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体育”之争的再审视
秦立凯
摘 要：以文化再生产理论为视角，对我国有关体育概念的争论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体育及其相关概念作为文化产品是其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的呈现，力图追寻体育的绝对真义不符合文化再生产规律；体育概念争论是社会研究方法的重大转向，对体育本质的认识体现人类思维模式的重要转变；对体育起源问题的研究是本体论思维模式的反映，对这一宏观问题的微观追究，本身就是一种逻辑矛盾；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体育现象，是体育实践再生产过程；体育概念的讨论关涉学术群体禀赋资本和惯习，以及权力正当性的场域之争。
关 键 词：体育文化；文化产品；文化再生产；体育概念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6-0016-06
Abstract：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the author analyzed debate about the concept of sport，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s a cultural product， sport and its related concepts are its present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trying to pursue the absolutely true meaning of sport is inconformity with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debate about the concept of sport is a significant turn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cognition of the nature of sport embodies an important change of human thinking mode； research on the issue of sports origin is the reflection of ontological thinking mode， microscopic exploration itself into such a macroscopic issue is a logical contradic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re were miscellaneous sports phenomena， which were the processes of sports practice reproductio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concept of sport involves the gifted capital and habits of academic groups， as well as debate about the field of power legitimacy.
Key words： sport culture；cultural product；cultural reproduction；concept of sport
体育学学术研究中，一方面各种冠以“体育”的活动被学者加以研究，如体育史研究中杂技、六博、舞蹈、狩猎、养生等被纳入体育的范畴进行讨论，“体育考古”“原始体育”等概念被广泛使用；但另一方面，有些学者并不认可这些所谓的体育活动，出现“此体育学非体育学”的尴尬。相对于自然生命，文化生命最根本的特点就是自我创造性和超越性。文化的这种根本性质决定了文化一旦生产出来就不可能只满足于自我维持，或不可能只满足于不断地重复原有形态[1]。文化再生产的重要意义，不只是在于强调文化本身的自我创造精神及其创造生命力，还在于强调文化存在和发展的动态以及其本身活生生的性质。
作为“文化”研究体育概念主要有3种范式，一是哲学层面的，主要表现为对体育本质的终极追求；二是逻辑学层面的，主要表现为从所谓的“属加种差”的方法界定体育的内涵和外延；三是社会学层面的，它不仅关注体育的本质，还把这一本质的讨论引向对体育概念争论过程的考察，把体育文化作为社会这个庞大系统的组成部分，从整体变迁考察体育本质及其争论。换言之，就是把“体育是什么”的关注引向对体育产生过程特点的讨论，所以考察体育概念及其30年来的争论，不仅仅是考察“体育”文化产品的问题，也是对当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是对人类社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综合考察，尤其是对最难把握的、体育研究对象的“人”的考察。
1 体育是人类思想凝聚的文化产品
体育产生的历史悠长，但“体育”词源产生的历史却很短。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化，逐渐形成庞大的开放系统，横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的诸多知识，渗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
体育及其相关概念的变迁是其作为文化产品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一个面向。换言之，“体育”及相关概念的内涵是不断变化的。据考证，“体育”最早（14-18世纪）在法国提出[2]。“体育”一词最早是从教育的角度，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提出来的[3]。1960年后，体育逐步由學校走向社会，同社会上的游戏、竞技、健身等活动相结合，形成广义的体育，体育在各国的传播及演变受本国历史积淀、社会文化背景、特定习惯的影响，内涵不断扩大。“体操”是公元前5世纪在古希腊“身体是成功的希望，运动是强壮身体的保障”的观念影响下，产生包括跑、跳、投、角力、舞蹈、骑马、军事游戏等在内的身体活动，经过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与发展，内涵与外延不断发生变化，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成为徒手或借助于器械进行各种身体练习的一类体育项目。
