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合视角下的校园欺凌探析

    王磊 叶彩霞

    〔摘要〕校园欺凌是个体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现象，其发生的高峰期是中小学阶段，教育者应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校园欺凌并探索不同的应对方案。应对校园欺凌，本研究认为需要关注以下方面：（1）校园欺凌的识别，这是应对校园欺凌的基础;（2）校园欺凌事件中角色的动态变化，这为校园欺凌的发生提供了更具生态性的解释;（3）对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的重新思考：关注环境因素还是个体因素？

    〔关键词〕校园欺凌;整合视角;识别;干预

    〔中图分类号〕G4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2684（2020）33-0055-03

    一、引言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一份全球校园欺凌现状报告显示，每年约有2.46亿儿童和青少年遭受校园欺凌和暴力。据最高检2019年5月份发布的数据，2018年以来，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校园欺凌犯罪者3407人，起诉5750人。由此可见，校园欺凌是一个必须被重视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相关部门也为校园欺凌防治工作提供了支持，如《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教督〔2017〕10号）明确了欺凌的界定，提出建立健全防治欺凌工作的协调机制，积极有效地预防校园欺凌，建立长效机制。

    在科研项目立项方面，近三年以校园欺凌为主题的立项课题中，既有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也有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涉及的学科包括心理学、管理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医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不同学科视角、不同层次的研究为我们揭示校园欺凌的内在发生机制，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提供了支持。

    校园欺凌既是一个群体过程也是一个动态过程，其中存在三种类型的角色：欺凌者、受欺凌者及旁观者。其中，旁观者群体又分为不同的亚类别，包括亲欺凌者群体、亲受欺凌者群体、局外人。有研究提出，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一个互相转化过程[1]，这三类角色之间的互动会影响欺凌事件的发展。综上，基于校园欺凌的广泛性和受重视程度，本文将对校园欺凌的研究作进一步整合。

    二、整合视角的必要性

    （一）在对校园欺凌的认识上，存在专家视角和学生视角的偏差

    校园欺凌是一个隐蔽现象，对个体的影响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隐蔽性和持久性特点使干预难度增加。校园欺凌具有三大特征，即力量不平衡性、重复性、故意伤害性[2-3]。校园欺凌对于欺凌者和受欺凌者都产生了消极影响。

    作为校园欺凌的一种新类型——网络欺凌，具有以下五个特征[4]：重复性，指网络欺凌信息的不可消除性，它会一直对被欺凌个体产生影响;力量不平衡性，指的是网络使用技术的不对等性，实施网络欺凌的个体具有更高水平的网络使用技术;伤害意图，指网络欺凌者的目的是对被欺凌者造成伤害;匿名性，这是网络欺凌不同于其他校园欺凌形式的一个特点，网络欺凌者更难被识别，个体的匿名意识越强，越会增加个体实施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公开性，是指网络欺凌信息的公开和扩散。

    研究者曾经对一所乡镇中学初一至初三的学生进行了大规模的访谈，结果表明，55.19%的中学生把恃强凌弱、打架斗殴等作为校园欺凌现象，这必然导致研究者在做问卷调查时，所得到的校园欺凌发生率存在较大差异，其原因在于学生视角下的“欺凌”和“欺负”和专家视角下的内涵界定存在差异。校园欺凌的关键特征是“退出权”，即个体是否具有退出的权利，拥有退出权的行为不是欺凌行为，是否拥有退出权是欺凌行为的一大判断标准。

    因此，在欺凌内涵界定和普及上，需要整合研究者和当事人两种视角下的观点，从而提高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

    （二）从校园欺凌参与者群体看，对旁观者群体的重视有待提升

    校园欺凌是一个群体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参与者角色，如欺凌者、受欺凌者及旁观者群体，其中旁观者群体包括无所事事的局外人、冷眼旁观的强化者、助纣为虐的协助者，以及策划欺凌行为、站在被欺凌者一方的保护者，这些参与者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发展起着推动作用。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动态转化，双重角色的经历会让个体对于欺凌事件的认知更趋多元化，对校园欺凌的态度也会更复杂。预防校园欺凌，需要对这些角色之间的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被欺凌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关系质量会影响个体扮演哪种旁观者角色。分析这些参与者对于校园欺凌事件的认知特点，进而采用有效手段，促进参与者角色的积极行为，减少校园欺凌发生率，维护校园安全。

    （三）在校园欺凌影响因素上，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重视有待改善

    校园欺凌受社会、学校和家庭等环境因素及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在对校园欺凌的影响程度上，研究者更多关注个体心理因素的影响，对于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关注较少。

