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复刻与灵魂重构
赵去非
复刻与重构，即传记电影创作过程中的两大理念，尤其是对于音乐家传记片而言，电影需要糅合音乐、传记文学等多种艺术载体的特征，片中情节框架与人物形象又必须取材于现实。因此，传记电影大多选择描绘传主在典型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却又不排斥合情合理的润色、修饰甚至虚构，在对照式的呈现之余，以浓墨重彩的影视渲染，引导观众进一步认识传主。由于历史原型的存在，传记类影片的拍摄相比普通剧情片所面临的观众压力更大，既需要令影片具有相当比例的精准复原，紧贴历史原型，同时对历史做艺术化的创新处理。以《波西米亚狂想曲》为例，该影片的叙事主体是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莫丘里，以及他所开创的华丽摇滚艺术，从精神层面而言，更是个体生命追求人性解放的历程。如何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表现这三重主题，决定了一部传记电影能否突破“人”的层次，达到历史还原与思想指引的高度。这就要求制作团队在充分尊重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完成历史单一话语的全新立体化架构，为观众提供多角度理解人物的可能。致敬摇滚巨匠弗雷迪，的确是影片的创作初衷，与此同时，它更多地聚焦于辉煌背后的故事，借由音乐这座桥梁连接了不同时空，再现了他传奇人生中美好、激情、痛苦和挣扎的经历，从人生态度、友情、爱情和家庭多角度刻画人物角色，在复刻乐坛传奇的基础上，完成对摇滚精神的影视化诠释。
一、从复刻到嵌合：音乐影像上的雁过留声
音乐人物的影视传记，始终限定在传主自身艺术理念的框架内，它所复刻的不仅是传主的人物形象与创作历程，更是审美价值上的重要特征。因此，在同样讲诉音乐家人生经历的传记片中不乏颇具争议的作品，例如《我不在那里》《席德和南茜》，但本片却能在众多同类型的优秀影片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史上最卖座的音乐片，这离不开电影在影像与精神层面的大众对接。
在传主形象的塑造上，《波西米亚狂想曲》力求神形兼备，对皇后乐队的还原程度可谓惊人，不管是角色造型、形体还是神态都几乎达到了克隆级别。拉米·马雷克在出演弗雷迪·莫丘瑞之前对这位摇滚巨匠的生平经历做了细致的研究体会，在观摩其生前演唱会视频、采访音像资料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将自己代入角色中去。在初步完成对“形”的模仿后，电影制作团队以敬畏之情，开始塑造影片的精神内核。许多传记电影将形而上的内容置于最高处，作为人文精神在电影领域的拓展，以演绎传奇为主旨的传记片更需要高举双臂的姿态，去拥抱那些不肯媚俗的心。就像《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经典片段——皇后乐队1985年温布利球场“拯救生命”演唱会。为了精准还原这一被载入史册的音乐现场，电影以长达20分钟的篇幅，再现了皇后乐队最具传奇色彩的华章。影片对这场演唱会的基因级别的克隆从弗雷迪登上舞台就开始了，通过与1985年演唱会实录视频资料的逐帧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电影团队不遗余力地做到对现场的一比一还原。不论是当年的舞台布置、乐器的摆放位置、地面交缠的电线甚至是钢琴上可乐和啤酒的摆放方式都完全复刻了34年前的现场。就连容纳了7万人之多的温布利球场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也几乎镜像一般被挪到了电影场景中。重临1985年的温布利球场是电影带给乐迷们的最大惊喜，但影片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对那场伟大的摇滚现场的简单复原，而是跨越了时空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群体和历史进行了一次对话。