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中的“苏联因素”
闫静
摘? 要：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档案事业对档案理论的迫切需求，在国际形势与国家外交政策的外在驱动下，在改变中国档案学“三无”现状的内在驱动下，在苏联档案学“镜像效应”的学术影响下，包括对苏联档案专家、苏联档案学科体系与苏联档案专业话语等诸多“苏联因素”的引进，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的重要变量。这一变量在老一辈档案学人自觉的档案学术意识指导下，促进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促进了中国档案学科体系的创建与完善，促进了中国档案学科的专业认同与建构。
关键词：档案高等教育;档案学科体系;档案专业认同;苏联因素;20世纪50年代
Abstract： During 1950s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soviet factor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of soviet archival experts and soviet archival disciplinary system， and the import of soviet archival academic discourses， played grea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 archival science. These soviet factors were due to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foreign diplomatic policy， in addition to the vision of changing the 'three-nons' state of Chinese archival scie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mirror effect' of soviet archiv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academic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archivists， soviet factors accelerated the establishment and perfection of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archival disciplinary divisions， and archiv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Keywords： Archival higher education; Archival disciplinary divisions; Archival professional identity; Soviet factors; 1950s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学习和借鉴苏联的档案理论和方法开展现代档案学术研究。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苏联因素”成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中的“对症良药”，为中国档案学的独立化建制羼入了全新的要素。
1 “苏联因素”引进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1.1 外在驱动力——国际形势与外交政策使然。1950年2月，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1]“建国初期，我国的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承袭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在基本内容、研究范式及学术取向上，大致与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保持高度一致”[2] 。
在这种国际形势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档案学也走上了一条步武苏联的道路，尤其是“苏联式教科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档案教育界和学术界。直到斯大林逝世、赫鲁晓夫上台，苏联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其弊端。1956年4月，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批判了教条主义，重申了结合中国实际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中国档案学也开始不断强调“中国本位”的学术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苏联档案理论与实践仍影响着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档案学建设，如由我国学者自主编写和出版的档案学各类著作和教材基本上仍然承袭和发展了苏联教科书的体例与模式。
1.2 内在驱动力——中国档案学的“三无”现状。1954年在国家领导人关注下成立的国家档案局，作为统筹全国档案事业的最高行政机构，在档案管理体制的确立、档案管理原则的形成中也迫切需要理论的武装。而由于时代嬗递，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各类复杂问题交织在一起，档案学理论探索也受到影响[3][4]。由此，“一穷二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档案学的代名词，“一无教员、二无经验、三无教材（著作）”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档案学的现状。这种“三无”现状在档案事业迅速发展的浪潮下，催促一種新型档案理论的指导。苏联档案学作为社会主义档案学的成功代表，为中国发展现代档案学带来了理论之光。
