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现状与反思
王东 唐孝祥 郭焕宇
摘 要：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成果丰硕，但较少从建筑美学视野展开其审美文化研究。文章回顾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内容的转向、研究方法的演变，分析了其审美文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学术缺憾。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演变规律、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拓展深化，基于建筑美学视野展开的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是传统村落研究的重要取向。
关键词：建筑美学；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现状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TU-0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91-06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2.012
随着国内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陆续提出“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等，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这预示着中国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建筑美学视野研究明清广州府①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课题是契合中国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与趋势。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乡村危机”及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理论引入国内的时代背景。经过 100 余年的发展，村落文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村落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家庭结构的研究；村落的民风习俗，如婚姻、节庆、宗教仪式等研究；村落文化的变迁、调适研究；传统聚落民居的演变与形态研究。通过对国内村落文化内容的爬梳，可知国内村落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個学科参与，并具有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村落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是其核心内容，这宏观上启发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思路。根据不同学者对审美文化的阐释，其主要包括物质审美文化、社会审美文化、精神审美文化三个层面[1-3]。本文通过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从审美文化的三个层面分析其研究现状及学术缺憾，从研究内容与方法思考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取向。这对当前乃至未来我国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回顾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内容的转向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可追溯至弗利德曼等外国社会人类学学者的华南宗族研究，但从建筑学视野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居建筑研究，在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沉寂现象，直到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即传统村落旅游的升温，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传统村落文化的著作与论文，呈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学科视野逐渐扩大的良好趋势。从整体上看其研究内容为：第一，由侧重单一的、局部的村落文化研究向明清广州府范围内整体性的系统研究转变；第二，由集中于广府文化核心区，即南海、番禺、顺德以及东莞部分地区的水乡村落的地域性研究逐渐向广府侨乡区、广客民系文化交融区拓展；第三，由关注传统村落与建筑的空间形态，向注重传统村落的文化本质和动力因素的阐释转变；第四，由村落的物质文化向非物质文化研究转变，由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向村落的文化精神、人文品格方面深化。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方法的演变
梳理该区域传统村落的研究线索，我们会发现，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民居建筑研究逐渐向村落整体研究转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村落研究关注村落中的民居建筑，注重建筑的调查和测绘，探讨建筑的设计手法和营造技艺，关注的焦点是建筑的物质文化形态[4]，属于建筑考据法时期[5]15。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筑学家开始反省传统的研究路径，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不同学科的最新前沿成果，以多学科视野展开讨论，认为静态的、浅描性的、孤立的民居建筑的研究范式，背离了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内在属性，脱离了村落与自然、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深厚性。这个时期由于引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拓展并深化了民居建筑的研究视域和内容。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审美文化研究现状
在充分借鉴各学科前沿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出现了一批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内容广泛、价值重大的学术专题研究。这些专题性研究的开展，引起文化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各学科学者的持续关注，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
（一）明清广州府广府系村落文化的区划研究
该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广府民系文化，引入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将广府民系村落文化按层次分为广府核心区、广府亚文化区、广府侨乡文化区，并展开更小的专题性研究，如民居与村落的族群文化与民系文化、主体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或巫文化）[6-8]。二是依据明清广州府的行政区划展开研究[9]，在村落文化系统建构上与广府民系文化雷同。三是明清广州府内区域性研究，比如广客民系文化交融区的曾江流域的村落与建筑研究 [10-11]、流溪河流域的村落研究[12-13]；广府文化核心区的水乡村落研究[14-18]；广府侨乡村落研究[19-22]以及粤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研究[23]。第一、第二类可以归纳为传统村落的文化层次研究，第三类可以归纳为文化的空间区划研究。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研究
传统村落审美感受的获得主要对应的是村落物质层面的形式、形象、空间的感觉和知觉。“审美文化”的第一个基本构成是“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24]120-133，即传统村落审美的第一个维度主要集中表现为地域形态特征。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研究成果丰硕、著作颇多。从研究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村落的风貌特色，包括对传统村落的环境格局、景观要素、村巷肌理、建筑风貌等几个方面[25-28]；二是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包括传统村落的空间类型、空间图示、空间结构、空间形态等方面的研究[29-32]；三是传统村落建筑的营建特点，包括传统建筑的构筑体系、装饰工艺、营建技艺、营建习俗等方面的内容[33-35]。从研究特点看，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集中于村落建筑的物质文化层面研究。二是进行专题研究，要么是村落格局的研究，要么是建筑装饰的研究，要么是空间特征的研究。三是微观研究或局部研究，集中于单个典型村落的研究，或者是明清广州府内某一个区域的某个专题研究。
