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符码影像解构的寓言指涉与现实观照
黎荔
在电影媒介所营造的幻觉视域下，乡村既被形塑为构筑农业文明景观、承载乡土文化母体的广阔空间，又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怀旧情绪、浪漫情感乃至心灵归宿等的投射对象这一角色，同时，在自我放逐、询唤个人主体的想象语境与话语诉求下，其也成为了自外于城市基体的“精神家园”的一种象喻。这种多层构成的勾连形态，则令乡村这一存在得以被解构为可以同时容纳具备差异性、多样性、互融性等特性的意象单元的载体，并在意象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之下实现再聚变，使生存愿景（改变经济条件与社会地位）、发展主义（城镇化所引发的资源开发与财富转移）、主体中空化（滞后于物质积累的价值错乱和文化沙化）等精神所指深度交融，重组为新旧对照、纠缠且又互动的乡村意象能指，由此不仅显影出了象征、隐喻等的寓言意味，而且也试图融入现实情境、与之建立话语联结。[1]而随着消费主义进一步打通自身与商业逻辑、文化功能、社会效益等之间的联结路径，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工业系统的电影，也尝试对乡村意象进行重新解码、编码，使之被渐次形塑为携带怀旧情感与创伤记忆的历史遗产，包容现代主义与传统复归的独特空间，以及召唤理想意愿与现实省思的无限场域。
一、旧影：传统乡村符号的主体、形式与精神外延
（一）农业文明图符的想象式呈现
根植于广博、沉厚的农业文明母体，乡村得以建立依托农耕生产维系物质生活的空间群落，并在此基础之上衍生出绵延、跃动的精神模因。通过创造第三维度的视觉幻象，电影以一种抽象化的表达样式生成意象，再现了形式多样、内容丰赡的农业文明符号形态，使河山、湖田、泉井、瓦屋、木舍、禽畜等具有代表性的景观错落映照，于外在的观赏层面上描摹出了诗意纷呈的乡村想象图景。而在“美在意象”这一传统审美理念的引导下，华语电影中的农业文明符号，又绝非局限于镜头组合与场景调度的技巧式呈现，而是对接中国古典文学思维中的“诗性”传统与审美取向，以全方位、多层次、一体化的美学逻辑与价值导向，尝试借助宏观和微观的视点交叠、非线性叙事的推动，重新建构农耕生态下的想象寓言，即在一种单一的、纯粹的、稳定的生存系统中，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载体与精神理念完整留存，且自外于他者文明（主要是工业化与现代主义情境下的城市系统），而在崇尚勤勉自强、讲求节俭互助、恪守宗族观念等核心价值的主导与驱动之下，乡村将继续维持现有的结构、样态以及秩序。[2]如《老井》《野山》《红高粱》《香魂女》等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题材电影，都倾向于具有浪漫意味、诗化色彩的美学表达，再现具有视觉标志性、文化指向性的农业文明物象，形塑与躁动、喧嚣的工业文明截然不同的意象群，以此去还原尽管在物质和技术上相对落后、却又不失美感和活力的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空间，以彰显乡村文化的主体性与独特性。而这种被文化想象所形构的意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传统乡村符号在电影媒介中的影像主体。
（二）基于“情景交融”的多种修辞
从文学表达与电影创制的互文来看，“情景交融”这一文艺主张、美学理念在影视文本中的移植，并渐次成为塑造人物、推动叙事的重要表现形式，既展现出了电影创作者传承文学精神的自觉意识，又彰显了其强调差异化呈现、建立标识性风格的艺术追求，从而令对于精神质询、心灵图景的描摹，通过表象转化生成具备寓言指涉性的意象。围绕“情景交融”衍生的以象喻、隐喻、转喻为主体的修辞手法，则使电影的叙述语言不再依赖在构图、镜头乃至场景等固有环节上的反复推演，而是更能借助多类表现形式的推动，延展至情感投射、心灵叩访乃至现实省思等深层内容的纬度上。[3]在当代华语电影对于传统乡村的书写中，“情景交融”的展现被同时赋予了诗性、社会性，其侧重于以写实性的表现手法负载深切的情感寄托，择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物象进行意象形塑。如《黄土地》中的女主人公翠巧摇船于苍茫水上象喻主体坚守与自我追寻;又如《百鸟朝凤》利用敞阔马路纵横分割空旷林野与密集楼宇隐喻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间的对峙;再如《暖》借助垄上枯树重发新芽转喻可能到来的希望与契机。于是，多种修辞形式在乡村题材电影创制中的导入，使物象得以转化生成为纷繁意象，携带着多样化的基本表意、认知思维、文化心理乃至价值诉求，以景观映照、情感投射为联结媒介而彼此融合，从而共同构筑了极具沉浸张力的传统乡村的社会空间与文化场域。
