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与“主义”
王雪楠
[摘要]1921年广州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乃至“分裂”，实际上是“主义”分歧掩盖下的现实利益冲突。1920年初，柏伟烈、维经斯基等人在华工作的开展虽为“安（那其）-布（尔什维克）联合”创造某种契机，却终因陈独秀赴粤主持广东教育改革而归于泡影。究其原因，同样身处“教育界”谋生的无政府主义者，对陈独秀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职权”之忌惮已远胜于“主义”分歧。在无政府主义者眼中，陈独秀的“权势”不仅对“无政府主义”宣传造成空前压力，更将涉及粤省教育界势力划分，危及众人“饭碗”；在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眼中，从借故挑起事端的“晨报社”，到风潮迭起、谣言不断的“广东高师改隶”，背后皆有无政府主义者的身影。无论两派是否真的存在“理论”争执，现实中早已势成水火。
[关键词]陈独秀；无政府主义论战；广东教育改革；利益之争
1922年，陈独秀于《新青年》9卷6号上发表“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之来函。黄称其自俄国归后，已笃信“无产阶级专政”为“过渡时代”之必然路径，愿归入“布尔什维克主义”旗下，与陈共谋革命。[1]
然在无政府主义内部刊物《工余》上，黄凌霜本人则称此函为陈独秀为“分裂同志”所赝造的“奇怪通信”。黄坦言，自己对俄早已失望至极。他自认洞悉“列宁之智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真相，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借“劳农”之虚名而行“智识阶级人物的统治”。自俄归后，本不愿对俄事多加置喙，不料却被陈独秀“数次试探拉拢”，劝说“联合”。不愿受陈之“强权压迫”而反遭“利用”。[2]
多年来，学界关于“安”（无政府主义者）、“布”（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论战”探讨，始终集矢于二者“革命策略”之异同比较。“安、布论战”或被视为“空想派”与“现实派”的最终决裂[3]，或被当做“社会革命”阵营内部“激进派”的“不妥协”批判与“现实派”的自我净化过程。[4]总之，多倾向于“形而上”的纯理论解析，而相对弱化其共有的理论、现实环境，易于忽视双方“主义”、“策略”之争的现实环境与利益纠葛。
自理论而言，俄国革命后，双方于外皆受“俄国”之强烈刺激而萌生“社会革命”之愿景[5]，于内皆面临其理想、主义“从图纸到现实”的必要转变。自现实而言，1919年以来有关克鲁泡特金在俄的传言，俄国人柏烈伟、维经斯基、维连斯基、斯托扬诺维奇等人于京、津、沪、粤等地的多方活动，不仅是促成“安、布联合”希望的直接因素，更是诱发安、布组织对垒乃至最终分裂的重要外因。
黄凌霜1922年曾坦言，是自己当年的偶然之举一手造就“露党（指俄共（布）——引者注）在华活动之局”。[6]最先接触者，乃俄国侨民柏烈伟[7]。郑佩刚回忆称，早在1920年初，通过阅读《民声》杂志而知晓通信地址的柏烈伟，以世界语来信，表示愿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共商社会革命”。郑随即致信北大黄凌霜[8]，正是通过黄的关系，使李大钊与居于天津的柏烈伟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有了商讨“联盟”的重要机会。[9]在众多无政府主义者的历史记忆中，始于天津晤谈的“社会主义同盟”成为“安布携手”的重要标志。然这个“组织”，却是维经斯基赴华后一直希望并试图建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同盟”。按维经斯基的设想，这种联合并无安、布“主义”之分，只要明确赞成社会主义、愿意参与社会革命之师生皆可加入。[10]
这种整合思路却与当时在沪积极筹备新革命组织的陈独秀相左，并未最终落实。《新青年》脱离群益书社在即，陈独秀希望以自己沪上的友人圈子——李达、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李季等，以及对马克思学说研究始终投注热忱的学生辈——周佛海、施存统、沈雁冰、袁振英、陈公博等为主体，成立可信任的组织。[11]郑佩刚虽热心介绍费哲民、赵石龙、黄壁魂、张默池等无政府主义者与陈结识，却始终没有两派整合的实际举动。[12]
然而，这并不妨碍俄国人开拓广州“革命局”的工作。凭借黄凌霜的关系，以记者身份赴粤的斯托扬诺维奇夫妇首先取得了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刘石心等人的协助，开办通讯社与《劳动者》杂志。当年陈炯明对无政府主义的开明态度，一度使粤省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备受瞩目，乃至作为政府机关报的广州《晨报》，皆号称无政府主义之“大本营”。
然1920年底，陈独秀携李季等人赴粤后，松散但微妙的“安-俄合作”局面迅速发生逆转。刘石心即明显感觉到，俄国夫妇自陈独秀来后便主动疏离了原来的“合作者”，与陈独秀密切往来。刘虽对此颇感无奈，却也觉得情有可原。[13]陈公博、谭平山等人早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团”组织并开办《广东群报》，“新青年社”亦在广州挂牌成立，上海与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此汇合。
《新青年》自成为党内报刊后，其党派色彩虽然明显增强，但仍不失其“理论研讨”之基调与谨慎。陈独秀“公开批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批评》，与其说是“论战”檄文，不如说是基于“比较”的学理探讨。随后陈与区声白的辩论，除刊载于《新青年》之外，更公开发表于专事理论研讨的《广东群报》副刊《黎明》。
在陈独秀看来，他只不过提出两个最简单且现实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虽有基于“人性善”的美好“联合”设想，但缺乏必要“强力”居中协调的联合，又如何应对复杂的现代经济生产？又如何使落后的工业农业社会化？[14]
可是在区声白眼中，陈独秀的做派乃“恃势攻击，屡与吾党为敌”，不仅在私下场合无理要求众人“悉听其指挥”，更在公开场合“破坏吾人信用”[15]。实际上，广州无政府主义者所忌惮者，所谓陈独秀之“势”，未必在其“主义”，而在其职权。陈独秀以知名学者身份应陈炯明之力邀，身膺“广东教育委员会”之委员头衔，不仅能使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力倍增，当然也可有借助职权阻碍“（无政府）主义传播”之机会。[16]
