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琳娜：我是一只自由的小鸟
满曼 原祁
对于龚琳娜来说，新冠肺炎疫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久违的宁静。几年前，她收藏了一套55个少数民族的原生态音乐CD，一个民族一张，一直没空听。趁着疫情在家，她一张一张地放，一边听一边做笔记。等到疫情防控的形势没那么紧张了，她去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的小山村采风。“在别人焦虑的时候，我正好去学习。反正都要活着，好活歹活都是活，为什么不好好活？”唱歌到现在，她依然愿意将自己对音乐的心形容为“炙热”。
2002年，龚琳娜第一次踏进德国巴伐利亚森林。她穿过树林，见到了斜坡上的菜园和老锣的小木屋。老锣兴奋地给她听了一段旋律，告诉她给你写的歌已经完成了。
龚琳娜五岁正式登台演出，经过了系统声乐学习，参加比赛进入体制，游走于各大晚会的舞台上。导演安排唱什么，她就唱什么。几年后，她终于开始反思“自己在哪儿”。她曾试图拥有自己的歌，但得到作曲家的回复：“你唱得和别人一模一样，给我什么刺激写歌？”
在三里屯，龚琳娜第一次遇到了弹奏巴伐利亚琴的老锣。老锣请她到家中即兴演唱，唱了三个小时，最后把陕北民歌《三十里铺》编出了新的词：“我们俩在一起，不分离，手拉手，相亲相爱，在一起。”在老锣的邀请下，龚琳娜去了德国。
老锣的歌在意料之外到来，同样到来的是足够的自由。老锣告诉她，想唱什么，随你。被导演指挥了几乎整个歌唱生涯的龚琳娜第一次拥有了呈现自我的机会。她从小被称为“小百灵”，因为“声音像鸟一样好听”，她羡慕鸟可以轻松飞过山林、站在枝头。想到一路走来的困顿、无奈与落寞，她以鸟自比，写下了第一句“我是一只自由鸟”。
随后的歌词更像是现实带给她的哀痛：“雨下不停我的浑身无力，我发现了我被困在笼子里，只会哼哼、哼哼、唧唧、唧唧，无奈地抬头望天伤心地哭泣”;也有她对未来的希望：“我是一只自由鸟，我们能够自由自在地舞蹈，像天使一样地笑，不再等待、等待幸运的来到。”
这是龚琳娜第一次完整、纯粹的自我呈现。老锣曾对她说：“我没有钱，但是我特别富有，因为我有自由。”她被老锣打动，但难以感同身受。在这首歌的创作中，终于轮到她感受自由。“我以前想像那只自由的鸟，但是却不知道鸟的自由精神是什么。这也是我想未来探索的路线。任何事，不管是我做人还是唱一首歌，这首歌的灵魂是什么？精神是什么？这是最重要的，而不是外面的形。”
这首歌成为了龚琳娜新生活的开始，也改变了她接下来的音乐道路。
中国音乐里怎么会有爵士？
在陌生的国度，老锣成为了龚琳娜唯一的依傍。老锣是一位具有国际视野的音乐人，他热衷于探寻世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界限，并力图创作出全新的音乐形式。音乐成为他与龚琳娜情感的最重要勾连，龚琳娜具有完美的声音、纯熟的技巧，能够让他的音乐蓝图一一落地。他迅速看清了这个声音的价值，也感知到了龚琳娜身上的束缚。龚琳娜来到德国开始新的音乐旅程后，制造全新的龚琳娜成为他的首要任务。
老锣拥有由三个中国音乐家和三个德国音乐家组成的五行乐队，龚琳娜成为其中的一员。在老锣的安排下，她开始了第一场德国音乐会。登台前，她自信满满。她是中国声乐体系培养出的样本：从小登台，一路在音乐附中学习，被老师教了很多表演技巧，到音乐学院是高材生，进入民族乐团获过青歌赛大奖，在中国音乐环境中，她是官方认定的专业歌唱演员。
德国的音乐会与中国完全不同，离观众近，他们的表情可以被清晰看见。为了和观众更贴近，龚琳娜卸下了浓妆，脱掉高跟鞋，放弃了晚会礼裙。这些装备和自幼接受的登台教导一样早早成为了她的表演程式：演唱要如何起承转合，动作要如何配合声音。唱到某一句话，眼睛要睁开多大的幅度，目光往哪瞄，手往哪儿摆，皆是规定动作。
外物退去，她干瘪地站在话筒旁，手足无措。老锣坚定地认为音乐需要即兴，每个乐队成员都有即兴的部分，轮到龚琳娜了，她不知从哪儿张嘴，该怎么发声，要如何进行。瞪着眼看着老锣，杵在台上像根木头。
