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博类纪录片的症候解析与功能释放
王琳艳
近年来，随着《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上新了·故宫》等一系列文博类纪录片及其相关节目的热播，不仅在普通观众中引发了“国宝热”以及对“国宝”的追捧，也在学术层面上引发了专家从博物馆的文物认定系统对国宝之文化意义与艺术价值的解读以及对那些公认为“国宝”作品的生成路径的探讨。虽然博物馆是近现代的产物，但古今中外，无论是皇家还是民间，都有着悠久的收藏历史。与其他类型的纪录片相比，文博类纪录片的学术性、专业性要求更高，是跨学科交流的产物，更是历史学、考古学、博物馆学、艺术史、图像学、传播学以及传媒艺术学等学科融会贯通的结果。而这些学科的知识大多离普通观众的日常生活的“常识”比较远，影视艺术尤其是纪录片作为一种大众传播的工具，承载了重要的沟通、连接的功能。而博物馆究竟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文博类纪录片又在博物馆的文化传播过程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如何才能更好地为社会公众服务，是值得今天的纪录片工作者认真探讨的问题。
一、文博类纪录片的现状
2018年是中国电视诞生60周年，纪录片作为传播中华文化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和节目样式，在过去的60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的国内版和国际版在2011年同时开播，东方卫视、北京卫视等省级卫视也都有自己专门的纪录频道，播出了大量题材多样、类型丰富的优质纪录片。“纪录片相对其他视听文本，真实客观且形象鲜活，可以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一个时代的民众生活方式乃至社会发展变化记录下来，从而成为见证国家变革、社会变迁的‘历史镜像。”[1]就播出的类型而言，人文类、历史类纪录片占据了大量比例。以考古、文物、博物馆为主的文博类纪录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为历史文化服务，类型单一
文物、艺术品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物，经常出现在人文历史纪录片当中，作为某个历史时期或历史人物的故事背景，比如《百年中国》《楚国八百年》《汉字五千年》《玄奘之路》《人类武器竞赛史》等。还有一类是以记录考古发现、考古挖掘为主要内容，比如《考古进行时》《洛阳曹魏大墓发掘记》《张献忠宝藏考古发掘记》《土司遗城海龙屯》等。但是，文博机构作为文物、艺术品的收藏、研究和展示机构，却鲜少在纪录片当中充当主角。根据某线上纪录片资料库的数据显示，从1958年中国电视诞生至今，國内播出的760部的社会人文、历史纪录片（这里的部通常都是系列片）当中，以国内外的博物馆为主要拍摄对象的只有30部左右，其中还包括一些系列片当中的一集以博物馆及其文物为主要拍摄对象。这些纪录片中，11个是以故宫博物院为主要拍摄对象，6个是敦煌研究院相关。
根据国家文物局网站2018年1月发布的《2016年度全国博物馆名录》以及2018年9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公布的第三批国家二、三级博物馆名单，截至2016年底，我国登记注册的博物馆共有4826家。其中，一级博物馆130家，二级博物馆286家，三级博物馆439家。虽然数据统计会有一些偏差，但如此悬殊的数字对比，至少说明了以博物馆为主要拍摄对象的文博类纪录片的数量与我国蓬勃发展的博物馆事业不相匹配。
文物、艺术品是属于历史的，但博物馆却是属于当代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从1946年11月成立以后，为了适应与概括世界博物馆的发展和演进，不断修改着对博物馆的解释，世界各大著名博物馆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调整自身对博物馆的定义。对于博物馆定义的认定变化，体现着每个时代每个国家对博物馆功能及认识的不断变化，这些变化也应体现在文博类纪录片当中，为当代观众了解认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记忆提供多维度的“历史镜像”。“博物馆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这一机构的当代作用及其现实性方面，它更是一种将人类的合作、记忆与思维等延续到一个漫长而遥远的过去时空之中，是人类收藏过去的记忆的凭证和熔铸新文化的殿堂。”[2]博物馆作为记忆现场和文化殿堂，为当代的纪录片创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阐释和传播场域，承担着为当代社会和历史画像的重要使命。
（二）对文博机构的展示比较集中
1979年前后，日本NHK（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和中国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是中国电视史上第一部中外合作的大型纪录片，一经播放即引起全球轰动。片中对中国及古代文明的发掘和展示，尤其是对敦煌文化的展现令世人瞩目。在此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以敦煌研究院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比如《新丝绸之路》《敦煌》《敦煌伎乐天》《敦煌画派》等。
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故宫》，从故宫的建筑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以及从皇宫到博物院的发展历程等方面，全面展示了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的宫殿建筑和丰富多彩、经历传奇的珍贵文物，讲述了不为人知、真实鲜活的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是中国纪录片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以博物馆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纪录片。此后，《台北故宫》《故宫100》《当卢浮宫遇见紫禁城》《故宫100》《我在故宫修文物》《探秘紫禁城》《大美故宫》《故宫新事》等一系列以当代视角讲述故宫博物院的纪录片相继问世。
