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统一战线思想初探
艾新强
[摘要]《诗经》中有大量涉及统一战线的诗篇，具有丰富的统一战线思想，其尚贤重才、君臣共治;重民爱民、以民为本;抚主战辅、妥处异族;爱国利国、生死以之等，对人们借鉴前人智慧和经验，以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诗经》 统一战线思想 尚贤 爱国主义
[中图分类号]D6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18）05-0044-06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18.05.009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属文学作品，但其社会功用价值却远远超越了它的文学艺术价值。孔子就曾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而不达，出使四方而不能专对，学得再多也无用 [1 ]。这就突出强调了《诗经》的治国理政和外交功能。孔子甚至还明确指出，《诗经》具有兴、观、群、怨的四大功能，而其中的“群”，学术界一般解释为聚拢、团结、合群。也就是说，《诗经》具有妥善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聚拢人心、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社会政治功用。这不仅是因為熟读《诗经》，可以提高官员的语言表达水平，有利于协调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增强国内外团结和谐，更是因为《诗经》本身就有大量诗篇涉及统一战线的内容，有利于人们借鉴前人的智慧和经验，更好地为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服务。自《诗经》问世以来，研究它的著作汗牛充栋，成果不可谓不丰硕，但至今尚无人对《诗经》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进行研究和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为此，本文拟对《诗经》中蕴含的统一战线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
一、 通过尚贤重才而达成君臣团结，从而巩固统一战线的内部壁垒
君臣团结历来都是治国理政所依赖的内部壁垒，是团结人民、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关键。而要实现君臣团结，尚才重贤乃是最重要的途径。孔子就曾深刻地指出：“举直而错诸枉，则民服;举枉而错诸直，则民不服。” [2 ]意即只有把正派的人提拔上来，放在邪恶的人之上，民众才能服从，否则民众就不会服从。
《诗经》中有许多重才尚贤的诗篇。如《小雅·鹿鸣》言鹿得萍草为美食，以呦呦之声呼唤其友的到来，以喻人君用美食、美乐、美酒款待贤者。“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意即谁若以美好的德行来对待我，示我以大道、正道，我就加以重用，言人君唯贤是用的迫切愿望;“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言人君有美酒招待嘉宾，且嘉宾有孔昭之明德则可效，可示天下之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3 ]，是说人君愿意做出最大的努力来满足嘉宾的需要，企盼贤能之士来辅佐自己，并竭尽全力为其提供治国良策。《秦风·蒹葭》中“道阻且长”、“道阻且跻”、“道阻且右”，可看作主人公越过了迂回险阻的山路，一路追寻到最远处的艰辛之苦;“白露为霜”、“白露未晞”、“白露未已”，可看作主人公追寻“伊人”之长;“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 [4 ]，可看作伊人的隐约缥缈和难以寻求之状。诗中的“伊人”就是主人公朝思暮想的贤能之士。整首诗虽然显示了追寻“伊人”的艰难及“伊人”位置的缥缈不定，但人君并未放弃对“伊人”的追寻，可见人君对贤者深切的思慕之情。《鄘风·干旄》咏唱的也是君主聘用贤能。先秦时代人君招贤纳士，多以弓旌装饰车乘，诗中“干旄”、“干旟”、“干旌”就是招贤者所制的仪仗彩旗;“素丝纰之”、“良马四之”、“素丝组之”、“良马五之”、“素丝祝之”、“良马六之”[5 ]，暗示卫国官员出车聘贤场面的隆重和排场，寄托着君主的厚望和国人的期待。另外，《小雅·南有嘉鱼》：“君子有酒，嘉宾式燕以乐”、“式燕以衎”、“式燕绥之”、“式燕又思” [6 ]，赞美君王能与贤者为伍，能够礼贤下士;《小雅·南山有台》赞美贤者，用美酒招待贤者，故贤者归往也。
如果说上述几篇诗往往以物起兴、多用比喻，因而还显得迂曲、委婉的话;那么，下面的几篇诗就是直接赞颂贤君尚贤重才的。《小雅·菁菁者莪》称贤人隐居山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我心则喜”、“赐我百朋”、“我心则休” [7 ]，赞美君主能够思贤若渴、延揽人才;《小雅·庭燎》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鸾声将将” [8 ] ，赞美周宣王深夜燃起庭燎，盛宴迎接、款待贤者;《大雅·思齐》称“古之人无斁，誉髦思士” [9 ]，赞美周文王爱才育才、选贤举能的圣德;《大雅·绵》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蹶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10 ]，不仅赞美周文王为政以德，使众多诸侯归附，而且人才齐备，故而得成大功，等等。由此可见，贤者是国家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无论是贤君或是贤臣，只有乐于与贤者为伍，乐于招贤纳士并尊重贤能，贤能之士才会竭尽全力地为国家效力;也只有这样，统一战线才能得以巩固，才会逐渐地强大起来，从而才能夺取并巩固政权。