1.3 学术吸引力——苏联档案学的“镜像效应”。20世纪50年代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过程中步武苏联的原因，除上述的外在驱动力和内在驱动力外，苏联档案学在当时的“先进”和“发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先进”和“发达”构成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过程中对苏联模式予以效仿的学术吸引力。
纵观苏联档案学发展史，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档案理论已趋于成熟并成体系化，档案学各分支科目均有较为系统的学术性专著问世。
实际上，苏联对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已陆续出版相关成果。1935年克雅捷夫所著《档案工作理论与技术》一书在列宁格勒出版，该书在统一档案专业术语和探究档案工作理论方面开启了良好的发端。
1940年切尔诺夫所著《苏联档案史与组织》用历史学方法研究档案学的演变沿革，系统论述了苏联档案思想史、档案事业史、档案史的发展历程。1944年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将许多已发表的有关档案理论与实践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和有关各种载体文件管理办法的文章结集汇编成论文集，对苏联档案学予以百科全书式的介绍。
1946年米加耶夫所著《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一书出版。该著作论述了苏联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档案理论研究成果，并系统性论述了“国家档案全宗”概念。
到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档案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如弗罗洛夫所著《苏联机关的文书处理工作》（1952）、谢列兹聂夫所著《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1953）、克雅捷夫所著《档案工作的理论与技术》（1956）、切尔诺夫所著《苏联档案工作的历史与组织》（1956）、米加耶夫所著《文书处理工作与档案工作》（1957）、米津与采列维吉诺夫合著《文件材料保管技术学》（1957）、捷尔基耶夫所著《文件技术检验》（1958）、别洛夫与洛吉诺瓦、普罗科品科等合著《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等，进一步充实了苏联档案学的理论体系。
我国为了学习苏联的档案理论与实践成果，将上述著作予以悉数译介。虽然不同类别的著作反映了苏联档案学发展的不同“镜像”，但这些译著为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展现代档案学理论体系的中国，提供了社会主义范本的学术“镜鉴”，也为踌躇满志建设中国现代档案学的老一辈档案学人带来了全新憧憬，如曾三、吴宝康、裴桐等最早以苏联为镜并按照苏联的档案著作及教材模式开始了我国的档案学术研究。
2 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过程中的主要“苏联因素”
2.1 苏联档案专家的引进。鉴于档案学和档案教育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聘请米留申、姆·斯·谢列兹聂夫、格·伊·沃尔钦科夫、舍皮波娃等苏联档案专家来华讲学或作报告演讲，为中国现代档案事业和档案学研究的发展提供指导与建议。这其中，谢列兹聂夫在华时间最长，自1952年来华至1955年回国前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档案学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见证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初创和档案学各科目的建设。
这些苏联档案专家以主人翁的心态，“不觉得（自己）是客人或旁观者，而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因为这个缘故，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全部贡献出来”，[5]为中国现代档案学在研究取向、范围和方法等方面奠定了初步基础、功不可没。
米留申作为第一批“100位专家”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位来华指导档案工作的苏联专家，也是苏联先进档案理论与经验在中国的第一位传播者[6]。他于1949年11月23日至12月2日先后到当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中央组织部、军委总政治部等二十余个机关单位考察、调研档案工作的开展情况，并作了多场学术报告，为中国档案事业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建议。
如米留申对档案整理工作中使用的“假拟十进分类法”提出质疑，认为“这种方法是适用于图书分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档案分类。这种归档办法不能认为是科学的，而且从档案的长期保管的观点来看，也不能认为是恰当适宜的”。[7]随后，米留申介绍了苏联以形成档案的组织机构作为整理档案原则的先进方法，对我国档案整理工作的开展颇具启发。
1950年，米留申连同阿尔希波夫总顾问先后三次致信周恩来总理，建议我国成立国家档案局和中央级别的国家档案馆，制定统一的档案工作制度和档案保管期限表，并帮忙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档案局条例》《中央人民政务院关于建立档案局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档案局的说明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等文件草案。米留申的报告及建议对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档案工作的开展和档案问题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指引作用。
