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考

    陈子丹 杨霞 黄洛锋

    摘? 要:近年来,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尚未全面开展,存在诸多问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开发利用现状和不足,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濒危语档开发利用的方法和技术,研发形式多样的少数民族濒危语档文化产品,创新少数民族濒危语档开发利用机制,构建少数民族濒危语档社会服务体系,实现少数民族濒危语档信息资源的共享。

    关键词:濒危语言;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少数民族

    Abstract: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ndangered languages Archives are not yet fully carried out,and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recent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lack of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actively explore the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or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endangered language Archive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research and develop various forms endangered language Archives cultural products of ethnic minority,innovate the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mechanism of the endangered language Archives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construct a social service system for minority endangered language Archives,and realize the sharing of ethnic endangered language Archives information resources.

    Keywords: The endangered language;Archives resources;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Minority nationalities

    我国各民族的语言众多,但其中有不少已处于濒危或极度濒危状态。相关的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國都高度重视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的保护。

    201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湖南省长沙市成功举办了“首届世界语言资源保护大会”,会议以“语言多样性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为主题,通过了重要成果性文件《岳麓宣言(草案)》,倡导世界各国制定语言资源和语言多样性保护事业行动计划及实施方案。

    《岳麓宣言》的发布,有助于语言资源保护理念的传播,推动全社会对语言资源保护问题达成共识。[1]

    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录保存不仅意义重大、影响深远,而且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就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工作,收集记录了第一手语言文字资料,迄今已积累了一批数量较多、内容丰富、价值珍贵的语言调查原始记录。

    对现有的语言调查资料进行抢救保护,使之全部纳入中国语言资源库或语言数字博物馆,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和作用,这是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从总体上讲,我国针对濒危语言展开的建档保护等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开发利用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从研究成果来看,笔者检索出的相关文章仅有两三篇,如《少数民族语言档案利用现状》《略论我国语言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构建民族语言有声数据库档案,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等,尚无从档案学视角专门论述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论文发表,可见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本文在总结前期工作成就的基础上,分析存在的不足,并就开发利用措施提出几点建议,以期对这项重要工作的未来发展有所裨益。

    1 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

    1.1 设立研究机构,开发语档产品。中国语言大学2013年秋发起建立“中国周边语言文化协同创新中心”,积极研究周边国家语言和中国边疆地区民族语言,旨在培养能研究和掌握“关键语言”的人才,建立“语言互联网”。[2]

    暨南大学文学院设立了“语言资源保护暨协同研创中心”“一带一路语言工程联合研究所”“城镇民族社区语言服务与教育研究中心”;云南玉溪师范学院设立了“濒危语言研究中心”和“云南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重点实验室”等研究机构。

    在产品研发方面,由泛珠三角省区高校学科带头人组建的编委会,承担了“泛珠三角省区高等院校语言学教材大系”的编写任务,由广东人民出版社负责全媒体出版,广东出版集团数据中心、广东电视台新媒体中心以及有关科技企业负责技术制作。

    1.2 建立语音语料数据库,建设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国家语委于2008年启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云南、内蒙古、湖南、广西、贵州、海南等省区也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语料库。

    2012年,广西正式启动区域内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采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真人朗读单词、词组、讲故事、日常对话等形式,实地采集并建立真实语音及其转写文本的语料库”。[3]

    2014年建成的蒙古语语料库以口述的方式采访6725人,录制了民族历史、部落史、氏族史、神话传说、史诗、民间故事、谚语等内容,其中的一期工程档案已移交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永久保存,包括4200多小时的自然口语语料和4000多小时的书面语料,除蒙古语自然口语外,还包含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三少民族”不同的方言,折合文字量4200多万字。[4]

    2015年5月启动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将对收集记录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口头语言文化的实态语料进行科学整理和加工,以建成大规模、可持续增长的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将对已有的珍贵语言资源进行电子化、规范化加工并入库,逐步建成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国语言资源大数据博物馆和语言资源采录展示系统。[5]

    暨南大学文学院与广东省博物馆合作共建的“中国濒危语言数字博物馆”项目已正式启动。云南民族大学也建立了民族语言文字博物馆。

    1.3 开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成果的编纂。由教育部、国家语委联合推进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简称“语保工程”)起点高、规模大、财政支持力度强、调查手段和方法更为先进,已实现全国范围的覆盖。

    该项目在调查和建库基础上,将开展中国语言资源保护研究成果的编纂工作,并出版一系列基础性成果,其中包括编写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志、中国濒危语言志、中国跨境语言志、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地图、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名录、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调查报告等。[6]