下台后她难掩失落，跟老锣讲自己好紧张。老锣回她：“不要装，紧张就紧张。”演出结束后，老锣的朋友们给出了反馈：琳娜的演出好做作。龚琳娜听了大哭。她意识到，不是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你必須敞开怀抱拥抱世界，要了解世界的观众、各种各样不同的表达方式，你才会找到自己的表现方式，世界的观众才能够接纳你。你只按照自己想象的美去做，没见过世界，不了解世界，你跟他们不在一个音乐语境里。就好像我们现在如果去听西藏人唱歌，听不懂，对吧？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表现方式。一样的，这就是文化隔膜。”
老锣认为，龚琳娜已经在多年的程式化演出中失去了歌手的真实，这也是他第一步要在龚琳娜身上打破的部分。尽管产生了自我怀疑，但龚琳娜却感觉到比从前放松了，“以前觉得要掩盖我的怯懦、我的不足，但是那场演出不用掩盖，去掉了表演，快乐、真实，我就是我。”
发表专辑《走生命的路》之后，五行乐队参加了世界音乐博览会，他们希望在这场聚集全世界唱片老板、演出商的博览会上得到更多演出机会。五行乐队唱了一场演出，时长60分钟。演唱过程中，观众一直往后退。龚琳娜自认表现不差，结束后问观众的感受，观众觉得她声音太尖锐、高音太多，也不喜欢五行乐队混搭的方式。“怎么能在中国音乐里加爵士呢？”
如果说第一场音乐会是对龚琳娜个人的警醒，这次演出便是对老锣的当头一棒。在过去，老锣坚持中国音乐的国际化需要合作，但这样的合作收效甚微，甚至被批评。他和龚琳娜讨论，决定不再做即兴、不再尝试电声。五行乐队改成龚琳娜的乐队，全部音乐由老锣作曲，她负责把歌唱好，乐器也改为以箫、笛、笙、扬琴为主的传统乐器，“不需要我在舞台上即兴冒险了。”
老锣的音乐才能开始围绕龚琳娜全部发挥，2006年开始，他为龚琳娜制定了两条音乐路线：以《静夜思》《登鹳雀楼》为代表的古诗词，听文化内核;以《忐忑》为代表的现代曲，听细节和张力。
重新定位后，龚琳娜和老锣的音乐得到了西方观众的认可。他们开始在欧洲做音乐厅巡演，观众第一次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将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音乐，龚琳娜的声音在老锣的创作中得到发挥，高音变得动人，原本的“刺耳”被认为是情绪的极致表达。
龚琳娜记得，当时西方很少人关注中国音乐，欧洲流行的是印度音乐和蒙古音乐。藏族歌手也比汉族歌手更受到瞩目。“我唱《忐忑》，这种野性的歌，他们就被镇住了。他们没有想到，这么小的身体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爆发力？没想到你个中国女性，怎么会在台上那么有光芒？只有我不被控制才能有光芒。”
到2008年马赛音乐博览会时，龚琳娜唱了《忐忑》《悲情欲望》等歌曲。会后官方总结显示，观众最喜欢龚琳娜的乐队。从这时起，演出邀约纷至沓来。演出中，龚琳娜渐渐明白，站在国际舞台上，她不是代表她自己，更代表一个中国女人怎么唱出自由歌。
外国人惊讶于她的歌声，她会骄傲地回答：我们中国的声音就是丰富多彩，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很富有。
我该回家了
2010年，葡萄牙政府邀请龚琳娜参加上海世博会葡萄牙语专场，老锣提出让一个葡萄牙女歌手和龚琳娜合作，把《走西口》与葡萄牙情歌嫁接，又写了一首《相思染》，让她们用各自国家的语言填一段词，“我感觉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通过歌，了解彼此的文化。我突然觉得全世界的人表达喜怒哀乐，都有相似的方式，是一种共鸣。”龚琳娜说。
这年年初，龚琳娜曾回到中国参加新春音乐会，演唱了《忐忑》。她发现几个大城市都已经有了漂亮的音乐厅，觉得自己该回家了。这份情感越积越满，以泪水的形式溢出。与葡萄牙歌手合作演出结束回到德国，龚琳娜每天都哭，从中国去德国前她也这样。根据她的经验，这是身体给自己的信号，告诉她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另一个阶段该开始了。“我该回来了，从一个一个大剧院开始演出，培育我的音乐市场。”
