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早期“赠地学院”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启示
刘景
【摘要】以20世纪40年代美国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为分界线，阐述美国早期“赠地学院”的成功经验，即：充足的政府资助与健全的法律保障；因地适宜的课程设置及紧密联系实践的科学研究；培养农业专业人才与提高广大农民科学务农素质相结合的办学方向；为丰富农民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多样文化娱乐活动等。美国农业正是得益于早期“赠地学院”所提供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才以最快的速度处于世界先进农业发展行列。早期“赠地学院”的成功做法，可对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赠地学院”；成功经验；农业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7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6）03009203
事实上，从独立战争后到19世纪初，美国的农业生产一直非常落后。“19世纪初叶，殖民者在粮食种植、收割和脱粒技术方面比《圣经》时代好不了多少。”[1]1812年以后，随着国外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西进运动”的持续展开，美国农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耕地面积激增、劳动力极其缺乏、农民文化素质低下、农业技术落后、农产品需求持续上涨。困境之下，“赠地学院”应运而生，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赠地学院”以四两拨千斤之势成功解决了美国农业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并最终推动美国农业实现现代化。“‘赠地学院的农业研究，帮助拯救了处于困境中的美国。”[2]美国内政部曾宣称：“‘赠地学院对现代美国的建立做出了如此巨大的贡献，致使人们难以想象，假如没有他们的出现，我们的国家会是怎么一个样子。”[3]
一、“赠地学院”的缘起
19世纪中期，落后的美国农业及其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其他行业的发展，社会稳定也因此受到影响。于是，志士仁人纷纷出谋献策以求解决农业问题，推动美国社会的发展。来自佛蒙特州的众议员贾斯廷·莫雷尔（Justin Morril）认为发展农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素质、推广科学务农不仅可以提高农业产量，而且能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并因此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1862年，已是国会议员的莫雷尔将自己的想法拟成议案再次提交国会，最终得到林肯总统的认可，并将此议案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莫雷尔法案》（“Morril LandGrant Act”）。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以1860年各州的国会议员人数为限，按每名议员三万英亩的标准向各州拨赠土地，各州政府须将获赠土地售出，并将所得资金用于资助主要讲授农业和工艺教育的学院，以扶持这些学院的发展，从而培养出工农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所有得益于《莫雷尔法案》的这类学院后均被称为“赠地学院”或“农工学院”。除了常规专业，这些院校均开设有农学、动物学、农产品加工学、农村经济学等课程，且大都以农、工为主要专业和特色。1887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哈琦实验站法案》（Heath Act of 1887），主要授权联邦政府每年向拥有“赠地学院”的州拨款1.5万美元，以资助该州在“赠地学院”内设立农业实验站。三年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二个《莫雷尔法案》（Morril Act of 1890），以授权联邦政府对每所农工学院每年最低拨款15 000美元，并逐年递增1 000美元，以保证这些学院有充足的财力来运转。为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民的生活质量，《史密斯—利威尔法》（SmithLever Act）于1914年出台。该法案规定，各州“赠地学院”如果可以拿出与联邦政府资助额相匹配的资金，就可以和国家农业部合作，在本州开展农业知识传播和实用技术推广工作。
所以，如上所述，“赠地学院”虽缘起于1862年的《莫雷尔法案》，但后续其他几个重要法案保证了他们的发展壮大。据统计，从1862年《莫雷尔法案》实施到2009年，美国共建立了109所“赠地学院”。[4]如今许多知名高校，像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都是在当初“赠地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早期“赠地学院”的成功经验及其对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启示美国农业之所以能迅速地在20世纪40年代基本实现现代化，“赠地学院”的成功创办与发展功不可没。他们不仅帮助解决了当时美国农业面临的诸多问题，而且也推动了美国农业科学研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些凸显美国“实用主义”的特殊院校其成功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
