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香港电影教育的改良寓言、多元实践与观念统一
何东煜
从电影传入香港到“香港电影”的发展繁荣，无论是创作人才的传承接力还是观众素质的不断提高，都得益于电影教育的催化。但长期以来，聚焦香港电影教育研究的目光似乎略显黯淡，尤其早期香港电影教育发展研究更是寥寥。文献缺乏，加之年代的久远，让早期香港电影教育的踪迹似乎淡出我们的视野。但事实上，早期香港电影教育在不同历史阶段因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呈现着不同的特征和模式，值得我们重返历史现场去探索。
一、发端：电影事业的教育改良功能导向
香港与电影结缘应该追溯至1897年，“莫里斯·萨维特教授在香港放映电影之日，也就是电影传入香港之时，准确日期是1897年4月26日”[1]。早期香港影人梁少坡、黎北海等在接觸电影事业前，都是“香港第一个文明戏团体‘清平乐的主要成员”[2]。彼时的文明戏有着强烈的影射社会黑暗、讽刺现实、教化改良民众的追求。早期中国电影与文明戏的关系极其紧密，即使情节上偏重喜剧或闹剧，题材拘泥家庭伦理，但其改良教化意图已经显示，如影片《庄子试妻》《胭脂》等。因此，广义上香港的电影教育（即社会教化、改良意图的功能寓言）同步发端于香港电影事业的初创时期，并随后贯穿于早期香港电影发展史。
“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化运动终于在香港逐步开展起来：传播爱国思想;促进民间文化发展;改变学制、衣着，提倡男女平等，冲击了封建礼教;唤起工人的政治觉醒，建立工会等，促进了香港社会的进步。”[3]新文化运动，像一阵清新的风吹来，在缓缓拂去港岛的旧霭，文化观念的内生动力成为促进香港本土电影工业兴起的重要原因;加之，一战时期香港制造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资本涌入，黎氏兄弟（黎民伟、黎北海等）开始将创办电影公司的想法付诸实践。
1922年，香港《华字日报》刊登民新公司招股启事：“近闻港中实业家黎民伟君等，发起组设一影画片制造场，命名为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额定资本五十万元，分作十万股，现正从事注册，不日开始招股。”[4]1923年7月，民新制造影画片公司正式成立，简称“民新”，自此真正华人自资的香港电影事业正式起步了。因为，黎民伟的同盟会会员背景，港英当局迟迟未批准公司用地，“出于宣传、教化和改良的目的”[5]，黎民伟等人转而拍摄新闻纪录片，其中，主要包括有关国民革命的纪录片。彼时中国大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事业如火如荼，记录这些内容的影片在当时国内外放映后，获得了积极反馈和颇大影响。尽管此时民新公司故事片的创作还未真正开始，但他们已经在寻求各种途径，进行拍摄经验的积累，以及进行教化宣传的尝试。“‘民新拍摄了众多的纪录片，用摄影机记录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民新的纪录片一方面扩展了纪录电影的宣教功能;另一方面使黎民伟等人获得了更多的制片经验。”[6]
民新公司出品的第一部故事长片名为《胭脂》，取材改编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该片当时在港上映的广告语为“寓意警世，桥段新奇……”[7]，以“好人终有好报，坏人不得善终”[8]的主题引导观众向善，延续着教化改良、伦理规劝、道德训诫的创作宗旨。而多年后，导人向善的内核依旧在香港电影中得以传承。
早期香港电影的工业序幕自黎氏兄弟主导创办的民新公司拉开，香港影人所秉持的教育改良、“电影救国”[9]的思想观念也同时播种，真正早期香港电影教育的实体机构也伴随着电影社会教育的功能寓言而诞生落地。
二、实践：电影教育实体机构与模式演变
