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太宗的文化人格
马凯
内容摘要：唐太宗自小接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从伐隋到登上帝位再到开辟盛世，他身上的“文化人格”在不断发展完善，也就有了文政下的贞观。他把自小学到的文化知识内化为自己的道德素养，经过学习、转化、传授这三个阶段，他的文化人格基本就形成了。
关键词：唐太宗 贞观 文化人格
“文化”这个词在现代来说是一个名词，但在古代不只是名词也是动词。要想探究“文化”一词的本义，就得追根溯源，回到人类的最初时代来研究。《说文解字》和《周易》记载“文”最初的意思有：一、“文”和“人”是一个字，也就是说“文”就是“人”;二、“文”是古代为了祭祀先人刻在“尸”身上的符号;三、“文”是指古人身上的配饰、纹饰。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文”也就有了文字、文学、文化的概念。古代圣人、帝王就是通过“文学”来教化臣民。“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周易·贲卦·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通过观察天象，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即在早期，“文化”可能是一个动词，即文之、化之或者以文“化”之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文化人格”在现代的意思是以树立自己的人格来培育他人的人格为本质与核心的文化形态。现用唐太宗李世民为例来分析唐太宗的文化人格。
一.文化人格的形成背景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陇西狄道人。1高祖李渊的姨母是隋文帝的皇后，因此李氏家族算是高门显赫。关于太宗的名讳“世民”，有“有书生自言善相，谒高祖曰：‘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见太宗，曰：‘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2于是采用“济世安民”之意为名。太宗家境优渥，年少从军，在伐隋过程中，跟着父亲和兄弟们立下汗马功劳，他的威信也在一次一次大捷中树立起来，为他以后登上皇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在伐隋过程中，李氏兄弟配合还是十分默契的。李渊登基后封皇长子李建成为太子，但太宗的地位和声望远高于建成。接下来的几年，太宗屡立战功，又广纳贤才、仁人爱士，不论是在军中还是在老百姓心里，声望更是超过皇太子李建成。据《资治通鉴》和《旧唐书》记载：太子李建成性情松缓惰慢，喜欢饮酒，贪恋女色，爱打猎。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八月，高祖李渊退位太上皇，李世民登基为帝，历史上的“贞观之治”缓缓拉开了序幕。
二.文化人格的形成过程
《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在讨伐宋老生的战役中，李世民更是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智谋。据两《唐书》记载，当时接连数天阴雨，后方援军也没有赶到，后有突厥虎视眈眈，前有李密洛口强兵，李渊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打算退兵太原而后图。对于此太宗是极力反对的，《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会久雨粮尽，高祖与裴寂议，且还太原，以图后举。太宗曰：“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从不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耳，何以自全！”高祖不纳，促令引发。太宗遂号泣于外，声闻帐中。高祖诏问其故，对曰：“今并以义动，进战则必克，退还则必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须臾而至，是以悲耳。”高祖乃悟而止。3《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隋纪》八中也有记载：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4这场战争的胜利，李世民的功劳无疑是最大的。
那么在登上帝位之前这段时间里，也就是在伐隋的过程中，李世民的文化人格所体现出的是“文”的方面大于“化”的方面。在这个过程中的文化人格为他登上帝位以后的文化人格做铺垫，也可以说登上帝位以后的文化人格是战争中文化人格的进步和完善。
《资治通鉴·唐记八》记载，唐太宗曾对侍臣们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所以他甚至请求臣子们多跟他提一些谏议，用来“正身”。《旧唐书》帝王本纪中有很多记载，如果当年有天灾，帝王们就会听取大臣们的意见做一些决策，情况立刻会有好转。比如《旧唐书·太宗本纪》贞观十三年“自去冬不雨至于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减膳罢役，分使赈恤，申理冤屈，乃雨。”5又比如《旧唐书·高宗本纪》中记载唐高宗曾下诏说：“去歲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此由朕之不德，兆庶何辜？”6当发生天灾时，太宗会首先考虑是不是自己失德引起的。
太宗推崇的是儒家的治国观念，也就是周朝的一套礼制。他广招人才，虚心纳谏，甚至有时候还要向一些谏臣认错。虽然有时他也很生气，气那些大臣公然与他在朝堂上唱反调，他曾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这个“乡巴佬”指的就是魏徵，大约是意见相反，两相对峙互不相让导致如此。但太宗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及时控制自己的情绪并能冷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每次冷静下来他都要奖赏那些向他谏议的大臣。7在治国的过程中，太宗逐渐成为了一个“文人”，这里的“文人”并不是写文章、读书的文人，而是被“文化”了的人，是被儒家文化“化”了的人，就连四方蛮夷最终也臣服在了大唐脚下，《旧唐书·太宗本纪》中记载，贞观四年四月“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8
