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路径探析
关键词 乡村振兴 社区认同 归属感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9YJCZH280）。
作者简介：庄廷江，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中图分类号：D26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献标识码：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5.089
2017年10月党中央于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于2018 年2 月出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由此成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对于培育农村发展新动能、蓄力农村发展新优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然要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然而在现代化、城镇化、市场化的冲击下，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交往、价值观念、居住环境等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农民的乡村社区认同渐趋消解，乡村随之出现“空心化”“离散化”等现象，这不仅会阻碍乡村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更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因此，研究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影响因素，探索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路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社区认同内涵解读
社区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其理论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1]简言之，社区的形成是基于自然意志，亲切、信任、相互依赖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认同最初是一个哲学范畴内的概念，表示某些事物具有共同的一致性。弗洛伊德最早提出了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认同概念，认为它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体对另一个体或团体的价值、规范等，进行模仿、内化并形成行为模式的过程”。[2]社会学家则认为认同是一个社会过程，如曼纽尔·卡斯特就认为“认同是个体根据其所在的文化背景下经由个别化，而逐步建构意义的过程”。[3]我国学界一般认为，认同是一个社会文化范畴的概念，主要是指人的一种主观上的归属感和亲切感。这个概念的存在意义就在于它揭示了“我们”是谁的问题，同时又区分了“他们”是谁。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社区认同就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在相互交往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心理上的依恋和归属，其本质就是个人和群体对其社会身份和社会角色的自我认定。
虽然社区认同本身是指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是基于利益关系、历史记忆、社会交往等多种因素而产生，但不可否认，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其社区认同的产生，都更多地取决于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等一些现实的社会资本条件。一般认为，一个获得较高认同度的社区必然也是一个治理有序、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社区，反之，一个社区治理混乱、经济衰败、文化贫乏，则居民很难对其有较高的认同度。因此，社区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条件与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度呈正相关关系。二、当前农民的乡村社区认同现状及影响因素
（一）身份认同模糊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现代化和市场化的猛烈冲击下，农民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在传统农民内部分化出了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农民知识分子等多个子群体，其中农民工群体最为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9年，农民工已达2.9亿，约占乡村人口的一半。[4]这些分化出的农民子群体都游离于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市民、传统与现代之间。在经历了城市工作和生活后，他们一方面对家乡的认同越来越淡漠，同时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也越来越混乱和模糊。有学者对北京市的农民工就其身份认同问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6. 8 %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其余农民工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半个城市人，有的将自己定位为城市人，有的不清楚自己的身份。[5]对农村社区而言，部分农民的身份认同模糊，必将会带来其“过客心态”和“游民化倾向”，从根本上影响其对乡村社区的认同。
（二）邻里交往陌生化
中国传统乡村是一个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人情社会，各种风俗伦理规范着邻里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依靠伦理而不是法律为调节手段的社会，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差序格局”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邻里之间交往交换活动都是以情感和信任为基础的。持续的市场化改革给乡村社會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农民无论是在乡村务农还是外出打工，都被卷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市场规则逐步侵蚀了乡土伦理和价值规范，金钱和效率成为衡量邻里交换交往的重要准则，邻里之间不计报酬的互帮互助被以金钱为媒介的雇佣购买替代。乡村社会再也不是传统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逐渐“陌生化”和“理性化”。这不仅直接导致了邻里交往的趋利倾向，更是破坏了乡村社区认同依赖的情感和信任。
（三）参与乡村社区公共事务意愿降低
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是反映居民社区认同度高低的重要体现。传统中国农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封闭性，人们对自己的社区认同程度较高，乡村精英和退隐的官僚一般都会积极参与家乡社区的公共事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乡村社区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越来越强，除了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务工外，有能力有条件的乡村精英也纷纷离开乡村到城市定居生活工作学习，即便农村仍然保留有他们的家产、土地和亲人，但是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然转换到城市社会，乡村社区公共事务与他们的利益联结和情感联结越来越淡漠，由此导致了其对参与乡村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正是农民对乡村社区参与的不足，进一步削弱了其对乡村社区的认同。
