能薪酬激励差异不大，可能无法调动薪酬对CFO的激励作用，对财务舞弊影响不大;也可能公司对CFO的激励体现在薪酬以外的其他方面。CFO是否是董事与财务舞弊系数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H6相反。这说明由于CFO的公司地位受到重视。根据认知心理学，CFO因此可能产生过度自信倾向。这种盲目自信使行为人盲目乐观，从而高估了事件成功的概率。即CFO参与和监督公司日常经营决策过程中可能盲目乐观，低估了财务舞弊的发生，行为决策不够谨慎，这会导致财务舞弊的发生。

    （三）进一步分析

    Kim B.（2012）的研究表明中国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改善了公司治理。而陈霞、马连福和丁振松（2017）的结果认为，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而公共服务类国有企业和特定功能类的薪酬激励效果不显著;与非国有企业相比，竞争类国有企薪酬激励作用更大。由此看来，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性质对企业绩效、公司治理有不同影响。由于国泰安数据库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区分依据实际控制人来辨别，基于此本文将上市公司舞弊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一步分析在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中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

    根据结果，从表4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CFO个人特征中只有CFO是否持股与财务舞弊在5%的水平上相关，这说明股权激励使CFO个人利益与企业价值紧密联系，对于降低财务舞弊的可能性有一定作用。其他性别、年龄、任期、薪酬和是否董事的CFO特征对财务舞弊没有显著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CFO的年龄、任期、是否持股和是否董事特征与财务舞弊显著相关，与未细分国有企业性质时结果一致，这说明国有企业在选拔和任用CFO时更能全面考虑其个人特征，从而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CEO任命CFO，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CFO的个人特征和行为，因此本文的稳健性检验从CEO角度出发。同时，根据前文文献论述，研究显示CEO兼任董事长的行为（两职合一）和财务舞弊正相关，当上市公司采用二職合一时，发生财务舞弊的概率更高（Farber D.B.，2005;陈关亭，2007）。因此，本文用CEO是否二职合一替换被解释变量财务舞弊，重新运用Logistic回归检验CFO个人特征对财务舞弊的影响结果的稳健性。结果如表5所示。

    如表5示，CFO的年龄、任期、是否持股和是否董事与财务舞弊显著相关。具体而言，CFO年龄、任期、是否持股、是否是董事与财务舞弊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该结果支持前文回归的相关性和显著性结果，说明模型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五、结论与启示

    （一）CFO男女性别特征导致的性格特点，对于财务舞弊的影响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女性管理者往往因为社会环境、管理体制的影响不受任用。但大量研究表明，女性CFO具有严谨细致的思维方式，对道德要求更高，更加厌恶风险;同时女性CFO加入高管团队，不仅可以平衡高管团队的男女比例，中和男女高管性别不同而做出的激进或保守的决定。因此，公司任用CFO时可以考虑女性，这样有利于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也有利于公司做出正确决策。

    （二）CFO年龄相对越大，越能抑制公司财务舞弊的发生

    说明年龄大的CFO工作阅历和社会资源丰富，青睐于相对保守、稳健的决策方式;而年轻CFO缺乏经验，比较激进和冒险，容易为了利益和成就而选择财务舞弊行为。因此，公司应考虑任用年龄相对较大的CFO。年长CFO拥有相对丰富的生活阅历、丰富的社会资源和关系网，其趋于保守的工作观念，会更倾向于采取风险小的决策，这些一方面能帮助公司获得充裕发展资源;另一方面，也都有利于CFO做出理性决策，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但是，在选拔CFO时也不能片面地只关注年龄，还应结合其财务工作年限、工作阅历等方面综合考虑，从而尽可能更多地避免财务舞弊。

    （三）CFO任期越短，越会增加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如果CFO在公司中工作时间越长，愈加了解公司经营和所处行业、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将公司财务、运营和资源整合，更容易理性决策，增强会计稳健性，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公司在任用CFO时，应结合CFO任期表现，对工作成绩优异的CFO延长任期，减少CFO更换频率，使其了解并融入公司大家庭，从而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四）CFO薪酬多少对财务舞弊的发生影响不大

    虽然薪酬可以激励CFO勤勉工作，提升业绩，但结果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舞弊公司未意识到薪酬激励能提高CFO工作积极性，避免财务舞弊发生;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公司对CFO的激励体现在除薪酬以外的其他方面。从激励理论的角度，有效的薪酬可以激励CFO更积极工作，企业可以尝试通过提高CFO薪酬的方法，使其选择正确的会计行为和尽力监督企业经营决策，从而避免财务舞弊、提升企业价值。

    （五）对CFO进行股权激励能有效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该结果表明当CFO持有股权时，不但可以体现公司对其的重视，也可以将CFO和公司价值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CFO力求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这两方面都能调动CFO工作积极性，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尽力提升企业绩效。所以，企业应适当给予CFO股份，促使其更好地履行职能，减少财务舞弊的发生。

    （六）CFO进入董事层可能会增加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CFO结合自身财务专长和企业运营情况为企业发展进行战略支持，如果CFO进入董事会，能更好地行使监督和决策权力。但回归结果恰恰相反，根据认知心理学，这可能是由于得到重视的CFO进入董事会后过度自信，对财务舞弊盲目积极乐观，容易错报或漏报了财务信息，导致财务舞弊的发生。但大量学者研究表明，CFO兼任董事有利于其做出合理的决策。因此，公司仍可考虑任命CFO为董事，但要结合其性格因素，谨慎决定，做出最佳选择，从而使CFO能积极、谨慎地如实披露财务信息，降低财务舞弊发生的可能性。

    （七）非国有企业在根据个人特征选拔和任用CFO方面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国有企业CFO只有“是否持股”的特征与财务舞弊相关，而非国有企业CFO的结果与前文相似，表明国有企业在选拔和任用CFO时考虑其个人特征更全面。所以非国有企业公司在根据个人特征选拔和任用CFO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机制，从而规避财务舞弊的发生。Z

    【主要参考文献】

    [ 1 ] 陈国欣，吕占甲，何峰.财务报告舞弊识别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经验数据[J].审计研究，20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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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梁杰，王璇，李进中.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舞弊关系的实证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4，（06）.

    [ 5 ] Weili G.，Dawn M.，Jenny L.Do CFOs Have Styl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CFOs on Accounting Practices[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1，（04）.

    封面人物：

    梁仕念，男，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副会长、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山东资产评估协会理事、山东审计学会理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等职，高级会计师、中国律师资格。研究领域涉及企业治理、财务会计、注册会计师审计等。近年来，在《中国会计报》《注册会计师行业理论与实践》等报刊发表多篇论文，负责起草制定《山东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参与起草、负责编辑《2010—2015年山东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发展报告》，参与编制《山东省注册会计师年鉴》。负责设计制定全省注册会计师行业检查和惩戒制度办法，多次在全国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执业质量检查工作、全国资产评估行业执业质量检查工作中被评为优秀检查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