随着香港本土电影事业的成长，电影教育实体机构开始出现，电影教育实践也日渐丰富和成熟。在香港电影教育先驱黎北海、关文清、梁少坡等人的努力下，演员养成所的表演人才培养、专业细化的编剧人才教育尝试陆续出现，教学模式也由传统单一的师徒制教学方式发展到精细、系统的美国电影教育经验陆续涉入，香港电影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末蓬勃发展。
《胭脂》标志着香港电影故事长片创作的开启，但其问世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民新公司成立后未获港英当局批准拍摄用地，黎民伟随北伐革命军拍摄纪录片归来后，无奈选择转战广州，“租用位于广州西关的‘探花第大屋作为片场，开拍《胭脂》”[10]。由于剧组人手缺乏，甚至演员都不够，于是他们走上街头，张贴发放招生启事，开办演员训练班，最终共计收30人，开办了民新演员养成所，香港电影教育的实体机构在异地广州诞生。“它由关文清、梁少坡、黎北海等任教，经过短期训练，学员都参与了‘民新出品的第一部长故事片《胭脂》的摄制工作……它是香港第一间演员养成所。”[11]
今天谈起香港影星诸如刘德华等人的入行经历时，都会对“演员训练班”略感熟悉，实际上为影业实践服务而培养人才的电影教育模式——“演员训练班”，自20世纪初的“民新演员养成所”就已经开始。此后，还有30年代的香港演员养成所、联华演员养成所、中国电影艺术学院①等，都离不开上述人物——黎北海、关文清、梁少坡等。他们三人是早期香港电影教育事业的开创者、践行者。
黎北海是黎民伟的哥哥，其对香港电影草创、工业序幕拉开、香港电影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他曾担任《庄子试妻》的导演并在片中饰演庄子，及后导演、编剧电影《胭脂》等，创作期横跨香港电影默片时代到有声片时期。除担任民新演员养成所的导师之外，“省港大罢工后，香港电影陷入了一个较长的停滞时期，香港电影业出现一片萧条的景象。而最先打破这种状况的是黎北海”[12]。1928年上半年他与人合作建立香港影片公司，重建因社会动荡停滞的香港电影工业，并开办立足本地的香港演员养成所，作为唯一导师培养电影人才，进行电影教育实践。在加入罗明佑的联华影业公司香港分厂即“联华港厂”后，又开办联华演员养成所并担任所长，坚持对电影人才的培养。其中，香港演员养成所“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演艺人才，如香港早期著名男演员之一的薛兆荣，著名男演员又是粤剧与粤语电影编导的麦啸霞，以及许梦痕、朱普泉、立建娴等香港早期演员，为香港电影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13]。
作为非学历教育的电影教育实践，演员养成所相比今天的电影高等教育，有明显的“师徒制”特征。教学内容多源自电影从业经验。学员对电影的认知基本限于老师所教授的范围，教学以经验的、职业的、实践的性质为主，和戏曲行当“戏班”模式非常相似。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演员养成所的电影教育还颇具“公益”性质，其招生广告这样写道：“招生对象不限男女，不限年龄（十六岁以下要家长允许），不收学费，只收堂费一元，所址设在利园，属香港影片公司所办。”[14]
香港早期电影教育的另一位先驱关文清，曾在美国好莱坞当过临时演员，“接受了正规的电影启蒙，并参与了影片《残花泪》的摄制，后考入美国加州电影学院深造，主攻编导，并旁及有关电影拍摄的其他课程，接受了系统的电影专业教育”[15]。如果说黎北海是“本土派”香港电影教育家的代表，那么关文清可以说是一位“海归派”了。关文清将加州电影学院等美国院校系统化、精细化的电影教育观带回，并在早期香港电影教育中付诸于实践。关文清与黎北海合作至联华演员养成所时，日常课程设置越发分类精细和工种对口，早期的演员养成所课程均是以“表演训练”为重点，而自此“教授的课程包括编剧、导演、表演、摄影、化妆等……每日上课两小时，有学科，有实习”[16]，师徒制的经验教育和分类明细的专业教育在联华演员养成所期间并行融合。