（三）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社会审美研究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野，展开了对其社会内涵、社会动因的研究，深化了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社会层面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涉及经济、宗族、文化教育、历史变迁等方面。有学者从广府水乡地区的民田耕耘、沙田开拓、宗族聚居、社会精英、国家政治等方面相对系统地深入分析村落格局的发展演变[14]。更多的学者就某一个方面阐释了村落与建筑的形成动因。有学者分析了广客交融区的土客共存现象 [36]，移民文化对广客交融区建筑形制的影响[37-38]，宗族的土地制度对聚落景观的驱动[39]，风水文化对村落选址格局形成的关系[40]，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41-42]。该专题的研究特点是就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某一类型、某一区域、某一个方面社会审美因素进行探究。
（四）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人文精神研究
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因素、人文精神内涵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构成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三个层面。可以说地域形态特征是村落审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审美因素是村落审美推进的动因所在，人文精神内涵是村落审美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国内建筑美学学科，尤其是聚落美学课题仍处于起步和初创阶段，其本身还有许多领域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故国内传统村落侧重于从客体出发，偏重于村落文化景观的审美现象研究[43-45]，对乡村聚落美学进行专门理论研究极少[46-47]。有研究者论析了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的审美文化特征[48-49]和民居建筑的审美属性研究[50]，并出现了基于建筑美学的理论视野开始对单个村落进行专门的审美文化研究[51]。村落的景观集称文化是最能反映明清广府传统村落美学特征的一大研究领域，但对其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村落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集中于局部地区的三雕两塑研究，对于广府壁画的学术研究有待加强[52]，系统分析村落建筑装饰的“三雕、两塑、一画”的审美文化精神则较为少见。对于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筑学领域的学术自觉性还有待加强。
三、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反思
学术创新源于对前辈专家学者的学习与借鉴，我们对前人研究成果理解得有多透，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走多远。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后辈研究者势必继承前人开拓的研究领域继续躬耕前行，同时势必反省传统的研究路径，审察视野的盲点和盲区，拓展研究内容，总结研究路径，并作出新的阐释。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缺憾
通过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学术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
总体看来研究区域的不均衡，直接导致研究成果系统性、深入性不足，缺乏解释力。第一，缺少系统深入的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由于村落的政治边缘性、规模微型性、性质综合性、地域广泛性、文献缺乏性等特征导致其研究异常艰难。明清广州府至今未有专门的区域性“村落审美文化”研究专著。第二，研究不平衡，且偏重于个别地区的个案研究。学术界对广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水乡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成果较多，对其他村落类型的研究较少，至于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则更少，这使公众难以全面深入了解传统村落，也不利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第三，学科侧重点的差异导致研究方法的贫乏。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多从各自学科专长出发研究传统村落。第四，研究内容的片面性，偏重物质层面，轻视非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这既不利于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进一步研究。第五，在乡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强调关注建筑的做法、材料的使用、营造工艺的挖掘以及肌理的传承，当然这是建筑的重要内容，然而乡村有別于城市，如果只强调建筑层面，忽视了社会、精神等层面的考虑，定然不符合乡村的实际情况，这也是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第六，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亟待加强。虽然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传统村落，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但关于族谱、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等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村落审美文化的资料收集工作却不够深入，亟待加强。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取向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的深度有待加强，研究视域有待拓展。
1.研究内容层面的取向
第一，确立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广府核心区的传统村落研究，对于广客民系文化交融的村落以及明清广州府北部的少数民族村落的审美文化鲜有人问津，系统的研究应该加强。总体上该区域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维度研究薄弱，早期的传统村落空间研究大多照搬文化地理学的划分，忽略了民系文化交叉、边缘地带的村落实际情况，其空间区划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梳理和进一步细致的划定。在时间理路上的划分目前还没有系统地进行归纳总结，而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规律则更少人研究。
第二，加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地域形态特征的系统性研究。该区域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相对孤立，大多基于建筑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是建立在零散的案例或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形成系统的、整体的研究框架。如果不将其进行学术系统化，那么大量已有的以及未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科理论的建设，只能是一种“量”的积累，而非“质”的提升[53]3，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所积累的成果已具备为系统地进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第一维度，即地域形态特征研究提供可能。
第三，进一步挖掘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社会内涵、社会动因，强化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社会层面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囿于社会学的宗族研究、经济学的土地制度研究，而且主要集中于水乡核心区的传统广府村落研究，这就使得广府侨乡村落、广客民系文化交融村落、少数民族村落的经济、军事、宗族、历史变迁、人文习俗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对该区域传统村落社会文化动因的阐释极为迫切。
