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晁补之对柳永词的继承与开拓（二）

    贾洪昌

    唐五代以来，词多以小令见长，而词至柳永，其创作了大量的长调慢词，在词中极尽铺陈，层层渲染，开拓了词体改革的新道路。清代号为词学中兴的时代，词评中对柳词技法的推许随处可见，就其创作手法及表现形式来看，晁补之继承与借鉴了柳永在吸收屈宋以来骚体赋及汉魏六朝抒情小赋，乃至唐宋民间词直笔铺陈的表现基础上，创造了慢词的铺叙法，即“以赋为词”。柳永“以赋为词”，是由于个人身世的浮沉，其词多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表现，因而其词不唯以形式为尚，在体现词人本身个性的同时，他创造出了三种“以赋为词”的典型模式，即时间主导模式、空间主导模式、交叉模式。而这些在晁词中都有所体现。

    综观晁词，其应属豪放一派，无论是用笔下字，还是情感铺陈，写景状物，都可见其豪迈、洒脱的一面，真切体味其词所展示出的高远意境，但也正是在这旷达不羁之下浅隐着晁补之沉咽悲凉之音，是以冯煦说晁补之“所为诗馀，无子瞻之高华，而沉咽则过之”（《宋六十家词选例言》），寻其渊源，不可否认，其词中之“悲”一定程度上亦来自柳永“凄凉悲怆”之情，具体来看，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晁补之祖籍山东齐州，齐鲁之地乃儒家思想发源之地，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积极倡导一种入世思想，孔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精神，孟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入世态度对于晁补之的人生及其创作都有着重要影响。“儒学的政治化本质是把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实践导向政治靠拢的必然归宿。”当入世不得，其人生理想破灭，其情感之“悲”也便形成了。

    二、仕途多舛。柳永与晁补之一生都致力于入世为官，怎奈仕途多舛，柳永年近半百才进士及第，而晁补之自27岁考中进士，入朝为官的23年间，先后辗转涉及21官职，在职期间，他兢兢业业，执政为民，为官清廉，政绩卓著，但一生先后三次遭贬齐州、应天府、信州，且到后期因无法入世为官而隐居东皋八年，宦海的浮沉使其身心俱疲，心中不免产生悲凉之意，而其将自身的境遇寄寓于词体创作中，则词中之“悲”也便显现出来了，这正是所谓的“诗言志词传情”。

    三、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心态。柳永和晁补之两人一生都有积极入世之心，但现实却并非一帆风顺，加之于自身桀骜不驯的性格，柳永高吟“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晁补之则感叹“儒冠曾把身误”，尽言“功名浪语”，从而以一种无可奈何，不得不为之的回避，更趋于逃避的心态来面对人生，面对仕途的挫折。柳永流连于歌妓舞场，而晁补之则隐居东皋，以显其隐居之意。我们通过对其成就颇高的隐居词的分析，可以看出晁补之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斗争中，想却不得的矛盾心境，其中更显词人心酸、无奈与凄凉。

    综上所述，晁補之词的创作在体制、题材、艺术手法及表现形式、词中情感上随处可见柳永之风，同时，也可看出其开拓性的一面，实现了其词在题材内容上的自我创新之处，使词抒情言志功能进一步扩大，且更多地表现了词人自我个体化的人生忧患和生存苦恼，具有明显的言志遣怀之作用。其词构筑的高远的意境与其体现出的雄健的笔触及细腻的情感，都充分显示了柳永“以赋为词”的创作手法特征，同时也明确了其在慢词的创作上承柳（柳永）启周（周邦彦）的桥梁性作用，因而其创作成就和词史地位也应得到全面、客观的确认与评定，故关于晁补之对柳永词的继承与开拓的研究也便具有了价值性与可研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