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后现代主义对官僚制的挑战景
昌霖
【摘要】自20世纪以来，官僚制在全世界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推动组织和社会的进步。然而，随着官僚制自身的效率和民主等问题的凸显，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的官僚制正面临着种种危机。
【关键词】官僚制；后现代；解构；重构
自20世纪初马克思·韦伯提出理性官僚制以来，官僚制便以高度的普适性在全世界迅速扩张，官僚制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推动组织和社会的进步。然而，随着官僚制自身的效率和民主等问题的凸显，并伴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曾经在世界范围内大获全胜的官僚制正面临着种种危机。
一、官僚制的症结与后现代理论的出现
官僚制（bureaucracy）又被称为科层制，很早便被用于国家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之中，直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将理性化的思想注入官僚制中，才出现了现代官僚制的定义，即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从此官僚制作为一种组织形态的理念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使用，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带动了西方组织的发展。
纵观二十世纪，从现代官僚制的兴起，再到理想模式和现实运行差距的诟病，最后爆发对官僚制彻底的批判，官僚制无疑成为了非常令人失望却又无法摒弃的组织理论，其主要的症结在于：
（一） 效率低下。官僚制强调的层级节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组织的稳定性和秩序，但却大大削弱了组织的效率。“官僚制机构的一个弱点是，在工作和事务之间出现差异时，管理人员往往把正式报告当成实际做了的工作。换言之，由于控制人员管理的可见程序，现在理性行为的首要条件——即行为必须在逻辑上与某种实在的目标或目的相联系——最终被放弃。形式战胜了实质内容。”1即韦伯提出的现代官僚制的理性基础被忽视，且冗杂的形式内容成为组织的内耗，降低了组织效率。
（二） 员工的非人格化。官僚制初期是以精密的层级、固定的程序及专业分工，将管理过程中的具有主观性的人治因素去除，避免专断和腐败，从而保证组织效率。然而，“与非官僚组织相比，由于官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正式规则，它们的内部关系以及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倾向于非人格化。”2即由于官僚制组织严密的规则和层级设定，实现效率的目标绑架了员工的独立性，使得组织内部的人的关系变成了工具的关系，最终两败俱伤。
（三） 对外部环境的弱反应。官僚制是一个封闭的组织环境，机构僵化，缺乏弹性，并主张“通过使行政部门的机构不具有灵活性，官僚体制使不断变化的世界固化。”3即官僚制组织是要通过组织自身对外界环境的控制甚至固化来达到稳定状态，而非承认组织客观存在于现代高速运转和不断发展的社会场域之中，以期不断根据外部情况调整组织的流程和结构，从而实现与环境的互洽。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制组织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发展，官僚制组织与外部环境不断脱节。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出现了。它集中于对现代性的批判，并极力抵制对事物的概念性诠释，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中介。”4后现代主义借助符号化、碎片化的语言对整合的、系统化的现代性进行抨击和解构，“批判了诸如再现、真理、体系、基础、确定性……等现代理论的核心概念。”5虽然后现代主义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却有着巨大的批判能力。“它有助于我们把某些争论当作有待解释的问题，它迫使我们的眼光从狭隘的技术和具体的争论中放开，在更开阔的视野之下处理历史变迁问题。”6
二、后现代理论对官僚制的解构
“批判仅是后现代主义的前奏曲，而解构才是其理性的选择，因为只有这种选择才能使其入主当代学术主流话语系统之中。”7后现代并不是盲目的否定一切，而是用后现代的语境去解构对象，这也为解读官僚制的症结增加了一个向度。
（一） 对于官僚制组织性的解构。官僚制组织等级分明、层级节制，是一种非常规整的金字塔型结构，使得各层级之间的交流沟通受到阻碍，降低了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速度，正如章伟所言：“一个运作高度程序化的组织也许有很好的成本效益，但恰恰是这样，它缺乏对环境中某种突然而意外的变化作出反应的能力。”8
对于组织的效率，后现代主义认为“恪守官僚制的规范能提高效率，但也会降低效率。”9官僚制虽然格外推崇效率，但它看到的只是某一个维度的效率，并没有将组织外部和内部的损耗加以考虑，因此官僚制对于效率的衡量只停留在单个向度，并没有将各个标准置于组织整体运行中进行权衡，因此所谓的效率，并非真正的官僚制组织运行的客观效率。
此外，对于专家的过度信任和依赖也降低了其组织性。由于过分的追求工具理性，使得组织非常依赖于专家对于组织的建议和评判。然而，当专家的权利在官僚制组织中蔓延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会呈现对于组织的控制状态，这就意味着组织的决策不再是民主的，而是受控制的。放之于公共行政领域，就是专家团体代替了代议制民主对国家进行管理，如福柯所说：“由于知识与权力之间的互惠关系，专家性知识分子对于专业知识的垄断也意味着对于相关权力的获取。”10因此专家行政，也导致了官僚制组织的组织性受到瓦解。
（二） 对于官僚制公共性的解构。随着官僚制在公共行政中的嵌入，11官僚制越来越成为了公共行政或政府的代名词。随着二者不断交融，官僚制组织成为了政府的主要组织形态，原本属于政府部门的公共性便附着在官僚制组织的身上。后现代理论一方面在批判官僚制对于个体独立的消解，另一方面还证明了官僚制主体的自利性，将官僚制公共性进行了解构。
1、官僚制扼杀个体独立性。马尔库塞论证官僚组织向极权主义转变时说到：“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为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11官僚制的核心特征是系统化的劳动分工。由于过于注重规制约束，强调标准化和程序化，将成员视为官僚机器中的一个个零件，从而造成对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压抑。在组织内部，官僚制将个体作为工具进行支配和使用，扼杀了成员个体的独立性，不仅不利于组织生命力，更是有违道德。
2、官僚制主体存在自利性。一些后现代主义者利用他们所继承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解构官僚制主体的公共性，他们认为官僚制主体在承担公共权力为社会公共事务服务的过程中，往往存在着自利性，因而否认官僚制的公共性。他们认为自利性体现在：“第一，官员总是扭曲向上司或政治家传递的信息，从而从最有利的角度汇报自己或本部门的行为。第二，官僚以自由裁量的方式回应上级或政治家的决定，即更迅速地执行与自身利益相一致的决定，并贬低那些不一致的决定的重要性。第三，从大致相当的政策中做出抉择时，官员们总是偏爱那些对自己利益有利的结果。最后，官僚们寻求新政策方案的行为，极大地受到了自我利益的影响。”12官僚制组织从外部来说，本身是应该具备利他性或是公利性，但经过后现代的论证，官僚制的自利性被曝光，外部的公共性也随之遭到解构。后现代理论从官僚制的硬性——组织性和软性——公共性（内部和外部）将官僚制进行了解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官僚制看起来不仅内部矛盾重重，还有较多外部负效应，而这是否意味着彻底否定官僚制，让它消失呢？