（三）心灵能指的漂移图景
21世纪以来，由消费主义所释放的巨大的商业效益潜能，进一步冲击了原本倾向于诗性表达的乡村题材电影的基本认知导向，使寻求快感体验的观影需求，迅速占据了大众文化消费话语的主场位置。在这一背景下，乡村题材电影诗化呈现所营造的、依托于传统文化母体而生成的心灵能指，例如，质朴、善良的本真德性，单一、稳定的文化心理，朴素、坚韧的发展意识，则渐次为视觉奇观、市民趣味所遮蔽，并被放逐至幽暗的无名处，演变为一种负载怀旧情感、慰藉空洞自我的文化想象。而与消费主义并存于当代社会文化群落之中的，则是强调去同一性、鼓吹颠覆性、倡导多元性的后现代主义理念。不期然的是，传统乡村视镜下的心灵能指所特有的文化涵义、价值指涉，在某种程度上，又与后现代主义建立了话语联结与诉求对接。于是，在历史机缘、现实情境的合力推动下，传统乡村的心灵能指得以在远离大众文化主流视野之后复归银屏，并以保留主体基质、介入现实情境的书写样式，重新建构自身的寓言所指。比如《路邊野餐》所谱写的藏匿于沉寂村落中的涌动不止的魔幻现实主义史诗，即通过形塑带有地域特征的景观、空间、人物等物象，以重现传统乡村空间美学的浅层意象，进而在叙述内核上侧重归于对消解心理疾患、完成自我救赎、重建生活自信等的心灵质询。而在抽象化表达的推动之下，乡村题材电影所秉持的心灵能指，又从乡土传统文化母体中剥离，散落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情境的基体之上，并与其中所弥散的主体追寻、身份确认、价值重构等话语碎片完成对接与聚合，生成新的、具体的能指，由此成为都市电影序列之外又一投射时代与现实的“自反之镜”。
二、新景：现代乡村意象的“他者”功能
（一）作为怀旧对象的当下底层乡土
围绕乡村底层社会所建构的意象、叙事，曾长期占据农村题材电影创制系统的主体位置，由此所建立的侧重以苦难美学、生存愿景等乡土文学母题为核心主旨的表述机制，也使写实呈现乡村生活形态、彰显悲悯情感、传达自励话语、引导受众进行深切体认，渐次成为了这一影片类型相对突出的文化表征与价值诉求。而在召唤传统文化复归、凸显所谓复古格调的消费语境驱动之下，讲求与现代工业文明进行自觉区隔、强调以理想与诗意描述时空的怀旧情绪，迅速演变为大众文化生态之中一种颇具煽情意味、文艺色调的受众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投射至电影消费上，则主要表现为通过捡拾历史记忆获取恋旧满足、借助想象安置浮动心绪等的沉浸式的观影期待。[4]正是基于这一情境，一度被现代工业景观所掩映的、仍旧保留一定传统的乡村底层图景（区别于当下乡村中现代化的生产生活形态），因其在文学、影视等不同文本之中，均侧重对于意象的诗化表达，又在主流叙述中被定位为倾向于艺术性演绎，因此，也就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当下受众追求怀旧体验的心理预期，通过寓言表达的形式、重新投影于大众视野。而在工业文明、现代文化的冲洗之下，尽管当下乡村农业文明的基体尚存，然而与怀旧想象语境所对应的“纯净”“幽美”“古朴”等诗化意象，已然碎裂与异化，并非全然的独立与完整。所以，当下底层农村的基本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可阐释为新与旧的并存、对抗及其相互作用。在电影文本之中，对于底层乡村的怀旧式想象，也同样存在新旧元素彼此交错、纠缠其中的表征。例如《十八洞村》《心迷宫》，尽管在表达基调上存在差异性，然而其所传递的审美逻辑和情感投向，则都倾向于建立一种区隔于城市文明形态、凸显乡土原貌的叙述机制和情境，其镜头和场景也倾向于多角度的定格、特写，以呈现悲喜交集、善恶并存的底层乡村景观，其既力求展现根植于传统乡村基体中的自然景致、生产生活场景、社群情感活动，又聚焦了当下乡村在现代化演进历程中所遭遇的文化困境与社会危机，与现实情境形成了具备隐喻意味的互文关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电影对于底层乡村图景的多样性呈现，也有效满足了受众差异化的怀旧消费需求。
（二）精神家园的一种象喻
