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内涵与模式
吴一诺 聂云霞
摘? 要：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赋予的必然权利，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表征。界定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概念内涵，厘清三者之间的互动關系，归纳总结国内外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既有模式，对于明确当下公众参与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具有先导意义，进而有效凸显社会治理中的公众角色和档案力量。
关键词：档案资源建设;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社群档案;参与模式
Abstract：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resource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ight granted by social governance， but also a path and embodimen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governance. Defining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rchiv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overnance， clarifying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mong them， and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mod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archival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of guiding significance to clarify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ifficulti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us effectively highlighting the public role and archives power in social governance.
Keyword：Archive resources construction;Public participation;Social governance;Community archives;
Participation model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国外主要从案例研究（露丝·伊莱恩·贝希勒Bayhylle Ruth Elaine[1]）、身份认同（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2]）、社会公平（坎巴露丝Kambar， Ruth.[3]）等方面开展研究。在国内，冯惠玲[4]、加小双[5]、任越[6]、李孟秋[7]分别论述了家庭建档和社群档案建设的意义;周林兴、仲雪珊[8]、王丹[9]、周文泓[10]对档案资源建设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以及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环境驱动力进行了论述;此外，近年来，档案界亦有部分学者对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且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如张灵慧[11]、寇京[12]、加小双[13]、蒋冠[14]分别论述了社会公众利用社交媒体参与档案馆信息资源建设的类型、档案资源结构的历史性变化以及公众档案研究的必然趋势。
综观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档案界已注意到档案资源结构从“国家模式”向“社会模式”的转变，注意到了新时代公众的能动作用，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一定的积累，研究范围也有了一定的宽度，但仍存在着不足之处。
现有研究大部分都是关于“档案资源建设”外部环境因素的研究，对档案资源体系本身的建设关注较少，大多将公众视为接收档案资源的服务对象，缺乏对公众权利和能动性的关注，且对于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尚无明确的内涵定义。
鉴于此，本文基于公众、档案资源建设与社会治理三者的互动关系，论述社会治理背景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实现路径。
1 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核心概念释义
1.1 公众。“公众”一词对应英文中的“Public”，各个学科领域对其定义有所不同。《中国百科大辞典》将其定义为“具有共同关注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对象，并对它们持有某种相同观点，但暂未形成统一组织的人群。[15]”公共关系领域认为“公众”是相对于组织的概念，是特指在公关业务中有着某种共同需求、共同爱好、共同态度或共同行为，且与一定组织发生利益关系的群体。[16]
本文所论述的公众作为新的档案资源建设主体，指的是相对于传统档案工作中占据主要地位的主流社会组织、官方机构、著名人物而言，处于非权力核心地位的公民个体、社会团体、社群社区等。在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公众因其信息素养、媒介运用能力、参与愿望等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参与程度。
1.2 社会治理。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赋予“治理”新的含义，主张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向社会授权，强调弱化政治权力，甚至去除政治权威，通过多主体、多中心治理，实现政治和治理多元化，企望实现政府与社会多元共治、社会的多元自我治理。[17]
我国的“社会治理”有其不同的含义，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政府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18]
就档案资源建设而言，社会治理一方面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公众参与并不排斥传统的主流叙事，而是作为档案资源新的治理主体，进行自我表达和发声，参与历史书写，为档案资源建设增添新鲜血液;另一方面要求各主体间的互动协同，即公众与传统主流档案部门、社会组织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在传统档案工作主体的帮助与指导下根据自身需求有序有质有量地形成、保存自身档案，以实现更广泛范围内档案资源的共建共享。
