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理论和历史逻辑
王力 伊竹
摘 要：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其现实依据是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逐步凸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转化要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聚焦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需要;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006-05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会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① 。这一新论断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同时也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解决新矛盾也对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定实施重大方针政策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作为物质性存在物，需要一些必需物品，以此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所以，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②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③ 。换言之，人类只有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才有可能从事其他活动。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皆无从谈起。人类作为特殊存在物，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不仅仅有物质需要以维持自身生命存在为目的和最终归宿，而且有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无限性和递进性。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提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 ④ 不难看出，恩格斯将需要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但这三种需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真正能够推动这种需要不断递进则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⑤ 这段论述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很低，主要依靠人力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温饱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所以，人类的需求是较为单一的、低层次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等领域也迟早发生变化，人们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也必然日益增长。由此可见，正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转化的理论逻辑。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升引起人们多方面需求的日益增长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工业生产处于人力为主的前机器生产阶段。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 ⑥ 在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重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⑦ 。基于此判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来，着重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作出这一判断为我国改革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必须紧紧围绕扩大生产、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的供应这个中心。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地位的提升标志著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⑧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到20世纪末，我国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小康目标已基本实现。当前，在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的历史交汇期，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充裕条件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必然趋势，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促使人们在物质需要满足后，对教育、就业、医疗、社保、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近年来，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态、旅游等方面的支出显著增加。以旅游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4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2%，国内旅游收入39390亿元，增长15.2%。2017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同比增长14.4%，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16.2%。2018年“五一”假期期间，国内游客人数达到1.47亿，同比增长9.3%，国内旅游收入达到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需要已经从以物质生活资料为主向文化、休闲等非物质需要转变，显示出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要看到，尽管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巨大提升，但是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生和生态等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短板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制约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体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
任何矛盾都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整体上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主体是指有意识地、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广义上的主体是指整个人类，狭义上的主体是指从事独立活动的个人或群体。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并因主体的表现形式以及所追求价值目标的不同而形成的客观事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相互规定、彼此制约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客体，以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客体又会影响并规定着主体的行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后衍生出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⑨ ，人类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中推动历史朝着文明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因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矛盾转化，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变化的过程。
把握某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首先要准确判断主体需要的变化。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获取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也就无暇有更多的需求。而当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人的需要就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促使人们的需要由物质资料为主逐渐向多元化、多层次需要转化。其次是对矛盾的把握要看到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和整体能力，超越历史条件或落后于历史现状的矛盾判断都会阻碍社会发展，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是基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促使人们需要层次提升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生产力提高后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们新需要的主要因素。新的矛盾判断是党中央深入分析中国现实得出的结论，充分体现出主客体关系中需要的程度和满足需要能力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及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一直沿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判断，这也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事实。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和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同时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民生领域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突出，这就构成了主体需要的变化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主体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出人民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社会主要矛盾客体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在化解这一主要矛盾中正在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近年来，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坚持协调发展，着力扭转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客体关系进一步协调。
三、新时代中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论断承接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逻辑。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同年9月27日，党的八大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工作重心是尽快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由于受到波兰、匈牙利事件及国内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等影响，毛泽东在思考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重提并发挥了八大决议中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的论点。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导致“左”倾错误不断升级。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复杂曲折的，并认为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 。从1957年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偏向了抓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端于1966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左”的錯误发展到顶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
能否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关系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党的八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和平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更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必然成为主导。然而，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一方面，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力水平也相当低下。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各方面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众望所归。但是，八大作出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久就被改变，八大确定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决策也随之被改变，以运动的方式搞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乃至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20年“左”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作出错误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会直接给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乃至灾难性后果;而正确的矛盾判断则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给国家带来福祉。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党恢复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并凝练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这一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使得我国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基础，未来党和政府就要围绕着这个新矛盾制定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后，如何化解矛盾，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关键。化解矛盾的实质就是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其根本途径在于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主客体关系统一于社会实践，通过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精神实践等具体途径，及时解决制约主体需要的客体问题以实现主客体之间矛盾平衡。
首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化解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徑。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就等于解决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矛盾，因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因而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变革上层建筑，以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马克思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目标设定的路线图。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已由过去物的因素转为人的因素，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由革命向改革转化，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变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新社会应通过计划经济形式，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没有预测计划体制条件下如何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世纪近6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我国改革正是在突破计划、运用市场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解决发展本身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所谓市场机制有效，就是指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主体有活力是指在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的积极性;宏观调控有度针对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在发展中会积累一些有违公平的因素，即市场经济会给掌握资源多的主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其越来越有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其政治权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平衡问题。通过增加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投入，让更多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资金支持，通过政策扶持手段缩小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最后，坚定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设定包含了三个层面的规定性：一是社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二是社会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三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实践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无限性，不平衡不充分也将呈现出常态性特征，只有持续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才愈益凸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正确判断，是对我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后引发人民需要多层次性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化解这一矛盾需要中国共产党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努力实现社会主要矛盾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1、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3、301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责任编辑：浩 淼 ??文 刀 ?
