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地认识和发展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
沈定珠
摘要:通过论证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客观上适合于国情,不足之处是局限于竞技体育范围内取得巨大成功,还没有发展到包括群众体育在内的整个体育领域,距离“全民健身”这一体育的根本宗旨和既定目标还有着相当距离。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全民健身”必定是国家体育制度的终极目标。
关键词:体育;举国体制;竞技体育;全民健身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5-0049-03
Abstract:If weStudy the ChineseSports–whole-nationSystem realistically,u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e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we can obtain the conclusion:so far the ChineseSports-whole-nationSystemSuits the Chinese national condition objectively,the deficiency is that the greatSuccess obtained merely in athleticsSportsScope has not developed in entireSports domain including the massSports, and it is quite away from the “all-people body-building”Sports' basic purpose and the given objective. China'sSocialism nature hasSpecially decided that “all-people body-building” isSurely. the nationalSportsSystem's ultimate objective.
Key words:P.E.; the whole-nation-sportsSystem; athletics; all-people body-building
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园满成功,中国成为北京奥运会上的第一金牌大国。在举国欢欣鼓舞同时,有人开始计算每1枚金牌的投入成本达几千万元之多,意在责怪中国竞技体育中的举国体制弊大于利,是劳民伤财之举。此说遭到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刘鹏的驳斥,刘鹏强调我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不仅不能削弱还应加强[1]。事实上,有关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争论由来已久。登录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进入“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主题为“体育举国体制”的学术文献已有80多篇,纵观这些文献的研究,其观点不外乎“赞成说”[2-3],“反对说”[4-8],“改革说”[10-11]三大类。本文认为。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是一种社会存在,既有历史渊源,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需要我们科学地加以认识。从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承认其合理性,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承认其不足之处,应用科学发展观原理、思想和要求发展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真正为建设和谐社会和全民健身服务,这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1体育举国体制的合理性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看,体育举国体制是从举国体制进化而来。什么是举国体制?简言之,就是通过国家行政组织的力量,最大限度地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动用各种可以动用的社会资源,去实现任何一个社会团体、任何一个社会局部都无法实现的社会目的之运行机制和工作体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万里长城”和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可以看作是当时的中国政府动用“举国体制”来完成的两大工程。在国外,苏联的卫国战争,美国的阿波罗登月工程也是“举国体制”的杰作。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政府把举国体制运用到体育领域,也是出于历史的需要。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宣告诞生的时候,它刚刚走完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历程,满目疮痍,百废待举;与此同时的欧、美国家则已进入了现代化,奥林匹克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开展也已经有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如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赶上世界体育水平,成为当时所有肩负着振兴中华民族历史责任之有识之士的“头号梦想”,并为之持续不懈的努力奋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无愧于是由最优秀的中华儿女组成的政党,A毅然把举国体制运用于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振兴,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把“一条龙”训练体制,全运会赛制,和国家队集训制三者有机结合的体育举国体制;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提出和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其次是从中国竞技体育所取得的成就看,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在不长的历史时期中高歌猛进,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辉煌。以奥运会金牌为例,在1984年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所得金牌15块,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共取得金牌51块,成为金牌第一大国。从历史事实的角度说明了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合理性。
再次是从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过程看,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模式,改革开放是近30年的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运行模式主线是以市场经济走向为主,当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杨桦等在文献[2]中指出,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定型于80年代,成熟于90年代。说明了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有其自身的活力和合理性;既适应于计划经济又适应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如果仍以“金牌论英雄” 那么由于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数远超过历届奥运会金牌数,应当认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要明显地胜于单纯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或者说,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和完善。
2体育举国体制的不足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客观事物都是辩证地存在和辩证地发展,既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物,也没有一定不变的事物,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也不例外。