“体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近年来电子竞技的兴起再次生动诠释了“体育”的演变历程。电子竞技曾一度被视为“游戏”，背负“不务正业”的污名，但时势易变，电子竞技运动获得官方认可和支持。2017年3月19日，国家体育总局宣布成立中国移动电竞产业联盟。4月18日，体育总局信息中心开始联手大唐电信主办CMEG赛事，国家发改委开始明确鼓励开展电竞赛事，并为电竞赛事的举办提供政府书面支持。9月初，教育部官网发布《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体育类新增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多家高校开始筹办电竞教育的相关事务。不仅如此，2016年电子竞技正式从游戏发展成独立产业。据《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2016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市场规模已超250亿元人民币，并呈现出高速发展的趋势。据CNG监控数据显示，今年第2季度国内端游电竞规模环比增长3.6%，而移动电竞增长达到14.7%。
“体育”及其相关概念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产品，只不过这种产品具有相对性，在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稳定的形式和内涵。这种文化产品是人类创造精神的历史形态，作为物化和组织化的精神活动的结果，它可以比体育文化再生产过程，更集中和更典型地表现出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的特征。但不要把体育这种文化产品的物化和固定化形式绝对化，也不要把其结构简单化和表面化。概而言之，体育相关概念是人类思想的结晶，是文化产品，这也注定他是不断自我超越的，任何概念只是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阶段的一个面向而已。追求独一无二的绝对真理，探求“体育究竟是什么”，尽管对学界有一定意义，但并不符合文化再生产的内在逻辑和过程。
2 “体育”之争的社会学思维模式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体育概念的研究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1阶段，从烟台会议到20世纪90年代，属于本体式思维模式阶段。1982年烟台会议，有部分学者认为“竞技体育”不是“体育”的组成部分，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中的“体育”才是“体育”[4]，即所谓的“真义体育观”。换言之，“真义体育”是指完善人类身体教育的体育，简单地说就是增强体质的教育，其代表人物有林笑峰、韩丹、王学峰等[5]。但传统的“整体体育观”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即把體育看成是以强身健体为核心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所谓体育概念的整体性或整体观，就是说体育应该有个总概念或大概念，这决不是人们的臆想，而是体育这一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的客观存在。不管体育的社会形态或结构如何，他们各自的特性都寓于共性之中，这个共性就是它的总概念，其代表人物有熊斗寅、毕世明、周西宽等[6]。张洪潭则提出体育是旨在增强人类体质的非生产性人体活动[7]。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对于体育概念主要做“考订式”的思考，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进行本体式探讨，企图得出“体育”的绝对真理，把体育概念作为一个文化产品看待，满足于对已被割离出体育文化生命活动过程的物化文化产品的静态研究，不但使体育本身从其活生生的生命创造过程中割裂出去，也使他们自己人为地投射到固化的体育文化产品系列之中，遗忘其自身从事文化再生产的实际地位。体育是一门具有人文性、社会性和自然科学性的学科，因而它是独特的，仅用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不行，仅用人文学科模式也需要保持必要的科学规范。形式逻辑对于把握“人”是无能为力的，而体育正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之初就伴随人类成长的文化精神，形式逻辑对体育概念研究存在局限性的根本原因是“体育文化中的人”。
第2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属于综合辩证分析阶段。体育概念的讨论更加热闹，讨论的范围多学科交叉，从哲学思辨领域到逻辑学考证等，其间开始有社会学思维的考察，大家对于体育概念有了多维度的认识，认识到体育概念的复杂性。
较有代表性的有：对体育概念进行哲学反思，认为以往体育概念界定的主要问题表现为“身体活动”的模糊性和体育实践的扩大化。体育概念界定的影响因素有：社会实践、民族性和地域性、历史性和时代性等[8]；从逻辑学角度上认为体育的上位概念是虚无的，美国就没有这样的上位概念，寻找体育的本质就是浪费时间[9]；从整体论角度上认为体育是文化活动[10]。体育概念问题与体育概念争论属两个不同的范畴，研究体育概念之争论就是将人类主观认识活动看做一种社会生活过程，将学术研究看作学术群体与其他群体之间、学术群体内部之间的交往互动[11]。
在这一阶段“体育”研究的特点是综合性的，即在坚持哲学、逻辑学等传统思辨的同时，开始认识到“体育”概念的复杂性和“无解”，转而重视从社会学层面考察形成这一局面的“非体育”因素。总体而言，这阶段依然未摆脱将体育作为一种“产物”性质的弊端，只集中于观察和研究以“产品”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文化，即体育文化产品。
第3阶段，是从21世纪初至今，属于社会学思维模式（或发生学思维模式）阶段。学者开始认识到还未有恰当的词汇来表述体育总概念，反思原有的思维模式，认识到体育概念的界定不可能很清晰，所以已经把体育概念的思考转为对其产生过程的思考。