与此同时，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都在过去10年完成了大规模的扩建与改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赏，但与之相关的纪录片少之又少。中国国家博物馆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是世界上单体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也是中华文物收藏量最丰富的博物馆之一，整体规模在世界博物馆中位居前列，但与之相关的纪录片只有2012年中央电视台与国家博物馆联合摄制的大型人文纪录片《国脉——中国国家博物馆100年》。这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诞辰百年之际拍摄完成的纪录片，对历史上的三次文物大征集、两大基本陈列从无到有、基础工程的创新开拓、令人瞩目的“两馆合并”以及改扩建工程建设和国际文化交流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述，首次披露和呈现了众多难得一见的国之瑰宝，展示了走在科技前沿的博物馆文物保护与水陆空三栖考古项目等内容。与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相比，其他文博机构的纪录片展示相对较少且不够充分，与当下博物馆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成比例。
（三）缺少艺术史的维度
《美术博物馆学导论》中提到，“现代博物馆是征集、保藏、陈列和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的实物——用今天的话来说，即视觉文化产品——的场所”[3]，从视觉文化的角度给了人们新的启示。当代视觉文化的转向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博物馆作为收藏视觉文化产品的重要场所，“从收藏到展览的一系列过程都是和特殊的美学观念乃至特定的意识形态的问题相关相联的”[4]，无疑具有经典的图像学意义。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在《故宫院长说故宫》的序言里就曾提到：“当皇宫——紫禁城——作为帝制时代统治核心的功能终结之后，当故宫——紫禁城——转型为博物馆公共文化空间之后，当紫禁城——现在的故宫博物院——仅仅成为公众自由‘观看的对象之时，紫禁城便只留下了‘图像的意义。”[5]普通观众正是通过对这些经典“图像”的观看，感受和理解本民族的文化历史，尤其是艺术史。而艺术史则是今人认识历史、了解历史的一个重要维度。
艺术史是各种传统不断迂回、不断改变的历史，每一件作品在历史中既回顾过去、又导向未来。“博物馆是一部‘可视的艺术史，这部‘可视的艺术史通过展览陈列加以续写、延伸、补充和完善。对于法国来说，她正是通过博物馆体系的完善，来书写一部以西方为中心的普遍的艺术史的;这部艺术史充分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于世界的看法。”[6]同样，博物馆作为一部“可视的艺术史”，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当今世界的看法。
中国博物馆学与历史考古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以历史考古的视角展示文物的纪录片相对比较多，而以艺术史的视角展示文物、艺术品的纪录片相对较少，《艺术的天才》《China·瓷》《敦煌伎乐天》《艺术：北纬30度》《唐墓壁画中的丝路风情》《敦煌画派》《如果国宝会说话》等是少有的从艺术史的维度对文博机构及其藏品进行展示的作品。另外，西方艺术史与东方艺术史有着不同的文明路径与发展脉络，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是少数出现在我国纪录片当中的外国博物馆，我国的纪录片缺少世界艺术史的横向比较，而这些正是文博类纪录片在时空的展示上能够超越博物馆的地方。
二、文博类纪录片的功能
（一）为社会公众服务
迄今，国际上比较通行也相对稳定的博物馆定义是：“博物馆是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营利的永久机构，并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环境的见证物”。[7]博物馆不仅要收集、保藏文物、标本和其他实物資料，还肩负着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任务。“一个博物馆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有效地使收藏品及其研究成果为社会公众服务”[8]，这无疑与作为大众文化传播工具的纪录片的功能不谋而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个‘活起来的核心是让文物跟社会公众见面，再就是要能够跟观众产生互动，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作者能够跟我们现在的观众互动起来，让观众了解它。”[9]博物馆作为现代城市的重要公共空间，为大众提供了民族记忆的文化殿堂，但它的展示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纪录片正好弥补了这些不足，打破时空的限制，真正实现更加自由的对话与交流，让那些原本“高深莫测”的文物、艺术品以更加朴素、生动的方式展现出来，真正在普通观众心中“活起来”。
除此之外，纪录片还应作为普及文物、博物馆基本常识的中介。文博类纪录片中经常会出现“国宝”“顶级文物”“顶级文物修复师”之类的解说词，所谓的“国宝”“顶级”是怎么来的，又由谁来评定呢？文博界没有“国宝”这个概念，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艺术和科学三个方面，总体上分为珍贵文物和一般文物两类，有统一的分级标准，珍贵文物里面分一级、二级、三级，一级文物还细分为甲等和乙等。另外，国家还公布了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随着经济文化发展和国家总体实力的增强，公众对科学文化素养提升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文博机构和以文博机构为主要拍摄对象的纪录片都承担着重要的文化推广与普及的使命。
（二）参与艺术经典化的过程