9月，她收到朋友的邮件，发现《忐忑》已经成为了最红的网络歌曲。老锣抱着游戏心态创作了一首高难度歌曲，龚琳娜因演唱时需要忽上忽下的气息与心情将这首歌起名“忐忑”。在新春音乐会的视频中，龚琳娜表情夸张、眉毛高挑、眼珠翻飞，极具感染力。
回国后的龚琳娜受到了演出市场的广泛欢迎，她在武汉、天津办了两场个人音乐会，又上了湖南卫视演唱会的舞台。经过媒体的再次发酵，《忐忑》街知巷闻。这打破了龚琳娜从零开始的计划，让她一回国就面对着广阔的平台。《忐忑》在大众语境中迅速被解构，艺术性被忽略，它拥有了一个非常暧昧的形容词——“神曲”。
龚琳娜满足于这个形容，“我每次唱歌就是追求意念和神，观众把它叫作神曲的时候，我觉得定位非常准确。”她消解了暧昧语义中不太正面的意思，“我并没有觉得观众误解。只是观众如果要了解这个作品，需要时间，他们的感性已经理解了，理性层面还需要时间去消化。”
偶有专业歌手提出“《忐忑》非常专业且有艺术性”的评论，也迅速淹没在频繁冒出的模仿视频中。作为演唱者，龚琳娜在收获听众的同时，被放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她本希望走高雅路线、做艺术音乐，却因一首歌曲的走红成为了流行音乐人。
应电视台邀请，他们又创作了被外界视为《忐忑》姊妹篇的“神曲”《金箍棒》《法海你不懂爱》，同样引起了关注与争议。龚琳娜将两首新歌定位为音乐小品，认为这是她与老锣幽默感的展现，“有趣的灵魂才能唱出有意思的歌。”
起初，龚琳娜与老锣乐享其成，“第一次唱就那样火，这让我很满足，我觉得我特别有市场。”但她也意识到这类歌曲与自己最初的想法背道而驰：“媒体将这些歌曲的娱乐部分夸大，不去看艺术深度的部分，这就会让我们走偏。”
接下来的时间，除去少量的音乐会和商业演出，两人将时间花在了音乐积累上。分工和在德国时一样，老锣创作，龚琳娜唱歌。她开始拜师学艺，去各地采风，见了许多民歌手和老艺人，把学到的技巧用进歌里。为了唱好《走西口》，她在冬天坐火车去了陕北，到当地人炕上听他们唱歌，在当地司空见惯的驴嘴里，她听到了陕北民歌中真假声转换的雏形。
老锣则一直专注于中国古诗词的音乐化，自己断句、谱曲，龚琳娜唱。在德国时，龚琳娜唱了老锣写的歌曲《山鬼》——她最初将之理解为等待爱人到来的爱情故事。2017年她开始看《山海经》，发现这本书是“中国文化的童年”，很多元素聚集于此，很多传说从这里来。看完后和纽约肯乐团合作《山鬼》，她比从前唱得更磅礴了。她明白了《楚辭》中“巫”的部分，“这样的音乐是在招魂，是天地在接壤。”
为了与自然更贴近，2017年，她搬去了大理居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她认为，这能让她保持住歌手的“真”和“魂”。2019年年初，她带着所学上了湖南卫视节目《歌手》，执意演唱《庭院深深》，理由是“外国的观众能听懂我歌里面的文化与感情，我相信中国的观众也可以”。但事与愿违，她被淘汰，回到化妆间崩溃大哭：“有种孤独感，这条路还有好长。”
她迅速从情绪中恢复，在节目中留下了笑容。类似的路她已经走过好几次：去德国，她坚持不唱舒伯特，每天弹古琴、练声、唱中文歌，给邻居做红烧肉、炒土豆丝，让邻居都爱上了功夫茶;去北京上学，全校就她一个贵阳人，毕业的时候，她让全宿舍的人都爱上了折耳根。“我爱我的文化，我没有在他们的文化里迷失自己。”
文化认同的源头是12岁第一次去法国演出，演出时她所在的少儿艺术团唱了侗族大歌。演出完毕，全场起立，有节奏地鼓掌。她第一次明白：你的自信不是因为你有没有钱，也与政治无关，只有音乐、只有文化，能够打开所有人的隔膜。掌声给了她足够的信心，从那时起，她决定成为一个中国歌唱家。
疫情是天意，将我和老锣分开
记者：搬去大理之后，你的生活有哪些变化？
龚琳娜：人很容易放松。当我唱歌可以在高山上、可以在森林里，每天听着鸟儿的声音、每天在我面前跑的都是小松鼠的时候，唱歌声音的干净度、纯度完全不一样。这种东西是在大城市里感知不到的。