《诗经》不仅赞美礼贤下士、选贤任能，而且对昏君重用奸佞、戕害疏远贤臣以及奸佞祸乱国家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方面的诗篇很多，限于篇幅，在此仅选几篇进行论述。秦穆公卒，以秦国三位良臣奄息、中行、鍼虎为殉，国人哀之而赋《秦风·黄鸟》。诗中写道：“维此奄息，百夫之特”，“维此仲行，百夫之防”、“维此鍼虎，百夫之御”。诗人呼天抢地地大声呼喊：“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对此，秦穆公遭到了不少人的指责，《史记·秦本纪》就说他：“死而弃民，收其良臣而从死”，“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因此，秦穆公“不为诸侯盟主亦宜哉”。 [11 ]周幽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贪恋女色，疏远贤臣，重用奸佞，弄得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小雅·十月之交》历数自然灾异和“下民之孽” [12 ]，明确地指出了周幽王宠幸褒姒与七个佞臣乃是国祚濒危的直接原因。
尽管西周初期至春秋中期的社会历史是复杂多变的，但从《诗经》中的有关诗歌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尚贤则兴，近小人则危。尧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汤有伊尹、仲虺，文王有姜尚、闳夭等贤臣，所以他们做到了由君臣团结，而臣民团结，而民族团结，而国际关系和谐，并由统一战线促进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被历代人们所称赞。
二、以爱民重民来调整统治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巩固统一战线的基础
统治者与广大民众的关系，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关系。处理好这一关系，对于夺取政权，对于国家政权的长治久安，都十分重要。在奴隶制社会里，统治者认为，国之存亡是由上天决定的，君主是“受天之命”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是代天行使权力的天之骄子。但周之代商，与商之代夏一样，都变革了“天命”，这就使一些人感到天命靡常、天不可信，于是他们在不动摇“天命”的前提下，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同时，在推翻商王朝的斗争中，人民群众表现出了伟大的力量，这使周朝统治者认识到必须要重视和警惕“小民”的力量。《诗经》在强调神的前提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民爱民，将民视为国本，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保民爱民
周初的统治者认为，“上天”只把统治人间的“天命”交给那些有“德”之人，一旦统治者“失德”，就会失去上天的认可和庇护，所以接受“天命”治理人间的统治者首先就应该“敬天保民，以德配天”。《诗经》中“德”字共出现了72次，其内涵也很广，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可包括在“德”之中，但其主要特点是对天要诚，对己要嚴，与人为善，施行德政，尽心治民等。只有施行德政，敬天保民，才能顺天道，得民心。这既是上天意志的至善本性，又是人为了获得天意眷顾所必须践行的善的原则。所以说，人的“德”根源于天之“明德”，也就是说是否真正的“敬天”，要看其是否真正采取了“保民”的措施。“保民”就是“敬天”，“敬天”必须“保民”，人世权力的最高宗旨便是受命于天，为天养民。从古至今，人们习惯称地方官为“父母官”，这大概源于《诗经》。父母是子女的主宰，同时父母又疼爱自己的子女，所以对于民众而言，父母官兼具了领导与爱护这两项职责。而《诗经》中多处都有“邦家之基”、“邦家之光”、“民之父母” [13 ]的诗句，这些诗句将被歌颂者抬到了国之栋梁、民之父母的位置，表达了人们对爱民如子的统治者的爱戴。《大雅·泂酌》是召康公褒美成王的诗歌。诗中有“民之攸归”、“民之攸塈” [14 ]之句。就是说，只要统治者施行仁政、德政，施德惠于民，民众自然会安居乐业、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柔远能迩。
（二）重农裕民