1充足的政府资助与健全的法律保障
从第一所“赠地学院”开始，美国联邦和各州政府似乎特别偏爱这类具有特殊“使命”的高等院校，资助、扶持从未间断，而且几乎每种资助政策的实施都会有相关法案来保障其顺利进行。这些法案一方面保证了“赠地学院”得到充足的运转资金，另一方面也约束了拨款的“专款专用”，从客观上杜绝了腐败的产生。例如，为了推动农业科学研究，1887年的《哈琦法案》以联邦每年拨款1.5万美元的方式来资助各州在“赠地学院”内设立农业实验站，以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实践证明，这些拨款得到了有效使用，“农业实验站在美国迅速发展，成果累累，到19世纪末，此类实验站已达56个，其总收益不下100万美元。”[5]
相比之下，我国的农业高等教育大多数时候总是处于资金匮乏状态，尤其是一些开展农业技术教育的二本和高职院校。虽然近年来政府的资助力度有所加大，但却存在高校所获资助不平衡现象。一些重点高校的农林专业不仅有国家拨款，更有社会各种机构的捐助和投入，而大多数二本、高职院校的农林专业所获资助却寥寥无几。众所周知，在二本、高职求学的学生占全体高校人数的一多半，他们的专业素质直接决定着该专业整体水平的高低。因此，应该增加这些院校农林专业的拨款，加大扶持力度，培养出具有高素质和先进技术水平的农林人才。另外，我国的拨款资助等往往是政策性的，缺少相关法律的保护。有些省区虽然也出台了无偿贷款或无偿拨地等扶助高校发展的政策，但大多由于缺少法律保障而无法真正展开。因此，要加强高等教育资助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建设，以确保资助的目标明确，杜绝挪用、贪污等不良现象的发生。
2因地适宜的课程设置及紧密联系实践的科学研究
18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新任校长丹尼尔·吉尔曼（Daniel Gilman）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我们所依照的摹本既不是柏林大学，也不是纽黑文的，它应该是这个州的一所特定大学，它必须适宜于这里的人民，适宜于这里特殊的地理位置，适宜于这里新的社会和这里未得到开发的资源的需要。”[6]正如丹尼尔校长指出的那样，早期的“赠地学院”都非常注重与所在州的紧密联系，它们以解决本州工农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己任，强调为本州的经济建设服务，因而各州“赠地学院”的专业及课程设置均凸显出浓郁的本州特色。例如，在矿石资源丰富的州，其“赠地学院”在采矿、地质研究等专业发展方面就优于其他农工学院；在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产业的州立学院，学生可以学习到畜牧业方面的最新技术与知识。
同现代大学教师一样，早期“赠地学院”的教师除了授课也要开展科学研究。他们的科研课题时刻围绕着当地的生产实践，以求能及时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各种难题。像玉米种子改良、蔬果的病虫害研究、牛奶的奶脂测定等均是当时比较成功的科研成果。1887年后，各“赠地学院”中农业实验站的建立更促使了农业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这种做法不仅解决了农民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且也避免了“高而空”的学术研究，生产与科研相互促进，共同进步。从“赠地学院”时期开始的这种优良传统使得美国的农业科研成果转化率极高，达到了85%，居世界各国首位。[7]
我国当前的农业高等教育除了一些重点高校的特色专业外，大都千篇一律，尤其是一些高职院校，为了获得更多生源或升级为更高级别的高校，摒弃了农、林等专业，反而开设一些不切实际的课程。教师们似乎也觉得搞农业方面的科研没有前途，即使有些教师开展农业科学研究，也大都只追求数字指标式的科研成绩，因而理论成果大于实践效果，科研转化率极低。“我国每年大约取得6 000项农业科技成果，实际转化率只有1/3左右，大部分农业科技成果滞留在实验室或实验田地”[8]。因此，高校和教师应转变观念，重视农林专业的设置与发展。科研成绩的衡量也不可再以论文、实验数据等理论形式为唯一标准，而应看其实际转化率与贡献大小，从而真正发挥出高等教育在农业科研中应有的作用。
3培养农业专业人才与提高广大农民科学务农素质相结合
早期的“赠地学院”由于低廉的学费和明确的培养目标，即：培养高级农、工专业人才，为美国农工行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当时生源中的大部分来自农村，这些学生毕业后也大多从事与所学专业相关的工作，因而先进的农、工业知识得以有效传播开来。在“赠地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持续增长，从1882年的在校学生2 242人达到了1910年的135 000人，占全国高等院校学生总数的1/3。[9]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农业大学还纷纷建立了研究生院，为培养更高级的农工人才做好准备。