记者：在云南那边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龚琳娜：早上7点起床，起来以后放着音乐跳跳舞，然后练歌。9点以前就练歌，唱情歌、练古琴，9点以后跟邻居一起打太极拳。中午会午休，下午会看书或者散步爬山，或者约着朋友喝咖啡。每个周末教邻居们唱歌。原来是天天教，后来因为合唱团来的人越来越多，固定的每个周末周六或者周日上午教他们唱歌，唱的都是古诗词。
在那里我觉得每一个人带来的知识很不一样，人和人之间关系很和谐，所以打太极拳、唱歌、学习中医、了解中国文化，就成为我们大家都热爱的事情，而且每一个人都很自由。
记者：这种生活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龚琳娜：比如说我教邻居唱歌，有的夫妻结婚几十年了，是那种可能左手摸右手的状态，但是来唱歌以后，他们开始穿情侣装。有时候我们出去唱歌，男的打着伞，女的搂着他的腰，突然迸发爱情的火花。这个是自然转变的，是因为在歌里，音乐会让你的心整体打开，让你的生活充满着期待和热爱，就像一朵花开放一样。
我看到了家庭关系的和睦，包括有的人可能有抑郁症会吃药，但是因为唱了一段时间歌心情愉快，药都会停。所以这种事情就让我明白，音乐并不是一个表演，也不是为了向别人炫耀。音乐本身就手之舞足之蹈之，用语言不能形容，你需要跳，你需要唱，你需要用一種更夸张的方式去表达内心的情感，但它也是一种人和人之间沟通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
我曾经去新疆，看到当地人在办婚礼，我特别想进去看，可是我不认识人家。门口有乐队，在吹奏乐器，我就在门口跳起来，他们就把我请进去了。里面有一支流行乐队，里面也在跳舞，我就跟里面所有的嘉宾跳舞。音乐舞蹈把大家就拉近了。我觉得音乐就是生活，我们唱歌唱的就是生活，音乐的第一目的是让自己开心，然后用你的开心去打开别人，去表达跟身边的人与环境的这种连接。
记者：现在你的音乐中，几乎都是你主导，而从前老锣担任制作人的时候更多。老锣现在在你的生活和音乐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龚琳娜：我们各自独立，不互相依赖。这种各自独立是在疫情之后。我开始意识到我特别依赖他是在三年前，我发现如果我生命里没有他，我就会有恐惧。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绝对不能这样下去。我开始独立寻找我要做的主题，我先从艺术上尝试，比如在这个阶段跟不同的作曲家合作，在生活里我也学会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不要太多地依赖他。还有精神上很多事，我自己原来是有一点事就跟他商量，马上就商量，现在我会自己琢磨，因为在还没有成熟的（想法的）时候跟对方商量，就很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你就听他的了。其实不是听不听别人的，而是你自己能够沉淀下来。
记者：这个过程中，老锣是怎样的态度？
龚琳娜：我想刚开始他也会觉得他不受关注了，我不喜欢他的东西了，就多少都会有。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他不要管我太多，我自己想做决定，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人会有跟原来很不一样的距离感，但我一直觉得这种距离感很重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合作关系我希望进入一个老锣可以跟更多的人合作、我也可以跟更多的作曲家合作这么一个新的生态。疫情是一个天意，老天爷把我们分开了，我就更明确地自己照顾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