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
| 范文 | 曹翔 傅京燕 摘要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①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②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③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④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⑤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①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②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③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④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关键词强制减排；碳税；碳交易；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7）06-0010-06DOI：10.12062/cpre.20170369 21世纪以来，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呼吁日益强烈，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等国家纷纷提出自己的减排承诺。中国政府先后对全球宣告了“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削减40%—45%，2030年碳强度比2005年降低60%—65%，力争在203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的减排承诺。众所周知，碳减排政策主要包括行政工具、市场手段（碳税和碳交易）两大类。为实现强度减排承诺，我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就对各省级行政区采用了以强度减排为目标的强制性减排政策，并且对碳税、碳交易机制进行了诸多讨论和实践。2013年7月，财政部长楼继伟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上高调宣称中国会在适当的时候征收碳税。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深圳、湖北等“六省一市”已经先后启动了碳交易试点，而且有望在2017年建立全国性碳市场。由此可见，我国政府仍然在摸索和寻找适合的减排方式来实现减排承诺。就这三种政策的影响而言，国内外学者往往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来模拟分析其对经济增长、就业、社会福利的影响，但鲜有学者基于我国的国情来展开讨论。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外资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其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企业，并且通过并购、控股、独资等方式在我国一些行业处于强势地位而继续巩固技术优势。这种技术差距的存在会导致内外资企业在边际减排成本上存在差异。由此可知，不同碳减排政策将直接左右内外资企业的利润分配格局，进而影响其市场竞争力。那么，不同的碳减排政策究竟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社会总产出与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显然，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合理引进外资的初衷来考虑碳减排政策的选择问题。然而，现有研究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一问题。对此，我们以相同的强度减排目标为基础，基于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构建博弈模型来论证不同减排政策对社会总产量、内外资企业及其市场份额的影响。 1文献述评 国外关于减排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模拟分析这两方面。Montgomery[1]、Stern[2]指出：在各种减排方式中，排放权交易的成本最低且激励作用更强。Adly等[3]认为，如果考虑到未来不确定性、税收扭曲和收入分配效应等问题，则这两类工具的作用效果将不再一致。Pizer[4]、Hoel 和Karp[5]指出，如果减排的成本冲击持续下去，那么税收的福利效果将不再那么明显，而Karp和Zhang[6]进一步发现限额排放权交易体系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冲击。Murray等[7]考察了允许实施排放权的储存或出借的情形，研究发现限额交易体制的福利效果将优于碳税。另外一些学者则尝试运用多种方法模拟分析了中国实施全国性碳交易机制的相关效果。Klaassen等[8]在拍卖情形下的博弈实验中发现：碳交易机制可以达到市场均衡，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Subramanian等[9]构建了企业在投资减排、拍卖排放权、实施生产三阶段的博弈模型并得出了最优策略。Mandell[10]通过构建随机模型表明：采用限额碳交易机制和碳税组合政策的经济效率比使用任何一种单一政策都要好。Wang等[11]、Hubler等[12]、Cui等[13]认为碳交易机制能够更好地促进节能减排和减少经济增长代价。 国内关于碳减排政策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国外经验介绍、理论机制以及模拟分析来研究碳税和碳交易政策。乔晗和李自然[14]对近几年来世界主要代表性国家碳税政策的税基、税率、实施强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自贺菊煌等[15]率先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碳税政策的经济效应以来，国内学者们对碳税和碳交易的模拟分析逐日增多。