除了专业的人才培养，“赠地学院”还特别重视为广大农民普及先进的农业知识与技术。1904年，爱荷华州立大学在该州农业区开行“玉米种子信息列车”，为沿途农民发放技术材料，讲授最新的农业知识。“信息列车在1904年和1905年在该州运行10 000千米，沿途停车1 235次，接触农民145 363人，深受当地民众欢迎。”[10]许多农工学院还定期为广大农民发放科普读物或小册子，并依照实际需求为农民开办各种各样的培训班或推行函授教育。
比较而言，我国的农业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培养高级的农业专业人才，缺乏“接地气”的农业教育。一些本该和当地农业、农民紧密联系的院校和专业由于经费、师资、观念等原因逐渐忽略了农业教育，反而转向其他更花哨、更能赚钱的专业，致使农业发展与农业高等教育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即：农业发展越落后越需要农业人才和知识，而农业越落后越没有人静下心来开展、接受农业高等教育，从而专业的农业人才就越缺乏，农业就更加落后。因此，发挥农业高等院校和专业的智力优势，密切联系当地农业发展是所有农林院校和专业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国家和相关机构可以制定一些制度或政策以督促、确保农业高等教育与农业、农村、农民的紧密结合。
4提供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以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
早期的“赠地学院”常常为所在地的民众举办歌舞、艺术品展览等娱乐活动，学校的图书馆、体育场馆等也会定期向社会开放，因而获得了当地群众的好感与支持。各式各样的文娱活动不仅拉近了高校和普通民众的关系，从客观上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了农民素养。
在我国，近年来，为了丰富农民的精神生活，也常常有文娱表演、图书电影进农村等活动。但是相比之下，高校在这方面所做甚少。事实上，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不仅仅体现在专业知识技术层面，还可以在提高全民素质等其他方面有所作为。尤其是和农业相关的院校应承担起帮扶农民的社会职能，无论是从专业上还是从精神生活方面应给予农民切实的帮助。
三、结束语
“近代美国农业乃至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巨大进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近代美国农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这一切正是得益于《莫雷尔法案》等一系列政策法规的引领以及‘赠地学院的模范带头作用。”[11]充足的资金、健全的法规、紧密联系实际的课程设置和科学研究等优势不仅保证了“赠地学院”自身的健康发展，更为美国农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和技术支持。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重大，它决定着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进步。我国的农业高等教育须要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自身也应密切联系实践，切实发挥好高校在“科教兴农”战略中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詹姆斯·M·麦克弗森.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2]李素敏.美国赠地学院发展研究[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
[3]厦门大学高教所.高等教育文集[C].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4]NIFA LandGra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ttp：//www.csrees.usda.gov/qlinks/partners/map_lgu_all_front_12_9_09.pdf.
[5]赵红亚.美国农业合作推广服务计划探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1）：97—101.
[6]杨光富，张宏菊.赠地学院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8—11.
[7]陈福祥.美国“农业推广运动”简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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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刘惠林.基础教育均衡化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4，（9）：68—70.
[10]续润华.《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及其对美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100—102.
[11]徐继宁.赠地学院：美国高等农业职业教育的开拓者[J].中国农业教育，2008，（5）：51—54.
（编辑/赵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