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唯物史观的建构
刘玉萍
[摘要]作为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首次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种历史观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为重要范畴，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为核心，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终旨归。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18）02-0012-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2.003
《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写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是马克思恩格斯清算从前的哲学信仰，建构新世界观的经典性文献。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首次对新世界观——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但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该书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能出版。直到1932年，全书才第一次以原文的形式发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在该书第一卷第一章《费尔巴哈》里，马克思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意识哲学的批判，彰显了“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首要前提的重要地位，进而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来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倒置关系得以还原，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源和动力，进而为正确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和人的解放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被誉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作”。
一、“现实的个人”——唯物史观建构的逻辑前提
创建唯物史观，必须有一个哲学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指出：“这种世界观没有前提是绝对不行的。” [1 ]任何历史的前提无疑是人，历史只能是人的历史，这是毫无疑问，但对人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对历史的不同看法。在《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是从一种“无前提”的人出发的。这种“无前提”指的是他们的历史观始终立足的是“无条件”的“我”的存在，把人定位为“抽象的人”，“孤立的人”。在《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并以此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
“现实的个人”思想是在对德国古典哲学“思辨的人”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古典哲学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体。黑格尔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把人归结为“绝对精神”，把人的自主活动和创造活动的历史现实进程看作“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产物。而黑格尔的后继者——青年黑格尔派也始终没有离开黑格尔的哲学基地。施蒂纳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把人理解为“自我意识”，尽管他认为人是全部历史的积极主体，但是在他那里，人只是一个概念，是摆脱一切客观制约的抽象主体。
在人的问题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当时的思想界影响很大，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自然为基础，以人为核心和出发点” [2 ]，改变了黑格尔哲学头足倒置的状态，重新确立了人是自己的出发点的哲学原则。但是，他的局限性在于仅仅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并不了解“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不了解人的现实联系，而只是停留在感性范围内的“孤立的”“肉體的”的人，除了爱与友情，他的“人”什么也没有剩下。费尔巴哈所理解的人从根本上来说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脱离了社会历史的在抽象自然界中的“人自身”，因此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的。” [3 ]在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中，马克思对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马克思认为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的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 [4 ]，而是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 [5 ]的。至于被德国古典哲学所推崇的具有独立性的“绝对精神”“观念”“思想”“概念”不过是人们现实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 [6 ]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7 ]。在《形态》中，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实践的角度出发，通过考察原初历史的物质生活生产、物质生活的再生产、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人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四个因素进一步深化了对“现实的个人”的理解。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 [8 ]。而要维持“有生命的个体的存在”就必须满足生活所需要的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是几千年来直到今天人类为了维持生活每日每时必须要从事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即物质生活生产。而已经满足的第一个需求，满足需求的活动和手段又会引起新的需求的产生，这是人类历史延续和发展的继续，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社会演进的动力，这就是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原初社会的第三个因素人类自身的生产，通过繁殖人类自身得以延续，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起点和立足点，没有人，人类社会也就无从谈起。第四个因素即社会关系的生产，马克思认为在上述两种类型的生产中，自我生命的生产和他人生命的生产，主要表现为两种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在这里主要指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建立的人的共同活动方式。单独的个人是不可能劳动的，无论是生产中人的活动的交换，或人的产品的交换都是一种“类活动”。人在劳动中，注定要发生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联系。 [9 ]
对于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在人的问题上实现的超越在于他不是从“概念”出发来解释人，而是从人的活动出发来实现人，从根本上完成了人和人的现实物质生产的统一。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相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相一致” [10 ]。唯物史观正是建立在人与人的物质生产相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历史观的变革，达到了对人的问题的扬弃和升华。
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唯物史观建构的重要范畴
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哲学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谁为第一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在历史上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前者形成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阵营，后者形成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哲学家要建立其思想体系必须从这个哲学最高问题的回答出发，它是哲学体系展开和发展的出发点，马克思要建立自己新的世界观，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根本问题。