谢列兹聂夫是苏联著名历史档案学家和文献编纂学家，1952至1955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高等教育创办之初，谢列兹聂夫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档案学科的创办。谢列兹聂夫一生著述颇丰，且尤为关注档案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其《苏联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一书3次再版、7次印刷，[8]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影响尤为之大。
谢列兹聂夫在华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帮助中国创办了档案专修科、培养了6名教员和9名研究生作为档案研究员，帮助成立了档案教研室、指导教研室开展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为档案学研究的开展提出建议19项[9]、为发展中国独立化的档案教育准备了条件。
沃尔钦科夫是继米留申和谢列兹聂夫来华之后的第三位苏联档案专家。他于1956年10月受聘为国家档案局顾问，主要为我国制定档案工作业务文件提供指导和咨询性服务，并在访华期间作了多场学术报告，系统介绍苏联档案学的研究进展，受众达万人。其在华期间还在对华南、华东、天津等地档案工作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帮助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部及其他机关、团体、企业活动中所形成的标准文件材料保管期限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关、团体、企业档案室工作通则》等十四个领导与指导性文件。
舍皮波娃为原苏共中央档案馆副馆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特聘顾问。1959年10月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前夕，舍皮波娃受邀來华讲学，其学术报告主要涉及苏共中央档案馆开展档案利用工作情况和档案管理知识，如内部机构设置的功能、规章制度建设等方面。[10]此外，舍皮波娃访华期间还应邀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为全系500余名师生演讲。
2.2 苏联档案学科体系的引进。苏联档案高等教育肇始于1930年9月3日。[11]到1938年，为了培养档案专业人才和完善档案学科体系的需要，苏联又创办了两所档案学校，学员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或地方档案机构为学术工作员，或在省档案馆任馆长。或留校继续深造，或研究历史”。[12]
苏联档案学科体系的引进伴随着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苏联专家来华前，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开设有七门档案专业课程，分别是：苏联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苏联档案史、苏联文书处理工作、苏联文献公布学、苏联档案保护技术学、苏联科技档案管理、外国档案管理专题。[13]
苏联专家来华后，先后将苏联的档案理论介绍给中国，并在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开设了除外国档案管理专题外的另外六门课程，这些课程从名称上看均颇具“苏联特色”，系莫斯科历史档案学院档案专业的主干课程，对于当时专修科档案班的教员和译员乃至全体学员而言，都是前所未闻的。
由于在引进苏联档案学科体系时，中国本土教员和译员都没有接受过档案学的系统训练，因此，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第一年的课程主要由苏联专家谢列兹聂夫讲授，由译员进行翻译，中国教员负责课程讨论和实验课程的教学工作。[14]
正是在对苏联档案学科体系的营养汲取中，中国档案学科渐具雏形。
2.3 苏联档案专业话语的引进。苏联在发展档案学时既将其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也视为一门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并秉承“档案理论是独立学科多于辅助学科的理解，独立是主要的”[15][16]这一观点。
再者，“档案理论与实践要利用历史科学实践，利用历史科学名词，同时，它又帮助历史科学发展”。[17]谢列兹聂夫在强调档案学辅助性的同时，又认识到档案学的独立性[18]。
具有独立性的苏联档案学，除具有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独立的研究對象之外，还形成了一套档案专业话语体系。在发展文书学时创立了文书部门立卷制度及立卷要掌握的六个基本特征;在发展档案理论与实践时系统阐释了全宗理论、档案鉴定与档案保管期限以及包括档案馆指南在内的各类参考工具的编制;在发展文献公布学时研究了文献公布的原则与形式等。这些专业话语系档案学所独有，对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现代档案学的中国而言，尚属于新鲜词汇，也是中国档案学理论研究萌发自觉性的学术启蒙。
仅举全宗理论为例，最早则根据苏联词汇Фонд音译为“芬特”。在苏联，“芬特”是指“一定机关、团体、企业、部队或个人等在其活动中所形成的档案材料的总和”，[19]根据其概念体系，可分为国家档案“芬特”、文件“芬特”、档案“芬特”等三个层次。
其中，国家档案“芬特”是苏联在1918年颁布的《关于改革和集中统一管理档案工作的法令》中首次提出，意指“归苏联国家所有的具有政治、国民经济、科学、社会文化或历史意义的文件总和”。[20]按“芬特”进行档案管理是区分于图书管理及其他类型文献资料管理的重要依据，也是档案学不同于其他文献类学科的重要表征，是有效保证档案文件历史有机联系的科学方法。1955年国家档案局正式颁布《关于改“芬特”为“全宗”的通知》，采用更适宜我国历史传统与现实表达的“全宗”一词对苏联档案专业话语予以引进基础上的革新。
3 “苏联因素”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的影响
3.1 促成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中国档案高等教育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之初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的成立，而这其中，苏联专家及苏联档案高等教育模式发挥了关键作用。