观众能在这段复刻中感受到歌声中蕴藏的力量，一是皇后乐队从高耸的舞台上传递的鼓舞，再是从台下乐迷与乐队的合唱反馈中传达出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仅仅依靠一段对历史的复刻就足以撑起整部影片的高潮和尾声的重任。电影带给观众的绝非只是震撼的视听盛宴，它满足了人们对这一伟大的音乐现场的一切想象，时空流转中永不消逝的经典旋律，似在向观众昭示着，今后的历史将会见证这一切。
音乐传记电影作为明确的独立类型，与歌舞片自然泾渭分明，一部音乐传记电影的创作，在音符中融入了更多时代背景下的特定情绪，其中的音乐部分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帮助影片完成大众语境下的情感关照。《波西米亚狂想曲》中的电影原声并没有直接使用乐队主唱的声音，而是采用了拉米·马雷克、马克·马尔泰勒和弗雷迪·莫丘瑞三人的混音，当代摇滚与经典传奇的有力结合，隐喻着弗雷迪对摇滚乐发展的重大影响，也让影片从根本上区别于皇后乐队的MV串联。该片的原声音乐带和音效剪辑也都十分出色，电影在选取皇后乐队创作曲目作为电影叙事推动力时投入了不少巧思妙用，做到了后期音乐创作与剧情的嵌合。影片插曲的选择充分考虑了时间线的发展，所选用单曲的创作发行年份与剧情一致。歌曲旋律、歌词表达的具体情感也与剧情发展相辅相成，使得音乐在这部音乐传记电影中毋庸置疑地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关键因素。例如电影开头弗雷迪在机场搬运行李时选取了翻录版《过得还好》作为背景音乐，歌词内容与主角当时生活境遇十分契合，又或者是当旧情人玛丽·奥斯汀试图联系与乐队决裂的弗雷迪时，电影安排弗雷迪·莫丘瑞在钢琴前弹起《生而爱你》的前奏。这些投入在电影细节的精力同样也是对摇滚精神的一种抒写，在复刻与嵌合的过程中，完成对生命本真的探索。
二、归属感的培植与离群宿命
传记电影的镜头从未离开特定领域的杰出人物，在无法复制的伟大背后，他们曾经的黯然与低落也逐渐从历史深处浮现出来，比较叙事因此成为传记片的惯用手法之一。通过对人物生命历程的细致剖析，观众能够看到一个充满矛盾的个体，理解他心底的群体迷失与自我诠释。在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逝世27年后，影片在另一空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依然撼动人心，镜头带领全世界透过那些曾经并且依旧撼动心灵的音乐，了解摇滚巨匠舞台之下的人生。对于更多地非乐迷观众而言，摇滚乐陌生而新奇，而弗雷迪·莫丘瑞仅仅是一个曾在世界各类排行榜中出现的名字，通过《波西米亚狂想曲》对人物自我认知的剖析，大众得以亲身体悟音乐的力量，感知与他生命不可分割的创作情绪。
弗雷迪·莫丘瑞关于自身的群体认知贯穿了整部电影或者说他的整个人生。片中，他在介绍乐队的时候就表明他们的音乐不被划分入任何种类，他们的歌就是献给躲在人群背后低声哼唱的离群之众的。影片呈现的弗雷迪·莫丘瑞不再是一个舞台上特立独行、魅力无穷的表演者，镜头挖掘出他复杂且矛盾的人生态度和经历。一方面弗雷迪·莫丘瑞强化自己与世人的不同、不被常规约束，另一方面他又试图与人群产生共鸣，找到群体归属感，并从中获得勇气。他本人在成长过程中甚至成名之后都属于边缘人群，他缺乏归属感，换言之他的内心缺乏安全感。他的不安源自他的血缘和成长环境，印度、波斯、英国和东非，多种不同成长环境的融合，使他从降临到这个世界开始，“故土”这一心理归属就被抽离了。影片开篇的第一段对话，就是和他一起搬运行李的同事将他蔑称为“巴基”，随后电影用了大量镜头展现他的离群，从他那特别的名字，到与众不同的牙齿，一切与众不同的特征都为他招致了不少排斥和侮辱。外界的冷言冷语让他把自己的灵魂紧紧包裹，并置于一个遗世独立的高大空间，他对身份的刻意隐瞒反映的是他在舞台风光背后的脆弱和敏感。当他面对饿狼般向他扑来的媒体记者，和针对他私生活細节的尖锐问题时，导演使用近到几乎失焦的镜头拍摄提问记者和手足无措的弗雷迪，此时的画面呈现为圆形的镜头轮廓以及被无限拉近的面孔。记者冷漠的面部表情和弗雷迪·莫丘瑞慌张到几近失语的状态形成强烈对比，观众能够感受到弗雷迪面对这些要求他表明自身群体认知的问题有多么恐惧。