首先,前面说的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在一些学者看来应在前面加“竞技”两字,例如,杨桦等人在文献[2]中通篇论述的主题是“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文章肯定的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秦椿林等人在文献[8]中则指出“举国体制”也不适用于全部竞技体育,给出的例子是竞技体育中的职业体育,就不能实行“举国体制”,因为职业体育明显地具有产业性质,靠市场经营获利,采用出售门票、电视转播、赞助广告等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其次是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在概念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存在逻辑悖论。这是因为,就概念面言,体育,并不仅仅指竞技体育,也包括健身体育,这是由体育自身的含义所决定的,健身和竞技,是体育的两翼,缺一不可。而我们长达半个世纪来,推行的体育举国体制仅仅限于竞技体育,这在逻辑上说不通,这一点不仅已有学者指出[12],而且也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或许正是我国体育举国体制在不断取得辉煌,金牌数不断增多,而且成为奥运会金牌大国的背景下,人们对体育举国体制责难声也日益高涨的一个内在原因。毕竟健身体育比起竞技体育来更直接地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健康;而恰恰是这一个关于每一个中国人切身利益的问题,被中国体育举国体制长久地,长达几十年地忽略了,当然也不是全部忽略,而是部份地忽略,一定程度上的忽略,人们有理由问:在全民健身体育方面,在“全民健身”这个社会主义体育的终极目标面前,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做了些什么?相对于竞技体育,是“统筹兼顾”,还是“有失偏颇”;是“金牌第一”,还是“全民健身第一”;是“精英第一”,还是“国民第一”。
再次是效率和成本问题。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取得的成就令世人瞩目。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起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提高了各种社会活动效率。无论是工人农民的劳动效率,还是各类工作人员的工作效率,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辉煌成就的体育举国体制是以庞大的后备人才队伍和庞大的退役运动员两者之和为分母,以极少数竞技精英为分子的金字塔,据文献[13],我国在2008年时投入奥运项目一、二、三线队伍的运动员数为476496人,其中一线队伍人数17261人,二线队伍人数51525人,三线队伍人数407710人。而在北京奥运会上我国获得的奖牌数为100枚(其中金牌51枚、银牌21枚、铜牌28枚)。依此测算,大约是每4000名运动员得1枚奥运奖牌。这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其效率之低有些不可思议,怪不得当我们为自己金牌第一而欢欣鼓舞的同时,美国人认为,按一个国家的人口为基数来计算,美国仍是金牌第一。
3 发展和完善体育举国体制
科学发展观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各方面的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容易看出,应用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来看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至少在以下几方面应该加以调整和改进。
首先,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这里指的人,当然不是仅仅指竞技体育的精英,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前面已指出,体育包括竞技体育和健身体育,包括全民健身这一社会主义国家体育制度的终极目标。金牌不能少,因为我们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民健身不能少,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在仍然适用。体育,应当率先实行科学发展观,应当把全民健身作为争取奥运金牌一样来对待。如果说竞技体育的举国体制主要由一条龙训练——全运会——国家队集训制构成,那么,全民健身的举国体制仍可以参照这个模式。采用一条龙健身——全运会——国家级健身师的培训模式。“一条龙健身”,就是上至龙头——中国国家体育行政管理局,中至龙身——各级体育行政管理部门,下至龙尾——各级地方行政基层,都来抓全民健身;“全运会”就是对全国的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得如何作“全运会”式的比较交流和促进;“国家级健身师”的培训就是全民健身要有国家级标准,要培养国家级的高级别的健身指导人员,以指导和帮助各级各类人员各种健身活动的开展。由此实现从“金牌第一”到“全民健身第一”的转变,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这是第一。 其次是全面。实现“金牌第一”向“全民健身第一”转换,不是不要金牌,不是不要竞技体育;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已成过去,4年后的伦敦奥运会已向我们走来,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得如何,从某种意义上说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奖牌数仍是有说服力的一个标志。这里不妨借用改革开放祖师邓小平先生的一句话,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不要象过去偏弱全民健身那样来偏弱竞技体育。
第三是协调,协调是块大文章,这中间既有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协调,也有长远与眼前的协调。如果说伦敦奥运会是长远,那么眼下作准备并不过早;但伦敦奥运会也可以看成是眼前,全民健身在整个21世纪都应把其作为中国的国策,全民健身更是长远。协调还有利益的协调和国家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协调,体育部门利益与其它部门利益的协调,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的协调等等;任何时候都要把全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长远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当这多种利益相互之间需要协调时,原则上应把全民的利益放在重中之重,必要时,应把国家利益放在重中之重;要坚信,有了健康体魄,有了健康心理素质的中国人民,我们的国家将长盛不衰,中华民族将兴旺发达,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在现阶段,协调还包括计划与市场的协调,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不论是何种协调,坚持以人为本的协调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协调。
第四是可持续发展。体育是人的体育,无论是从竞技体育的角度看,还是从健身体育的角度看,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都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发展、完善。首先是竞技体育,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毕竟是一个人生命中很短的一段时间,要在很短的这一时间中创造辉煌,理论上说存在许多不确定性,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要培养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后备人员。过去,单纯在竞技体育的理念下抓后备人员,如果在全民健身理念指导下搞体育的举国体制,竞技体育的后备人员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各级人类健身人群中自然涌现,这里不得不提到市场经济模式下发展和培养竞技体育精英的美国,大家熟悉北京奥运会上,一个人获得8块金牌的美国游泳选手菲尔普斯,当记者问他是如何刻苦训练时,他笑着说:在美国从幼儿到小学,中学,大学到处都有可供游泳的游泳池,他就是在这些游泳池中发挥了他的游泳天才。这个例子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人民,有了健康体魄的人民,永远是竞技体育精英的母亲。换句话说,只要把全民健身纳入到体育举国体制中来,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才是有源之水,有木之本。
总而言之,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可持续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把战略目标转移到全民健身体育上来。
4 结 语
中国的体育举国体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给中国的体育事业带来了辉煌和飞跃。但是,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是对立的统一,世上也从来没有十全十美的体制,因此,对于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不合理性不必要大惊小怪,更不能因其有种种弊端而加以废止。完全的市场化不仅在体育领域不可取,既使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业海啸,以及由此触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已在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美国的市场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与市场,永远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两只轮子,体育也不例外。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在加入市场从这只轮子后,从单纯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转变为以全民健身为主的举国体制后,一定能使中国体育举国体制从已有的辉煌走向新的辉煌[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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