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
梁艳丽
摘? 要：《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預测》与《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兼与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商榷》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对档案利用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一般性侧重点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的关注点不同，对案例选择的范围不同导致了结论的不同。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后者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从商榷和探讨的角度看，后者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关键词：档案利用;黑天鹅事件;刘东斌;利用内容不可预测性
《档案管理》杂志2019年第3期、2020年第1期先后刊登了刘东斌、吴雁平撰写的《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以下简称《刘文》），邢变变、王坤撰写的《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兼与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商榷》（以下简称《邢文》）。针对《刘文》认为的档案利用具备“黑天鹅事件”小概率和不可预测性特征，《邢文》指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不等于“黑天鹅事件”的“罕见”，档案利用的“不可预测性”与“黑天鹅事件”的“事后可预测性”不相符合，《刘文》所列举的档案利用案例不具备极端影响力特征，档案价值具有客观相对可知性、主观相对可知性、相对确定性。[1]
笔者认为，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特征的描述不同;对档案利用的个体性与整体性、特殊性与一般性侧重点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和显性价值的关注点不同;对案例选择的范围不同。这些不同点导致了结论的不同。
1 对“黑天鹅事件”定义特征的不同描述
《刘文》认为，“黑天鹅事件”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罕见;其二，无法预测。[2]《邢文》认为，“黑天鹅事件”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稀有性;第二，冲击性;第三，事后可预测性。[3]
1.1 “罕见”“稀有”“小概率”。《邢文》认为，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对“罕见”“稀有”的解释，两者意思接近，都可以用来解释事件出现的频次低、极少发生。而“小概率”指的是某事件出现的频率较低，但出现的绝对次数并不一定低。接着，《邢文》以2015年至2017年，全国各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利用率虽然仅为3.1%左右，馆藏档案的提供利用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卷、件以上来印证档案利用属于“小概率”，但并非“罕见”。[4]
笔者认为，对“罕见”“稀有”的理解要与一定时期、一定地域的社会情况相结合，与某事件在某时期某范围发生的概率相结合，与特定时期人的认知相结合。《刘文》列举了一个案例：1988年建平县统战部应台胞李树春查找其家乡住址及家人的请求，在县档案馆查阅原热河省地图后，实地查访，找到了李的家。[5]案例发生的时间为1988年，台胞通过县统战部查找家乡住址，对县档案馆来说，这个年代、这种人群、这种事由、这种内容、这种意义的查找是不是既“罕见”“稀有”又“小概率”呢？
《刘文》所列举的个人层面的利用档案解决林场权属问题的细节不是很清楚。笔者所在的河南省新乡市档案馆有一个与此类似的案例。2009年，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粮食局应县委、县政府招商引资号召，寻找合作伙伴开发原方庄粮管所闲置的场地、库房，服务云台山旅游发展，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项目实施过程中，当地村民说，土地不是征用的，是“友好”地借给粮食部门的，一旦不作粮仓使用，他们有权收回。经多方查阅，最终在修武县档案馆查到了粮管所1965年、1967年、1976年的三次征地文件，在新乡市档案馆查到了1970年的土地征用文件。从1965年的第一次征地到1976年的最后一次征地，从粮管所场地、库房的使用到闲置，几十年来，当地村民没有人对土地的权属提出异议，粮管所乃至修武县粮食局更不会怀疑土地的权属。2009年，土地开发过程中当地村民突然要求收回土地，对于方庄粮管所乃至修武县粮食局而言，村民的行为及要求是不是既“罕见”“稀有”，又“小概率”呢？
1.2 “无法预测”与“事后可预测”