对苏联档案高等教育模式的效仿，源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学治理的历史背景。[21]整个50年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基本以苏联为模板，而为了更好地根据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大学教育，我国高等教育界翻译了许多苏联大学教育的相关著作，并对苏联的教育方法予以研究。
如1949年9月，东北英文研究会就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出版的《苏联大学教育》英文版翻译了此书，中文译本书名为《苏联的大学》，[22]该书作者为时任苏联大学教育部部长卡夫达诺夫，书中收录了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苏联大学、苏联大学的教育方法等文章。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学习苏联建立的两所“样板大学”之一组织编印了《苏联高等学校》一书，其内容涉及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管理、组织与机构设置等，由于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翻译权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各大高校广为流传。
自1952年起，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正式套用苏联的教育模式进行教育改革，中国档案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也在此背景下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如前所述，1950年时任苏联中央档案管理局副局长、档案专家米留申，作为受新中国政府邀请的100位专家之一[23]来华指导工作，并首次将苏联档案学理论和方法带到了中国。
米留申在考察了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后，建议我国成立具有独立性中央机关职权的专门性档案领导机构和档案专业人才培养机构并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但鉴于对国家整体经济形势的现状、档案事业对人才的需求、现实的可操作性与可实施性等多方面的考虑，中国提出档案教育先行的实施方案，这才有了1952年档案高等教育在中国共产党设立的新中国第一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创办的开端。
从专修科档案班到历史档案系这一正规性档案高等教育的转变也离不开苏联档案专家的来华任教、讲学、指导。正是苏联专家带来的档案教育理念、模式、人才培养方案，以及苏联专家撰写的教材讲义、设置的学科体系及架构，为中国档案学科建制的完善、学科体系的扩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基础，并促进了中国档案高等教育从以基本知识和职业培训为主的“职业性教育”逐渐过渡到以科学研究及理论探索为目的的“专业性教育”。
3.2 促成中国档案学科体系的创建与完善。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的档案学科体系，而非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苏联专家在教学之余，积极帮助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档案班各个教研室讨论课程讲义、研究所撰写的文章和提纲、提高中国教员业务水平、开展教学与讲授方法讨论会、开展关于利用史料的专题报告、对教员和研究生针对教学与研究活动所提的问题予以辅导、与教研室主任针对如何领导和计划开展教研室工作举行定期谈话等。[24]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我国最早完成了中国档案工作和档案学历史的梳理，并自主开设中国档案史课程的讲授。随后，我国以档案教研室为研究单位开展“集众式”研究，包括专门领域的课程研究、吸纳研究生共同开展科学研究等。
随着自主化研究的开展，中国现代档案学课程由苏联的翻版逐渐扩充到《中国文书处理工作史》《中国文献公布史》《中国档案史》《外国档案史》等门类，课程的内容也有所扩充。
到1955年专修科档案班改为历史档案系时，我国基本完成了档案课程体系从苏联模式到中国化的过渡，并发展到档案工作理论与实践、文书处理学、中国国家机关史、中国档案史、档案保管技术学、档案文献公布学、苏联档案史等七门课程。
到1959年，中国档案学科体系得到调整和扩展，包括档案学概论、公文档案学、技术档案学、影片照片录音档案管理、档案保管技术学、档案公布学、中国档案史、世界档案史、文书学等。这些科目既有档案学基础理论、又有档案实践问题、还有史学研究，与1955年时的七门相比，不仅在名称上有所变化，而且还扩展了学科外延、增深了学科内涵，体现了中国特色，档案学的知识体系逐步完善。[25]中国本土化档案学科体系的建设塑造了中国档案学的基本面貌，为后续档案学专门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学术专著的撰写奠定了坚实基础。
3.3 促成中国档案学科的专业认同与建构。“各种文化和知识在社会和族群中是掺杂、融合地存在的，没有清晰的界线，也没有特定的范畴。到了以大学为代表的学术界，文化和知识被依据一定的原则分门别类，形成学科，标以不同的名称，并组成不同的系统，由此产生所谓‘科‘系概念。”[26]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独立化建制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这其中交杂着苏联档案专家的引进、苏联档案学科体系的引进、苏联档案专业话语的引进等诸多“苏联因素”。但同时，中国现代档案学自产生起，尽管有“苏联因素”的加持，起初却因缺乏“本土化”的知识建构及对档案传统的挖掘，而遭到了众多的理论批判和质疑，面临着“合法化的认同性危机”。[2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批档案学人主动承担起学科“合法化”的职责，以实际行动不断追寻着档案学的合法化专业认同，又不断地寻找档案学合法化专业认同的根据。这其中塑造专业认同的努力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寻找“我学科”与“他者学科”之间的区分，其二是寻找“我学科”在学科之林体系中立足的根本所在。