早在商周时期，统治者就认识到，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想要稳固江山，就需要采取重农裕民的政策。《诗经》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农事诗，如《周颂·噫嘻》说周王派农官督查并指导农业生产，“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15 ]。另外，还有《豳风·七月》、《周颂·载殳》、《周颂·良耜》等诗歌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统治者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的重视。同时，为了让农民有一个更好的生产、生活环境，统治者在安排徭役、兵役时，注意不夺农时。如《鄘风·定之方中》就记录了卫国营造都城的事情。诗起首就说：“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最末说：“秉心塞渊，騋牝三千。” [16 ]定，星宿名，又称营室星，特指每年夏历十月之交。因为此时乃是农闲季节，庄稼都已收割并脱粒入仓，天气也还没有转冷。这充分说明在农耕文明的作用下，统治者早就懂得了只有“揆之以日”、不侵夺农时，才能不违背农业生产的规律;只有尊重自然和经济发展的规律，才能使民众的利益得到最大的保证，也才能协调好同农民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稳固统治者自身的利益。
（三）君民和谐
爱民重民的目的是什么呢？君民和谐，君不扰民。这是《诗经》所做的回答，如此明确的回答，在我国历史上还是首次。如《大雅·板》：“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指出了君主只有实行恰当的政令，君民关系才会融洽，而正确的君民关系应该像埙和篪一样和谐其音，像圭与璋一样契合不分，相得益彰。这首诗还提醒君主：“价人维藩，大师维垣，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无俾城坏，无独斯畏。” [17 ]善臣良民是国家藩蓠，大众群黎是国家垣墙，诸侯大国是国家屏障，王族是国家围墙，群宗之子是国家栋梁，若以德相和，国家便得安宁，不要使城垣毁坏，不要逞威，一意孤行。这段话提出要把民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团结的根本就在于“辞之辑矣”、“怀德维宁”，否则就会自毁城墙，使国家终归灭亡。这里第一次把民众比作国家的城墙，提出君民和谐的重要性，明确了实现君民和谐的根本途径，在我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不容低估。
《诗经》中的“民”、“庶民”，主要是指除了贵族奴隶主以及卿、大夫、士等官员以外的自由民，其中并不包括广大的奴隶。在西周前中期，周朝统治者具有较强的爱民重民意识，自由民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君民、臣民关系处理得较好，但到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政治动荡、战争频仍、灾荒不断，自由民的生活往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种情况，《国风》、《二雅》中有不少诗篇都有所反映，初步统计，《国风》中约有28篇，《二雅》中有22篇。例如《大雅·民劳》“民亦劳止” [18 ]、《大雅·板》“下民卒瘅” [19 ]、《大雅·桑柔》“瘼此下民” [20 ]、《小雅·节南山》“俾民不宁”，“卒劳百姓” [21 ]等。最为可贵的是，《诗经》对奴隶阶级的痛苦生活及其愿望做了深刻的揭示，《魏风》之《伐檀》、《硕鼠》就是此类诗歌的典范。《伐檀》是一篇声讨奴隶主的檄文：“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22 ]本诗用回环重叠的章句形式，反复表现了奴隶们无限愤懑的思想感情，显示出劳动者阶级的初步觉醒，他们已敢于直斥榨干人民血汗的奴隶主了，已对那贫富悬殊、黑暗腐朽的奴隶制社会公开表示抗议了。《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23 ]这首诗把奴隶主比作可憎的大老鼠，对其不劳而食、骄奢淫逸的丑恶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发与尖锐的讽刺。而“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则充分表现了奴隶们要相率而去的反抗精神。虽然在当时的奴隶制度下，这种乐土是不存在的，但却反映了他们朴素的阶级意识。因此，如果说统治者的爱民重民是《诗经》统一战线思想中的民主性精华，那么，揭露统治者虐民、声讨奴隶主罪行就是其中的革命性精华了。
三、通过抚主战辅来妥善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巩固民族团结
民族关系问题是统一战线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关系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取得和巩固，直接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民众的福祉。因此，我国历代统治者都很重视民族关系问题。