第四，强化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人文精神层面的深度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至于传统村落的精神层面研究较薄弱。对于最能反映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精神文化的景观集成文化的研究亟待加强。作为传统村落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装饰艺术、非物质文化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从建筑美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也是不多的。
2.研究方法层面的取向
通过梳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线索，我们发现在研究思路上呈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但是总体上还是延续传统建筑学的研究范式。比较注重对村落的民居建筑及其设计手法和营造技艺的研究。但是传统村落不同于民居建筑，它是人的居住环境，一个小系统、小社会，许多学科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也决定了各学科研究的边缘性和各学科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研究成果或偏工程技术或偏人文社科，则容易消解自己固有的综合性特征。致使学界出现这样的学术争鸣论：部分建筑学研究者认为人文社科的研究务虚，对具体的建筑修缮保护、村庄规划、景观设计没有太多实质的指导意义；而部分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则认为一些建筑学更多的关注建筑本身，偏于物质文化层面，对其背后丰富的社会审美因素、精神文化内涵研究太少，缺乏学术深度。面对这样的学术争鸣，在接下来的传统村落研究，是否该省查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四、结 语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经历了由点及面，由物质及精神，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的演变。虽然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其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略显滞后和单薄：其研究区域不均衡，历时性研究不足，制约了时空演变规律的探究。传统村落审美文化主要由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内涵三维度构成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因此从研究内容的取向上，应加强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内涵的系统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基于建筑美学视野对该区域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创新有待于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针对具体的研究内容，充分借鉴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必然有助于该课题的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袁忠.中国乡土聚落的空间审美文化系统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2-56.
[2]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1986（5）：81-98.
[3] 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陆元鼎.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J].建筑学报，2007（11）：66-69.
[5] 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6] 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7] 王健.广府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2.
[8] 陆元鼎.岭南人文、性格、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9] 冯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10] 陈惠娟.增江流域村落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11] 姜雪婷.广东永汉乡土聚落生态与文化结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12] 张喆.从化市传统村落岭南特色语汇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13] 王东.广州从化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探析[J].华中建筑，2016（5）：153-155.
[14] 馮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15] 朱光文.岭南水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6] 杨展辉.岭南水乡形态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17] 叶先知.岭南水乡与江南水乡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特征比较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18] 陆琦，潘莹.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形态[J].南方建筑，2009（6）：61-67.
[19] 孙雷.近代台山庐居的建筑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20] 郑德华.广东侨乡建筑文化[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3.
[21] 朱岸林.试论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 [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22] 陆映春.粤中侨乡民居的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1998.
[23] 唐孝祥.大美村寨：连南瑶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
[24] 姚文放.“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J].中国文化研究，2009（1）120-133.
[25] 朱鹏翔.岭南传统村落布局研究与村落地域特色延续[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26] 朱光文.榕树·河涌·镬耳墙——略谈岭南水乡的景观特色[J].岭南文史，2003（4）：41-46.
[27] 潘建非，邱丽.岭南水乡景观空间形态的分析与营造[J].中国园林，2011（5）：55-59.
[28] 唐孝祥，陶媛.试论佛山松塘传统聚落形态特征[J].南方建筑，2014（6）：52-55.
[29] 陆琦.广府民居[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30] 张以红.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31] 李海波.广府地区民居三间两廊形制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32] 陈洁.珠三角水乡传统滨水建筑空间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33] 程建军.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4] 赖英.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35] 肖旻，杨杨.广府祠堂建筑尺度模型研究[J].华中建筑，2012（5）：147-151.
[36] 刘丽川.论清同治咸丰年间广州府东路的土客共存——以增城为中心[C].赣州：人类学高级论坛2011卷：508-524.
[37] 杨宏海.深圳客家民居的移民文化特征[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4）：45-46.
[38] 王炎.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传承[J].中华文化论坛，2008（01）：21-27.