之于其一，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过程中受苏联“档案学既是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一门历史学的辅助科目”的影响，在发展档案学、创办档案高等教育时，在创办独立化的档案学专业体系之余，还加入了较多文史类课程，如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东方史、苏联历史、中国文学史、史料学等。[28]
另一方面，无论档案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如何密切，中国在发展现代档案学时，对其独立学科的属性已确定无疑，这与辅助历史学研究的定位并不矛盾。
这突出表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在创建档案学科时，既未分化于图书馆学等资料性学科，也未设置在历史教研室等史料性机构，这也足以说明在创办这一学科时即把它视为独立化的个体。
之于其二，在吸收借鉴苏联模式与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随着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深入，明确学科意识逐渐成为中国档案学人关注的重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中国档案学界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原则进行档案实践工作和档案学术研究，提高了档案学理论研究的自觉性与科学性。
档案学人亦纷纷以此为指导思想对档案学基本理论问题予以探索，如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任务、档案学的学科体系及各分支科目的关系、档案理论与档案实践的关系、档案学的发展史、档案的内涵辨析及范围界定、档案工作中的矛盾问题与规律探析等。对这些问题的研讨正是档案学学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征，而随后大量论著对这些问题的辨析与明确则是档案学学科意识明确的标志。
如《关于档案学问题》（1957）、《努力发展档案学》（1957）、《“关于档案学问题”的几个问题》（1957）、《论全宗问题》（1959）、《谈谈档案的定义、范围和作用》（1960）等论著通过对档案学的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学科特点、学科本质的剖析，正本清源，详细阐述了档案学的“学”在何处、“学”当何解，明确了档案学的科学属性、学问属性、学科地位，进而有力地建构了档案学的专业认同、维护了档案学的学科独立性。
当然，这其中蕴含着对苏联档案学的吸收借鉴、本土更新、薪火相传的历程，而正是这种学术上的吸收借鉴、本土更新与薪火相传，使得关于中国现代档案学学科自觉的洞见，成为中国档案学同仁的心诀。
“苏联因素”对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一定程度上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基本认同了苏联对西方资本主义档案学的批判，人为地以阶级性和党性为标准将档案学划分为“姓资”与“姓社”两大阵营，影响了中国现代档案学发展初期对其他先进档案理论的吸收借鉴。1957年档案学泰斗吴宝康在《努力发展档案学》文中指出：“几年来我们在学习苏联先进档案学理论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不可否认，也是有一些缺点的，这就是没有很好地从实际出发，存在着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有机械照搬的现象。”[29]
1958年6月国家档案局在递交国务院的报告中也明确提到，“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生搬硬套、生吞活剥的教条主义错误”。[30]随着这些认识的加深，“苏联因素”的消极影响也逐渐趋于淡化。
*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9CTQ034）、第65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2019M652421）前期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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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资料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专家姆·斯·谢列兹聂夫同志在校工作的总结报告》，据记载该报告写于1955年6月。查阅时间为2017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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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设立之初称为莫斯科档案学院，为了强调档案与历史的密切关系，1932年莫斯科档案学院改名为历史档案学院。该学院经历了1930年至1941年的成立与组织建设期、1941年至1945年的卫国战争时期、1945年至1955年战后更快发展时期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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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事实上，从1949年至1958年期间，苏联共有11000名专家来华帮助新中国的建设，其中有6%即700余名的专家帮助中国的教育改革。（具体可参见：Chu-Yuan Cheng，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Manpower in Communist China， 1949-1963， Washington D.C.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1965， p.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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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 来稿日期：2020-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