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动画《风语咒》:民族文化底色下的无厘头叙事

    李涤非

    2018年夏季的中国电影市场可谓精彩纷呈,7月上映的《我不是药神》赢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从精英阶层到普罗大众,都对其赞赏有加,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8月,寄予厚望的《风语咒》终于横空出世,这是继《大圣归来》和《小门神》之后我国又一3D动画电影巨制,掀起了动画业内和圈外的广泛讨论,国漫崛起的呼声再次高涨。呐喊之后归于理性,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是,就《风语咒》而言,完全称得上“业界良心”,影片以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武侠情怀为内核,妥洽发运用后现代“无厘头”的叙事策略,巧妙地将厚重而晦涩的中华传统价值取向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展现出来,成功锁定了年轻群体的观影期待,创造出独特的影像奇观,同时,也为我国动画电影生态的健全贡献了重要力量。

    一、民族文化的世界观营建

    文艺作品创作通常带有强烈的民族印记。[1]《风语咒》讲述的是侠客寻母、拯救苍生、匡扶正义的故事,在民族化表现上尤为突出。正如导演刘阔所说:这是一部纯粹的国产动画,一部完全民族化的作品,它拥有纯粹的中国视听,中国情感和中国精神,甚至合作的企业也是全部来自大陆境内。所以,影片完全呈现出中华文化的世界架构。

    (一)典型视觉符号运用

    就视觉体验的心理特征来说,某种文化视觉符号的呈现,不仅仅有外观形态的美好感受,更带来其内部结构和背后文化的厚重感和冲击力。创作者将其融会贯通后,通过移情和托物等艺术手段,串联起匹配创作主题的视觉符号,完成文化和历史、精神和风俗的物象化,形成受众和创作者共通的符号系统,建立起有效的信息交流平台。

    牌坊和古村落建筑。明朗生活的村落,典型的江南意蕴,传统民族建筑风格,青石地面,热闹的集市,高大的槐树等等,像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画卷,铺陈着故事发展的背景。

    民族化角色形象设计。影片中主要角色三维模型设计写实中略带夸张,符合国人俊男美女的审美标准,贴图绘制生动细腻,角色装束充分民族化设计。传说中的上古神兽罗刹、饕餮造型考究,创作者巧妙发将青铜器中的兽纹还原于角色外形设计之中,合乎观众心中神兽的形象。

    抽象民族元素视觉化。“五行说”是华夏文化中最早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五行作为国人的“生活常识”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影片巧妙地将阴阳五行设定为侠岚的力量源泉,合理利用古老学说的神秘性,妥当构建物质与能量體系,完成逻辑自洽。

    这些典型的民族元素高度契合观众的传统文化认知,刺激着观众的视觉神经,观众被视觉符号传递出的传统文化浸润,在心中构建起一个完整、可信的影像时空,创作者成功地把预设的信息传递到观众思想和情绪中,共构了影像之外的心灵交汇。

    (二)含蓄与吵闹并在的情感表达

    影片以明朗寻母、救母为故事主线,表达出对母亲深沉的爱。明朗和母亲(梅姐)这对非典型的母子关系,却饱含典型的中式情感。梅姐性情泼辣张狂,表面对明朗不闻不问,甚至还在分钱时舞弊,“算计”儿子,但是,为了明朗的眼睛,她明知没有希望,却一次次固执地抓药,期盼奇迹发生。万念俱灰之时,她甘心变成罗刹,成为饕餮的食物,以换来儿子眼睛的复明。明朗在得知真相之后,含蓄而抑制的情感,化为无尽的懊悔和伤心,忽然之间他发狂般地冒着生命危险奔向罗刹群中寻找母亲。一只罗刹听到明朗的叫喊声后远远地停住,转身逆势回跑。梅姐反复被奔跑的罗刹洪流撞倒,为了见儿子最后一面,在被撞下悬崖后又艰难地爬了上来。随着音乐的渲染,此时银幕内外情感相通共鸣达到高潮,观众为母子深情潸然泪下。