较有代表性的论述有：对体育概念的发生学研究，对体操、体育教育（PE）、Sport的演变过程进行阐述，针对体育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演变提出体育“总概念”争论的发生学原因，对体育、身体锻炼和身体娱乐、竞技运动三者关系进行了梳理[12]；“体育学”是一个研究身体活动的专门的完整的科学知识体系，经历萌芽期、成长期和独立期，应从宏观、中观和微观3个层次解析体育学概念，回避本质主义造成的概念漩涡[13]。对“sport”词义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进行详细考证，便于人们认识“为什么是sport”[14]。 人类学研究从研究文化对象转变为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本身，特别是集中研究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文化生命力源泉的人类创造精神的运作逻辑，是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近年来对体育概念的研究来看，有关体育概念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已经由对体育概念这个文化产品的思考转变到对体育概念这个产品和其生产过程以及生产者本身的思考，更加重视体育概念的具体化、可操作性研究趋向，以指导日益丰富的体育实践。从30年体育概念争论的历程来看，由于对“体育”产品的认识不断深化，体育概念的研究也逐渐发生方法论的重要转变。
3 对体育本质认识体现人类思维模式转变
在西方文化发展史和社会人类学发展史上，先后出现古希腊的本体论思考模式、中世纪的基督神学思考模式，以及启蒙运动后的自然科学思考模式。以往的评价和分析倾向是把传统思考模式中的一种加以绝对化，奉之为绝对正确的具有典范意义的思考模式。这种倾向的出现，又同西方文化发展中的“真理至上”的传统观点相关联。这种“真理至上”的传统观点，一方面把真理局限在知识领域内，另一方面又把真理规定为唯一的标准化、规范化和逻辑化的概念论述体系。结果导致以一种思考模式取代其他各种可能的思考模式的状况，尤其是启蒙运动后自然科学思考模式几乎成了近四百年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模式，深深影响了社会人类学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方法。
体育的本质是回答“什么是体育”的问题，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体育，现代社会一些新兴项目是否是体育等问题，都是体育本质问题的表现形式。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哲学要考察的是究竟什么是终极意义上的“体育”，正如哲学对真理的探讨永远不会有结果一样，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注定不会有个确定无疑的答案，这是哲学真理中绝对性和相对性统一原理的必然结果。逻辑学对其进行探讨，主要从其内涵和外延考察，一般采取属加种差的方法予以界定，但通过学者繁复的推理和界定。学界并没有对体育的概念取得一致意见，这也充分说明逻辑学的考察也是有缺陷的，就因为体育关乎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逻辑学考察希望把不断变化的体育界定得象苹果一样，多大就是多大，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一样清晰，但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学对其的考察是从学者群体如何思考体育概念，怎样产生“体育”这一文化产品入手，充分考察“体育”产生的制约因素，并对如何取得体育概念的进展进行社会学分析，以及对问题进行科学转化。
总体而言，体育概念的争论最初是侧重哲学和逻辑学的考察，这是人类自然科学思维模式在体育研究领域的反映。近年来，对体育概念的研究已经侧重从社会学视角进行考察，未来加强社会学的考察将使体育概念讨论取得建设性成果。
4 体育起源问题的悖论
要抓住“体育”这个东西从何而来，就要充分了解体育本质是什么，或者说体育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唯有如此才能深刻理解体育。海德格尔[15]说“本源在这里指的是，一件东西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所是并且如其所是；使某件东西是什么以及如何是的那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某件东西的本质，某件东西的本质乃是这东西的本质之源。”针对体育的起源问题，学者们借鉴艺术起源理论提出劳动起源说、模仿起源说、生理起源说、心理起源说、巫术起源说、战争起源说等[16]。
但是，从文化再生产的本体论意义来看，文化的起源如同人类历史一样，只能从形而上学本体论的角度提出问题并给于宏观的、含混的回答，这是因为想要进行任何详尽探索并给予精确回答的企图，都会因陷入自相矛盾而最终避免不了得出教条式的笼统结论，以往一切传统文化和历史研究的实际经验已经为此提供了先例。在文化研究中，对于文化起源的探讨有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这一意义是有限的，这就是说，对于文化起源的探讨，就其分析和研究人类何时从自然界分离出来并建构出有别于自然的社会文化而言，是有意义的。
体育起源问题的探讨是本体论思考模式的反映。人类创造文化的过程，不能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个体（包括群体）创造具体事物的过程相比。前者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是在自然界和文化这两大范畴相比较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是在人类作为整体、人类社会作为整体、历史作为整体以及文化作为整体的意义上提出来的。前者从根本上说，本来属于本体论的问题，是属于文化存在论的基本问題，而这种本体论的问题，不论就其提出的时代、文化背景和思考模式而言，都是特定历史发展的产物。古希腊思想家提出各种宇宙生成和人类文化本身起源的本体论问题，对于后来整个西方社会文化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那种本体论的思考模式，已经成为西方人思考各种重大问题的传统思考方式，同他们在发展自己文化的过程中思考各种具体认知和社会历史问题的方式互相混淆和相互渗透，在一定程度上曾起到积极推动文化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消极作用。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文化中本体论思考模式和其他各种传统思考方式的相互关系及其局限性，只有到20世纪西方文化发展成熟而又充满着矛盾和危机的时候，才被西方思想家中的某些人所发现，并加以深刻反思和批判。
