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

    方新普 黄文仁 文才新

    摘要: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11840-1949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慢速发展阶段。工业化进程步履艰难,城市化进程缓慢推进,民主化进程历尽沧桑;21949—1978年: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速发展阶段,发展较以前快,但还存在着问题:一是经历曲折,二是发展失衡;31978以来: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快速发展阶段。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都去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而新中国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型。第一次是从1949年——1978年;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在社会结构转型中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既得利益与受损利益存在分歧、矛盾和冲突。在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二次重大历史变迁中体育也不例外。

    关键词:社会结构;转型;体育利益;体育分化;格局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6-0030-04

    1前言

    本文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这两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探讨体育利益格局的变化。试图追寻利益格局的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的内在联系。

    我国体育利益格局是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相适应的。在第一次转型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期体育的特点是,一切体育活动上升到政治体育氛围和国家体育意识话语,是高度组识化的体育利益格局。不同的体育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不能表达体育利益的诉求。一切和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文化的基础条件建设都受到要求的制约,体育也不例外。体育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界定为上层建筑的公共事业。

    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社会的体育利益结构表现高度的整体性、刚化性特征。中国体育的发展目标也是以国家主体利益的实现为第一选择,把体育作为富国强兵保家卫国的的一种手段,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都很少考虑到个人主体的利益需求。因此,一些喜闻乐见的民间和丰富多样健身娱乐体育活动是被限制开展。

    在第二次转型时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利益结构的变化,即从1978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1]”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的重大变迁。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在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供给。社会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由集权向分权转变。在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弱化体育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我国体育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2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结构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

    在20世纪50一7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封锁和我国对苏联实行“一边倒”政策,使我国体育交往极少,主要与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的一些新兴国家有少量的体育竞赛活动[2]。由于当时人民体质急需改善和国际形式的严峻性,为改变民族形象,从开国之百废待兴之时,党和政府就把为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而积极参加体育运动提到日程上来,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总是被作为宣扬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工具,而没有真正认识到体育具有的文化特征和其教育、健身、娱乐等功能。体育最初的发展只是将体育宣传作为推行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和满足大国国民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心理上。没有将体育作为经济、文化、社会和人的自身发展需要的统一认识。

    2.1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特征

    新中国体育是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体育,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新体育。这一时期体育,具有明显的国防体育的特征;侧重大型体育活动的组织,竞技体育训练、竞赛;体育为工、农、兵服务的特点。从本质上讲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形成了竞技体育的利益格局。但这一时期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为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为政治服务、社会稳定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但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分层比较简单,基本上分为工人、农民等阶级,商业和知识分子及其他阶层都归属于这两大阶级[3]。而且实行政治上党的一元化领导,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单一的所有制模式,推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体育在意识形态上是狂热和控制,同时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代表“局部”、首先“狭隘”利益的利益群体得不到承认,也不被允许存在和发展。这一时期我国体育利益格局表现出与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及管理体制相适应的特征。

    这一特征是其形成的历史逻辑受到体育国家政治的影响,体育活动不是动作是什么,一切与国家体育意识相违背的体育休闲、体育舞蹈、保龄球等都视为大力不道的资产阶级腐朽的东西,一切和社会主义政治形态不吻合的体育活动都是受到制约的。体育为工、农、兵服务的特征,工农兵是体育利益的代表,地主、资产阶级体育这一自身锻炼的利益也受到制约。一切和社会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经济、体育社会文化的基础条件建设都受到制约。当时这种体制也是为中华民族甩掉“东亚病夫”帽子,打破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和外交封锁所采取的一种有效可行的体制,也是,百兴待业、恢复生产,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发挥了显著的作用[4],也是符合当时的保家卫国的体育发展战略思想。体育分化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的高度集中的体育现象,而弱化人们物质生活,缺乏丰富多彩的体育生活方式。

    2.2体育利益分化形成政治行政管理的体育利益的格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设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1955年10月,全国总工会成立了体育部,各行各业体协也相继成立,体育在当前的使命主要是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中国体育利益结构表现为高度集中的整体性,这一整体利益代表并决定着个人利益,或牺牲个人的体育利益。体育被当作公共产品供给,定位于社会的公共事业,依据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了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行政体育体制架构,在政府行政、财政体制中运行并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体育组织管理体制是由国家体委、省、市、自治区体委、县区体委层层机构组成的行政领导体制,此外还有教育、工会、军队等也建立了相应的体育管理机构。以行政地域划分竞赛利益群体,竞技体育以行政地区划界进行逐级选拔,以全运会为国内激励机制,表现出极大的行政干预力量。整个社会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传统结构造成的工作与生活世界的重叠以及对个人物质生活水平不高的情况下,一切体育活动开展都是同政治相联系,体育利益分化形成政治体育利益的格局。

