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原因及其启示

    许文星

    【摘 要】科恩作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其研究历程中经历了从一般马克思主义哲学到政治哲学、从传统方法到运用理性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探讨科恩政治哲学的转向，一方面能够了解科恩转向的目的，另一方面能够了解分析哲学产生的背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参考借鉴意义。

    【关键词】科恩；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1-0035-03

    一、科恩转向政治哲学前所进行的研究

    从1979年开始，以G·A·科恩、J·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约翰·罗默（John Roemer）为代表的“九月小组”每年聚集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本主题开展讨论，试图构建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多数学者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思潮。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拥有它自己的有价值的思想方法，比如辩证法。他们用主流的理性思维方法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方法主要包括逻辑和语言分析方法、经济分析方法以及描述选择、行为和策略的方法[1]。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很多经典论点都提出了质疑，但保留了其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共产主义的追求。罗默指出，当前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保留了马克思的平等主义和民主价值理念，但他们正在放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细节、方法和对未来社会的描绘”[2]。因此，这一流派是否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然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却愈来愈多地出现在世界各地面向学者以外的进步读者的出版物上，他们的著作已被翻译成13种语言[3]。这也从侧面说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一定程度上挽救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影响力。

    科恩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之一，主要是用哲学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他在1961年师从牛津的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学习英国的分析哲学，这为他以后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论上的基础。在阅读了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之后，他深感阿尔都塞表述的模糊和逻辑的混乱，并曾因同样的问题受到艾萨克·利瓦伊（Lsaac Levi）的质疑，因此抛弃了辩证法转而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在这本书中，科恩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独特的辩护，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他对生产力为何不断发展的解释，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有所不同。他认为，人是有理性的，因此在社会中不会总是放过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解决物质匮乏的机会，因此，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总会有某个地区有生产力的发展，在这个地区生产力发展后，会用霸权或其他形式使其他地区也融入这种进步中，从而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生产关系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修正和辩护，构成了科恩早期研究的主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经典的“两个必然”理论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这迫使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走向更深的层次，开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二、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原因

    （一）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成长和历史背景

    科恩成长于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思想背景的家庭中。科恩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同样也“带着强烈的当地马克思主义的色彩”[4]（P.279）。因此，科恩从小就已经被潜移默化地培养起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定信仰。在童年时期，他就目睹了许多共产主义者无私奉献的过程，因此客观的生活经历也使他感受到，社会主义是值得信仰的。20世纪80年的苏联解体却使他对共产主义可以实现仅存的一线希望破灭了。这应该说是促使他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外在因素。

    另一方面，从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导致商品的丰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社会福利改革，使原本一无所有的工人阶级已经生活得相当舒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社会大多数的、极度贫困而饱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似乎已经不存在了。市场这个备受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经济工具对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公认的作用，很多人并不认为市场所倡导的等价互换会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而采取马克思所推崇的计划经济手段的苏联却最终崩溃了。另外，虽然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生态危机的全球化，让人们意识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按需索取可能是无法实现的。

    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的热潮中，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的正当性竭力辩护，将资本主义描绘为人类所向往的最理想的社会形式，而为社会主义辩护的声音却日渐衰弱[5]。因此，对于一个有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人，“在社会主义被视为无足轻重的环境下保持对它的忠诚是很难的”[4]（P.298）。科恩非常需要寻找到坚信马克思主义理论信仰的根本动力。另外，1971年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使被冷落已久的政治哲学重新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也为科恩作为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现实原因

    科恩于1963年成为伦敦大学学院一名教授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教师。他在教授政治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发现马克思主义甚至社会主义不能起到政治哲学的作用。因为，科恩认为，政治哲学在历史中是存在的，规范性的终极真理是历史中的不变量，它们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内容。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中同样存在规范性原则。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是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平等之所以是虚伪的，是因为这种平等建立在私有制——一种保证经济上不平等的制度——之上。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人的权利实质上是不平等的，妨碍了人的自由。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它预设了平等、自由是正义的，值得每一个人追求。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却并没有讨论什么是公正、正义。平等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进行道德上的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因此经典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为什么平等在道德上是正确的，究竟是什么使它具有道德上的约束力[4]（P.7）。

    因此，当科恩在1972年第一次遇到诺奇克对张伯伦的论证时，他并没有现成的理论能够反驳诺奇克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在阅读了诺奇克出版于1974年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之后，从1975年开始，他投入到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反驳诺奇克，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诺奇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以虚构的篮球明星“张伯伦”为例，讨论了分配正义的问题。他认为，在所有人平等分配的前提下，人们有权利支配自己已经获得的财富，即使这种支配的结果会最终导致财富的不平等。社会主义破坏人的财富支配过程、重新恢复财富平等，是不正义的。这表明，诺奇克是以“自由”作为“正义”的衡量标准。虽然科恩认为诺奇克的这本书是“乏善可陈”的，但要驳倒他，就不得不讨论“自由”、“正义”和“平等”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这恰恰属于政治哲学的讨论范畴。通过分析诺奇克的论证过程，科恩指出，分配财富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分配自由的过程，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将阻挠而不是增加自由。因为有些人将因拥有的财富比别人少，而无法做出与其他人相同的选择。因此，自由实际上是要求平等的，社会主义对财富进行再分配才是符合正义的。