尧、舜、禹对各诸侯和民族采取了恩威相济，将军事征服与政治安抚结合起来的谋略。尧在处理华夏联盟与各诸侯、民族的关系时，能够“光被四表”，“协和万邦” [24 ]，但三苗在江淮、荆州一带多次发动叛乱，尧也对其发动征讨，战于舟水之浦，以服南蛮。这里的南蛮即为三苗及其附近的氏族部落。舜在位期间，对南方三苗仍然采取尧的恩威并施之策。舜派禹治水，但三苗不服，“苗顽弗即功” [25 ]，不肯接受工作任务。因此禹打算征伐三苗。但舜认为德不厚而行武，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接着，舜命令分北三苗、更易其俗，有的分而治之，有的留在原地，有的流放，有的加以教化。为了对周边三苗、北狄、南蛮、西戎进行自然同化，舜“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流放）于羽山，以变东夷。” [26 ]这样不仅惩罚了犯罪的官员，而且有利于改变周边各部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为了感化團结各部族，舜实施安抚政策，南抚交趾、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取得“蛮夷率服”的效果。禹在位时，也十分注重文治，对少数民族施行教化，但对不服教化，敢于称兵作乱的部族，也不放弃武力征伐。禹曾征伐三苗部族，三苗首领被禹军打死，苗军溃退，从此一蹶不振，禹的势力到达江淮流域，四方诸侯纷纷归附。由此可见，凭强大势力实行军事征服和威慑，这是硬的一手，往往压而不服;只有辅之以软的一手，即施恩和安抚策略，才能赢得人心，实现争取人、团结人的愿望，从而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诗经》继承了尧、舜、禹处理民族关系的恩威相济谋略，文德招抚为主，武力征伐为辅。西周和春秋前中期，少数民族即所谓的蛮、夷、戎、狄与华夏族交往比较密切，虽然二者之间有战争，但是他们仍然可以与华夏族通婚、朝拜周天子，甚至参加诸侯会盟。诚然，《诗经》中收录了不少民族战争诗篇，但这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有关，我们绝不能以此否认战争只是华夏族对待少数民族的一种辅助手段，其实质仍是施行文德招抚。古人认为，兵为不祥之器，不可妄动，所以宾服远人或四夷的方法是靠广修文德，《周颂·绵》是一首歌颂太王古公亶父迁岐创业的史诗。《史记·周本纪》等史料记载：周人祖先古公亶父“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 [27 ]。后为避熏育戎狄攻伐，古公乃与私属渡过漆、沮两条河流，来到岐下。豳人俱扶老携幼前来归之，周边其他邦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后来周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仅有百里，但他广行仁政，怀柔西戎，不侮小国，不侮鳏寡，不仗势夺人黍稷狗彘，深受广大臣民和周边诸侯拥戴，遂称王天下。周武王灭商以后，欲广布文王令德，吸引夷狄前来朝贡，但因路途太远，未能即至，故致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这些记载可能有美化的成分，但至少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周的祖先为了生存和发展曾经对周边异族采取德化怀柔政策，而周初的统治者为巩固周王朝的统治，继承了这一民族政策。《鲁颂·泮水》是一首写鲁僖公作泮宫平淮夷的诗。该诗第四章写道：“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由于鲁侯能明其德，效法先祖，所以结果是：“既作泮宫，淮夷攸服。” [28 ]勤勉的鲁侯，能修文德，以怀远人。“作泮宫”正是他广施德政的具体表现，故而淮夷闻之而慑服。德盛则政明，政明则和睦，这在“颂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相反，德衰则政昏，政昏则心离，这在“国风”中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来。因此，西周中后期和春秋时期，华夏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之所以紧张乃至兵戎相见，这与统治者自身德行的衰微有很大关系。
《诗经》在坚持德主战辅这一谋略时，特别为我们展现了三种处理民族关系的成功模式。
（一）政治联姻
政治联姻是指两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结成的婚姻，是古人采取的统一战线手段之一。《诗经》中记载的第一次政治联姻就是周人和羌族联姻。《大雅·緜》第二章：“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29 ]太王之妃姜女乃是羌族之女。太王与羌族通婚，是为了在西北方向寻找同盟者，藉此共同防御戎狄，并共同反抗商朝。第二次是晋君与作为戎族的秦人联姻。《秦风·渭阳》是外甥送别舅父的诗。诗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阳。何以赠之？路车乘黄。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赠之？琼瑰玉佩。” [30 ]秦康公的母亲秦穆夫人是重耳的姐姐。这篇诗就是秦穆公之子康公送晋文公重耳回国为君时所作。秦与晋接壤，秦与晋的联姻在客观上加强了两国的联盟，减少了战争，也促进了西方戎族与中原地区华夏族的交流、交融与合作。
（二）武力征服
周朝立国之初，殷纣王之子武庚与管蔡串通起来，联合东方徐夷、淮夷发动叛乱，声势浩大，周公率兵东征，经过三年苦战，终于平定叛乱，灭国十七，并迫使徐夷、淮夷、奄等族降服。《豳风·破斧》就是反映周公东征平叛这一史实的诗歌。诗中写道：将士们努力奋战，砍坏了斧、斨、锜等武器，最终实现了“四国是皇”、“四国是吪”、“四国是遒”。 [31 ]“四国”是约数，并非确指。就是很多诸侯和民族被征服，不得不归顺于周王朝了。《大雅·常武》是描写周宣王亲征徐戎的叙事诗。该诗第一、二章写道：宣王和南仲率领的周军“赫赫业业，有严天子”“王奋厥武，如震如怒。进厥虎臣，阚如虓虎”，致使“徐方绎骚，震惊徐方”。末章用欣喜的口吻写道：“王犹允塞，徐方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 [32 ]徐国已经被宣王的大军征服，并来朝会同、归附周朝，不再肆行邪僻了。