    2.3供给无须考虑需求,形成了刚性化体育利益格局

    从竞技体育看:以竞技体育为主体或主导。体育组织的建设也主要依靠竞技体育的发展,这个体育体系主体或主导功能是提高水平,为国争光;而国家又要求它承担全国人民体质的任务。从它的结构和功能来看,显然是有问题的。竞技体育不可能承担着全国人民的体质任务,财政经济由于政府的包办,统得过死,严重束缚了下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束缚了下级的智慧和进取心,也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办竞技体育的进程,无利于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抹杀了竞技体育的经济能力。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主义公益事业,必然会限制竞技体育的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因此,也必然排斥商业化体育经营,从而给竞技体育带来了诸如国家负担过重,并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与竞技体育的剪刀差。体育供给无须考虑体育需求,形成了刚性化体育利益格局,弱化了体育经营、体育消费,公共对商品化体育的接受程度和产业性、经济属性。

    从学校体育来讲:新中国建立后,学校体育在教育体系中没有完全突出它的功能。1951年我国开始推广第一套广播体操中,从此,广播体操成为学校和我国各行、各业公民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之一。1954年,原国家体委参照苏联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制定了我国的《劳卫制》,1964年起我国开始实施《青少年体育锻炼标准》,1973年开始,实施《国家体育锻炼标准》,以及将部队军事运动也拉到体育课。这时期期学校体育呈现军事化体育现象,早晨练长跑、课外活动登山活动。虽然在特殊时期体育对国防建设,对提高学生体质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学校体育单一性、刚性化特点,而缺乏个性寓乐于教育的体育教育活动,艺术体操、健身运动等学生喜爱的体育活动受到限制,缺少学生主体体育利益诉求。

    从群众体育看:1964年,全国大力开展游泳、射击、通讯、登山等4项活动,1965年,毛泽东同志畅游长江从而极大地激励了全国人民参加游泳运动,主要表现国家垄断全部利益资源,体育活动被封闭在单位的狭小的天地内。无论是工人农民及其他一切阶层和部门,都把本职的工作放在了“革命”之下,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实现被弱化。在利益结构较为“固化”的状态下,通过限制社会体育的分化,因而不具备分化出众多不同的体育利益群体的现实条件,所以社会各阶层体育利益的分化程度很低。表现出一种“均衡化”特征。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意识形态机器曾长期灌输和倡导一种“革命化”的生活方式,一切同这种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开放型、进取型、个性化的选择都被受到限制。“大炼纲铁、大跃进、三面红旗、人民公社”,“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革命样板戏的文化艺术活动,体育为上层建筑服务,执行、完成国家规定的体育运动活动,突出了共性取向“刚性化”特征。

    3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与体育利益格局的转变

    1978年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正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转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的重大变迁。从改革开放后利益结构来看,打破了以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社会转型期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中,国家对资源的全面控制相对减弱,平均主义分配方式被打破。个体之间收入、生活消费差距、及精神文化上的分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维持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不在完全仰仗于国家的计划供给,社会结构改变了人们在利益上对国家的绝对依靠和依赖。这种变化也在体育领域强烈的表现出来,多种体育利益主体开始形成,体育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取向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

    3.1社会转型,竞技、群众、学校体育多元化发展的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阶层结构变迁,使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逐渐被打破我国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导致人们社会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需求千差万别。社会各阶层也逐渐形成了复杂的社会利益需求结构,激发了生活在这个急剧变革时代人们对各种具体利益需求的内在活力和竞争力。加之新的利益主体的出现,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新的利益需求,进而使得社会利益需求结构向多样化、扩大化方面发展,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同质性,单一性的体育生活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商品经济社会人们对体育的需求。不同利益群体、职业群体,不同社区,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群体因其社会地位、生活条件、文化素质等方面的不同,因而,他们对社会生活方式变革的要求、态度也各异,客观上也必然导致了其体育生活方式特点不同。