体育是作为一种宏观上的文化而提出的，对于任何宏观的问题也只能做出宏观式的答案。而要求对宏观性的问题给予微观式的精确回答，势必会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从文化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对于体育起源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是精确的，或者说是不可能准确的，这是由文化再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人类文化再生产过程及对其产品的研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过程。体育文化再生产过程充满着多种单线单向和多面向、多维度的循环交叉运动，包含着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同体育文化产品之间持续不断的复杂运动。再者，被研究的体育文化生产过程和体育文化产品不只是作为研究对象，也应该作为研究主体的人类学家所进行的现实研究活动而存在互动的关系，存在相互渗透的关系。
我们只能说体育的本质特征、核心内涵是“运动”，人类生活、生存的历史需求是产生、发展体育活动、体育运动、体育竞赛的根源，而冷兵器时代“军事体育”是“古代体育”的直接动力[17]。体育的产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生产劳动、军事活动、巫术活动、游戏活动等仪式化活动产生时，仪式化的身体活动表现出图腾祭祀或祈神的性质，具有强烈的劳动或军事等服务功能，例如，周武王灭商前夜賨人的“武夙夜”。可见由此产生体育的萌芽，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发展并完善。
现代体育包罗万象并且在不断衍生，“体育”的触角无处不在。以体育产业而论，它是体育发展演变的必然结果，就其起源与发展而言同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著名史学家柯林斯[18]认为体育产业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产生和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国家重视优胜劣汰的竞争精神，甚至赌博等有着密切关系。随着商业化娱乐产业繁荣而兴起的体育产业是资本主义的产品，正如工厂、股票交易和失业一样，体育世界中胜者与败者二元相依的现象与资本主义生机勃勃的文化内涵完美契合；现代体育的本质就是竞争与输赢，拳击场、跑马道、板球队里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比喻和反映。柯林斯[18]甚至认为，以赌博为代表的运动商业化进程是体育成为产业的重要原因，借助赌博，观众得以与赛事、俱乐部与运动员实现情感纽带的连接，形成利益相关体，并持续激发公民自豪感和民族主义情感的产生。“体育是什么”这一类似“美诺悖论”（一个人不会寻找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会寻找他所不知道的东西。）的提问确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大体有体育存在论和体育本体论两种方向。尽管我们能从古今中外经典思想家那里获得些许“启迪”，但鉴于“体育”这一现象的复杂性，我们探寻其问题的答案可能正如盘旋在高山之间气流漩涡里的雄鹰，始终达不到终点。
5 中国古代体育的文化再生产历程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存在体育是体育概念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中国体育概念的讨论一方面源于体育实践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国古代存在大量不同于现代体育的古代体育现象。有学者就中国古代体育的特殊性，提议用“古代体育”来涵盖中国古代体育现象[19]。
以汉代体育而言，它是整个汉代时期所发生的体育活动现象及其所蕴含的体育元素的总和。以现代观念来看，汉代体育也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以竞技为主要目的的体育，但汉代体育是客观存在的，其特点大都是对抗性和竞技性不足，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发展水平决定的。因为，体育活动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内容和形式都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相适应，并且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而不断演变，这也使得原有一些体育活动消失，一些新的体育活动兴盛起来，体育活动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汉代体育是对先秦和秦代体育活动的继承和发展，又为后来体育活动奠定基础，是一次体育发展高潮，对其后乃至现代体育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20]。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是有区别的。古代中国体育的独立形态不明显，往往从属于社会生产等其他活动，但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在身体运动这一特征上是一致的，就是说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都表现为身体运动，不仅包括肢体的体力运动，还包括智力活动的脑力运动。古代体育和现代体育的区别在于，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独立形态的不同而已，换言之古代体育独立形态不明显，而现代体育独立形态明显，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体育的功能更加丰富和富有针对性。例如，现代体育通过体育转播等现代媒介发展成为庞大的产业，经济功能增强，再如体育在现代化条件下，被作为改善“人的异化”、减缓人的压力等重要途径，体育的功能日益增强。
简言之，以文化再生产的角度考察，人类早期的蹴鞠、狩猎、舞蹈、六博、捶丸等活动皆可算作体育，“体育说”这种过于专业的解释所提供的信息也过于狭窄。中国古代存在丰富的体育形式，并且作为文化产品不断演变，而当代体育形态是古代体育演变的结果，同时也是未来体育发展形式的基础。
6 体育概念争论是文化再生产实践