    2 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不足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已开始起步,但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的开发利用尚未全面开展起来,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可持续性问题。大量濒危语言记录材料主要用于研究者编写论著和完成课题,工作结束后大多丢弃,有的已流失或损毁。“也很少有人愿意向外界无偿公布个人的录音语料,仅供私下听听而已,他人无法获取和利用,甚至濒危语言民族/族群或发音合作人也无法使用,许多珍贵原始语料往往成为废料。”[7]

    二是可共享性问题。语言学者大多固守私人占有、个人版权观念,不愿意将濒危语言记录材料转交档案部门或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保存,濒危语言档案资料不仅散落于不同机构、社群或个人手中,而且形式载体各异,难以二次利用和共享。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相关机构的档案馆、图书馆并没有将这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其收集保管的业务对象,更不可能进行开发利用,这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传承无疑是巨大损失,有可能造成这一领域的社会记忆缺失中断。[8]

    三是开发局限性问题。开发重点局限在濒危语言调查资料的汇编方面,选题、选材的范围过窄,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遗产缺乏全方位、多角度、高层次、整体性的开发利用,利用导向仍偏重于为学术研究服务,忽视其他方面的利用。开发方式和途径陈旧落后,缺少突破和创新,对开发濒危语言公共服务语音库、软件或信息平台的力度明显偏弱,通过专题数据库、网站公布和社交媒体发布相对薄弱。

    四是手段多样化问题。编研成果的形式和内容不够丰富,吸引力、互动性差,仍以纸质型印刷品为主,以传统的借阅、出版方式传播利用,缺乏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喜闻乐见、容易接受的濒危语档编研作品,致使大多数编研成果不为人知,起不到宣扬、普及和传播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作用。语档文化产品的开发达不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功能各异、方便适用、切合实际的要求,只能满足部分语言学者的教学科研需要,不能适应语言民族/族群和社会各界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导致开发成果“硕果累累”,而利用者“寥寥无几”。

    五是技术与制度保障问题。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机构在语档资源利用和服务方面,还缺乏有力的制度、设施和技术保障,总之,濒危语档的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共享程度较低,少数民族濒危语档开发利用机制和共享服务体系尚未形成。

    3 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思路

    3.1 两大步骤。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的开发利用可视为“国家语言资源保护工程”的延续和拓展,在“提高国家语言文字服务能力”这一纲领的指引下,“后语保”时代的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加以开展。

    第一步是在完成“语保工程”任务的基础上,整合相关专业技术力量、企业和社会力量,大力开展少数民族语言资源开发应用工作,如开发少数民族语言语音技术、少数民族语言在线翻译、少数民族语言在线学习等,[9]积极建设本地区的语言文化资源库或语言数字博物馆,编写出版本地区语言资源汇集,推进成果的开发应用。这方面的工作空间巨大,目前尚难以全面规划。

    第二步是在瀕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信息,在凸显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弘扬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濒危语档资源共享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进行深度开发与全面展示,大力提升我国濒危语言资源开发和利用水平。

    3.2 三个要点。在开发实践中需要把握遵循原则、突出重点、观点引领等三个要点。

    一是坚持标准化、大众化、全面性、可持续性原则,坚持“以族群为单元,以话语为中心”的原则,坚持优先发掘利用少小民族、边境民族、跨境民族濒危语档资源的原则。

    二是以语档产品开发和语言文化传承为重点,以科学开发和合理使用为要务,体现国家意志和社会化理念,依靠行政手段和社会力量,在全面开展田野调查的同时,充分重视开辟在线采录模式,充分重视利用已有语言资源,三条道路齐头并进,最终汇入中国语言资源的海洋。

    三是以“大档案观”和“大服务观”为引领,拓宽思路、拓展领域、创新模式、丰富渠道,全力推进濒危语档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实现濒危语档信息资源的共建共享。即依托档案信息化建设成果,结合公共服务体系和数字文化建设,积极建设濒危语言资源档案馆和语档信息网络平台。建立国家级“一带一路”语言文化博物馆、“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网络平台和“一带一路”语言大数据共享联盟,积极探索语言大数据增值服务机制,努力提升“一带一路”语言服务和开发利用水平。

    4 加强少数民族濒危语档资源开发利用的措施

    4.1 探索少数民族濒危语档开发利用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对现存濒危语档进行分类、整理、编目和上架,并建立科学、完整的检索目录和存档数据库;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数字化工作,建立濒危语档数字资源库或数字化基地,以数字化、多媒体等方式提供给更多需要语档资源的相关人员,对社会和公众开放,实现濒危语档的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