    从竞技体育来看:经过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我们面对各种国际形势的压力和压制,中国亚洲男排战胜南朝鲜,女排获得世界冠军,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特别是乒乓外交取得了重大外交突破,竞技体育得到国家的政治利益,这在当时是满足人民的精神利益需求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为国家体育局,体育局的训练大队改为各种训练管理中心,以及俱乐部、各种协会,各种体协、各种社会团体多渠道的、多种经营的多元化的竞技体育转变和发展过程。

    从群众体育来看: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多元性转变。人们的体育生活方式已从做操、打球、跑步、打太极拳、步行等,以往的健身为主的单一形式,走向娱乐、消谴、健身、交际并举的多元形式。随着社会转型,推陈出新的迪斯科、高尔夫、保龄球、网球、台球、健美操、街头舞蹈,大秧歌也反映出体育利益格局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过程。

    从学校体育来看:从原先单一的田径、篮球、排球、兵乓球、基本体操等,基本技术、基本技能、基本知识的三基教学,发展为跆拳道、体育舞蹈、健美、健美操、围棋、定向越野等运动项目的多元化,追求健康、娱乐、兴趣等普通班和专项选项课程的体育教学形式。

    3.2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造成体育利益需求的多元化

    因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兴趣爱好、年龄、地域等原因可以分为,或已形成若干次级体育利益个人主体;社会主体也可参与形式的不同分为或已形成若干次级体育利益主体。这表明社会转型期我国多元体育利益主体已经基本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造成体育利益需求的多元化,这就要求国家必须要提供更多的体育产品供给才能满足人们的体育需求。

    从体育供给与体育需求来看:

    政府投入资金兴建体育基础设施,体育场馆,从建国至1952年底,我国新建了各类体

    育场地10271个,到2003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各类体育场地

    850080个,比1995年末增加了38.1%;体育活动场地面积133亿平方米,比1995年增加

    了70.5%;每万人拥有场地658个,人均体育活动场地面积103平方米,虽还不能满足人

    们对体育场地的需求,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场地不足而制约人们参加体育活动的矛盾。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末,我国有7万多个体育健身站,24万多个健身点,也为人

    们进行体育活动提供了便利[8]。2008年北京奥运会,国家体育总局承担了8个奥运比赛场馆

    和33个国家训练基地建设,项目建设总规模共计537000m,其中奥运会比赛场馆274000m,国

    家队训练设施263000m2[9]。奥运会之后,这些体育场馆将是对群众体育是个有力的补充。

    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施《社会体育指导员制度》,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已经发展到43万人,其中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2173人,一级36355人,二级134714人,三级257239人。目前按我国总人口130756万计算,平均每3041个人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在2004年底比2003年底增加了104498人[10],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但对社会体育指导员在我国群众体育的技术指导和活动组织与开展方面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育投资人、体育投资集团,体育用品企业、体育俱乐部、体育经纪人、体育保险公司、体育保险中介等主体对体育经济利益的追求,满足了一些体育消费群体。运动娱乐、武术、舞蹈、旅行、野营、台球、网球、乒乓球、羽毛球等运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的活动,据吕庭教授报道,东部地区的社会体育人口已达到42.49%。充分说明体育活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一种需求。

    3.3体育利益格局向个性差异、灵活弹性、开放进取转变

    在改革开放前利益结构较为“固化”,中国社会的均质性使得体育利益格局均衡化、刚性特征非常突出,人们仿佛生活在无差别的利益世界里,体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在单位中进行的。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开展群众体育,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封闭性、内部生活的自足性,及长期局限于单位内部交往所造成人群的同质性来实现的。从而导致现实中社会各阶层的体育利益被弱化,呈现均衡化、刚性化、封闭性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宽松制度环境更加激发了人们的体育参与热情,而社会成员在收入水平、政治意识、受教育程度上的提高也使其参与体育的能力及需求有了相应提高。

    体育活动,在空间上不在依附于单位提供的狭小范围内,在时间上不在单调重复,在内容上不在是统一的模式,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也上不在完全依附政府职能部门。以往,群众体育的组织与管理,由政府出钱组织群众体育活动的格局和观念正在发生着变化。个人的利益走向多样化和多元化体育利益格局就从这里发生了分裂和转移。使原有刚性化的阶层结构开始松动,使社会阶层结构逐步富有弹性。社会结构变化为人们提供了广阔自由流动空间,提供了多元化的资源来源和多元化的资源获取方式及渠道,扩大了人活动空间。