实际上，“主义”招牌之下最忌惮者，乃陈握有操纵广东从教者“生计”、“饭碗”之大权。原本供职于广州《晨报》，且早年与陈相识于沪上之无政府主义者赵石龙，本想趁陈独秀主持广东“教育改革”之机，借私谊向陈谋取第二高等小学校长之职。不料竟被陈查知其诬捏原校长为“政学系”，“校内已起风潮”之事实，严行拒绝。赵石龙遂于《晨报》挂出“主义”招牌，积极反陈。[17]《晨报》甚至一度放出消息称，陈独秀对《晨报》社之“计划”，明有“主义”口水战，暗有“改组归己”之阴招：一驱赵石龙，二改组编辑部，三以“官力”强收《晨报》社为己用。[18]
而此时广州城内，关于陈独秀之各种传言早已甚嚣尘上：不仅有国民党员公开指责陈“好放空话”，徒以“浮嚣之气”荼毒青年[19]，更有香港报纸、上海《中华新报》疯传陈独秀有“万恶以孝为先，百善以淫为首”的“讨父公妻”言论[20]，广东省议会一度起“驱陈”动议[21]，甚至连陈炯明本人都当面向陈核实此论[22]。
更有甚者，广东“高师”由“国立”改“省立”之变动，也成为攻击陈独秀之利器。按陈独秀自己的说法，高师“改隶”实源于教育委员会施用公文之不便。“高师”虽名为“国立”，然其经费向由省库开支，主管粤省教育的“教育委员会”究竟是否可以“省立”视之并施用公文？委员会内部难以议决，故函问主管省务之古应芬厅长，得“改为省立”之明覆。[23]
高师大多数学生反对改隶，认为“国”、“省”一字之差自然天壤之别，不仅失其名誉更徒丧“官费”之资助，广东政府终有统一全国之日，“省”岂可代“国”。[24]然在高师教职员写给省长的陈情状中，众人对“改隶”之不满却完全不论他因，专门集矢于陈独秀一人：“其道德学问已为教职员熟知，若令其广东教育之权，广东教育前途必不堪问……如不收回成命，恐全体辞职”；甚至有人明言，陈独秀的“高师改隶”计划实为“派爪牙入寇的第一步工夫”，随后广东各省立高校校长，将次第易以“同派中人”，陈坐收“振臂之助”[25]
在北京《晨报》看来，陈独秀之介入广东地方教育，已在无形中触动粤教育界“新旧派”、“地盘”乃至“饭碗”之争，前途堪虞[26]；在广州无政府主义者剑君看来，借“无政府主义”招牌攻击陈独秀或冒称“无政府主义”从中作梗者，皆有失气度，不算光明正大的“主义”竞争，“主义宣传”岂可借“倒陈”而收“强人相从”之效？[27]
然而，在陈独秀眼中，无论其“主义”如何高尚，“无政府党”已彻底沦为“下品”[28]，甚至成为“青年底大毒”，“非从政治上教育上实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我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将永无救治之一日”，非以名称其实的“开明专制”，不足以将国民从“人类普通资格水平线之下救到水平线之上”。[29]
[注释]
[1]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564.
[2]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609-613.
[3]代表性著作参见：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田子渝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蔡国裕.一九二○年代初期中国社会主义论战[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8.
[4][美]阿里夫·德里克.孙学宜译.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5]杨奎松.社会主义从改良到革命——十月革命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J].学术界，1987（5）.
[6]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613.
[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41.
[8]高军主编.无政府主义在中国[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13.
[9]马模贞编.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98.
[1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卷[M].北京：北京图书出版社，1997：33-34.
[11]（日）石川祯浩，袁广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66.
[12]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956-957.
[13]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936.
[14]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46-347.
[15]唐宝林.陈独秀全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300.
[16]葛懋春等.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下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584.
[17]博（陈公博）.正告夏重民君[N].广东群报，1921-3-4.
[18]袁振英.袁振英质问夏重民[N].广东群报，1921-3-3.
[19]平.陈独秀与粤教育界[N].申报，1921-3-3.
[20]子平.辟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谣言[N].上海民国日报，1921-3-24.
[21]群报记者.议员？常识？[N].广东群报，1921-3-11.
[22]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02.
[23]子平.辟污蔑陈独秀主张“讨父公妻”谣言[N].上海民国日报，1921-3-24.
[24]丘震南.对于高师改隶之商榷[N].广东群报，1921-3-22；林卓夫.高师改称底我观和我对丁宗成君的主张底驳议[N].广东群报，1921-3-18.
[25]广东高师改为省立问题[N].申报，1921-3-23.
[26]广东教育界新旧两派之争[N].北京晨报，1921-3-24.
[27]剑君.从无政府主义的眼光批评反对陈独秀者[N].广东群报，1921-3-19.
[28]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9.
[29]任建树主编.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