1.3 档案资源建设。本文中的档案资源主要指档案信息资源，所论述的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特指在历史叙事中处于非权力核心地位的公民个体、社会团体、社群社区自发参与叙事，形成关于个体、家庭、群體的档案，与传统档案资源共同构成档案资源体系。同时，档案资源是档案工作发展和档案事业建设的核心和必要前提，也是进行档案著录、利用、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因此，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具有前期物质积累的意义和作用。
2 社会治理、公众与档案资源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
社会治理背景下，档案不再仅仅是国家、机构等权力核心的专属记忆，公众可以参与形成自身档案，转变传统环境中被动的、被服务的受众角色主动参与历史书写，依据自身需求形成和保存自身记忆。
同时，公众参与形成档案资源也将促进档案事业的进步和档案学基础理论的延伸，推动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内在机理。
图1 社会治理、公众、档案资源建设互动关系
2.1 社会治理与公众。理论层面，社会治理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都将成为新的治理主体。[19]因此，公众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地位应得到重新审视，关注公众积极性和能动性的发挥，并积极探索公众与政府、组织、机构等形成良性协作关系的路径。
实践层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体现出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将推动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实践广度和深度的提升。
2.2 社会治理与档案资源建设。社会治理强调参与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各主体间的协商合作，不断扩大公众参与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基石。[21]
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指引下，档案资源建设的主体更加多元，积极引入民间组织、中介机构、公众的力量，形成以档案馆为主导、多主体参与的档案资源建设模式。[22]
档案资源建设是档案部门参与社会治理、承担社会责任、发挥档案职业和档案事业力量的重要路径和实践表征。一方面，作为国家重要的信息资源和记忆载体，档案资源的多元化和优化将为国家治理、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
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既是公众参与扩充档案资源内容的制度和理论背景，也是档案部门优化档案资源体系的目的。
2.3 公众与档案资源建设。对于公众而言，作为档案资源新的建设主体，其参与将从多角度呈现自身生存状态和身份归属，实现社会记忆留存和身份认同，实现由“档案信息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向“档案资源主动生产者”的角色转变。
对于档案资源而言，公众参与历史书写，且这种参与行为同时是一种文化交流方式。档案资源的建设成果将面向公众服务，“供给侧”与“需求侧”协同联动，以档案资源建设为档案利用服务提供物质基础，以档案利用服务情况驱动档案资源建设更切合需求，形成档案工作的良性循环。
3 国内外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模式
3.1 个人建档。2008年，英国的“数字媒介个人档案的利用”项目形成的《私人数字工作手册》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关于“私人档案生成者的指南”（guidelines for creators of personal archives）。[23]
2009年，在“开放政府”的战略驱动下，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发起“公民档案员”（Citizen Archivist）[24]计划，根据该计划，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已经策划了诸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奖状卡（1942—1963）”“美国的风景照”等一些专题任务，公民通过注册成为公民档案员后，可以根据自身能力和兴趣参与国家档案资源的标注和抄写转录。
在我国，早在2004年广东省经贸委离休干部屈干臣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私人档案馆——屈干臣私人档案馆，该档案馆中的档案门类众多，均由屈干臣个人整理分类编目而成，且免费向公众开放。[25]辽宁省档案馆开设的“社会档案人”[26]专栏鼓励用户参与到“清圣训—崇谟阁本”“清玉牒”“雍正储君诏书”等百度百科词条的编辑。
3.2 家庭建档。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官网[27]发布了家庭档案材料（信件、证书、照片等）的保存技巧，包括家庭档案材料的处理、保存、展览、数字化、修复、霉变虫害修复等等;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官网[28]（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提供了家庭档案的保存建议，包括纸质文件、艺术品、照片等的保存方式，遭遇火灾、水灾后的修复方式，时间胶囊及目录的创建等。此外，该档案馆还举办讲习班和研讨会，讨论如何处理家庭文件和照片，并为公众家庭建档提供专家咨询服务。
在我国，沈阳市家庭档案研究会在沈阳市档案局的支持下主导推动建立了首个家庭档案网站：“家庭档案网”。[29]公众可以在该网站上传自己的家庭档案，其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照片、录像、文章、录音、老奖状、百日照等，也可以看到家庭档案的网上展览，进行珍贵档案的赏鉴，还可通过博客、论坛等方式进行经验交流。
2018年11月武汉首座数字家庭档案馆——洪山家庭档案馆建成，并于同年11月29日以电子资料的形式收录首批档案——10个洪山区普通家庭的故事，包括了科技、教育、文艺、农业等不同主题，以家庭故事折射时代发展。
此外，在制度层面，广东佛山市档案局制定的《佛山市家庭档案建档指南》、上海徐汇区档案局的《家庭档案宣传册》均对家庭档案的特点、种类、作用进行了阐述，四川省档案局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的《家庭档案建档指南》还介绍了家庭档案的收集整理方法和管理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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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吴一诺，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聂云霞，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来稿日期：2020-09-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