“文物具有不可再生与不可重复的特性，这种有限性和唯一性决定了对其价值的认定具有难度。每件文物传达的历史信息是不一样的，而对它价值的认定也会受时间、环境、人为等因素影响而变化。”[10]许多文物、艺术品是在历朝历代不同观念的作用下最终成为人们现在所认可、追捧的“国宝”，在创作、流传、鉴赏、研究等环节中有着非常多的传奇故事。“当博物馆中的艺术品成为专为审美凝视而存在的对象时，它的精神意义无疑会得到极大的凸显，也就是说，观众能更加专一而又自由地拥有一种象征的领域。”[1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文物、艺术品是有“来世”的，它的发展有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首先，一件文物、艺术品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成为“国宝”，也就是艺术经典化的过程，有非常多的环节和因素制约着它的发展，并且支配着我们对它的认定，广播电视以及新媒体的出现加速了这个过程。最近的例子可以从百集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看出端倪。本片摄制组足迹遍布全国，拍摄了近百家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五十余处考古遗址的千余件文物，最终选出了100件代表性文物，虎符、莲鹤方壶、曾侯乙尊盘、越王勾践剑、错金银铜版兆域图等，首次“用文物讲文物，用文物梳理文明”，每集重点展示一件文物，并且每集长度只有5分钟来进行碎片化的传播。另外，为了配合年轻受众的观赏习惯，分别制作了电视节目版和网络播出版，并且在纪录片当中不断引入今人的制作视角和更加年轻化的解说词，产生古今对话的历史感、时代感。这一百件文物，还包括纪录片中穿插对比的其他文物，本身已经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纪录片传播的即时性加速了它们在当下观众心中“活起来”的进程，参与了它们在当代成为经典或者说艺术经典化的过程。
其次，媒介的传播可以极大地调动普通观众的积极性。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用年轻的视角走进古老的故宫，让观众对文物修复这个略带神秘色彩的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央视热播之后又在网上引起热议，很多观众意犹未尽，于是就有了网友帮助众筹点映资金的大电影版的出现。网友与纪录片的这种良性互动，极大地调动了普通观众的积极性，纪录片在这里就承载了重要的沟通、连接的功能，使得中华文明独特的审美情趣与文物体系在普通观众群体之中得到了更好、更广泛的传播。
另外，近年来，除了一些文博类纪录片的热播，还有《寻宝》《文明之旅》《国家宝藏》以及刚刚推出的《上新了·故宫》等一系列与文博机构有关的文化类节目，让普通观众走进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参与到文物、艺术品的收藏与鉴赏当中，为历史文化艺术的传播提供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多元视角。比如，著名画家陈丹青在新媒体制作的节目《局部》让观众跟随他的眼睛，洞见中西方名画名作的一个个微细的局部，走进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西方艺术史的经典艺术作品。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有一期以湖北省博物馆为主题，撒贝宁作为国宝守护人讲述了“云梦睡虎地秦简”的故事，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播出后反响热烈。如今的湖北省博物馆一楼展厅有直接指示通往它的直达电梯，展品的旁边有《国家宝藏》撒贝宁推荐的文字说明，很多普通观众来到湖北省博物馆之后直奔它而去。文化类节目的播出也反向影响了博物馆的展示策略，推动了越来越多的观众回到博物馆现场去欣赏经典文物、艺术品。
三、在纪录片中融入反思批判意识
“艺术经典化的过程，是跟我们史观的更新、概念的更新有关系的。”[12]
文博类纪录片不仅要配合文博机构为社会公众服務、解析艺术经典，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还要提供艺术批评的视角，增添自身的学术研究与文献价值，培养大众对琳琅满目的艺术品进行鉴赏时的反思批判意识。
博物馆的出现，与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文博机构及其文物、艺术品里保存着每个民族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的继承、传递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既指向过去，又面向未来，需要影视艺术尤其是纪录片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发挥它应有的文化能量。当纪录片的视觉优势与源远流长的博物馆传统的取向不谋而合时，产生以文博机构及其文物、艺术品为主要拍摄对象的文博类纪录片以及相关文化节目的热播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这本身就体现了这个时代文化认同的需求与特点，从另外一个维度建构了艺术史的经典，从而参与到世界文明史发展的进程当中。
参考文献：
[1]何苏六，韩飞.时代性互文互动：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纪录片的发展谱系[ J ].现代传播，2018（12）.
[2]曹兵武.记忆现场与文化殿堂：我们时代的博物馆[ J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2.
[3]曹意强.美术博物馆学导论[ 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3.
[4][11]丁宁.艺术博物馆：文化表征的特殊空间[J.浙江社会科学，2000（1）.
[5]李文儒.故宫院长说故宫[ M ].成都：天地出版社，2017：3.
[6]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39.
[7][8]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37-38，46.
[9]孟繁玮.专访余辉：国宝重器，承载民族从未褪色的文化印记[ J ].美术观察，2018（10）.
[10][12]孟繁玮.专访郑岩：多学科视阈下的“国宝”及其当下的传播价值[ M ].美术观察，2018（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