[39] 杨希.清初至民国深圳客家聚居区文化景观及其驱动机制[J].风景园林，2004（4）：81-86.
[40] 张卫东.客家村落风水——以深圳坑梓村为例[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8-11.
[41]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濟发展与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2] 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J].农业考古，2003（1）：99-104.
[43] 彭一刚.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44] 刘森林.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45] 刘沛林.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6] 丁宁.当代美学理论的新探索——聚落美学理论构建[J].美与时代（上），2014（2）：9-13.
[47] 王东.中国村镇聚落美学理论与方法[J].学术探索，2015（7）：76-81.
[48] 唐孝祥.近代明清广州府建筑文化与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49] 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50] 唐丽.广府传统民居建筑的审美适应性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51] 陶媛.佛山松塘传统聚落审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52] 广东省文物局.广府传统建筑壁画[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4.
[53] 陶金.广东梅州传统民居文化地理研究[Z].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报告，2014：3.
摘 要：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的研究日渐深入，成果丰硕，但较少从建筑美学视野展开其审美文化研究。文章回顾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内容的转向、研究方法的演变，分析了其审美文化研究现状及存在的学术缺憾。目前的研究现状表明，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演变规律、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研究亟待拓展深化，基于建筑美学视野展开的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是传统村落研究的重要取向。
关键词：建筑美学；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现状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TU-0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18）02-0091-06
doi：10.19366/j.cnki.1009-055X.2018.02.012
随着国内各界对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陆续提出“新农村建设” “美丽乡村建设”等，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这预示着中国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进入新阶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基于建筑美学视野研究明清广州府①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课题是契合中国传统村落在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与趋势。
作为中国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路径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有着诸多共同之处。中国传统村落文化的自觉研究始于20世纪初的“乡村危机”及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建筑学理论引入国内的时代背景。经过 100 余年的发展，村落文化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村落社会组织、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家庭结构的研究；村落的民风习俗，如婚姻、节庆、宗教仪式等研究；村落文化的变迁、调适研究；传统聚落民居的演变与形态研究。通过对国内村落文化内容的爬梳，可知国内村落研究从一开始就有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建筑学等多個学科参与，并具有不同学科交叉研究的趋势。村落文化研究中审美文化是其核心内容，这宏观上启发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思路。根据不同学者对审美文化的阐释，其主要包括物质审美文化、社会审美文化、精神审美文化三个层面[1-3]。本文通过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发展研究的回顾，从审美文化的三个层面分析其研究现状及学术缺憾，从研究内容与方法思考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取向。这对当前乃至未来我国传统村落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回顾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内容的转向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可追溯至弗利德曼等外国社会人类学学者的华南宗族研究，但从建筑学视野则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民居建筑研究，在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却出现了沉寂现象，直到21世纪后随着城市化进程即传统村落旅游的升温，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文化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出现了一批研究传统村落文化的著作与论文，呈现由点到面，点面结合，学科视野逐渐扩大的良好趋势。从整体上看其研究内容为：第一，由侧重单一的、局部的村落文化研究向明清广州府范围内整体性的系统研究转变；第二，由集中于广府文化核心区，即南海、番禺、顺德以及东莞部分地区的水乡村落的地域性研究逐渐向广府侨乡区、广客民系文化交融区拓展；第三，由关注传统村落与建筑的空间形态，向注重传统村落的文化本质和动力因素的阐释转变；第四，由村落的物质文化向非物质文化研究转变，由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向村落的文化精神、人文品格方面深化。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方法的演变