正是在对青年黑格尔的批评中，马克思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世界的根源、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以及理论与现实二元对立的错误论断，实现了意识与存在关系的重置，确立了存在对意识的主导作用和意识与存在的同一性（意识能够正确反映存在）观点。马克思认为意识、思想、观念最初的产生是直接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人与人之间物质交往以及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11 ]，意识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变更着的人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在自我思想和思维上的反映和产物。意识的产生是由于人的需要，由于人交往的迫切需要而产生的。意识刚开始仅仅指自身对他人和他物的狭隘关系的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同物质生活本身一样，具有动物的特性。而且马克思强调，“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 [12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需求的增加，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这种畜群意识也获得了进一步的提高。意识的真正发展源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只有从这时候开始，意识才是现实的想象：“它是和现实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13 ]而且只有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14 ]。在这里马克思明确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第一位的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马克思在《形态》中关于“意识形态”有两种指向：一种是哲学意义上，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指以青年黑格尔派为代表的德国哲学，以纯粹的思想批判代替现实的实际斗争。另一种是政治学意义上，指“观念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借以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体系。无论是哲学意义上的还是政治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其不过是个人隶属于共同体（阶级）状态下的观念反映。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5 ]，其根本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它根源于现实社会的经济生活。将统治阶级的思想与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同产生这些思想的生产者和生产方式分割开来，必然会引发这样的现象：历史上，这些抽象的思想好像越来越占统治地位。这是因为每一个欲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或者说给自身冠之以普遍的形式来获得普遍的支持。至今为止的一切统治阶级包括资产阶级，无论他们的观念上层建筑如何具有“普遍性”的外观特征，都无法掩盖这种“普遍性”下的阶级真相的“特殊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归根到底是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表征，是统治阶级对非统治阶级奴役的思想工具，这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虚假性”的重要表现。
而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家、思维者的人的“思辨哲学”的产生也正是源于此，在思想的创建过程中忘记了自己的起源（社会存在），错把结果（社会意识）当作起点，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是整个历史变为意识发展过程的解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形成的秘密正在于此：第一，把進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与进行统治的阶级完全隔离开来，并由此得出结论，历史是思想进行统治的历史;第二，给予这些思想统治以某种秩序，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第三，消除这种“概念的自我规定”的神秘外观，赋予其唯物主义的特性，并把它变为某种人物（哲学家、意识形态家、思维者）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在历史上统治的戏法，也就全部解开了。这正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虚幻性”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承认社会意识的独立性，但其必须依赖于社会存在，如果这种独立性发展到极端，只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
三、历史的本质和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唯物史观建构的内核
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把意识形态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把历史的发展植根于社会存在的发展，这仅仅是第一步，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完成。透过这个世俗基础种种表象，发现历史深处根本的动力是建构唯物史观要做的进一步工作。在《形态》中，马克思通过对分工和所有制的考察，完成了这一工作，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分工出发，把到目前为止的社会分为四种形态：（1）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与生产力和分工的不发达阶段性相适应的。生产力仅仅是人的自然能力的简单延伸，分工只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的进一步扩大” [16 ]。（2）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部落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城市内部产生工业的萌芽，生产力和分工有所发展。（3）封建或等级的所有制。小规模的粗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商业和工业的分工以及城市里的师傅、帮工、学徒、平工、短工，乡村里的王公、贵族、僧侣、农民等基于生产力和分工基础上产生的鲜明等级结构。（4）资本主义所有制。大工业的产生，采用机器生产并实现了最广泛的分工。马克思认为分工体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任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只要不是单纯的量上的扩大，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又决定着所有制的现实状况。所以马克思说，分工的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而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这样，历史发展问题都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得到解答。
在《形态》中，生产力指的是不同个体的共同活动产生的社会力量，换言之，是在社会交往中人的本质力量与劳动生产能力的联合。生产关系指的是“生产力的交往形式”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简单来说就是物质生产内容与物质生产形式的关系，统一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类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是一切其他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的基础，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历史可以看作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每一代都是在继承前一代遗留下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关系的论述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在《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用占领来解释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过渡的观点，提出占领是受占领对象所制约的，归根到底受被占领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第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生产关系在它还没有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之前，生产力的物质内容只有在生产关系的物质形式中才能成为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个从促进到制约的历史过程。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这种促进作用没有发挥殆尽之前，它是绝对不会灭亡的。而且马克思强调社会生产力只有在不断扩大的交往形式中才能得以有效保存，“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 [17 ]，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能有保障。第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产生，起初生产关系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旧的生产关系必然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新的生产关系又会成为桎梏，进而被另一种交往形式所取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是在这样一种由统一走向矛盾，由相适应走向不相适应的循环往复且呈螺旋结构不断上升的过程中。迄今为止，历史上发生的一切冲突、起义、革命、战争、改革皆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斗争的外在表现形式。
