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陈发明

    摘要：日常生活叙事是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道独特景观，叙事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个体。日常生活叙事在深层上呼应了社会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的肯定，这一题材也是80年代创作一个相当重要的创作素材，为80年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

    关键词：日常生活叙事;80年代;文学史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20）18-0017-02

    1 80年代独特叙事景观

    小说作为叙事性文本，人物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基本、核心要素。小说中的人物，寄寓着创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感悟，同时也侧面反映特定时代的审美认知和文学观念，折射着不同时代的文化信息。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文学与时代政治的紧密纠结，深深影响着小说作家笔下的人物塑造。

    20世纪以来，宏大叙事是文学的主潮，作为物质世界中的个体，人物生存的最“本真”、最“现实”、最“日常化”的一面则被遮蔽。一切为了世俗利益、个性化思想的个体，被视为低俗、落后甚至可耻，都是被批判、被改造的对象，只有经过作家的艺术化“改造”，被“崇高化”“典型化”后才能获得合法身份，得以进入文学话语系统。80年代，民族国家现代化浪潮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现代化建设表现为城乡经济的迅速发展，从物质层面和文化思想上为人的世俗化日常生活①——这样的生活在启蒙、革命话语系统来看，是卑微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新的现代化历史语境下，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故里杂记》，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李庆西的《人间笔记》等聚焦日常生活的卑微人生的小说浮出历史的地表。与此相呼应，80年代中期的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京味小说以及末期的“新写实小说”，关注的都是世俗生活中的凡夫俗子。日常生活叙事是80年代小说创作中一道独特景观，迥异于启蒙、革命文学对“崇高形象”的热衷，它聚焦的是现代化历史洪流中的“卑微人形”，这一“新”形象的浮现，体现出作家们对社会和人生的不同思考，同时，也显现了作家对人物形象塑造新探索，在80年代小说创作中，具有不同寻常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2日常生活的文学叙事

    80年代是一个充满变革与激情的年代。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初，汪曾祺、孙犁、林斤澜、李庆西、阿城等人对日常生活的倾情关注，持续冲击着宏大叙事的叙事成规;他们对日常性、世俗化卑微人物的关注，不断挑战着宏大叙事的崇高形象。日常生活叙事关注的是一个个日常生活中的平凡个体，是一种充满现实生活气息的庸常性、世俗化的、自为自在的生命样式。

    汪曾祺曾明确表示：“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描写具有丰富的人性的现代英雄的……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1]。”在“伤痕”“反思”“改革”等文学主潮风起云涌之际，汪曾祺却把笔触伸向了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把自在、自为的世俗生活带进了80年代的文学世界。他笔下的凡夫俗子可谓地道的卑微群体，他们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俗化个体，他们有的是从先人那里承继而来的人生趣味。李庆西的《人间笔记》则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人间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凡人琐事。李庆西开诚布公地坦言“我侧重写凡人琐事，……我个人注重写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2]。委实如此，他“记录”的正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饮食起居，他笔下的都是底层生活的凡夫俗子。阿城《遍地风流》的“风流”人物没有什么“风流”的所在。《春梦》关注的是一个红卫兵顾安直的粗俗人生。《西装》的主人公老李，是个记忆力极强的人，但老李的学识及其行为都源自其世俗的物质动机，是典型的小人物心理。孙犁的《芸斋小说》聚焦的几乎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物。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小说，将“矮凳桥”的历史与现实消融在日常生活世界里，作家着意描绘的是“矮凳桥”日常生活中的众生相。刘心武、陈建功等京味小说，描写的是北京胡同、四合院里的日常生活，关注的是市井生活中的普通市民。新写实作家更是以“原生态”还原的方式，揭示的是当代社会庸常小人物鸡零狗碎的生活图景。由此观之，关注日常生活可谓是80年代小说叙事的一个焦点。

    3日常生活与时代的契合

    80年代文学是在“文革”结束背景下，伴随国家拨乱反正新形势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就是政治运动、经济活动的产物，文学与主流政治一度出现了互动共生的“蜜月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汪曾祺等人的日常生活叙事肇始于80年代之初，国家正处于告别阶级斗争，迈向经济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这是否意味着日常生活叙事与时代脱离了关系？80年代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更是中国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时段。“新时期”的经济政治现代化建设着实需要崇高、壮美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情境下，从长期的阶级斗争中“解放”出来的国民，都迫切渴望世俗情感的释放。因而，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享受日常性、世俗化生活，享受美好人生，乃是一种合理的、应当鼓励、肯定的人生诉求。这样的生存从启蒙、革命的话语系统看，显然是卑微的，但它又显然是现代化的题中之意。“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现代社会大多是世俗化的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的真正主人公只可能是凡人，而不是教徒或圣者，这个社会的英雄也只能因为奠定和维护了平庸的凡人生活而成其为英雄[3]。”从这个层面上说，日常生活叙事在文学层面呼应了时代的政治文化，呼应了“后革命时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庸常生活的肯定，是对历史洪流中卑微人形的肯定乃至欣赏。

    4日常生活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80年代之初，在宏大叙事关注壮美人生之际，汪曾祺等一群作家把目光转向日常生活，这无疑是对主流宏大叙事的挑战，是一次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创作挑战。正如前文所论，孙犁、李慶西、阿城、林斤澜的小说创作以及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太白山记》等，无不是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叙写。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延续到80年代中期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京味小说”，甚至《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一些现代派小说，也在对凡夫俗子的描摹中反思现代人的生存命运。80年代末，坚持“原生态”写作的新写实小说，则把文学对日常生活的关注，推到了这一时代的极致。

    综上所述，从汪曾祺到新写实作家，日常生活成了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写作资源。众所周知，在主流的的文学史教材中，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是这样描述的：伤痕、反思学、改学，然后是寻根、现代派、和新写实文学。这种历史叙述自然是受制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束缚，日常生活叙事显然无法纳入这一文学史叙述。汪曾祺、孙犁、李庆西、阿城、林斤澜等人的日常生活叙事却很滑稽地被贴以“新笔记小说”标签，笔者认为这是文学史叙述的“无奈”选择，日常生活叙事的价值被无情 “遮蔽”。“重返”②80年代是世纪之处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但“重返”的研究者并未突破原有的文学史叙述。

    笔者认为，日常生活叙事，是考察80年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新视角。从80年代初期的汪曾祺，到末期的新写实作家群，日常生活就是该作家写作的重要资源，按这一思路，80年代小说就有了一条明显的发展脉络并在90年代继续发展，这一发展脉络为80年代以来小说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这或许是80年代日常生活叙事更为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本人论述的“日常生活”指的是以家庭为基础的、重复性生活交往与消费行为，指涉的是个人生活领域。笔者认为，对日常生活而言，庸常化、世俗化是其基本属性，也是本文指涉的基本内涵。

    ②“重返”八十年代论述参见程光炜、张业松、李杨、赵牧等人的研究。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六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李庆西，钟本康.关于新笔记小说的对谈[J].文学自由谈，1989（2）：136.

    [3]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解读20世纪[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责编：王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