体育概念争论是一种文化再生产的实践过程，其实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不仅涉及体育本质、起源及其相关概念，而且关涉学术讨论群体、社会学研究大背景等种种因素。
1）场域是体育概念讨论的必然性。
所谓场域是指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体育概念的讨论和社会结构及其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深受“场域”的制约[21]。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以20世纪60年代为界，社会学方法、人类思维模式发生巨大变迁，这绝不是偶然的。当代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其中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经济、技术和文化。经济全球化，经济问题从如何生产转向如何消费；技术方面，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等对当代社会学理论产生深远影响；文化经济一体化，文化的作用日益增长，社会结构和文化相互渗透。总之，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特征，在于其性质和规模更具整体社会化的特质，具备与社会其他领域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性质。
当代社会理论的各种基本概念和命题，与世界各地区的社会和文化的基本问题密切相关。我国“体育”概念的讨论是从1982年烟台会议开始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种必然。因为从1982年至今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最快的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迁，学术讨论是社会转型引发问题的必然表现。换言之，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剧变期是学术争论最为激烈的时期，因为社会变迁必然影响并渗透到学术活动中。几十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进步，体育领域产生大量体育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同时研究者眼界开阔了，国外社会学前沿理论等大量引入中国，体育概念的讨论只是众多学术讨论中的一个方面，在其他学科领域学术繁荣、学术讨论也比比皆是。始于近代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在当代呈加速趋势，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中国正逐步融入世界大市场，经济社会转型是当代社会的最大特征，为体育概念的讨论营造了适宜场域，或者说体育概念的讨论具有其必然性。
2）资本是体育概念讨论的价值预设。
布尔迪厄论述中，把资本分为4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人依据其自身创造的参照体系，不断重建和重新诠释其生存世界中先存的、现实的和未来的一切关系网络，正是资本使得这一场域充满斗争、充满力量。体育概念的讨论主要在体育学术圈展开，其他学科学者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学者们受到的教育程度不一、学科背景不一、所处学术地位不一，这正是体育概念所讨论的学者们资本不一，但不排除体育概念讨论的非学术因素，例如价值预设等影响到体育概念的讨论。研究者囿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偏见，把自己的价值判断预设在体育概念中，从而丧失界定体育概念时所需的中立性[22]。
3）惯习是体育概念讨论的场域之争。
与场域概念侧重描述社会世界的客观结构不同，惯习概念偏重于刻画行动者的心理方面，它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是一种持续的、不断变化的、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在当代社会文化对社会造成巨大冲击，这个世界越来越趋于人造的结构，变成越来越具有人为建造性质的世界，成为一种被人为密码化和神秘化的世界。人不仅成为其自身认识和行动的主体，而且是其生存方式的自我正当化的主体，及其生存处于其上的一切关系的中心点。学者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一影响到其社会心态，由此每个学者的思维方式不一对体育概念的认识也不一，有深刻的、有肤浅的，有陈旧的，有新颖的等等。面对日益复杂的体育现象，学者们或囿于一己之见，呈现“此体育非彼体育”的尴尬。
体育概念是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是“体育”随社会变迁飞速发展的现实折射，是体育活生生的实践反映，是文化再生产过程，尤其是始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且目前已进入“深水期”。“体育”事关中外古今和社会诸现象既分化又须臾不可分离，对体育概念的争论不仅是中国体育理论工作者面对日益丰富的理论的反思和构建，也是体育地位功能凸显在社会发展现实中的反映。从文化再生产角度思考，在研究体育及相关概念的同时，一方面要注意摆脱自然科学范式的本体论思维模式，摆脱体育概念讨论的本质主义旋涡，另一方面也要本着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真正厘清体育发生的具体环境；本着平等对话的态度，在同一体育概念维度内探讨相关问题；本着推进体育实践，发挥体育现代功能的态度，真正推动体育理论的丰富和生动。在实践领域，尤其要摆脱“体育”究竟是姓“体”还是姓“育”的无休止追问，尽管这种追问是有一定意义的，要把“体育”置于深刻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视其为国民素质提升的标杆、中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文明程度的标尺、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现，真正推动体育事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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