关文清对香港电影教育的贡献不仅在演员养成所实践上，他对电影作为工具或手段辅助以教育的特殊优点也很早就有认识，“1928年，关文清在美国旧金山遇见从家乡赴美为开平中学筹款的国民大学校长吴在民。二人谈及美国利用电影付诸教育的优点，关文清颇为触动，他随即带了多部教育片与吴在民回国，在开平赤坎镇开办电影社，将所携影片在赤坎及各乡、各中学放映”[17]，践行和推广电影社会教育。加之抗战时期他主创了诸多爱国影片，可谓将“电影教育”贯穿了自己的影艺一生。
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史料中记载的教育成果，即毕业后学员在电影行业内的发展前景来反观民新、香港、联华三所演员养成所，及其不同阶段的导师构成和教学方式变化，也会产生新的思考。民新演员养成所学员在《胭脂》拍摄结束后，继续从事电影行业的学员寥寥无几;香港演员养成所培养出一些优秀的电影人才（前文已有说明）。联华则也“训练出不少人才，其中包括名导演李铁、黄岱（原名黄楚魂）、石友于和陈武扬，名演员胡戎（又名胡艺星）、唐醒图、叶仁甫、冯洁贞，还有后来成为布景师的陈其锐等”[18]，他们在之后都成为了香港电影事业的中坚力量。可见，较之单一的“师徒制”（甚至只有一位老师）的经验教学，多元（多位老师、经验教学加专业对口的细分教学、借鉴美国电影教育经验）的教学方法，对电影教育的结果产生了更加积极的催化作用。
民新、联华演员养成所还有一位重要导师——梁少坡。电影传入香港后，梁少坡是同黎北海一起最早参与到电影拍摄制作活动的中国人之一。他也是当时香港文明戏社团“清平乐”的成员，和黎北海、黎明伟等人一样，在文明戏流行时期就将文艺要对社会进行改良与教化的想法扎根心中。“他在香港和廣州从事电影工作，都是在默片时期（1909年至1932年）……他又是联华港厂开办的联华演员养成所的导师之一……香港名电影导演李铁，是他的得意门生。”[19]除了担任演员养成所导师，后期还主持开办过旨在培养编剧人才的中国电影艺术学院，1932年5月5日香港《华字日报》的一则报道可见：“1932年，在九龙弥敦道曾有一间以培养编剧人才为主的中国电影艺术学院的设立，主事人是香港电影界的先驱者，中国的第一个电影导演梁少坡。”[20]
就“中国电影艺术学院”的实践看，当时电影人如梁少坡等已经对电影教育的局限性开始思考，认识到电影专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不该只培养演员，其他专业方向例如编剧培养在电影教育里同样重要。关文清的分科教学到梁少坡的培养编剧人才学校的设立，使单一化培养表演人才的早期香港电影专业教育开始向外部、多元化、精细化发展，而这样的教育思路结合彼时香港电影工业的发展来看，是非常正确且有益的。
除民新演员养成所、香港演员养成所、联华演员养成所、中国电影艺术学院外，早期香港电影教育机构里还存在过一所电影学校——华艺电影学院。华艺电影学院的创办者是香港当时知名影人石友于，他毕业于由黎北海等开办的联华演员养成所，毕业后既做演员，又当导演，在香港当地富商的支持下创立了华艺影片公司，而后于“1934年9月，在香港何文田，开办过一间造就电影人才的华艺电影学院，教授的科目有表演、摄影、化妆等，教师有石友于、汤剑庭等人”[21]。石友于除在电影教育实体机构创办方面有所贡献外，其作为导演创作的电影作品也颇具有“教育”性质，石友于曾导演香港第一部社会问题片——“是以某一社会问题，作为主题的社会写实片”[22]，这部作品名为《婚后的问题》，继承了香港本土电影初创时期的社会改良和伦理教化宗旨，导人向善，侧面反映出他在电影实践创作中的教育理念。
三、观念：战时香港影界的爱国教育与民族意识
抗战爆发后，电影成为唤醒民众家国意识、民族意识、进行爱国教育的有力武器和文化阵地。上海作为中国电影早期的中心地，“孤岛”形势的紧迫和日军出台的一系列电影检查政策将上海影人的创作空间愈发挤压，甚至左翼影人的生命安全都时而受到威胁。而香港因其地势和英据属性，在抗战爆发初期社会形势相对温和平静，对进行电影事业有良多利好。于是，“上海影人南下香港，其中包括上海左翼影人在内，香港电影界亦开始与内地电影人员和电影文化全面接触和交融，尤其是正面接触和接纳了左翼电影文化”[24]。
