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马克思形成了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的异化劳动理论。深刻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对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追求、注重人的能力自由全面发展、建构理性平和现代心灵秩序都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 异化劳动观? 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9-4245（2020）01-0019-05
DOI：10.19499/j.cnki.45-1267/c.2020.01.004
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中，异化劳动理论无疑是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44手稿》）等。虽然在其后期的经典著作中，如《1857-1858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没有将其置于核心的位置进行阐释，但这并不能否认异化劳动理论在其早期思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异化劳动理论在《44手稿》中阐释得最为充分，是其中的基礎内容和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论述其他思想的理论出发点。从理论角度来看，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对全面准确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从现实角度来看，研究异化劳动理论对于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促进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渊源：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观的扬弃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诞生，都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与该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密切相关。在研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对这一理论的来源进行研究，以便更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与前人所论述的劳动概念、异化概念的区别，从而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从词源学来说，“异化”一词源于拉丁文，其意思是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1]有学者认为，“异化”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领域，主要指财产权的转移和让渡。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在哲学领域，我们通常理解的“异化”是指主体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奴役主体自身。“劳动”作为经济学范畴，是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其中亚当·斯密对“劳动”概念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由于马克思关于实践的观点在此时还没有确立，所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应该是深深地受到了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尤其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影响。
（一）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异化劳动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2]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积极作用，并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作用，他是在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哲学的辩护。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之上，对异化劳动和对象化劳动作了进一步的区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是“异化劳动”。对黑格尔哲学中的“劳动”概念做了批判性的继承。
（二）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
在《44手稿》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的历史贡献，指出对以往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础”。[3]费尔巴哈是从个体和类的抽象矛盾出发探寻原因，马克思则与之不同。他避免了费尔巴哈直观地、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的本质，而是结合其自身研究经济学所获得的知识，把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从而使得人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力和现实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马克思将哲学上抽象的人过渡到现实的人，这明显是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的超越。
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认为异化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应当是体现人的类本质的劳动，应当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劳动者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却不被劳动者自身所占有，甚至反过来统治着、制约着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不依赖于劳动者的、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的力量存在着，这就是劳动所发生的异化。在明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的含义和理论渊源之后，就需要对其异化劳动理论的内涵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认识。
二、理论内涵：马克思异化劳动观的四重规定性
异化劳动理论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其在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很有必要基于《44手稿》的文本，进一步深化对异化劳动四个规定性的认识和理解。在对文本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我们总结出如下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
（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贫穷得一无所有，只能依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资本家则凭借其掌握的生产资料和资本雇用了大量工人来为其劳动。工人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并反过来奴役工人自身。并且工人越是兢兢业业、不辞辛劳地劳动，结果只会被奴役得越深。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工厂视察员的报告描述过这样的场景，资本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让工人拥挤在狭小的房间内不分昼夜地工作，甚至开始大量招募女工和低龄的童工。由此只能造成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两极分化，资本家的不劳而获和工人的劳而不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资本家与工人阶级财富两极分化严重，一极是资本家财富的急剧积累，另一极则是工人阶级的极端贫困。对此，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4]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财富却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绝大多数的劳动者只参与社会生产劳动，而不能得到应有的回报，满足不了维持自己肉体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社会生产极大过剩，这种不公平的分配方式最终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
（二）工人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
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这是从结果方面来说的。但是，既然劳动的结果发生了异化，那么劳动的过程中是否也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呢？马克思明确指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5]工人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发生了异化，那么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或生产活动中也必定同样存在着异化现象。正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象，才导致劳动的结果也发生了异化现象。在劳动过程中，工人自己的本质力量得不到发挥和确证，感到自己的生命活动是无价值、无意义或空虚的，反而只有借助宗教的彼岸世界，才能使自己的精神得到慰藉。工人在劳动中不是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充分体现，而是使劳动成为一种自我谋生的手段。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对工人自身来说，劳动已经成为束缚自身自由活动的障碍，不能使自己自由自在地活动，不能使自己各方面的潜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只能将自己束缚在日复一日的生产劳动中。劳动者反而在进行基本的生存活动和满足自身的欲望时，才感到真正的自由和快乐。在这种生产条件下的劳动，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所有，他的劳动积极性也会大大削减。一旦劳动者的生存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人们就会紛纷脱离这种非人的生产劳动，像逃避“瘟疫”一样逃离这种劳动。
（三）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
在马克思看来，同类的生命体具有共同的特征或特质，这也正是一种生命体区别其他生命体的本质所在。“类存在”或“类本质”这个术语来源于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都用过该术语来表示一些不同但相关的事物。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在于人是有意识地进行生命活动，他能够将自己的类看做自己认识的对象。与其他物种不同，人类在自我意识的支配下，通过实践改变对象世界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其他物种只是根据肉体的需要生产出自己需要的产品，只是简单地重复与生俱来的生产能力，“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7]它们只能视自己同类的成员为潜在的伙伴、帮手或对手，对自己同类的概念或对自己是同类成员的概念则完全没有。劳动本身是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识自由地从事所喜欢的劳动。通过劳动，人可以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得到运用和发挥，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和肯定。然而，在异化劳动条件下，资本家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工人贫穷得一无所有，劳动成了一种谋生的手段，“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8]从而使得工人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其生活也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