The Theory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Judgment of Major Contradictioni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ang Li ???Yi Zhu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a new judgment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at i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level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Its realistic basis i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people′s demand for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is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the Party′s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o focus on resolving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so as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society;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productivity; need; value goal
摘 要： 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新论断，其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最终必然导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其现实依据是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的需求逐步凸显。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这一转化要求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聚焦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关键词： 社会;主要矛盾;生产力;需要;价值目标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8）08-0006-05
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会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由此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① 。这一新论断具有充分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同时也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解决新矛盾也对我们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时代，党和国家制定实施重大方针政策必须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矛盾展开。
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的主要依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对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作为物质性存在物，需要一些必需物品，以此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所以，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②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③ 。换言之，人类只有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才有可能从事其他活动。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一切皆无从谈起。人类作为特殊存在物，与其他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类不仅仅有物质需要以维持自身生命存在为目的和最终归宿，而且有精神等方面的需要。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的需要，这种需要具有无限性和递进性。恩格斯在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提出：“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我们暂时假定这个范畴在这里是有效的——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 ④ 不难看出，恩格斯将需要分为三个层次，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但这三种需要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真正能够推动这种需要不断递进则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于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⑤ 这段论述表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于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很低，主要依靠人力从自然界直接获取生活资料，温饱问题尚不能完全解决，所以，人类的需求是较为单一的、低层次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政治上层建筑、思想上层建筑等领域也迟早发生变化，人们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需求也必然日益增长。由此可见，正是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从而引发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巨大变化，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判断转化的理论逻辑。
其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升引起人们多方面需求的日益增长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现实依据。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生产力还很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以人力和畜力为主;工业生产处于人力为主的前机器生产阶段。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指出：“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 ⑥ 在1981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重申，“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⑦ 。基于此判断，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道路上来，着重解决物质生活资料匮乏问题。作出这一判断为我国改革提供了理论与现实支撑，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必须紧紧围绕扩大生产、提高物质生活资料的供应这个中心。
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工农业的生产水平发生了质的飞跃，特别是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地位的提升标志著我国工业生产水平取得了巨大发展，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物质生活资料的日益丰富。“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⑧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到20世纪末，我国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小康目标已基本实现。当前，在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的历史交汇期，物质生活资料变得更加充裕条件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必然趋势，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自我意识的增强促使人们在物质需要满足后，对教育、就业、医疗、社保、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等方面的需求日益增长，社会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近年来，我国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生态、旅游等方面的支出显著增加。以旅游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6年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4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2%，国内旅游收入39390亿元，增长15.2%。2017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同比增长14.4%，实现旅游总收入791亿元，同比增长16.2%。2018年“五一”假期期间，国内游客人数达到1.47亿，同比增长9.3%，国内旅游收入达到871.6亿元，同比增长10.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们的需要已经从以物质生活资料为主向文化、休闲等非物质需要转变，显示出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然而要看到，尽管我国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巨大提升，但是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民生和生态等方面存在一些明显短板等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制约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构成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体现了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关系
任何矛盾都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整体上看，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主客体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主体是指有意识地、能动地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就其存在形式而言，广义上的主体是指整个人类，狭义上的主体是指从事独立活动的个人或群体。客体是相对主体而言，并因主体的表现形式以及所追求价值目标的不同而形成的客观事物。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互为前提、相互规定、彼此制约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客体，以朝着有利于自身生存发展需要方向迈进;另一方面，客体又会影响并规定着主体的行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人类社会始终存在人与自然关系及其后衍生出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 ⑨ ，人类正是在解决这些矛盾中推动历史朝着文明程度更高的方向发展。因此，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主要矛盾转化，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矛盾变化的过程。
把握某个民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首先要准确判断主体需要的变化。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获取满足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因此也就无暇有更多的需求。而当物质生活资料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后，人的需要就发生了变化。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机器大工业的兴起，促使人们的需要由物质资料为主逐渐向多元化、多层次需要转化。其次是对矛盾的把握要看到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和整体能力，超越历史条件或落后于历史现状的矛盾判断都会阻碍社会发展，有可能给社会带来灾难。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新判断是基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基本解决了广大人民的物质生活问题，促使人们需要层次提升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生产力提高后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人们新需要的主要因素。新的矛盾判断是党中央深入分析中国现实得出的结论，充分体现出主客体关系中需要的程度和满足需要能力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及理论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解一直沿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判断，这也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事实。历经40年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巨大解放和发展，落后的社会生产问题已经基本上得到解决，同时城乡差别、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不公、民生领域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突出，这就构成了主体需要的变化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主体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体现出人民群众需求的多元化和高层次;社会主要矛盾客体从“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化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体现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的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推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在化解这一主要矛盾中正在发挥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近年来，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特别是坚持协调发展，着力扭转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客体关系进一步协调。