1.2.1 《邢文》“事后可预测”的出处。《刘文》认为，“黑天鹅事件”具有不可预测的特征，《邢文》认为，“黑天鹅事件”具有事后可预测特征。《邢文》对于“黑天鹅事件”内涵及特征的描述源自参考的一篇文献《黑天鹅事件定义及分类的探讨》（以下简称《佟文》）。原文为：Taleb认为黑天鹅事件需满足三个特征：第一，稀有性，它在通常的预期之外，过去没有任何能够确定它发生可能性的证据;第二，冲击性，产生极端的影响;第三，事后预测性，尽管它具有意外性，但人的本性会促使我们在事后为它的发生编制理由，似乎它是可以解释和预测的。[6]有趣的是，《邢文》将第三个特征改为了：事后可预测性，即尽管它突然发生具有意外性，但对整个事件进行回顾后就会找到其发生的征兆，使事件看起来可解释、可预测。两相对比，不难发现，《邢文》将所引文献中的原意“人出于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为超出预期发生的事件编制理由，使完全无法解释和根本无法预测的事件因此显得具有了因果、推理关系，似乎可解释和推测”改成了“对事件的回顾，从中找到征兆，使事件看起来可解释、可预测”。即便如此，可解释、可预测也只是“看起来”如此，不代表就是如此，更不意味着找到的征兆一定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由此看来，可预测本身就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值得怀疑的，是站不住脚的。
1.2.2 对《佟文》“黑天鹅事件”定义要素的分析。《佟文》以表格形式从定义来源、定义内容、定义要点列举了9种类型黑天鹅事件的定义。[7]从定义要点数量来看，要点仅1个的数量为4，占比44.44%;要点有2个的数量为3，占比33.33%;要点有3个的数量为2，占比22.22%。从“不可预测”与“事后可预测”在不同定义中的占比上看，可以说人的认知范围内事件不可能发生的有3种;事件发生了，但超出了人的认知，因而不可预测的定义有2种。定义要点中含“不可能”的有3种，含“不可预测”的占2种，这5种类型的定义表达的共同意思为：不可预测，占比为55.56%。与此相对，定义要素中明确含有“事后可预测性”的仅1种，占比11.11%。
3.1 《刘文》所谓的档案价值不可知基于档案显性价值的实现不可知。《刘文》指出：档案价值的客观需要，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发展形势的制约，什么时候社会需求什么样的档案，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档案可以实现其价值都是不清楚的。[21]
毋庸置疑，这种判断是符合唯物观、历史观和辩证观的。档案是社会的产物，其载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内容更是特定时期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反映。档案的管理具有时代特点，人们对档案的认识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档案法律法规的完善，档案的价值逐渐凸显，档案的开放利用水平也越来越高。
只要档案何时被利用、被何人利用、被用于解决何种事项、对于解决的事项能起到多大的作用等因素不确定，档案的显性价值就是未知的。
3.2 《邢文》所谓的档案价值可知基于档案的隐性价值的相对可知。以会计档案鉴定为例，高龄会计档案应受尊重是对档案隐性价值在不同时代不尽相同的一种注解。会计档案的鉴定既要考虑会计档案形成者的社会地位及其承担职能的重要性，也要考虑所记录内容的重要性、准确性;既要考虑会计档案所形成的年代、时期，也要考虑其形式;既要考虑是否完整，也要考虑其形成环境及依附系统的生命周期;既要考虑本单位的使用情况，也要考虑审计、公检法等部门的调查需要;既要考虑当前的利用需求，也要考虑历史研究的需要。[22]由此可见，档案的隐性价值在不同的时代不尽相同，在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眼里也不尽相同;同样的人，从事档案工作的时间不同、经验不同，对档案隐性价值的判断也不尽相同。
《邢文》先后论证了档案价值的客观相对可知性、档案价值的主观相对可知性、档案价值的相对确定性。笔者认为，上述观点也是基本正确的，但以此反驳《刘文》档案价值不可知的论点软弱无力。档案的隐性价值不代表也不等于档案的显性价值，更不能用来论证档案的显性价值是否可知。一件档案，无论其隐性价值有多大，如果从未利用过，其显性价值就是零;一个档案馆，馆藏资源再丰富，如果利用者在这里没有找到需要的档案，对利用者而言，这里的档案是没有价值的。
总之，《邢文》虽名为对《刘文》的商榷文章，但由于两篇文章对“黑天鹅事件”的定义特征判断不一致，论述的关注点不同，所以，基本处于各说各话的境地。从单独的一篇文章看，《邢文》是可以自圆其说的，但从商榷和探讨的角度看，《邢文》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 [3] [4] [8] [11][12][19]邢变变，王坤.再论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兼与刘东斌、吴雁平二位作者商榷[J].档案管理，2020（1）：63-65.
[2] [5] [9][10][13][14][21]刘东斌，吴雁平.档案利用与“黑天鹅事件”——论档案利用的小概率及不可预测[J].档案管理，2019（3）：55-57.
[6] [7]佟瑞鹏，谢贝贝，安宇.黑天鹅事件定义及分类的探讨[J].中国公共安全（学术版），2017（2）：4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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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程相山，王玉.南阳市档案馆1995年—2004年档案利用情况调查与分析[J].档案管理，2005（4）：53.
[18]吳雁平，张金娜，刘卫华.开封市档案馆1990—1999年档案查询利用情况个案统计分析[J].档案管理，2003（4）：21-23.
[20]张苗苗.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相关概念辨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7（03）：28-30.
[22]段东升主编.会计档案整理[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59-60.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档案馆? ?来稿日期：2020-03-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