梳理该区域传统村落的研究线索，我们会发现，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民居建筑研究逐渐向村落整体研究转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村落研究关注村落中的民居建筑，注重建筑的调查和测绘，探讨建筑的设计手法和营造技艺，关注的焦点是建筑的物质文化形态[4]，属于建筑考据法时期[5]15。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筑学家开始反省传统的研究路径，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内外不同学科的最新前沿成果，以多学科视野展开讨论，认为静态的、浅描性的、孤立的民居建筑的研究范式，背离了村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内在属性，脱离了村落与自然、社会、人文之间的关系，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深厚性。这个时期由于引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学、地理学等学科理论，拓展并深化了民居建筑的研究视域和内容。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审美文化研究现状
在充分借鉴各学科前沿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出现了一批视野开阔、方法新颖、内容广泛、价值重大的学术专题研究。这些专题性研究的开展，引起文化学、地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美学等各学科学者的持续关注，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有益的启示。
（一）明清广州府广府系村落文化的区划研究
该研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基于广府民系文化，引入文化地理学的方法，将广府民系村落文化按层次分为广府核心区、广府亚文化区、广府侨乡文化区，并展开更小的专题性研究，如民居与村落的族群文化与民系文化、主体文化与亚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或巫文化）[6-8]。二是依据明清广州府的行政区划展开研究[9]，在村落文化系统建构上与广府民系文化雷同。三是明清广州府内区域性研究，比如广客民系文化交融区的曾江流域的村落与建筑研究 [10-11]、流溪河流域的村落研究[12-13]；广府文化核心区的水乡村落研究[14-18]；广府侨乡村落研究[19-22]以及粤北少数民族村寨文化研究[23]。第一、第二类可以归纳为传统村落的文化层次研究，第三类可以归纳为文化的空间区划研究。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研究
传统村落审美感受的获得主要对应的是村落物质层面的形式、形象、空间的感觉和知觉。“审美文化”的第一个基本构成是“审美活动的物化产品”[24]120-133，即传统村落审美的第一个维度主要集中表现为地域形态特征。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研究成果丰硕、著作颇多。从研究内容看，概括起来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村落的风貌特色，包括对传统村落的环境格局、景观要素、村巷肌理、建筑风貌等几个方面[25-28]；二是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包括传统村落的空间类型、空间图示、空间结构、空间形态等方面的研究[29-32]；三是传统村落建筑的营建特点，包括传统建筑的构筑体系、装饰工艺、营建技艺、营建习俗等方面的内容[33-35]。从研究特点看，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集中于村落建筑的物质文化层面研究。二是进行专题研究，要么是村落格局的研究，要么是建筑装饰的研究，要么是空间特征的研究。三是微观研究或局部研究，集中于单个典型村落的研究，或者是明清广州府内某一个区域的某个专题研究。
（三）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社会审美研究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野，展开了对其社会内涵、社会动因的研究，深化了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社会层面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涉及经济、宗族、文化教育、历史变迁等方面。有学者从广府水乡地区的民田耕耘、沙田开拓、宗族聚居、社会精英、国家政治等方面相对系统地深入分析村落格局的发展演变[14]。更多的学者就某一个方面阐释了村落与建筑的形成动因。有学者分析了广客交融区的土客共存现象 [36]，移民文化对广客交融区建筑形制的影响[37-38]，宗族的土地制度对聚落景观的驱动[39]，风水文化对村落选址格局形成的关系[40]，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41-42]。该专题的研究特点是就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某一类型、某一区域、某一个方面社会审美因素进行探究。
（四）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人文精神研究
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因素、人文精神内涵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构成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三个层面。可以说地域形态特征是村落审美研究的基础和前提，社会审美因素是村落审美推进的动因所在，人文精神内涵是村落审美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国内建筑美学学科，尤其是聚落美学课题仍处于起步和初创阶段，其本身还有许多领域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故国内传统村落侧重于从客体出发，偏重于村落文化景观的审美现象研究[43-45]，对乡村聚落美学进行专门理论研究极少[46-47]。有研究者论析了广府侨乡建筑的开放性、兼容性、创新性的审美文化特征[48-49]和民居建筑的审美属性研究[50]，并出现了基于建筑美学的理论视野开始对单个村落进行专门的审美文化研究[51]。村落的景观集称文化是最能反映明清广府传统村落美学特征的一大研究领域，但对其研究处于探索阶段。对于村落建筑装饰艺术的研究集中于局部地区的三雕两塑研究，对于广府壁画的学术研究有待加强[52]，系统分析村落建筑装饰的“三雕、两塑、一画”的审美文化精神则较为少见。对于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建筑学领域的学术自觉性还有待加强。
三、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反思
学术创新源于对前辈专家学者的学习与借鉴，我们对前人研究成果理解得有多透，我们的学术研究才能走多远。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后辈研究者势必继承前人开拓的研究领域继续躬耕前行，同时势必反省传统的研究路径，审察视野的盲点和盲区，拓展研究内容，总结研究路径，并作出新的阐释。
（一）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缺憾
通过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现状的分析可知，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学术缺憾需要进一步完善。