    （三）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深层原因

    科恩对“两个必然”结论的质疑，也同样使他的研究指向了政治哲学领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6]。科恩则认为，无产阶级正处在解体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找不到对应的群体。一个由于受剥削和贫困而与社会主义革命有必然的利害关系、同时由于其本身的生产力和人数而有能力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体已不复存在[4]（P.9）。因此，科恩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有必要从规范政治哲学的高度对价值和原则进行阐述，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以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召力和说服力。

    应当说，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深层原因在于，马克思的理论中仍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马克思的观点是随着著作的完成而不断完善的，而马克思直到去世仍然没有完成他的所有写作计划。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需要后人进行发展的。科恩一直信仰着马克思主义，即使后来他不再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一种科学，他仍坚持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这种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张力，使他不能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认为对社会主义的反对只是“受阶级和其他偏见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4]（P.4），而是必须用严密的、极具说服力的理论分析予以积极回应。他认为，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并不仅仅在于那是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它同样意味着比资本主义更加自由、平等，因此是更加正义的制度。

    三、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研究的启示

    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研究，用分析的方法来批判以诺奇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捍卫了社会主义，也开辟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领域。

    从积极方面来看，科恩的转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用新的研究方法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分析未尽的新领域。这对于防止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条化和陈旧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新的发展状况为背景的，如果说他的政治哲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部分，那么这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品格。最后，科恩的分析马克思主义以及政治哲学研究都在全球引起了很大反响，能促使人们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考资本主义的缺陷，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提供助推力。

    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科恩对马克思理论的分析就是正确的。

    首先，科恩转向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政治哲学的“空场”。但这个“空场”真的存在吗？马克思在早期思想中，从他的三篇中学作文到莱茵报时期，甚至德法年鉴时期，都曾大量使用了“自由” “民主”“平等”等概念，但在他发现了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之后，就认识到所谓的“自由” “民主”等政治哲学概念，在没有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都是资产阶级用来消除反抗的工具而已。因此，随着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成熟，他不再空洞地谈论自由、平等和正义，而是更多地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按照佩弗尔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正义的批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一般性批评层面和特殊性批评层面。首先，正义是内在于特定社会的法权观念，也仅仅适合于某一特定的社会，从这一层面来看将一个永恒的正义观念强加于某一个特定的社会是不合理的，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就不能说资本主义是非正义的；其次，正义观念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7]。因此，马克思并不是没有讨论政治哲学问题，而是认为这一问题并非是根本性的。但这并不是说，在当下政治哲学就完全没有研究的必要。政治哲学在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会消失，就证明了在此之前，它将一直存在。

    其次，科恩对“两个必然”的质疑并不是无懈可击的。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进行定义，即没有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劳动者。从这个定义出发，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称为无产阶级的也不是少数。同时，科恩认为，“自我所有”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而这一基础与自由主义是一样的。但这也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因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都曾指出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一无所有，因此工人才最有革命性。马克思也不反对“自我所有”，他在《资本论》中曾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因此，自我所有在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中存在是很自然的。

    最后，在肯定科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的同时，也不得不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偏离。他试图通过与左翼自由主义划清界限来保卫马克思主义，仅仅强调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他以“自愿平等”为基础，通过“自愿纳税”实现“普遍福利”的理想制度设计，以每个人的共识作为实现正义的基础，具有强烈的唯心主义色彩。而意识往往是会变化的，因此这种制度设计只能是一种空想。从根源上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致命伤在于，他们在否定必然性、强调规范论证的道路上走得过远，纯粹将社会主义的实现寄托于抽象的道德辩护之上[5]。

    综上所述，科恩的政治哲学转向是各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来自科恩个人成长和生活背景的影响，也有其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还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张力。科恩的政治哲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但在学习和借鉴科恩的研究经验的同时，也要防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读、误判，切实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真道理、真理论，既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也不偏离其正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

    [1]G.A.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 [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陈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批判——以柯亨的历 史理论为中心[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3]何增科.什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J].当代世界与 社会主义（季刊），1997，（ 1）.

    [4][英]G.A.柯亨著，李朝晖译.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 [M].东方出版社，2007.

    [5]李旸.试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J].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7]Peffer. Marxism， Mor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8]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

    [責任编辑：褚永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