三、契机：官僚制的重构
韦伯认为：“在同等条件下，官僚行政从形势和技术的角度看永远是最理性的类型。从今天大众行政的需求看，它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官僚制也确实在组织中发挥了非常可观的功效，赢得了组织的青睐，况且目前尚无可以替代官僚制的更合适的组织模式，只能对其不断修正。“所有的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者们的目标，则是揭示即便在腐朽中也存在着再生的机遇。”13虽然官僚制遭受着后现代猛烈的批判，面临着解构的危机，但完成了后现代解构的洗礼，一方面是对官僚制自身的反思以及症结的过滤，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后现代的解构，为官僚制带来了新的契机，将官僚制进行重构，以期适应现今时代发展的多重面向。
（一） 对官僚制组织性的重构。英国自撒切尔夫人执政以来，已经开始在对官僚制进行改造和重组来提升组织效率，可见对于官僚制的重构，效率是首当其冲的。官僚制要引进企业组织的思想，打破既有的组织机构的僵局，重新审视架构和程序，实现组织转型，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和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变革组织目标、组织激励、责任机制、权力结构以及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14让官僚制组织从僵化的结构和程序逐渐过渡到多元有机的动态结构，从而提升效率。另一方面，要实现官僚制组织性的重构，还必须打破专家治国的现状。因为只有“当更多的公众在实践中增长才智，认识到政治本质时，贤明的少数才能变成贤明的多数。”15专家治国本身与西方的民主价值追求便背道而驰，更有碍公众的政治参与，因此去除官僚制的这一鸡肋，将封闭的组织打开，与外部形成流通，才能实现与政治环境的互洽。
（二） 对官僚制权威的重构。后现代理论对官僚制权威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官僚制权威成了控制人的工具，因此，后现代背景下对于官僚制的权威重构的思想集中于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重塑权威，不仅是迎合环境需要，更是符合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具体来说，官僚制应该从集权向分权过渡，从金字塔式的层级节制向参与式管理、程序民主、共同治理转变，在保证官僚制的稳定性的前提下，一方面提高组织的开放程度，使组织从固态变为动态，实现与内部成员及外部环境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要将员工从规则的牢笼中解救出来，使个体恢复独立性，最大程度发挥成员的创造能力，这不仅是组织自身的需求，也是后现代对于多元倡导的内涵。
（三） 构建官僚制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任何组织行为都必然受一定的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指引和规范，并影响和塑造着组织的基本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及组织活动的制定与实施。官僚制作为目前为止还无法撼动的组织模式，如果创制出适合所有管理组织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从而引导官僚制克服自身的矛盾，官僚制将有望获得新生。当然，官僚制的价值观必须是普适和多元的，这是由于在现代主义时期倡导的绝对的、划一的价值观受到了后现代的抨击。对于社会环境、背景和目标等均不相同的组织来说，绝对化的价值观是绝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此官僚制的重构必须是面向多个维度的、多元的价值观。
四、结语
波林·罗斯诺曾说过，“后现代主义像幽灵一样时常缠绕着当今的社会科学。在许多方面，几分可信几分荒诞的后现代方法对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主流社会科学的基本假定及其研究成果提出了诘难。后现代主义提出的挑战似乎无穷无尽”16正是因为如此，官僚制受到来自于后现代的批判和解构无穷无尽，这对于官僚制本身以及与官僚制高度依存的公共行政而言都是挑战，官僚制是否能打破后现代的冲击，实现重构，完成其在新时期的自我更新和升级，我们共同拭目以待。
注释
1[美]拉尔夫·P·赫梅尔著，韩红译：《官僚经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美]安东尼·唐斯著，郭小聪等译：《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
3同上，第53页。
4[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5[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著，张志斌译：《后现代理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4页。
6[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7章伟：《解构与重构——后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考量》，《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8[英]戴维·毕瑟姆：《官僚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9金太军、张劲松：《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0[美]波林·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译者的话第4-5页。
11金太军、张劲松：《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解构》，《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12[英]帕特里克·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页。
13[美]拉尔夫·P·赫梅尔著，韩红译：《官僚经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14[美]戴维·奥斯本、彼德·普拉斯特里克著，谭功荣译：《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5[美]加里·万斯莱等著，段钢译：《公共行政与治理过程：转变美国的政治对话（节选）（黑堡宣言）》，《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2期。
16[美]波林·玛丽·罗斯诺著，张国清译：《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参考文献
[1][美]拉尔夫·P·赫梅尔著，韩红译.《官僚经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2][美]安东尼·唐斯著，郭小聪等译.《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