总体看来研究区域的不均衡，直接导致研究成果系统性、深入性不足，缺乏解释力。第一，缺少系统深入的村落审美文化研究。由于村落的政治边缘性、规模微型性、性质综合性、地域广泛性、文献缺乏性等特征导致其研究异常艰难。明清广州府至今未有专门的区域性“村落审美文化”研究专著。第二，研究不平衡，且偏重于个别地区的个案研究。学术界对广东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水乡地区的传统村落研究成果较多，对其他村落类型的研究较少，至于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则更少，这使公众难以全面深入了解传统村落，也不利于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第三，学科侧重点的差异导致研究方法的贫乏。建筑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学者多从各自学科专长出发研究传统村落。第四，研究内容的片面性，偏重物质层面，轻视非物质文化层面的研究，这既不利于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也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及进一步研究。第五，在乡建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强调关注建筑的做法、材料的使用、营造工艺的挖掘以及肌理的传承，当然这是建筑的重要内容，然而乡村有別于城市，如果只强调建筑层面，忽视了社会、精神等层面的考虑，定然不符合乡村的实际情况，这也是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第六，相关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亟待加强。虽然文物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传统村落，做了大量的资料整理，但关于族谱、口头文学、民间传说等能比较真实地反映村落审美文化的资料收集工作却不够深入，亟待加强。
（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研究取向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研究内容的深度有待加强，研究视域有待拓展。
1.研究内容层面的取向
第一，确立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演变规律的研究。当前主要集中于广府核心区的传统村落研究，对于广客民系文化交融的村落以及明清广州府北部的少数民族村落的审美文化鲜有人问津，系统的研究应该加强。总体上该区域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时空维度研究薄弱，早期的传统村落空间研究大多照搬文化地理学的划分，忽略了民系文化交叉、边缘地带的村落实际情况，其空间区划有必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再梳理和进一步细致的划定。在时间理路上的划分目前还没有系统地进行归纳总结，而时间与空间的演变规律则更少人研究。
第二，加强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地域形态特征的系统性研究。该区域传统村落的地域性研究成果虽然丰富，但相对孤立，大多基于建筑学的传统研究范式，是建立在零散的案例或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没有形成系统的、整体的研究框架。如果不将其进行学术系统化，那么大量已有的以及未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学科理论的建设，只能是一种“量”的积累，而非“质”的提升[53]3，但令人欣慰的是目前所积累的成果已具备为系统地进行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第一维度，即地域形态特征研究提供可能。
第三，进一步挖掘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社会内涵、社会动因，强化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社会层面研究。现有的研究成果囿于社会学的宗族研究、经济学的土地制度研究，而且主要集中于水乡核心区的传统广府村落研究，这就使得广府侨乡村落、广客民系文化交融村落、少数民族村落的经济、军事、宗族、历史变迁、人文习俗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对该区域传统村落社会文化动因的阐释极为迫切。
第四，强化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人文精神层面的深度研究。长期以来侧重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理论研究，至于传统村落的精神层面研究较薄弱。对于最能反映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精神文化的景观集成文化的研究亟待加强。作为传统村落重要组成部分的建筑装饰艺术、非物质文化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从建筑美学角度进行系统研究也是不多的。
2.研究方法层面的取向
通过梳理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线索，我们发现在研究思路上呈现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趋势，但是总体上还是延续传统建筑学的研究范式。比较注重对村落的民居建筑及其设计手法和营造技艺的研究。但是传统村落不同于民居建筑，它是人的居住环境，一个小系统、小社会，许多学科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这也决定了各学科研究的边缘性和各学科之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如果研究成果或偏工程技术或偏人文社科，则容易消解自己固有的综合性特征。致使学界出现这样的学术争鸣论：部分建筑学研究者认为人文社科的研究务虚，对具体的建筑修缮保护、村庄规划、景观设计没有太多实质的指导意义；而部分人文社科的研究者则认为一些建筑学更多的关注建筑本身，偏于物质文化层面，对其背后丰富的社会审美因素、精神文化内涵研究太少，缺乏学术深度。面对这样的学术争鸣，在接下来的传统村落研究，是否该省查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四、结 语
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研究经历了由点及面，由物质及精神，由单一学科向多学科的演变。虽然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处于探索阶段，其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略显滞后和单薄：其研究区域不均衡，历时性研究不足，制约了时空演变规律的探究。传统村落审美文化主要由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内涵三维度构成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因此从研究内容的取向上，应加强对明清广州府传统村落的地域形态特征、社会审美动因、人文精神内涵的系统研究。在学科建设上，基于建筑美学视野对该区域传统村落审美文化的研究创新有待于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束缚，针对具体的研究内容，充分借鉴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必然有助于该课题的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袁忠.中国乡土聚落的空间审美文化系统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52-56.