    家庭和学校层面的因素对校园欺凌的影响更为明显[5]，集体效能感、集体道德推脱等都能够显著预测校园欺凌的发生。在校园欺凌干预项目中，KiVa项目包括学校、教师和父母层面的欺凌预防方案;謝菲尔德欺凌干预方案要求学校制定并实施全校反欺凌政策;OBPP项目也是由学校、班级和个体三个层面的策略组成的。这也就意味着对群体因素的干预会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从文化角度考虑，集体主义文化熏陶下的中学生对群体接纳的需求更高，会不会导致群体规范的影响作用更大？在校园欺凌研究中，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群体层面的因素，对群体变量与个体变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进行探讨，揭示校园欺凌的内在机制，从而提出更为有效的校园欺凌干预方案。

    三、校园欺凌研究整合的路径

    （一）多形式、多渠道普及校园欺凌知识

    我们可以通过课程教学、学生辩论、反欺凌宣传周等形式，深入普及校园欺凌的形式和类型，让学生、教师和学校管理者能够正确识别欺凌，从而尽早对校园欺凌进行介入。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一旦学校师生都能够正确识别欺凌，就相当于建构了全校范围的欺凌预防系统。

    （二）重视校园欺凌参与者的动态变化：对欺凌参与者进行群体干预，而不仅仅关注某一欺凌角色

    校园欺凌是一个动态过程，欺凌者-受欺凌者之间存在转化的可能，旁观者群体也存在向欺凌者和受欺凌者转化的可能。因此，需要关注三个群体的变化规律，实施相应的举措，减少校园欺凌的发生率。

    校园欺凌存在重复性，这就意味着欺凌者和受欺凌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稳定，旁观者群体也相对稳定。因此，我们需要找到欺凌的发生发展规律，促使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发生转变。

    （三）重视校园文化、班级氛围、家庭教育的影响：建立家—校—生三者之间的联结

    松紧文化可以对个体造成不同的影响，紧文化与更高的责任感有关，个体具有更高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监控能力[6]。因此，可以推论，学校的松紧文化可以对校园欺凌的发生产生直接影响。研究显示，班级规范能预测欺凌行为[7]，增强学校归属感可以减少校园欺凌[8];班级集体效能感、集体自尊能够有效负向预测校园受欺凌行为，班级集体道德推脱能够正向预测校园受欺凌行为[9];父亲不良监督能够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欺凌行为，也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网络受欺凌行为[10]。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关注学校周边社区对于校园欺凌的态度与校园欺凌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学校对于校园欺凌行为的惩罚严厉程度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学校教师、管理人员对于校园欺凌的态度与校园欺凌发生率之间的关系。家庭因素中需要重视父母职业、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欺凌的影响;同时，要更多从学生视角出发，探讨学生感知的社区态度、学校文化、家庭氛围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内在关联，建构家—校—生之间的联结，特别是重点关注家校联结程度与校园欺凌之间的关系。

    四、结语

    从研究视角上讲，校园欺凌预防工作需要关注学校师生识别欺凌事件能力的提升，需要重视欺凌事件中各个参与者之间的转化规律，需要对班级、学校等群体层面的变量给予更多的重视。

    参考文献

    [1] Yu-Hsien S，Li-Ming C ，Cheng-Fang Y ，et al. Double trouble： the developmental process of school bully-victims[J].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2018（91）：279-288.

    [2] Olweus D. Bullying in school：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M]. Oxford： Blackwell，1993.

    [3]Smith P K，Brain P. Bullying in schools： Lessons from two decades of research [J]. Aggressive Behavior，2000（1）：1-9.

    [4] Fernández-Antelo Inmaculada，Isabel C G. Divergent perceptual processes on cyberbullying between victims and aggressors： construction of explanatory models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2018（9）：1-10.

    [5] Arseneault L. Annual research review： the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impact of being bullied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2018（4）：405-421.

    [6] Gelfand M J，Nishii L H，Raver J L. On the nature and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ightness-loosenes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6（91）：1225-1244.

    [7]曾欣然，汪玥，丁俊浩，等. 班級欺凌规范与欺凌行为：群体害怕与同辈压力的中介作用[J]. 心理学报，2019（8）：935-944.

    [8] 郭俊俏，赵必华. 教师支持对4-9年级学生遭受校园欺凌的影响：学校归属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2019（1）：74-78.

    [9]周心怡，中学生集体自尊与校园欺凌：集体效能与未来取向的中介作用[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9.

    [10]顾敬凡，父亲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网络欺凌的影响：基本移情的中介作用[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2019.

    （作者单位：武汉体育学院，武汉，430079）

    编辑/于 洪 终校/刘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