无论是在文学写作层面，亦或是电影创制领域，“家园”这一兼具伦理观念、文化意蕴以及社会内涵等多重指涉的意象，始终以母题形式深植于人类文明基体之中，清晰投射出人们对于主体意识的追寻、个体身份的认同、社群关系的指认等的话语诉求，由此负载着传达文本思想主旨、言说价值的支点作用。在“精神沙化”渐次成为一种社会文化事实与警世话语情境的当下，“精神家园”这一具备文学色调、诗意的描述性语词与浪漫意象，也于某种程度上被建构为能够接收幻灭理想、安置无主自我、携带砥砺意味的心灵场域。而在当代乡村题材电影的主流叙述之中，依托工业文明建立的都市空间，往往被界定为物化的、理性的、中空式的存在，而衍生自农业文明的现代乡村，尽管为工业文明所不断冲洗、传统基体持续裂化，在整体上却仍是诗化的、感性的、丰实的所在，其普遍被指称为能够收编漂泊个体、容纳孤寂灵魂、还原生命本真的心灵归宿与诗意圣地，当然也成为了精神家园一种寓言式的象喻。譬如《那山那人那狗》围绕高考落榜的归乡学子接替身为邮递员父亲、继续奔走山间为群众寄送信件展开叙事，以舒缓、悠远、静寂的视觉意境营造，呈现了对于淳美乡村空间的诗化书写，并通过儿子对于生活、亲缘、责任的深切体认，使影片的思想主旨上升至审视男性文化危机、解构父权话语等的人文高度，最终归结于对“家”这一意象的温情形塑与深刻省思，使精神家园别具柔韧、宽厚、和暖的动人意味。在该片中，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为遭遇理想幻灭的个体，提供了心灵返祖、精神归真的博大场域，使涌动着自反、思悟、觉醒等心灵体征的鲜活生命，以自我追寻、主体质询的叩问方式，重新介入现实情境，在作为精神家园象喻的乡村所释放出的母性般的向心力与牵引力的驱动之下，完成了蜕变与成长。
三、聚变：农村社会空间与乡土文化场域的演进趋向
（一）地理、地缘以及社群的再交融
与更易于形塑异质性、多样性的人物群像，强调建立宏大叙事的都市电影相比，乡村电影的书写对象则相对固定，叙述机制也较为单一。尤其是在本世纪之前，不少乡村电影的意象形塑、叙事建构，大体围绕自然地理景观、地缘文化以及社群价值等要素展开，且彼此间并不必然存在并置、共存、相互映照等作用关系。而在不断喷涌的消费主义浪潮的荡涤之下，时下的农村题材电影也开始通过对地理、地缘以及社群等意象进行重组，比照当前差异化的文化心理与受众需求，力求在形塑特性鲜明的显性物象的基础上，实现自然地理风貌、地缘文化内核以及社群信仰等的表象转化与深度融合，尝试以对接当下主流语境的方式，重新定义具备标识性的乡村符码的能指。如《山河故人》《喊山》《村戏》等，都侧重于将已然被现代工业文明撕裂的乡村传统意象进行重新缝合，从纪实主义美学的表达视角切入，将散落于传统乡土母体之上的自然景致、城镇化群落、往返城乡两地的底层人群等代表性意象，放置于同一命题系统之中，共同映照其所显现的生命经验、社会文化转型、生活变迁等丰赡的话语涵义，由此去召唤历史记忆、显影自我叩问意味、表达社会质询诉求，从而令聚合生成的生存寓言，得以借助乡土文学母题的驱动，在现实场域之中激荡开来、萦绕不绝。
（二）去喜剧化、人文话语表达的耦合
随着消解喜剧化意味、淡化泛娱乐性色调、传达现实主义精神与人文反诘话语，渐次成为当下乡村题材电影寻求文学母题复归、凸显差异化表达、兼顾商业获利与社会意义的一种共识，通过纪实书写当代乡村社会的基本事实、现实危机以及发展契机，也构筑起了由黑色寓言投影和现实困境反射所构成的奇异图景。从《暖》《天狗》《盲山》等影片开始，当代农村题材电影开始重新明确现实主义表达基调、侧重营造悲剧美学情境，尽可能减少喜剧元素，去真实显露当代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仍普遍携带的闭塞、荒芜、滞延等阴暗色调，由底层突围反身召唤本真人性的回归。及至近年来的《Hello！树先生》《心迷宫》《喊·山》等侧重底层叙事性的影片，又进一步使喜剧图景褪色，形塑出更具在场性、切近感、内爆式的现实主义美学意象，诸如基层治理乱象、传统伦理价值瓦解、资本侵蚀、边缘人群犯罪等。而将之与现实情境进行对接、耦合的，则是围绕“个人”这一意象所展开的尊重生命经验、指认个体价值、询唤主体意识的人文省思，一种负载巨大的现实痛感、同时又始终守望理想的精神寓言。而這种坚守主体性的文化自觉、诉诸浪漫想象的生存信仰以及介入现实寻求解决路径的积极求索，也成为该类题材电影最动人心的魅惑所在。
参考文献：
[1]韦惠文.中国乡土电影的传播学研究[ J ].电影文学，2018（16）：55.
[2]杨小霞.《路边野餐》的乡土情结与诗化表达——毕赣个人影像风格初探[ J ].电影评介，2017（18）：79.
[3]许伟杰，许页抒.“他者”的误读：当代农村题材电影的叙事迷局——以《卒迹》《决战刹马镇》为例[ J ].当代电影，2016（05）：76.
[4]石川，张璐璐.《喊·山》：消隐的乡村与叙事的困境[ J ].电影艺术，2016（0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