[2]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J].中国社会科学，1986（5）：81-98.
[3] 张文勋，施惟达，张胜冰.民族文化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4] 陆元鼎.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J].建筑学报，2007（11）：66-69.
[5] 唐孝祥.岭南近代建筑文化与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6] 余英.中国东南系建筑区系类型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7] 王健.广府民系民居建筑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2.
[8] 陆元鼎.岭南人文、性格、建筑[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9] 冯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10] 陈惠娟.增江流域村落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11] 姜雪婷.广东永汉乡土聚落生态与文化结构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0.
[12] 张喆.从化市传统村落岭南特色语汇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13] 王东.广州从化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探析[J].华中建筑，2016（5）：153-155.
[14] 馮江.明清广州府的开垦、聚族而居与宗族祠堂的衍变[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15] 朱光文.岭南水乡[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6] 杨展辉.岭南水乡形态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17] 叶先知.岭南水乡与江南水乡传统聚落空间形态特征比较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18] 陆琦，潘莹.珠江三角洲水乡聚落形态[J].南方建筑，2009（6）：61-67.
[19] 孙雷.近代台山庐居的建筑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20] 郑德华.广东侨乡建筑文化[M].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3.
[21] 朱岸林.试论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 [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22] 陆映春.粤中侨乡民居的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1998.
[23] 唐孝祥.大美村寨：连南瑶寨[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5.
[24] 姚文放.“审美文化”概念的分析[J].中国文化研究，2009（1）120-133.
[25] 朱鹏翔.岭南传统村落布局研究与村落地域特色延续[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26] 朱光文.榕树·河涌·镬耳墙——略谈岭南水乡的景观特色[J].岭南文史，2003（4）：41-46.
[27] 潘建非，邱丽.岭南水乡景观空间形态的分析与营造[J].中国园林，2011（5）：55-59.
[28] 唐孝祥，陶媛.试论佛山松塘传统聚落形态特征[J].南方建筑，2014（6）：52-55.
[29] 陆琦.广府民居[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30] 张以红.谭江流域城乡聚落发展及其形态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31] 李海波.广府地区民居三间两廊形制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3.
[32] 陈洁.珠三角水乡传统滨水建筑空间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1.
[33] 程建军.岭南古代大式殿堂建筑构架研究[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34] 赖英.珠江三角洲广府民系祠堂建筑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35] 肖旻，杨杨.广府祠堂建筑尺度模型研究[J].华中建筑，2012（5）：147-151.
[36] 刘丽川.论清同治咸丰年间广州府东路的土客共存——以增城为中心[C].赣州：人类学高级论坛2011卷：508-524.
[37] 杨宏海.深圳客家民居的移民文化特征[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4）：45-46.
[38] 王炎.离异与回归——从土客对立的社会环境看客家移民的文化传承[J].中华文化论坛，2008（01）：21-27.
[39] 杨希.清初至民国深圳客家聚居区文化景观及其驱动机制[J].风景园林，2004（4）：81-86.
[40] 张卫东.客家村落风水——以深圳坑梓村为例[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4）：8-11.
[41] 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濟发展与社会变迁[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
[42] 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J].农业考古，2003（1）：99-104.
[43] 彭一刚.传统乡村聚落景观分析[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
[44] 刘森林.中华聚落——村落市镇景观艺术[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45] 刘沛林.家园的景观与基因——传统聚落景观基因图谱的深层解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46] 丁宁.当代美学理论的新探索——聚落美学理论构建[J].美与时代（上），2014（2）：9-13.
[47] 王东.中国村镇聚落美学理论与方法[J].学术探索，2015（7）：76-81.
[48] 唐孝祥.近代明清广州府建筑文化与美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49] 朱岸林.近代广府侨乡建筑美学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6.
[50] 唐丽.广府传统民居建筑的审美适应性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9.
[51] 陶媛.佛山松塘传统聚落审美文化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5.
[52] 广东省文物局.广府传统建筑壁画[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4.
[53] 陶金.广东梅州传统民居文化地理研究[Z].广州：华南理工大学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报告，20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