（三）武力慑服
《小雅·车攻》是描写周宣王在洛邑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田猎活动的诗歌。古代天子、诸侯的田猎活动，常有军事演习的作用，也有威慑安抚的作用。周宣王举行这次活动，重在会诸侯，而不重在事田猎。借田猎以会诸侯，重修先王旧典，假狩猎以慑服列邦。因此，此诗前后虽然都写狩猎之事，但其重点在于“会同有绎”和“展也大成” [33 ]这二句。《采芑》是写周宣王大将方叔率军威服荆楚之诗。诗中先极写兵威之盛，“方叔涖止，其车三千，师干之试”，“伐鼓渊渊，振旅阗阗”最后写“允显方叔，征伐玁狁，荆蛮来威”。[34 ]据前人分析，这次战争是以荆人自服而结束。武力慑服是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必要手段之一，因为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也需要一定的实力为后盾。
四、歌颂热爱祖国、生死以之，形成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爱国主义主基调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有国有家者普遍具有的一种道德准则，也是古今统一战线团结人民、凝聚人心的感情纽带和光辉旗帜。中华民族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如果追根溯源的话，这种传统就是从《诗经》开始奠定的。
（一）歌颂抵御外侮，维护华夏民族的统一
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中原地区不时受到周边游牧民族的进犯和掳掠，其中尤以玁狁的破坏性最大、侵扰的时间也最长。《小雅·六月》是记述和赞扬尹吉甫奉周宣王之命，北伐玁狁并取得胜利的诗歌。第一章写道：“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师，以匡王国。”诗句不仅道出了军情紧急，有如烈火，而且还昭示这是一场保障国家安定的自卫反击战。正是因为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所以深得人民拥护，将士们上下一致，斗志旺盛，情绪昂扬，“薄伐玁狁，至于太原”，“以奏肤公，”“以定王国” [35 ]，赢得了巨大胜利。另外，《小雅》中的《出车》、《采薇》也是反映周宣王时期为保卫国土、反击玁狁侵略的爱国诗篇。《出车》歌颂了周宣王的大将南仲在“王事多难，维其棘矣”、玁狁入侵的危难时刻，率师出征，官兵同心协力，同仇敌忾，“不遑启居”，“忧心悄悄，仆夫况瘁”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出车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薄伐西戎”的英雄气概以及“执讯获丑，薄言还归”，“玁狁于夷”的赫赫战功和胜利后的喜悦心情，“春日迟迟，卉木萋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自卫战争是保家卫国、抗御外侮的正义之战，它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才能取得胜利。周宣王时期，人民为了支持自卫战争，参军离家，不畏劳苦，“载饥载渴”，从“黍稷方华”到“载途”;从“杨柳依依”的新春时节，到“雨雪霏霏”的岁末年终，与其他官兵一道出生入死，勇敢征战。他们也思念家乡和妻室父母，也想回去与家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但是一想到“玁狁之故”，便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顾全大局：“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36 ]他们十分清楚，是玁狁破坏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家庭幸福;因此，他们把仇恨集中在“玁狁”身上，自觉自愿地投入了战斗，终于赢得了巨大胜利， 平定了玁狁的袭扰。《小雅·采薇》大概是周宣王时期出征战士唱的歌，真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玁狁犯边的危急局势，出征者的征战过程，以及他们在归途中的思想感情。“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展示了军威之盛，也体现了将士们不顾个人安危、勇夺胜利的英雄主义精神;“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37 ]更是讴歌将士们英勇抗侮、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的千古名句。民众的爱国精神，既表现在参军參战，直接投身反侵略战争方面，也体现在对正义战争的全力支持方面。《秦风》中的《小戎》和《无衣》就典型地反映了民众对战争的积极支持。前诗描写新婚丈夫为抗御外侮，保卫家园，毅然割爱上了前线，这怎能不叫妻子“怀思”？