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斗者王海

    郭梓昊

    

    

    在2020年年底出手打假辛巴、罗永浩之前,王海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多数人淡忘。70后、80后们需要努力搜索记忆,方能从历史的尘埃中打捞起那张戴着墨镜的脸;90后们则干脆不知其人。这个曾经领一时风潮的“打假第一人”,从22岁年少成名到饱受“知假打假”争议,再到津成、南宁事件转身幕后、成为年入千万的打假公司老板——20多年打假生涯浮沉,王海永远好斗,始终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重新站回风口的王海47岁了,一笑,眼角都是细纹。他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但也不像一个只为谋利的奸商。20多年过去了,墨镜始终未被摘下:打假偶像和逐利商人,偏离任何一个,都不是真实的王海。

    重回风口

    面对“重新火起来”这件事,王海多少感到有些疲倦。2020年12月21日,王海暂停西安的维权事件,飞往深圳调查罗永浩直播售卖的漱口水真假。这一周,他辗转3个城市维权,每天处理数百条委托维权的微博私信。

    走在深圳市民中心附近的马路上,王海对曾经的打假对象如数家珍:“这边的饭店曾用日本鲍充当非洲鲍,被我们抓了现行”“那边的整容医院卖假药坑人”“还有这家酒店,卖的都是假茅台”……

    即便一度消失在大众视野中,所发微博无人关注、评论区互动数为零,王海从未离开打假这一行。

    “从个人角度上,我打假更多是自娱自乐,成就感是排在第一位的”,王海说,“揭露罗永浩,很好玩”“看到辛巴假人设被揭穿,太有趣了”。一旦谈及“你从打假中获得了什么”,王海就展露出一种几乎孩童般的执拗,似乎“天生爱与人斗”。

    就靠这股执拗,这次复出,王海打得又准又狠。几个月前,一句“辛巴直播间的燕窝就是糖水”,彻底撕开了直播带货的遮羞布。乘胜追击,他将直播电商形容成打假人的“富矿”,转而盯上“智商更高的骗子”罗永浩,从漱口水、兰蔻口红到流星项链,死磕老罗近一個月。

    结果不尽如人意。除了引发老罗自爆所售羊毛衫掺假,这一次,王海没能再现打假辛巴燕窝时的高光时刻。饶是如此,前后打假两个重量级网红,王海已经赚足了噱头。各大社交媒体上,围绕王海的讨论达到了一波高潮。最常见的措辞就是:王海回来了。

    各地媒体闻风赶来,询问王海盯上辛巴、罗永浩的目的。他回应得云淡风轻:“因为他们本质是骗子,我要揭穿他们的假人设。”

    与此同时,质疑、谩骂伴随流量狂欢一同到来。王海的种种往事、旧闻被人再次提起、拆解、重构。“勒索犯”“黑吃黑”……负面评价不断涌现。王海拂一拂尘,直言这些“都是水军”。他拟了份近200人的名单,向这些人一一提起诉讼并每人索赔一万元。

    2020年12月27日,广州市场监管局开出罚单:对辛巴旗下公司罚款90万元。快手官方则封禁辛巴个人账号60天。王海对结果并不满意,屡屡搬出法条来欲讨说法,“不较真,那就不是王海了。”

    刘殿林比王海大21岁,是最早跟随王海学习打假的众多徒弟之一。直到今天,早已单干的刘殿林说,他仍愿意叫王海一声“师傅”。他清楚记得,第一次听闻王海其人是在1995年,“就是那一年,王海开始打假”。

    打假时代

    出身草莽、性格冲动,成为青年王海最明显的两个标签。也正是凭借这两个标签,王海得以闯出一片天地。

    上世纪90年代,王海火爆程度一时无两:一说到打假,没人不知道王海,人称“王海现象”。

    一切得从两副索尼耳机说起。

    1995年,王海陪着考中央戏剧学院的亲戚来到北京,两人一同在河北大厦附近的旅馆住下。闲来无事,王海到东城宽街法律书店看书。彼时,中国第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问世两年。在书店里,王海翻到了该法案的第49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新规定,基于惩罚性赔偿原则,凡售卖假货均损一赔二。”