（四）人同人相异化
人在劳动过程中失去了类生活的真正意义，也就是将人同人自身的类生活区别开来，结果会造成不同个体之间的冷淡与疏远。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9]并且，人同人相异化总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所表现出来，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称人为类本质时，最明显的意思是人生活在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依赖于与其他人的互动和交流。尤其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本质上是“群动物”和“社会动物”，与其他种类的动物居住在一起，并且与其他动物在某种合作关系中生活或工作。因此，“当人与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0]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的激烈化、尖锐化、白炽化，就是这一情形最好的证明。但是资本家与工人的异化却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情形：资本家在异化中获得了财富和地位，使自我利益得到了确认和实现;工人在异化中变得越发贫困和失去自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的是，商品中蕴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摆脱了一切外在的形态，可以统一用金钱来衡量。资本家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工人与工人，甚至一切人际关系都可以等同为钱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扭曲的发展“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1]因此，金钱至上、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消极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蔓延。
三、理论价值：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发展
生活在异化状态之下的人类，物质上是贫乏的，精神上也同样贫乏。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人民理应更好地享受到国家发展给每个人带来的好处。我们应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严重异化状况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而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先进性和优越性。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长，导致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逐渐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财富的迅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工人阶级的极度贫困。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被迫起来反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前期，工人阶级通过一些自发的简单的破坏机器行为来与资本家进行谈判，后期则组织起来，通过进行大范围的游行、罢工来向资本家争取自身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我国同样存在着财富的公平分配问题，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日益扩大。1978年之前，我国各项事业发展缓慢，全国处于普遍落后、普遍贫穷、普遍蒙昧的状态，人民收入差距较小，社会矛盾相对较少。1978年之后，随着全党全国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2]但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并没有真正带动贫困的人民群众，导致社会阶层矛盾的增多，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现阶段，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财富也极大地积累起来了，但是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东中西发展差距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虽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3]但是党和国家在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价值取向，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处理好社会的公平分配问题，以激发各阶层的积极性，团结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致力于社会经济建设。而不能让少部分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大多数人处于贫困状况，这样不利于一个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追求
在亚当·斯密看来，工人作为商品生产者，只有为他人的利益服务，为他人的利益所需要，才能获得自己的利益。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工人只有为了他人的利益而追求他人的利益，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阻碍了工人阶级利益的實现，“我们的生产并不是人为了作为人而从事的生产，即不是社会的生产。也就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作为人同另一个人的产品有消费关系，我们作为人并不是为了彼此为对方生产而存在”。[14]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从事生产活动就与自己的产品相异化了，工人的劳动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不是为自己的发展奠定基础。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能维持一种意义或价值感，系统性的原因是他们自我实现的需要是受阻的，不能够培养和锻炼他们作为人的本质能力。而要解决资本主义发生的普遍性异化问题，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注重工人阶级的利益和诉求而不是为资本家做代言人。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视。尤其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就更需要维护工人阶级乃至一切劳动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使其能够更好地生存、生活和发展。
（三）注重人的能力自由全面发展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工人只能获取维持自己生命的极小部分。劳动已经异化为工人谋取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工人不得不长期束缚在劳动中，一旦失去了劳动机会，工人自己将无法继续生存。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消灭劳动，也不会消灭社会分工，但是人们获得的空闲时间和自由程度将大大改善。人们不会被限制在特定的活动范围内，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任何部门自由发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那样，每个人都可以“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15]相反，在资本主义分工条件下，工人只需要掌握一种特定技能就可以胜任一份工作，并且长期固定地从事这种工作，而不需要掌握其他技能。每个人都成了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颗“螺丝钉”，成了片面的人或者“单向度的人”。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16]在当代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必须摆脱封建社会的“人的依赖关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关系”，进而转向注重“人的能力自由全面发展”。事实上，在当代中国，“人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人的能力发展，人的价值首先表现为能力价值”。[17]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一种竞争经济、知识经济和能力经济，只有人的能力得到自由全面发展，才能使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得到充分涌流，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进步和发展。
（四）建构理性平和现代心灵秩序
现代化的实质和核心在于实现人的现代化，关键在于建构理性平和的现代心灵秩序。如今是一个物化主导世界和支配个人的时代。在物化生存的时代，需要关注人的精神世界，需要培育健全的人格，更需要建构现代心灵秩序。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的进步，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积累，人民生活水平也相应地得到了极大改善。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走过了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发展道路，成功地开辟了“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形成了“中国模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社会中潜藏的风险有很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如：贫富差距扩大、腐败案件频发、西方文化渗透、社会道德滑坡、生态环境污染等。质言之，“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社会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和风险的世界中”。[18]在风险社会中，生活中的一切都充满着不可预测性和难以控制性，社会的稳定性也相对下降，因此给人们以巨大的心理压力，容易造成不平衡心理，从而导致非理性平和的行为。建构社会成员理性平和的现代心灵秩序，有利于提升社会成员的存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更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而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提供良好的环境。
总之，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境况的考察和分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启迪。另外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异化状况的消解不是不可能的。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中，共产主义将消除造成异化的系统性原因，从而根本消除异化现象，使人真正实现对本质力量的占有，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奎良.马克思的哲学历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3][4][5][6][7][8][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0][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韩庆祥.能力本位[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8]（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北京：三联书店，1998.
责任编辑：孟维娜
[作者简介]孔凡星（1995— ），湖北郧阳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