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表述了社会结构理论，在以生产力为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即经济基础（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18 ]。这里的经济基础指的是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在与上层建筑相对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市民社会之所以是“理解整个历史的基础”在于它“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19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经济基础）决定着整个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如社会分工，职业结构、群体结构，阶级关系和经济关系都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随着整个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国家和意识形态都会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历史演进的全部秘密正在于此，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因此我们判断一个变革时代必须从物质生产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存冲突中去理解。
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唯物史观建构的旨向
唯物史观作为对整个历史发展规律性的科学认识，解决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进行完这一步，一切还没有结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过，哲学家的使命在于改造世界，而不仅仅停留于解释世界。因此唯物史观下一步必须回答“为了什么”的问题。为“人类的幸福”而终生奋斗的马克思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更崇高目标在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形态》中，马克思将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的真理与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一价值判断完美地结合起来，达到了高度的一致。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转变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科学论证。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自称“共产主义者”，并认为他们超越了传统理论家的地方在于，传统的理论家只是希望正确理解现存事实，而共产主义者却用实践来反对现存的事实，并试图改变它，即“改造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现存世界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于是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关系已经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生产力已经不再是生产的力量，而成为破坏的力量。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他们是社会中的大多数，承担着社会的一切重负，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力和分工作为一种异己的、外在于他们的强制力量，统治着他们，使他们不堪忍受，只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共产主义，他们才能摆脱“异化关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主观条件导致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共产主义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发展的产物” [20 ]。
“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21 ]这个前提即共产主义必须建立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的基础上。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物质基础，“消灭劳動”“消灭分工”所产生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消灭贫穷，消灭贫穷的普遍化以及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为争取生存资料而相互斗争的局面。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使没有财产的群众成为普遍现象，而建立在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的广泛建立，又使每个人、每个民族意识到彼此之间相同的生存状态和现实境遇而相互依赖，并成为反抗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共同力量。没有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往的普遍建立，共产主义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存在，而这种不充分的发展形势随时随地会因交往的任何扩大而毁灭。
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制的扬弃，是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消灭。共产主义是消灭私有制的现实的运动过程。私有制伴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发展起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详细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统治下的劳动形式，完全作为资本的力量与人相对抗，人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和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劳动”都作为人的外化力量束缚着人、支配着人。《形态》中马克思提出“消灭劳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人的劳动的异化性质。而要真正地“消灭劳动”，必然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共产主义。只有到共产主义，劳动才能成为人生活的第一需要，不是作为手段，而是作为目的而存在。同异化劳动相伴随的是分工作为外在的力量对人的统治，马克思提倡“消灭分工”。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分工作为一种外在的、同人本身相对立的力量，压迫着人，分工的精细化，把人完全束缚于特定的活动范围，使人隶属于某一职业;分工导致城乡对立，“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 [22 ]。无论是职业的分工还是地域的分化都造成了人片面、畸形的发展，使人成为片面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极大压缩，自由时间的大大增加，任何人可以超越特定的活动范围，恣意地按照自己的兴趣分配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只有到那时，人才能成为“完整的人”。
共产主义的建立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马克思自始至终要实现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也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论证的共产主义的根本价值所在。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资本主义作为个人“虚假的共同体”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这种“共同体”的利益是与个人相对抗的，造成的必然是人的异化状态。而共产主义作为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必然将人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实现个人“自由的发展”和“全面的发展”，使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具有自由地、自觉地性质，使“分工”处于“联合的人”的共同统治之下。从现实的人出发的历史唯物主义，最终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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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戴学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