当我们提到魏徵、房玄龄这些贤臣时，我们应该知道，之所以有这些贤臣是因为首先有一位明君，历史上并不缺少贤臣，只是明君很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太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家庭方面，李世民是皇亲国戚，家门显赫，所以他自小受的教育也是非常好的;其次是历史原因，时势造英雄，李氏父子顺应民意，讨伐隋朝;第三就是个人因素，在战斗中表现出了惊人的军事战斗力和聪敏才智，登上帝位以后，选官任贤，大度纳谏，节俭自律，厉行法制。并且太宗有不少诗文传世，有描写帝京繁华壮丽的“秦川雄地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馀。”9也有描写边塞风光和战争胜利的“绝漠干戈戢，车图振原隰。都尉反龙堆，将军旋马邑。”10在唐太宗与魏徵的论政过程中，“民本”思想逐渐形成，他们从隋朝灭亡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轻徭薄赋、戒奢从简等这些都属于“民本”思想，11这些既是他的“文化人格”又是他的文政措施。
贞观二十三年五月，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五月，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崩于含风殿，群臣上谥号曰：文皇帝。“文”一直是一个很高级的谥号，属于“上谥”，在《逸周书·谥法解》中有“经纬天地曰文，成其道;道德博闻曰文，无不知;学勤好问曰文，不耻下问;慈惠爱民曰文，惠以成政;愍民惠礼曰文，惠而有礼;赐民爵位曰文，与同升。”12太宗在位二十三年，开创了大唐盛世，创造了大唐繁荣。从伐隋战争到治国理政，都是他独特的人格在发挥作用。
三.文化人格的影响
“贞观”一词出自《易经·系辞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所以宋朝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贞，正也;观，示也。意即以正道示人，其实质含义就是指示人们按照社会自然发展规律去做。明宪宗有“三代以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间，莫若贞观之盛。”为什么我们对“贞观之治”的评价如此高？贞观时期是初唐，而唐朝最繁华的时期是开元天宝时期，分析来有以下几点：第一，贞观时期国家稳定，无论是政治还是文化都得到了很好地发展，为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打好了基础;第二，贞观时期国家兵力强盛，外来民族不敢轻易来犯，加上政治清明，四方来降，疆域达到了空前广大;第三，太宗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再次我们应该看到唐太宗用文政治理的“贞观”与其他时期和其他朝代的区别，首先最重要的一点是帝王重用人才，虚怀纳谏;其次贞观时期君臣关系是非常和谐的，几乎没有发生威胁到君王的事件，这都是太宗用人格“化”他们的结果;并且太宗本身就是一个爱好文学的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文学、音乐等文化艺术等到了迅速发展。
唐太宗李世民的文化人格运用到实际就是胸怀天下、虚怀纳谏、任人唯贤的贞观之治。他的文治武功自古以来就得到人们的称赞，现代学者也对他的功绩做出积极的评价，他不仅是一位帝王，更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国家统一、民族和平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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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1.（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记载为陇西狄道人，《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记载为陇西成纪人。
2.（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卷二《太宗本纪》第二十一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第二十三页。
4.（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76.10上海第四次印刷。卷一百八十四《隋纪》八第五七四四页中记载和《唐书》相仿，太宗极力劝谏不能撤兵，应等待时机。
5.（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第五十页。
6.（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第六十八页。
7.陈飞：《唐太宗》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第二百一十三页。
8.（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19.1重印），第三十九页记载“夏四月丁酉，御顺天门，军吏执颉利以献捷。自是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则兼称之。”
9.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79.8重印。第一卷《太宗皇帝·帝京篇十首》其一。
10.曹寅、彭定求等：《全唐詩》北京，中华书局，1979.8重印。第一卷《太宗皇帝·饮马长城窟行》。
11.“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出自《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于写给唐太宗的奏章。
12.（晋）孔晁著，（清）盧文弨校《逸周书》（出版地不详）盧氏抱经堂，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选自第五十四篇《谥法》。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