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
赵文强
摘要：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已经六十余载，学界部分学者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城市中心”道路向“农村中心”道路的转变，因而在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这一课题的研究上基本形成了“两条道路，三种模式”的观点。笔者通过对中国革命“两条道路，三种模式”做了详细的解释和辨析后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确有重视农村发展的指示，但目的仍然是为中心城市武装暴动做准备；两条道路是有根本区别的；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城市中心”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向“农村中心”道路的转变。
关键词：共产国际；联共（布）；两条道路；三种模式；辨析
中图分类号：D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6）09-0016-03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各国无产阶级非常重视俄国经验，把它奉为马克思主义的“金科玉律”，甚至把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认为是理所当然。[1]（P.1） 1921年中共成立后，共产国际便派顾问指导中国革命，联共（布）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P.1-2）那么，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发生过改变吗？笔者试对其进行辨析。
一、 何谓“两条道路，三种模式”
目前，学界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上形成了“两条道路，三种模式”的见解。“两条道路”是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的“城市中心”道路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农村中心”道路。“三种模式”即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转变；第二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经历了一个主张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到城乡发展并重，最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过程；第三种观点认为：共产国际在实践中从“城市中心”转变为“农村中心”而后又反复，具有不彻底性。
二、 对“两条道路，三种模式”的辨析
（一）实现了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转变
就此观点而言，张喜德认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过程，开始于1928年2至7月，完成于1930年10月，深化于1931年3至8月。[3]（P.381-398）在他看来，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开始，是以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标志的。[4]从此观点的开始阶段看，1927年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和夺取长沙等城市遇阻以及红军损失惨重的情况下，这个由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共代表共同起草的决议，主要策略是为避免冒进和分散力量，“争取几千百万的工农群众”[5]（P.181），并非是策略的转变。张喜德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1928年2月4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所指出的：“目前我们反对举行暴动”[6]（P.300），片面的认为共产国际在此时已经坚决、果断地停止了城市中心武装起义的策略。但他却忽视了这封电报前一句所肯定“暴动的方针是正确的”，“但绝对禁止进行没有准备好的过早的发动”。[6]（P.300）可以看出，此时共产国际对“城市暴动”原则持肯定态度，但基于目前中国工农运动准备不充足的实际，反对贸然进行暴动，这是一种正确且谨慎的指导。1928年2月赤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发来的长信中，分析了革命队伍的不协调以及工农民运动的“不合拍”，也要求中共先广泛发动群众，然后再汇合力量夺取城市。[6]（P.287）因此，1928年7月由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所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指出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并非是张喜德所认为的“新策略放弃了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城市中心策略”。[7]
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十月来信》在批判立三路线错误的同时，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准备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才可以准备由武装起义工人和红军来占领这些城市”。[8]（P.415-417）由此可见，共产国际高度重视土地革命运动，积极支持红军队伍和根据地的发展，其根本目的仍然是在为夺取中心城市做准备，而不是完成道路转变。在该观点的“深化时期”，张喜德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决议案》，认为该“《决议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危机形势、中国苏区和红军的作用，阐述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7]只要仔细分析1931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给斯大林的电报就可以看出，米夫后来明确指出“目前已把夺取中心城市的任务提上了日程。”[9]这也就直接否定了农村中心的路线。若是阐述“农村中心”策略，为何又提夺取中心城市呢？因此，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实现了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的转变这一观点显然是不成立的。
（二）实现转变，中间有城乡发展并重过程
该观点认为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一个主张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到主张城乡发展并重，最后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的过程。这种观点与前一观点的主要区别在于分期不同，袁南生认为“从中共六大到1931年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一次全会”这个阶段是城乡发展并重阶段。[10]不可否认，共产国际确实在此时期重视农村运动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城乡发展并重的倾向。共产国际的目的显而易见，是在革命形势尚未达到高潮时期，为积极发动工农群众投身革命、发展壮大红军而等待时机夺取城市。1928年6月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斯大林就对瞿秋白、周恩来等表达了他对农民游击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游击战争能从为土地革命（作）斗争（的）分子中集中军队的力量，其意义在为工人用。假使我们能从农运中吸收几万军队，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城市，其意义将更重大。无论在何时，农民不会指导工人，不会指导革命，而需要工人阶级指导他。”[6]（P.418） 斯大林是有发展游击战争和建设红军思想的，但这并非是把农村和城市并列为工作重心的表现。7月23日，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目的是“以便在将来按照军事政治的环境，而能够占领一个或者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11]
“城市中心”思想在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眼里是未曾改变的。1931年11月20日，米夫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共产国际曾建议中国红军在开始时期不要占领大城市，原因是“当我们还势单力薄时，与敌人进行规模巨大的战斗是不合适的”。[9]（P.78）可见，主张城乡发展并重这样的观点，在共产国际领导人思想中并未出现过。
（三） 实现转变后又反复，具有不彻底性
第三种观点是以曹建坤为代表，他认为：共产国际在绝大多数时间内是坚持 “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但在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建立起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然而，此后的反复又证明了这种思想的不彻底性。[14]如前所述，笔者已对“实现转变”的观点做过分析，此处不再赘述。现在仅对该观点中的“反复性”和“不彻底性”作具体分析。曹建坤得出“反复不彻底”的观点源于共产国际在1932年3月初的指示中明确要求红军必须注意夺取诸如南昌之类的大城市。[15]并且认为在共产国际驻上海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直接指挥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几乎全部是在他们以城市为中心的正规战思想几乎使中国革命毁于一旦。”[14]