    明朗和小妖孽朦胧的爱情。双方为了掩饰彼此好感,互取绰号,互相攻击,典型的中国式“打是亲,骂是爱”的情感模式。但是,明朗和小妖孽怎样由普通搭档“升格”为恋爱关系的过程交代不够,略显唐突。对于含蓄内敛的中国人,影片巧妙地把握住这一情感表达特征,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下,不管是母子深情还是朦胧爱情,如此“中国味儿”的表达,观众备感亲切。

    (三)民族化音乐铺陈

    音乐对人的生理、心理、情绪持续不断产生刺激性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有机运用于电影创作有利于提升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增加作品的艺术影响力。《风语咒》的音乐运用可谓独具匠心。导演为了保障影片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气质,仅在片首使用西洋乐器,其余部分音乐均为民族乐器演奏。为了增添中国风音乐的时尚元素,剧组远渡海峡邀请著名音乐人方文山加盟创作,为影片带来富有青春活力又极具民族色彩的插曲。

    侠岚围打罗刹时唢呐高亢嘹亮的独特音色,带着强烈的节奏感,忽然介入,令人心潮澎湃。琵琶、二胡等传统乐器的融入,让人的听觉体验耳目一新。传统乐器在电影中的运用早已屡见不鲜,如李安《卧虎藏龙》中“夜斗”部分,中国鼓的演奏,鼓点急促有力,张弛有度,渲染出紧张激烈的打斗场面。再如张艺谋《红高粱》中“野合”时唢呐的运用等等。总之,影片在展现中国传统乐器独特魅力的同时,传统乐器的演奏也强化了影片的民族色彩。

    二、策略性构建“无厘头”话语空间

    “无厘头”源自广东方言,指一个人说话、做事没头没尾或缺乏针对性故而令人难以理解。[2]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圈开始出现具有后现代语境特征的影片,因其叙事风格颇具“无厘头”意味,故而人们冠之以“无厘头”的电影称谓。此类电影自流行于中华大地以来,一直遭遇褒贬不一的评价。无厘头电影并非像多数人认为的那样弱化逻辑、恶搞打趣,刘镇伟说:“你们说‘无厘头,喜剧太夸张会让人觉得没逻辑而且肉麻,但无厘头其实是有逻辑的,你们才能接受,笑完还不觉得自己傻。《功夫》里面,本来是斧头帮砍人,周星驰本来是高手要打退对方,但却忽然变成冲上去把对方所有人皮鞋踩扁。这个逻辑就是万中无一,就是用夸张去表现偶然性,所以你们一边笑一边接受,这就是无厘头的逻辑。”

    “无厘头”电影作为具有一定先锋性的影片类型,由于“频道”的不一致,开始并不为大众所接受,1995年《大话西游》的惨淡票房正说明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文化的刺激,年轻一代的心理和审美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对传统的反叛,对经典的解构,对娱乐精神的追求,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在觉醒,无厘头电影独有的叙事风格和言语魅力开始被广泛认可,甚至开始了疯狂的追捧。2005年底胡戈将陈凯歌的《无极》解构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可谓一时间把这种无厘头影像推向了极致。近年来,随着90后、00后的活跃,“无厘头”风格某种程度的成为了流行影像文化的主流。

    若森数字科技从《侠岚》到《画江湖》再到今天的《风语咒》,一直将作品受众定位于17-40岁动画爱好者,这正是热衷“无厘头”文化的年龄段。通常来说,这个群体出生成长条件相对优渥,生活在多元文化汇集的时代,对传统民族文化既敬畏又叛逆,质疑权威,崇尚娱乐。纯粹的民族文化洗礼,反而可能激起其逆反心理,《风语咒》在叙事中巧妙的融入大量无厘头桥段,增强了影片的娱乐性,守住了观影主力军。