    在组织形式,经费来源也不在完全依附政府职能部门。社会各界,无论是企业、社团乃至个人都有机会在群众体育的组织管理活动中表现他们自己的行为。社会自由流动空间,生活资源来源的多渠道,及文化交流广泛性都发生巨大变化,现在体育利益特别是社会体育格局正在从均衡化、刚性单一、封闭保守、走向个性差异、灵活弹性、开放进取转变。

    4既得利益与受损利益存在分歧、矛盾和冲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打破平均主义分配方式,鼓

    励多劳多得,容许资本转让、出租、个人所得等政策,个体之间收入、生活消费差距、及精

    神文化上的分化都发生了变化。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体育艺术等方面取得了巨大

    成绩。但在社会转型,社会发展中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利益受损,体育利益结构

    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不成熟性,甚至利益矛盾。

    4.1从学校体育来看:如升学高考很多学校特别是农村中学追求升学率放弃体育课教

    学和体育锻炼。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仍然不高,全国中小学校均经费为183元-4132元,

    中学生人均体育经费341元,小学生为136元,全国学生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26m2

    -18m2,学校体育器材达标为47%~86%,从经费和场地来看,显示学校与学校体育经费和资源

    配置存在不公平的现象,特别是农村中小学教育资源匮乏。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

    的利益需求,在利益实现的过程,由于部分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牺牲了学生接受

    体育教育的利益。

    4.2从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经费和资源配置来看:由于从政策到投入方面过多倾向于

    竞技体育,导致其他类型体育活动的发展不足,体育的内部结构失衡,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之

    间的关联断裂。一方面,中国竞技体育优先或过度发展战略下形成的“税收”办竞技体育的

    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时代要求,另一方面,竞技体育发展未能全面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及社会、

    经济的承受能力,一味追求项目和高指标,从而造成目标的错位。体育利益分化形成了竞技

    体育得利益的格局。

    4.3从我国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财政投入看:“六五”时期投入约为25亿元人民币,““七五”时期投入约为70亿元人民币,在“八五”时期投入达103亿元人民币,平均每年投入20亿元人民币。虽然国家财政不断增加对竞技体育的投入,使竞技体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体育事业费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并没有显著提高,有限的财政投入能力与体育事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突出,也极大地阻碍了社会办竞技体育的进程,无利于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抹杀了竞技体育的经济能力。

    然而,群众体育经费严重不足。1994年,原国家体委对我国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4个县的体育经费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40%的县体育经费基本用于工资支出,甚至还不够;30%的县人头费的支出占事业费支出的80%—90%。我国群众体育的经费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社会尤其是企业很少对群众体育提供赞助,因此,群众体育经费来源渠道狭窄。尽管政府将体育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群众体育的规定,但,对全国而言,这些经费支持仍是杯水车薪[5]。

    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与群众体育资金投入差距悬殊,弱势群体体育和城市体育与城乡社区和农村体育发展的矛盾。国家背负着竞技体育的所有义务,政府对竞技体育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阻塞了社会团体对体育提供支持的渠道,劳动型群体和弱势群体体育,城市体育与城乡社区和农村体育利益受损。

    5结论

    5.1建国初,我们国家在经济上很落后,物质极端匮乏;在政治上受到西方国家的孤立。国家为了迅速摆脱这种局面,大力发展了体育,体育主要并直接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的。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下我国竞技体育的利益目标、利益格局、利益主体都呈现单一性。国家几乎包揽了体育事业,市场力量基本上没有参与。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关系是一个““直线式”与“服从式”的纵向利益关系。

    5.2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大革命后人们压抑的情绪和国际形势的压力,竞技体育在国际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提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为国争光满足了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利益。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物质财富增长迅速,人们借以实现利益的对象获得了极大扩展,从而使利益主体追求多样化需求成为可能。当前我国体育利益格局呈现出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来源多样化、利益差别扩大化等特征。

    5.3体育利益应在不同群体间的重新调整。体育利益分化出现许多新的矛盾,新的问题,新的冲突,要利用体育利益的分化积极作用减少利益分化的消极影响,要根据我国现阶段体育利益分化的特点,对主体的利益需求,利益行为,利益关系进行有效的协调。

    5.4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人们对体育的文化功能会更加看重。国家应该从市场经济需要转向个体生活的主体需求。更重要的是体育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事业,政府应重视大众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