回顾自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至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被迫长征的这七年，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每当认为革命形势发展顺利，或是红军力量具有压倒性优势时，往往急于取得革命的成功而指示中共攻打大城市；当革命出现低潮时，便为保存实力和积蓄力量，转向发动群众，甚至批评盲目攻打大城市的行动。这并不是转向“农村中心”道路的标志，也并非是一种“反复不彻底”的指导，而是为顺利夺取城市，取得革命胜利目的的谨慎做法。例如，1928年4月7日，布哈林在给米特凯维奇的信中指出：“夺取大的中心城市的大规模行动只有在我们的力量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才能采取。”[6]（P.399）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专门致电中共中央，学界多数学者简单地根据这封电报所列举的军队建设、游击战争、根据地问题、红军与苏维埃政权等问题，片面地认为共产国际是要转向“农村中心”。在该电报中，共产国际虽然对夺取武汉地区“表示怀疑”，但其分析原因在于“夺取该地区立即会遭到帝国主义的打击，党未必能长期保持这一地区”。接着共产国际指出“中央提出把工业无产阶级中心作为基地的问题是正确的”，工业无产阶级中心的根据地“将保证农民运动与城市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并且明确这就是“红军和游击队在向什么方向夺取根据地时必须考虑到根据地中有相当工人阶层的原因”。[16]（P.242-243）可见，夺取中心城市建立根据地是共产国际的本意，未能在彼时实施只是因为敌人在此区域过于强大，一旦革命形势出现高潮便可以夺取。1930年9月2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考虑重新占领长沙问题时所指出的内容也印证了我的看法，远东局指出“重新攻占长沙并把它作为我们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中心来竖守，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考虑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只能短时间地占领长沙并且以重大牺牲为代价”，决定“放弃重新攻占长沙的打算”。[16]（P.344）可见，这显然不是放弃“城市中心”道路的表现，而是出于对不利形势的分析而做出的正确的决定。
三、两条道路的根本区别
研究中国革命道路问题，必须明确“城市中心”道路和“农村中心”道路的根本区别，以及辩证认识共产国际、联共（布）在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过程中重视土地革命、红军发展和游击战争的目的和导向。
对于两条道路而言，其根本区别在于党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还是农村，除此之外还在于对农民以及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如何认识的，而决定这一认识的来源在于国情的不同。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突出强调了“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以及农民作为中国革命的主力军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得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结论。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想法截然不同，他否认农民游击战争在革命中的战略作用，而是认为红军应该吸收农民为工人阶级所用，农村斗争应该配合城市暴动。1928年6月9日，斯大林在同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等人的谈话中说到：“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民游击战争不可能会取得政权，“农民的游击战争如没有得到重要城市的援助，决没有改变社会制度的性质。即使有（取得）胜利也不能巩固。故城乡的关系不能建立，则胜利无望”。 [6]（P.478-481）这一谈话集中体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对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三大认识。第一，否认农民游击战争具有伟大意义；第二，强调城市在中国革命中的中心地位；第三，明确指出“红军”这一新的革命工具的作用是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并且配合工人阶级进行城市暴动。这充分说明尽管共产国际1928年曾就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做出大量指示，对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它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城市，是工人阶级的暴动。在会见过程中，斯大林还以俄国为例，指出“俄1905年后农民暴动还在发展，但不能（动）摇到整个政权”。[6]（P.478）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联共（布）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定农民暴动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因而中苏两国最终对革命道路选择不同也来源于此。
共产国际、联共（布）是否掌握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也是两条道路执行的区别。自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采用“俄国式”的革命道路来夺取革命胜利不仅仅是各国无产阶级的要求，同样也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作为革命先行者领导世界无产阶级的一种“权威垄断”。在维护这种“权威”领导下的指导策略，必然会把其真实的意图表漏出来，那就是坚持“城市中心道路”。1930年6月1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成立苏区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时过早”，原因是“苏维埃政权尚未扩展到任何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6]（P.173）但是三天之后又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同意建立苏区中央（临时）政府，但其前提是需要保证共产国际在政府中的绝对权威，并且仍然要求“苏维埃政权要扩展到一个大工业中心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这样才是共产国际“在政府中领导作用最可靠的保证”。[6]（P.175）突然转变态度的原因不仅于在这段时间，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对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相左的意见。[16]（P.126-131，135-141，188）而且还由于莫斯科陆续收到王明、王稼祥等自6月至12月，通过邮局约定暗语发出的十余封信，内容包括了李立三公开的一些藐视莫斯科权威的言论。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十分恼火，为了维护和加强自身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共产国际在7月10日终于开始表露出其对于革命道路选择的方向依旧是夺取中心城市作为“运动进一步扩大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其“在苏区发挥领导影响最可靠的保障”[16]（P.216）的看法。
四、结语
共产国际、联共（布）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工作重心的部署，还是对农民以及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作用的认识，抑或是为掌握对中国革命的绝对领导所采取的策略，都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联共（布）并未出现走“农村中心”道路的转变，更谈不上确立一说。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从萌芽到确立，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中全党智慧，汲取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革命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之后做出的创造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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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褚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