在失落的困局中，影片重点展现了弗雷迪·莫丘瑞对群体认同、归属感的追求，他的追求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他向玛丽·奥斯汀的倾诉中。电影里弗雷迪·莫丘瑞告诉玛丽·奥斯汀，他在演唱会与歌迷的合唱中找到了玛丽给他的那种勇气。歌迷是对他创作的音乐的认同，在万千观众的合唱中他找到的正是他所追求的归属感，那一刻他属于舞台、属于摇滚，他从吟唱自身孤独的音乐家变成了人群中的一分子。而玛丽·奥斯汀对他的认同则是来自灵魂层面的，所以他将玛丽·奥斯汀视为一生挚爱也不无理由。在社会性别角色的选择上，他并没有将自己束缚在普通人关于性别的认知，在他与玛丽·奥斯汀第二次相遇的精品店里，他相中的衣服其实是女装，而玛丽·奥斯汀也不同常人地支持着弗雷迪的另类审美。影片中的他常常留着长发、涂抹带有金属光泽的眼影，穿超紧身的裤装，而他的男性气质也在偏女性化的着装中更加突出。电影着力表现了他异于常人的自我观念与审美心理，而这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他在社会群体间的边缘化，外表的异化在将他与普通群体疏离的同时，也为他的音乐杰出创作提供了难以估量的灵感，弗雷迪终其一生在音乐与现实的矛盾中燃烧着自我，这也是本片戏剧张力的源泉。
“我们是四个特立独行的人，我们的听众也一样，都是被排挤、找不到归属的人，但我们属于他们。”[1]创作者以《波西米亚狂想曲》这极富离群气质的歌曲作为片名，在歌剧、摇滚、重金属等多种曲风的掩映下，皇后乐队的存在意义进一步显露出来，群体归属一直都是他们致力于传达的音乐主题，现实中失落的存在感，通过梦幻般的华丽舞台得以重现。这部传记电影，是当下摇滚乐迷的缅怀之作，更是大众话语对于反叛精神的部分肯定，离经叛道的思维方式曾被视为亚文化的一种，却能够在今天的荧屏上涅槃重生，《波西米亚狂想曲》向死而生的回归，见证了日益走向和解包容的国际音乐文化。
三、命运的冲突出离与峰回路转
“传记电影和传记文学有着一些共同的创作诉求，都是以‘草图化的形式对关乎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信息进行排列组合，以引导人们了解、认识过去。”[2]它所惯用的有限视点主义，将影片的情节框架限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从特定的视角出发，通过回忆、引述、想象的方式展开叙说。与纪录片不同，传记电影自诞生之初，就没有强制的客观视角，或是追求完完全全的真实无误，它更倾向于一种预设目标的回溯，在还原歷史的过程中自我修饰。《波西米亚狂想曲》所选定的视角就是人物的内心矛盾，影片带领观众从弗雷迪·莫丘瑞是如何被爱着、又是怎样被驱逐的新角度，去理解这位复杂的摇滚偶像，去感受他那被排斥又被热爱的人生。
主角生命的矛盾点在影片中被放大，一面是桀骜不驯的傲气，另一面是柔软和脆弱，弗雷迪·莫丘瑞本人一直怀着善意对待外界，他艳丽奇特的外形掩盖一颗单纯的孩童的心。电影截取了皇后乐队从成立到辉煌的15年时间，除了带领观众重温乐队创作音乐的细节故事以外，电影叙事围绕弗雷迪身边的人群展开，被视作“此生挚爱”的玛丽·奥斯汀·奥斯汀是除了三位乐队成员之外给予他音乐创作动力的另一来源，这四位角色在影片中被塑造成主角胜似亲人的存在，而在现实中也的确如此。电影通过弗雷迪·莫丘瑞与乐队成员、玛丽·奥斯汀以及虚伪无赖的经纪人保罗之间的关系，展现弗雷迪·莫丘瑞作为朋友、恋人的矛盾行为，将走下舞台的艺术家的脆弱、勇气、放纵和坚贞表现出来，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立体丰盈的人物角色。