    片首雄浑深沉的旁白,带来严肃的开场,观众刚要正襟危坐,突然出现了面目滑稽的山炮帮追赶明朗的画面,突然的反差,观众猝不及防,接下来是“脚踩狗屎”的荒诞画面,自然引来哄堂大笑,极具喜剧效果。梅姐突然出现,怒扇山炮帮,致敬的正是周星驰电影《功夫》中包租婆暴揍假斧头帮的桥段。梅姐带明朗赌博的赌馆居然名曰“新开的赌馆”,不禁让人想起另一部周星驰系列喜剧《鹿鼎记Ⅱ》中的“有间客栈”,同样的手段还炮制了“那个村”的命名,令人忍俊不禁。

    在角色塑造上,明朗和他母亲是一对非常“不正经”的母子,儿子叫母亲“梅姐”,母亲不仅嗜赌成性,还利用儿子的“特异功能”作为赌博的秘密武器,这种角色设定,正是对母慈子孝的传统人物关系的解构与再造。那个村的村长叫王富贵,全村人都叫王富贵,这本身就是非常荒诞与魔幻。明朗和小妖孽被抓去祭祀神灵,居然只是“泡了个澡”,伴随着村民们高唱“要罚就罚他们俩……”观众惊喜的发现这正是《狮子王》主题曲的旋律。伴随着敲打乐,村民们建起了侠岚专用坑位,和北野武的《座头市》中农民劳作时的片段有着高度的相似性……种种经典影片的杂糅与重塑,带来奇特的观影体验,观众大呼过瘾。对“无厘头”的过分依赖和无节制的使用,也为影片带来了负面的观影体验,虽然导演刘阔说片中笑点都是几经打磨,去粗取精后留下的,但,仍有不少略顯牵强与尴尬,如片首明朗被罗刹袭击,被抛上半空,他内心的独白居然是“我是主角,我不会死的”,令人啼笑皆非,摸不着头脑。村长王富贵掐指一算,喊道“大事不好,我手抽筋了”,虽有致敬漫画大师蔡世忠之意,但设计过于浮夸,割裂剧情,反而影响故事的推进。对无厘头笑料过于迷恋,在没有铺垫没有酝酿的情境中刻意表现,往往适得其反。

    无论怎样,《风语咒》为民族文化穿上富有后现代特征的无厘头外衣,以充满善意的方式滋养着年轻的动画爱好者。故无厘头是《风语咒》的叙事策略,又何尝不是创作团队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呢。

    三、武侠片的类型定位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体系的成熟,类型片样式渐渐完善,同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也积极从自身文化根基中挖掘适合的表现形式,根植于传统武侠文化的武侠片便应运而生。自1928年张石川导演的《火烧红莲寺》开始,中国电影人找到这一完全属于自己的电影类型,也是中国电影在世界上唯一具有影响力的片种,同时也是中国电影中最具娱乐性和视觉表现力,以及商业价值潜力的类型。成熟的类型模式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使得《风语咒》的团队有信心将这一动画武侠片搬上银幕。

    (一)侠义精神的呈现

    我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侠客,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角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四公子“养士”为源头,故侠义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之中。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生死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侠客的言必信,行必果,忠于诺言,舍死忘生,谦虚有礼的处世态度是高度赞赏的。侠义精神即正直正派、勇敢义气、侠肝义胆,为国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金庸借郭靖之口所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风语咒》中描述的正是这样一群身怀高强武艺,保卫一方安宁的侠客,片中称为侠岚。主角明朗并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侠岚,他掌心的侠岚印也是小时候一次意外留下的疤痕,但是他一直积极乐观、坚韧顽强,天生视力残疾的缺陷反而帮助他成就了远超常人的非凡听力,儿时父亲的谆谆教导,点醒他对风的感受和理解,几经磨难,他终于顿悟,拥有了驾驭风的力量,练成了真正的“风语咒”,成为了“驭风者”,心中的侠义情怀也随之彻底激活,接力众侠岚,将神兽饕餮收入“陀螺”之中,拯救了万物苍生,也救出了自己的母亲。影片将侠义精神戏剧化呈现,增加了观赏性。

    显然,侠义精神是武侠片的内核,也是一种正义现象聚合形成的文化符码,这种文化符码影响着民众的正义判断、社会认知、生存体验,带来最为原始的秩序性和民主保障。[3]对于“侠义精神”,影片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更高层次的侠客,把侠义精神放在心中,就像借助风的力量,以无形战胜有形的秘术“风语咒”一样,这种渗透于骨髓中,除恶扬善、守护众生的信念,才是真正的侠义精神[4]。

