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之辨：好莱坞符号挪用与华莱坞认同危机
潘戎戎
民族电影与全球化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随着人类逐渐进入_张政治、经济、文化勾连成的密集大网，本土文化必将受到来自全球化的影响。我们无法忽视好莱坞在文化意识上对本土传统文化的消解，正如尹鸿所述，在全球化之下，美国强大的影视工业以其对“美国式的时尚、风格、意识形态价值、文化理念的传播而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因而，以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为驱动的全球化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呈现—种‘单向性，—种单向的‘同质化和‘同步化;这一点，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中”。以其说全球化对本土文化造成威胁，不如说最根本的文化焦虑来自美国。因此，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话语体系垄断下，讨论如何创新我们的文化符号、加强文化认同便有了意义。
显而易见的是，“好莱坞的全球化无法被单纯地归结为孤立的经济分析，甚至经济分析本身也会涉及有关文化及意识形态因素的讨论”。诺威尔史密斯指出，好莱坞的霸权是利用基本由移民构成的多样化的美国市场，通过艺术与文化的通俗性与流行性建立起来的，其在全球的流行是通过宣扬—种民主的意识形态来实现，此民主“本质是一种修饰性战略，让观众相信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获得的美德和快乐。一旦进入国际领域，就意味着美国那巨大的（或遥远）的魅力得到褒扬”，这种在文化生活方面扮演的美式民主“超越了观众和市场的民族特性”。我们甚至无法回避好莱坞意识对民族电影的渗透，好莱坞“在大部分以电影为主要娱乐形式的国家中，已经成为民族文化或大众想象密不可分甚至是自然而然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到的是，近年华莱坞商业电影大量模仿好莱坞类型电影，呈现出好莱坞化的趋势，人们似乎习惯了电影中对美国式民主的想象和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渲染。
我们也试图以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将其抽象为奇观式的东方符号（如《大红灯笼高高挂》《黄土地》），试图以功夫来代表民族文化。但这些符号是笼罩在后殖民主义的话语体系下生产的，看起来更像是西方人眼中的他者，“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些走向国际的电影在国内市场却常常以惨淡的票房而收场。我们忧于民族电影的好莱坞化，又困于民族电影的奇观化。矛盾的是，好莱坞的全球化往往是对具有民族特色文化的利用，姑且称之为好莱坞的“民族化”，如《花木兰》《功夫熊猫》《寻亲环游记》《阿拉丁神灯》等。
除此之外，东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矛盾还包括迥异的文化心理结构。孙悟空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雄文化符号，可以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影视文本中找到这只“Monkey King”的踪迹，但他呈现出的符号特征、英雄叙事却全然不同。虽然人类的心理结构大体相同，但文化心理层面上的不同导致了解释符号的意义体系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多少文本就有多少个孙悟空，也就有多少種英雄，只是哪一个英雄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大圣”？
由此可见，东西方之间的文化结构问题夹在民族电影的好莱坞化与好莱坞的民族化之间，成为华莱坞电影最深刻的问题。本文以孙悟空这个文化符号作为线索，探索好莱坞在挪用孙悟空时如何遮蔽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并通过孙悟空的英雄历程分析中美文化结构的差异。最后，本文指出华莱坞电影在模仿好莱坞的同时，也抹消了自身文化的差异性，造成文化认同的危机。
一、好莱坞的“民族化”：孙悟空的符号挪用
民族文化具有特殊性和地方性，常与好莱坞的全球性形成对立两极。好莱坞将许多电影的故事背景设置在其他国家或民族文化符号中，造成跨文化的叙事效果，看起来非常多元，并具有全球性视野，如《花木兰》《功夫熊猫》《功夫之王》等影片，这些影片在全球叫好又叫座。由于文化结构的差异，不同地区、民族的受众必然会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符号产生误读甚至是不理解，那么好莱坞在借用其他民族文化时是如何回避或者调和这种特殊性与差异性呢？
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所指和能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对我们具有意义的客体是通过语言共同体建构的，在一个共同体内客体才具有连贯性，所指和能指的关系才能被固定下来。“当我们从_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时，我们并不是简单地为同一种客体换上新的标签。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离开了那个适合于前一种语言的客体整体，从而进入第二种语言的客体整体之中。”因此，语言符号不能独立于语言体系而存在，一旦符号脱离了原有的系统，便不再具有确定性。文化符号也一样，当孙悟空从中国的整体文化语境中挪用至好莱坞的语境中时，其所指被重新建构，能指也变得漂浮。在好莱坞语境下，孙悟空被抽象为以金箍棒作为身份象征的会打斗的“猴子”或“人”。
无论《西游记》，还是根据《西游记》改编的中国影视剧，孙悟空总以金箍和金箍棒为象征，以英雄的身份而出现。金箍意为束缚、约束，金箍棒意为自由和战斗，没有绝对束缚，也没有绝对自由，明心见性的过程便是在这样的矛盾中展开。而好莱坞的英雄和斗者都有武器，但没有“金箍”，中国的英雄总是戴着“金箍”，无论是孙悟空，还是叶问（《一代宗师》）亦或是李慕白（《卧虎藏龙》）。在电影《功夫之王》中，由李连杰饰演的孙悟空在外形特征上保留了猴子的特征，铠甲类似中国古代服饰，金箍棒呈细长棒状、但华丽浮夸，基本保留了中国人对孙悟空的形象认知（见图2）。在CG电影《超越善恶2》中，孙悟空变为一只穿着破烂衣衫且相貌极其丑陋的大猩猩，用一只机械手臂作为武器（见图3）。动画《RWBY》中，孙悟空变成一位拥有健硕身材的金发少年，以双节棍为武器，两只棍子分别叫“金箍棒”和“如意棒”（见图1）。最后两个文本中的孙悟空完全抽离了原文化语境，其符号意义与原文化几乎没有半点关系。陈韬文在《文化移转：中国花木兰传说的美国化和全球化》一文中认为，迪士尼将“花木兰”这一独特的文化经验，通过“去情境化、本质化、普世化和再情境化”重新创造为一个全球文化都能接受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故事，并认为正是通过“文化杂交形成全球文化”，将“一个文化为了自己的需要而改造其他文化据为已用的过程”称之为“文化移转”。但他忽略了两个问题：其一，全球化是多元的，但好莱坞却成为霸权话语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族电影，全球化笼罩在好莱坞的霸权话语之下，文化杂交实现的是好莱坞的全球化，而非原文化的全球化;其二，“根据巴斯科姆布的观点，‘对社会生活素材的表现只有避开任何特殊性（即超越民族特质）才能够获得广泛的欢迎，赢得全世界不同的观众”，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文化的差异性正是好莱坞要遮蔽的东西。透过表1可以看到，孙悟空在好莱坞化的过程中已完全抽离原有语境，在一个异质符号系统中被重构为土生土长的美国悟空（《功夫之王》虽然有中国大圣的影子，但也不是原文化中的悟空，后文将做分析），被借用的符号已然失去了原文化的意涵，原文化的特殊经验被抽离。因此，与其说是文化移转，不如说是符号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