每当她想起新婚生活“温其如玉”的幸福情景，实在令人陶醉，而一想起他在远方征战归期未卜的情形，又怎能不“乱我心曲”、牵肠挂肚：“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言念君子，载寝载兴。”但她一想到自己国家的军队军威盛壮，丈夫英勇御敌的英雄形象，她就从内心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厌厌良人，秩秩德音” [38 ]。这就把思夫夸夫与颂扬国威两种感情交织起来，把爱夫与爱国和谐地统一起来，并且做到了先国而后家，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妇女不惜牺牲个人幸福，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贤淑美德。后诗则是反映了民众参加卫国战争的思想感情：“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39 ]人民和战士亲如一家，为了抗击敌人，团结一致，并肩战斗，同仇敌忾，为了国家的安宁统一，为了民族的生存发展，他们甘愿献出一切。
（二）颂扬对祖国对故乡的深情之爱
《鄘风·载驰》就是一篇充满着爱国激情的伟大爱国诗篇。许穆夫人生于卫国，得悉卫国被狄人所灭，国人分散，庐于漕邑，她便决心冲破传统礼俗的束缚和阻挠，亲自前去吊唁其兄长戴公，并求助于大国齐，以拯救自己宗国。当她驱车来到漕邑时，驱车赶来的许国大夫所阻。于是她悲愤地写下了《载驰》这篇诗，用以申述自己的救国之志及不可动摇的决心，批评指责许国大夫们拘于礼俗而因小失大的浅薄见识。许穆夫人冲破礼俗束缚，立志救国的非凡胆识与爱国精神，受到了历代人们的赞许。国家危难之际，冲破重重阻挠，号召人民共赴国难，积极支持进步的正义战争，保家卫国，这些无疑是爱国;而关注国家命运，支持统一，反对分裂，支持进步，反对倒退，支持安定，反对动乱，以及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疾苦，感世伤时，思乡恋土，或缅怀故国，或为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呐喊，也应当属于爱国主义的范畴。商朝灭亡后，宋微子启偶过京城故址，看到往日繁华的宗庙社稷已成废墟，只剩一片黍稷之苗，于是悲叹商朝覆灭而写下了《王风·黍离》：“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40 ]诗人发出了悲怆的质问：天呀，究竟是谁使繁华的京城化成了一片废墟？回答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是统治者的腐朽，是外族的野蛮入侵！今天我们读这首诗，对诗人的爱国之情依然感同身受。《卫风·河广》是流浪在卫国的宋人所唱的思乡曲：“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41 ]《小雅·黄鸟》也是一首流落异国之人的思乡曲：“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榖。言旋言归，复我邦族……言旋言归，复我诸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这两首诗都深刻地抒发了诗人对故国的相思与苦恋。久居异乡的游子，读着这两篇诗，也会体会到其中的爱国主义基调，与诗人产生强烈的共鸣。
（三）热情讴歌历史上那些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代表人物及其业绩，无情揭露并鞭笞昏君佞臣暴虐无道、祸乱天下的罪行
《大雅》之《文王》《大明》《棫朴》和《皇矣》《文王有声》《生民》及《公刘》等，被人们称之为周族英雄史诗。这些诗歌诞生于周人始祖后稷时期，教民始播五谷，到公刘迁豳，定居发展农业;到太王迁岐，创业兴国;到文王求贤若渴，乐育贤才，广施仁政，四方归服;到武王灭纣，决胜牧野，肇造周朝，逐一进行了赞美与歌颂，肯定了他们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推动社会进步的伟大历史功绩。而另一些诗篇，如《小雅·正月》：“无弃尔辅，员于尔辐。屡顾尔仆，不输尔载，终逾绝险，曾是不意。” [42 ]或直接痛斥殷纣王、周厉王和周幽王荒淫无道，听信奸佞，纵容小人，施行暴政，最终祸乱天下，殃及众生的罪行，或通过罗列种种乱象来劝谏这些统治者改弦更张，力挽颓势;从另一侧面，体现了《诗经》爱国主义的主基调。《诗经》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哺育了我国一代又一代人民与恶势力做斗争，战国时的屈原、汉代的贾谊、司马迁，等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参考文献]
[1][2]邓伯球.论语通释[M].北京：长征出版社，1996.
[3][4][5][6][7][8][9][10][12][13][14][15] [16][17][18][19][20][21][22][23][28][29][30] [31][32][33][34][35][35][36][37][38][39][40] [41][42]袁梅.诗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5.
[11][26][27]萧枫.史记全注全译[M].延边：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
[24][25]周秉钧.白话尚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0.
责任编辑：李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