影片为我们重现了这支撼动了摇滚乐坛乃至音乐史的乐队是如何成立和成名的，影片的对这段历史的再现参考了大量记录资料以及片中原型人物的回忆，片中弗雷迪·莫丘瑞回击罗杰针对他龅牙的嘲笑的对白也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样的细节有助于完成对人物在细节上的还原刻画。4个在社会生活中特立独行、被排挤的人，怀着为忌于发声的人歌唱的赤诚之心谱写属于那个时代和群体的音乐，正是这种在创作上的平等关系催生了4个人对表演和音乐的激烈碰撞，这些碰撞是将四人音乐创作推至完美的动力，成员之间灵感碰撞和源自内心深处的关怀是，电影复刻皇后乐队形象的重要线索。在写实之余，电影也有着自我意识下的艺术虚构，例如，影片将弗雷迪·莫丘瑞和玛丽·奥斯汀相遇的真实情况做了调整，两人的初次相遇是在音乐表演后拥挤的走廊里。此时的弗雷迪还是一个面带羞涩神情，会为了漂亮女孩不禁回头的普通男孩，与后期那位风光无限的不羁表演者判若两人，玛丽·奥斯汀则显得更加自信从容。从两人相识相知到相恋的过程中，玛丽·奥斯汀不断鼓励和支持着弗雷迪·莫丘瑞的音乐事业，弗雷迪·莫丘瑞更是将玛丽·奥斯汀视作自己的“唯一的合法妻子”。影片最后通过对两人隔着街道通过开关台灯互道晚安的情景的重现，表现了两人渐行渐远的状态。影片依靠两盏灯连接了两个分隔的空间，构筑了全新的对话空间。这段戏采用平淡的手法表现了多层信息，既是对两人情感状态的交代，也隐晦地表现了两人之间加深的隔阂，即而为后续戏剧冲突做了逻辑铺垫。抛开连接两个独立空间的灯这一重要道具，电影利用布景将两个空间氛围割裂，制造平静的张力。下方弗雷迪·莫丘瑞所处的豪华别墅呈现出繁华喧闹过后的荒芜，而室内带有浓郁东方神秘气质的装饰又为整个空间增添了荒诞色彩，对面玛丽·奥斯汀的高层公寓则采用简约寡淡的装饰，布景为两人隔阂渐生的剧情发展提供了相应的艺术场景。弗雷迪·莫丘瑞穿着浮夸艳丽的睡袍站在窗前要求玛丽·奥斯汀倒上酒，然后互道晚安，而玛丽·奥斯汀只是坐在屋内敷衍着旧情人的请求。来自主角的柔情童真与玛丽·奥斯汀的无奈之间碰撞出了令人心碎的戏剧张力，此时电影已经不是对历史的再现，它将焦点落在了对人物角色心理刻画，使用镜头语言促使观众深入体会角色的情感。
家庭和人物的童年经历是理解一个人物生命轨迹重要方面，但和许多传记片的平铺直叙不同，该片并没有对主角的童年和家庭生活进行深入挖掘，原生家庭对弗雷迪本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段发生在客厅的戏码表现。影片中的父亲形象被塑造成传统的家族男性长辈，可以从主角和父亲的对话中发掘出双方关于社会角色认知的巨大差异。借由一张拳击照片引出了人物之间的精神鸿沟，在影片里拳击运动代表着一种浓厚男子气质，这种状态是父亲希望儿子一直保持的，而弗雷迪·莫丘瑞则将其视为对自己的束缚和对天性的背叛。有意思的是双方的冲突与和解都是通过主角携带友人来访家中表现，信息释放都是借由分享这一行为完成传达。双方冲突来自父母玛丽·奥斯汀等人展示主角童年照片，和解信息则来自一盘向外递出的传统点心。
影片透过主角与身边人的相互关系的曲折转变表现了人物的成长，在友情和亲情的助力下，主角完成了从孤独的音乐天才向激励世人的摇滚传奇的喜人转变。他生命中的爱恨悲欢也将通过这部佳作继续触动心灵，激励无数在人群中独自等待绽放的灵魂，而他本人的激昂歌喉也必定会继续萦绕这个世界。
结语
在《波西米亚狂想曲》对传奇人物生命做再诠释的努力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皇后乐队对一代人的震撼。该片在历史原型和艺术重构之间成功找到了绝妙的平衡点，实现了真实历史与影视艺术的完美结合，使其成为传记电影中佼佼者，并在各类影片中大放异彩，狂揽各大电影节奖项。尽管我们很难从131分钟的电影内容中提炼出关于这位摇滚巨匠的完整形象，但我们不可否认，该片为传记题材影片的创作、发展提供了颇具参考价值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侯军.传记电影的人物形象建构.当代电影[ J ].2016（1）：43-49.
[2]杜梦萍.美国人物传记电影叙事研究——以奥斯卡最佳影片为例[ D ].黑龙江大学，20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