这一批来港的上海影人，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夏衍、蔡楚生、沈西苓、司徒慧敏、费穆等，他们成熟的电影创作经验给香港电影带来了新的活力。沪港影人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创作方向因爱国情绪都空前一致。爱国成为抗战时期香港电影的主要主题，在1937-1942年期间，港产爱国电影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显著的提升。其中的优秀代表作品有故事片《血溅宝山城》（导演蔡楚生、编剧司徒慧敏，取材于“中国抗战军队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的动人事迹”[25]）、《游击进行曲》（导演蔡楚生、编剧司徒慧敏）、《气壮山河》（编导张吻冰）、《孤岛天堂》（编导蔡楚生）等;纪录片《八路军反攻平型关》《西北线上》《华南烽火》等。抗战初期爱国影片尚能直抒胸臆，日军势力进入香港后对电影检查力度加大，电影人采用转换、隐喻叙事策略继续保持蓬勃的创作热情，鼓舞了民众的爱国热情。
抗战期间，除了爱国影片热潮外，香港电影业界前后发起成立了与电影教育事业相关的组织机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和“香港中国电影笔会”。“1939年12月12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成立，包罗文化、电影各方面人士，由原担任1932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总会领导之一的罗明佑筹备，于香港胜斯酒店召开成立大会”[26]，服务抗战和教育民众以及行业自省是这一机构的主要宗旨：“……分会的成立宣言表明，其宗旨在于引导香港电影服务抗战大局，并对香港影业中种种消极现象作出批评……这个新成立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就具有了半官方性质及统一战线色彩。”[27]
该协会筹备者罗明佑，虽然没有像黎北海、关文清等人一样亲身担任教员参与电影教育教学实践，但自其创办“真光电影院”起至“华北电影公司”再到“联华影业公司”，都对电影产业的民族化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中国电影史和电影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联华时期，他提出并确定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28]的振兴国片方针，尤其“普及社会教育……培植新人才……自办电影学校”[29]等具体宗旨要求，凸显着其對电影教育的深刻认识和重视。
“1940年香港影界出现一个新的组织——香港中国电影笔会……《宣言》称：‘我们认定电影是大众教育底最有力的武器……使电影……能够影响大众、指导大众的工作。”[30]香港中国电影笔会成立宣言所表达和传递的核心主张，和上述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香港分会一致，在民族国家危亡之际，不论政治党派、不论官方民间，电影人都将“爱国教育”树为此时电影工作的价值导向，力图唤醒民众家国意识。
1942年1月1日，日军侵入香港，成立军政府，为了确立日本文化的“正统地位”，在包含电影的文化领域，实行控制、检查、笼络、禁令等多重手段，强行开展奴化教育。至此，香港本地电影教育基本停滞。
结语
早期香港电影发展贯穿着“电影教育”的线索。1897年至1942年期间涌现出了香港电影教育的诸多实践和观念，从演员养成所的表演人才培训到专业细化的编剧人才培养尝试;从传统单一的师徒制教学方式到精细、系统的美国电影教育经验的涉入;从最初的教化改良、道德规劝与伦理训诫到后期的唤醒民众家国意识、民族身份;从科教电影的短暂实验到战时爱国电影组织机构的兴起等等。这一系列电影教育事件深刻影响了战后的香港电影与电影教育，并与同时期的内地电影教育相关联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