    王海决定“以身试法”,随即跑到隆福大厦花170元,买了两副假冒的索尼耳机,开始艰难维权。

    “先找消协、没找着。再找东城区工商局,对方说这归质检局管。结果质检局又把皮球踢给了索尼工厂。”王海干脆自己打车跑到索尼北京总部,好不容易得到索尼官方的假货鉴定结果,却被告知“无法给个人开具鉴定证明”。

    一来二去,在京两天,花销已超200元。王海心一横,索性一条路走到黑,让表弟再去隆福大厦买了10副耳机,并向工商局投诉。

    同年8月,媒体报道了王海维权事件。舆论助推下,22岁的山东农民一夜间成了民间偶像:一个闪耀着正义光辉的打假英雄。那一年,王海火了,名字传遍大江南北。

    3个月后,大量“职业打假人”在全国各地涌现,“王海事件”迅速升级成为“王海现象”。很难说清王海的成功是偶然还是必然,但在假货横行、国内产品质量合格率只有65.9%的1995年,他确实是第一个站出来高声疾呼的人。

    “王海先生是众多中国消费者中,唯一一个被捧起来的”,与王海有过商业来往的打假人纪万昌认为,当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出台许久,民众维权意识却仍未苏醒,官方需要一个契机。王海现象的出现,是业界苦等的“甘雨”。

    向工商局投诉8个月后,王海拿到了耳机的全部赔偿款共计1020元。这让王海意识到,“打假”也能成为一份“职业”。他开始主动搜索猎物,寻找商机。

    “假货嘛,放眼整个商场,到处都是。”回忆当初,王海狡黠一笑。1995年10月,“愣头青”王海再度从青岛杀回北京,把当时各大商场闹了个底朝天。专挑假皮带、假珠宝等售价偏高的商品下手,王海一周内成功索赔8000元。

    频繁进出商场四五次后,王海发现自己被盯上了。从踏进商场的那刻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着,想买东西,对方就会及时制止,说辞倒是很统一:“对不起先生,这个货物已经有人定了,您不能买。”

    单独行动不便,王海开始想别的办法。1996年,王海注册成立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开始企业化经营,团队员工一度多达上百人。打假案件多了,得罪的人也多了:腰间的BP机整天响个不停,一看都是恐吓留言。

    舆论的风向也变了。媒体开始对“知假买假”的行径展开批评,但王海不在乎,“人不能太完美,有点争议会更好”。他依然是打假行业里的NO.1,直到更大的争议出现。2000年,津成事件爆发,王海为此近乎身败名裂,最终黯然退出江湖。

    大闹南宁

    20多年过去了,“江湖”仍然有人记得津成事件。在王海打假辛巴、罗永浩的博文底下,“敲诈勒索”“碰瓷敲竹杠”的评价,似乎成了王海挥之不去的职业污点。

    津成事件是王海打假生涯的一道分水岭。

    2000年,王海接线人举报,着手调查天津津成电线造假事件。随后两段录音相继被曝光:王海喊话津成100万元“私了”;王海被一家造假企业雇佣,以枪手身份去打击另一家造假企业。

    “当时话术不够规范,给人落了口舌”,20多年后,王海依然尝试辩解。王海坚持认为自己没犯根本性错误,“首先我是以消费者身份起诉他的,走的是合法程序。其次,约定大于法定,既然津成选择走庭下和解,就算我‘漫天开价,要100万元还是1000万元,这都是合理行径。”

    这番解释一无用处。当老百姓发现打假英雄还要以此谋生时,情感上产生的强烈反差往往足以淹没理性。

    “王海是个骗子,是个披着打假外衣赚钱的商人。”短短数月间,王海成为媒体口中“黑吃黑”的典型。同年,因为代言、夸大宣传一款保健产品,他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调查,并被消费者以欺诈罪起诉。随后,王海又被人民网点名批评,称职业打假“利益驱动,无关正义”。