（四）对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满意度下降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为居民生产生活提供服务基础性设施，直接影响着居民对社区最直观的感受和体验。由于我国长期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城乡二元化发展体制，城市优先发展，这造成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设施及服务水平的严重失衡。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政府加大了对农村道路、电力、通讯网络、水利、环保绿化、教育、体育、医疗等硬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但远不及对城镇的投入力度，因此城乡公共服务设施数量和质量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此外，乡村基础设施还长期存在着“有人建、有人用、无人养”的问题，许多基础设施由于年久失修，已经无法提供服务。这导致很多农民在接触到了城市的繁华以及便利的生活服务后，很难对乡村社区相对落后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感到满意，进而难以保持对乡村社区的认同。因此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落后，是导致农民乡村社区认同消解的一个重要原因。三、乡村振兴战略下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路径
（一）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良好的公共基础设施都是保证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基本条件。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农村公共服务的主要短板，也是影响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主要因素。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农村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作为努力补齐公共基础设施短板，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首先，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加强农村交通、通讯、能源、水利等薄弱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从而为农村生产生活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服务保障。其次，政府要加大对乡村教育、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等社会事业的经费投入，让农村孩子能够真正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让乡村群众能够享受基本的乡村医疗服务，让老年群体能够安度晚年。最后，要探索新的农村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机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管理的长效机制，使农村公共服务实现从有到优的转变。总之，要通过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让农村变得既“宜居”又“宜业”，才能提升农民对乡村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重建乡村社区文化，塑造社区认同精神纽带
乡村社区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地域性亚文化，通常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风土人情、伦理规范以及价值信仰等密切相关，它是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精神纽带。从本质上来看，农民的社区认同，实际上是农民对社区文化的认同。因此在新时期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必须要以乡村社区文化建设为核心。建设乡村社区文化，首先要深挖乡村传統中蕴含的诚信忠厚、尊老爱幼、邻里互惠、包容友善等优秀的文化因子，在此基础上要结合现代文明加以改造，突出时代特色，使其真正发挥教育劝导、规范秩序的作用。其次，要以协作、参与、奉献为核心培育社区公共精神。通过大力宣传社区先进典型人物的优秀事迹等方式，凝练塑造社区公共精神，加强对社区居民的精神感召和指引。最后，要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社区文化活动，提升社区文化活动水平。这不仅能够使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满足，还能使农民逐渐形成社区文化记忆，进而增强其对乡村社区的文化认同感。
（三）创新社区参与机制，激发农民参与意识
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是衡量社区认同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创新乡村社区参与机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当前重构农民乡村社区认同的一个重要抓手。首先，要创新乡村社区管理模式，真正落实公开公正的社区自治制度。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讨论、决策和监督等一系列过程中，尊重农民的公共利益诉求，保障农民在社区管理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参与强化农民的身份认同感。其次，乡村社区要建立各种形式的交流参与平台。除了原有的线下农民参与渠道与平台，社区要充分利用便捷的现代通讯手段建立乡村事务微信群、村民互动群、村政官方论坛等多元化的线上交流参与平台，把留守村民、乡村精英、外出农民工、乡村知识分子、个体工商户等都纳入网络平台，使村民在便利频繁的互动参与中，共享信息，凝练共识，增进互信。最后，大力培育各类乡村社区组织，如经济类合作组织、手工艺类组织、文化娱乐类组织等。通过让农民参与到一定的组织中，不仅可以通过组织的规章、制度来实现对其约束，还可以改变农村居民的原子化状态，重塑人际网络，培育社群意识与集体归属感。四、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后又一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毫无疑问，作为“三农”核心的农民不仅是乡村产业的发展者和乡村社会的治理者，更是乡村生态的保护者和乡风文明的传承者，农民无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因此，实施这一战略必须始终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广大农民的广泛参与和全程参与。乡村社区认同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重构农民的乡村社区认同，才能使农民更积极有效地参与乡村社会的发展事业，从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序推进。
参考文献：
[1][德]费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梁丽萍.中国人的宗教心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美]曼纽尔·卡斯特著.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2-28）[2020- 03-18]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2/t20200228_1728913.html.
[5]郭星华，李飞.漂泊与寻根：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人口研究，2009 （6）：74-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