三、新时代中国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逻辑
党的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的重大论断承接历史、现实与未来三重逻辑。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同年9月27日，党的八大通过的《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提出：“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主要任务“已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党的工作重心是尽快使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大力发展生产力。但是，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由于受到波兰、匈牙利事件及国内出现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等影响，毛泽东在思考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时，重提并发挥了八大决议中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的论点。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轻率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导致“左”倾错误不断升级。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再次提出，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复杂曲折的，并认为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来” 。从1957年开始，党的工作重心偏向了抓阶级斗争，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端于1966年5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左”的錯误发展到顶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
能否正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关系到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正确制定，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党的八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符合当时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现实的，是一个非常正确的结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和平稳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对更充足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必然成为主导。然而，当时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很低，一方面，粮食生产还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未解决;另一方面，工业生产力水平也相当低下。在这种情况下，集中各方面力量大力发展生产力才是众望所归。但是，八大作出的主要矛盾的判断不久就被改变，八大确定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决策也随之被改变，以运动的方式搞阶级斗争成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导致经济长期徘徊乃至停滞，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20年“左”倾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作出错误的社会主要矛盾判断，就会直接给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乃至灾难性后果;而正确的矛盾判断则可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给国家带来福祉。改革开放以后，在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党恢复了党的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并凝练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3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围绕这一主要矛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使得我国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党中央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基础，未来党和政府就要围绕着这个新矛盾制定大政方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后，如何化解矛盾，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关键。化解矛盾的实质就是实现主客体的统一，其根本途径在于实践。在马克思看来，“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主客体关系统一于社会实践，通过生产实践、处理社会关系实践、精神实践等具体途径，及时解决制约主体需要的客体问题以实现主客体之间矛盾平衡。
首先，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仍是化解主要矛盾的根本路徑。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外在表现形式，解决了社会基本矛盾就等于解决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方式。马克思主义主张用革命方式消除资本主义矛盾，因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社会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因而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变革上层建筑，以此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是马克思关于实现理想社会目标设定的路线图。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已由过去物的因素转为人的因素，化解社会矛盾的路径由革命向改革转化，通过制度、体制、机制的变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成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新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新社会应通过计划经济形式，避免出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他们没有预测计划体制条件下如何解决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20世纪近60年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的老路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无法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需要。我国改革正是在突破计划、运用市场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联姻”，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要解决发展本身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其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为化解社会矛盾提供制度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 。所谓市场机制有效，就是指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微观主体有活力是指在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充分调动个体劳动者以及企业的积极性;宏观调控有度针对的是市场机制本身在发展中会积累一些有违公平的因素，即市场经济会给掌握资源多的主体提供更多的机会，使其越来越有竞争力，这就需要政府运用其政治权力通过宏观调控手段解决不平衡问题。通过增加老少边穷地区的教育投入，让更多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通过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资金支持，通过政策扶持手段缩小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最后，坚定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行动指南。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价值目标的设定包含了三个层面的规定性：一是社会发展为了谁的问题，二是社会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三是如何发展的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实践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无限性，不平衡不充分也将呈现出常态性特征，只有持续化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不断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得到化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才愈益凸显。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正确判断，是对我国生产力水平提高后引发人民需要多层次性变化作出的积极回应。化解这一矛盾需要中国共产党付出更加艰巨的努力，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努力实现社会主要矛盾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统一。
注释
①《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1、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04页。
⑩《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0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93、301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35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五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4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页。
责任编辑：浩 淼 ??文 刀 ?
The Theory and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Judgment of Major Contradictionin Chinese Society in the New Era
Wang Li ???Yi Zhu
Abstrac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made a new judgment on the main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Its theoretical basis is the Marxist theory of basic social contradictions， that is，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level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changes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superstructure. Its realistic basis is tha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people′s demand for politics， culture， society，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is gradually highligh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the new era reflect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This transformation requires the Party′s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to focus on resolving major social contradictions so as to continuously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Key words： society;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productivity; need; value go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