    在刘殿林看来,津成事件仅仅是个开始。后来爆发的南宁事件,彻底让王海陷入崩溃。

    2000年9月,王海称从有关人士的口中获取了津成私了的证据。“一想到要出口恶气,精神高度兴奋、一周没睡,又喝点酒”。那时王海刚好在南宁出差,钱包丢了,没有现金支付车费。他试图借钱,从所住酒店的门童到大堂,90分钟里,王海只筹到了10块钱。“堂堂南宁国际大酒店,几千块的押金都交了,连十块钱的账都不赊”。借着酒劲,王海把酒店大堂的桌子砸了个稀烂。

    据王海回忆,当时稍微清醒过后,自己就打电话报了警。但到公安局后,自己又与赶来的记者发生了冲突,“把公安局给砸了”。此事曝光后,“大弟子”刘殿林与一众打假人前往南宁声援王海,却被媒体以“抢夺职业打假人头把交椅”写进了新闻稿里。

    事后,恢复理智的王海以精神躁狂自辩,甚至透露,“我付了1400元赔偿金给酒店,又自愿进了精神病院。”如今谈及,他又否认了“自己得病”这一说法,倒对住进医院念念不忘。“呆在医院的那一周,是津成事件后我最轻松的一段时光。喝着家人送来的人参鸡汤,住着独立的大单间病房,每天作息规律……”

    没有人知道王海内心的真实想法。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众人眼中的“愣头青”,终于狠狠撞了一回南墙。

    当年9月24日,王海从南宁给各家媒体发了一份书面解释,称今后不再从事“以怨报怨式”的个人购假索赔活动。两天后,他离开了南宁,转身成为王老板,经营4家打假公司。

    自那以后,周围的朋友感觉,王海变得“低调、谦虚、说话小心翼翼”。王海不这么觉得,他自称,在那次事件中得到的唯一教训是,喝酒会误事。“无论碰上什么场合,我都是滴酒不沾,能推则推。”

    依旧烦恼

    “天蝎座天生就爱管闲事”,王海如此评价自己。遇到交通堵塞,他会站到大马路中央充当交警指挥交通;看到火车站有人抽烟,他会假装工作人员严词制止。“很奇怪是吧?但我现在不这么干了,这种事该留给专门的人去做。”

    王海将其称作一种微妙的转变,是自己变得更成熟的体现。旁人再难从他身上窥见情绪的波动,即便有,也转瞬即逝。众多采访过他的媒体,都以“墨镜背后看不清的眼神”来形容这种神秘感。

    “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交易。打假、夫妻关系……都是一种交易。”说话间,王海戴回了那副小孔墨镜。某种程度上,王海不愿摘下的墨镜以及近乎冷酷的“交易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现实击溃后,为自己编造的一层保护网。

    王海有两部手机,他拒绝谈论家人,完美地隔绝了工作与生活。但无论如何隐藏自己,王海的烦恼就在那里。

    王海曾说,“打假为挣钱,是人们对我最大的误解”。他并不否认打假赚钱的事实。“人们只看到打假人年入千万,却看不到骗子月入过亿。如果我真要挣钱,还不如当骗子。”

    1995年11月24日,王海如日中天,他在京城赛特俱乐部发表演讲称:“我很困惑,难道我做一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错了吗?”时隔20多年,这种困惑依然在。

    2018年,王海团队曾花5万元买了数十瓶假茅台,寻求退款赔付,最终遭遇败诉。法院判决书上写:“你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消费者。”这让王海有些气愤,“大众认为你知假买假,动机不纯,却不知道这种行为在客观上保护了售假。”

    因为不被理解,王海决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布道者”,向外界传递自己的理念。

    “人年纪大了,就会念旧”。5年前,和王海一起调查津成事件的記者尹鸿伟因淋巴癌病逝。王海说自己怀念他,“下个月,我们计划到昆明,去他的墓前献花”。

    20多年闯荡江湖,浮沉之间,王海坚信:“要学会适当妥协,活着才能成为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