    (二)三维动画和武侠的联袂

    巴赞在《电影手册》中论及美国西部片的时候说:“这种类型片过去已经臻至完美,或者说已经达到了经典性,这意味着它必须奋力创新以保证自己的生存。”[5]对于当今中国的武侠电影而言又何尝不是,几代人的努力,成就了无数经典作品,从故事结构到侠客形象塑造,从传统文化到侠义精神,早已具备完整的类型套路。但是,武侠片发展难脱窠臼,随着人们工作生活的多元化,娱乐内容空前丰富,武侠片的综合表现颓势明显。

    自武侠动画《秦时明月》以来,三维动画开拓出武侠动画的新路子,作为中国重要电影样式的武侠片也获得了又一表达途径。武侠片中特有的超越现实的艺术构思和画面呈现,在动画中更易实现,如行云流水的打斗动作,飞檐走壁的绝世武功等等。《风语咒》以国内一流的三维动画技术,创造出亦真亦幻的武侠影像。写实又略显夸张的角色设计,巧妙地规避了造型设计上的“恐怖谷”现象。若森数字多年积累的TV动画经验和自主研发的三维动画 “曼陀罗”系统,应用于片中角色运动和表演,帮助其更加规范、精准。为了增强片中村落和建筑的可信度,创作者进行了“做旧”处理,营造出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感官真实和故事的逻辑性促进心理真实产生,产生美好的身心体验。当然,在形象设计和表演方面《风语咒》中确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角色形象的网游气息,动作略显僵硬,重量感不足,表情夸张程度不够等等,但是,较TV动画系列可以看得出若森科技正在积极克服这些技术难题。

    武侠片是中国原生的电影类型,它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极具生命力。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拥有无可替代的传播魅力。但是,要将它与当下多元生活和审美意趣衔接,用与时俱进的思路破解当前发展困境,动画武侠片的出现或许可以为这个“古老”的片种找到一个新出口。

    结语

    《风雨咒》制作精良,叙事完整,人物生动,民族元素运用合理得当,画面雕琢精美细腻,透出浓浓中国味,片中情感处理含蓄而有张力,多部影片经典桥段的致敬性融入,制造出独特的视觉奇观。“无厘头”的叙事策略,为影片守住了观影主力,赢得了良好的院线票房。国产动画不断深挖中华文化,在动画作品中积极构建民族话语空间,勇敢地担起了文化传承的重担。[6]当然,影片并非十全十美,如对“无厘头”叙事火候的拿捏不准导致影片滑向轻浮的边缘,角色应有的弧光也因此被削弱。但是就国产动画崛起的宏观角度来看,经历“伤痛”在所难免,不能因为它的“瑕疵”,抹杀其对中国武侠动画的贡献,相信随着动画人的不断努力,画面优美,角色饱满,故事走心的作品会不断涌现,我们应对国产动画持有更多的耐心和信心,以最善意的方式期待下一个“爆款”的出现。

    ①中国电影艺术学院是梁少坡于1932年5月在香港九龙开办的一所以培养编剧人才为主的电影教育机构。

    参考文献:

    [1]叶佑天.影视时尚文化特性的审美断想[ J ].艺术教育,2015(1):178-180.

    [2]王文捷.无厘头电影:呈现意义何在——兼论图像文化对后现代电影研究的促进[ J ].文艺评论,2004(5):17-23.

    [3]赵保峰.侠义精神的现代悖论式解读:论《大明锦衣卫》的侠文化[ J ].电影评介,2017(10):36-38.

    [4]尹琨.《风语咒》:“中国制造”走心之作[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8-08(8).

    [5][法]安德烈·巴赞.电影是什么[M].中国电影出版,1987:242.

    [6]米高峰,段洁.数字媒体艺术与电视剧艺术创作的互动性[ J ].中国电视,2017(10):7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