姚昕和刘希颖[16]在充分考虑中国经济增长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对最优碳税征收路径及其宏观经济效应进行了研究。崔连标等[17]通过构建无碳交易市场、仅试点地区和全国性碳交易等3种政策情景的省际排放权交易模型，量化模拟了碳交易机制在实现各省减排目标的过程中所发挥的成本节约效应。此外，学者们还将碳税和碳交易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比较分析。石敏俊等[18]基于动态CGE模型构建了中国能源—经济—环境政策模型，通过设计单一碳税、单一碳排放交易等情景模拟分析了不同政策的减排效果、经济影响与减排成本。吴力波等[19]通过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省市2007—2020年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并比较分析了碳税、碳交易的减排效果。曹裕和王子彦[20]系统分析了碳税与碳交易在理论基础、效果成本、减排效果、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差异。 然而现有文献至少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大多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进行分析的，而实际上各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都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的；其二，大多忽视了不同碳减排政策对低碳技术存在差异的内外资企业的不同影响，而这一问题的回答将有利于我国政府从实现引进外资的初衷来考虑碳减排政策的选择问题。因此，我们基于内外资存在低碳技术差距的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2博弈模型基本假定 我们以国家承诺的碳强度减排目标为基础。考虑到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技术和低碳技术存在差异，我们把每一行业（或地区）都抽象为由一个“复合型”内资企业和“复合型”外资企业进行古诺竞争。由此，我们把核心问题设定为：比较分析相同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性减排、碳税与碳交易机制对内外资企业的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众所周知，企业面临减排约束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方法分为两大类：①内部自我实现，即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②借助外部转移减排代价，通过购买减排技术或者排放权来使成本最小化。为简化分析，我们仅考虑短期情况，假定：内外资企业在短期内难以突破低碳技术，并且低碳技术的溢出效应短期内难以发挥作用（例如低碳技术的掌握因技术复杂而需要一定时间），从而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在短期内将保持不变。 设市场反需求函数为：P=a-bQ，Q=∑qi，其中i=f，d即代表外资、内资企业。显然，内外资企业的成本由生产成本和减排成本组成。由于企业在短期内难以采用新的低碳技术，并且边际减排成本呈现上升趋势。为简化分析，我们假设内外资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均为c，减排成本RCi=δiR2i（Ri为减排量，δi为边际减排成本）。由于外资企业一般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低碳技术，进而外资企业的碳强度更低（ef 考虑到2008年我国已经统一内外资所得税，因此为公平起见我们假定政府要求内外资承担相同的强度减排任务，即单位产量碳排放下降幅度一样φf/ef=φd/ed。根据ef 3模型求解及分析 无碳减排政策时，古诺模型假定下内外资企业的均衡产量为：q′f=q′d=（a-c）/3b，Q′=（2a-2c）/3b，各占一半的市场份额。考虑到我国已经实行了碳强度减排政策（称为强制减排政策），即将建立覆盖部分行业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而且财政部也对外声称适时开征碳税政策。因此，我国碳税、碳交易这两种政策应该是建立在强度减排目标的基础上。由于上述三种减排政策所面临的减排目标一样，因此比较这三种碳减排政策的优劣性主要就是依据产出效应和市场份额变化来判断（即将其与无减排政策进行对比）。对此，我们构造市场份额变化指标△marketi=qi*/（qi*+qj*）-1/2=（qi*-qj*）/（2qi*+2qj*）。显然，内外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变化率数值相等，符号相反。 3.1强制减排政策 在碳强度减排情形下，企业利润最大化可表示为： maxπi=[a-b（qi+qj）]qi-cqi-δi（φiqi）2s.t.（eiqi-φiqi≤Ei）。 对应的库恩塔克条件为： Li/φi=-δiφiqi2+λiqi=0； Li/qi=a-b（2qi+qj）-c-δiqiφi2-λi（ei-φi）=0； Li/λi=-eiqi+φiqi+Ei=0，其中λi≥0； 联立上述方程可解得： qf*=（b+δdφded）（a-c）3b2+2bδfφfef+2bδdφded+δfδdφfφdedef； qd*=（b+δfφfef）（a-c）3b2+2bδfφfef+2bδdφded+δfδdφfφdefed； Q*=（2b+δfφfef+δdφded）（a-c）3b2+2bδfφfef+2bδdφded+δfδdφfφdefed。 由于ef 现在，我们把强制减排情形与无碳减排政策情形进行比较分析，得到如下表达式。 Δqfq′f=qf*-q′fq′f= δfφfef[（τdf3-2）b-τdf3δfφfef]3b2+2b（1+τdf3）δfφfef+τdf3（δfφfef）2； Δqdq′d=qd*-q′dq′d =-δfφfef[（2τdf3-1）b+τdf3δfφfef]3b2+2b（1+τdf3）δfφfef+τdf3（δfφfef）2<0； Δqfq′f-Δqdq′d=3bδfφfef（τdf3-1）3b2+2b（1+τdf3）δfφfef+τdf3（δfφfef）2>0； Δmarketf=qf*qf*+qd*-12=（τdf3-1）δfφfef4b+2（1+τdf3）δfφfef； ΔQQ′=-δfφfef（b+bτdf3+2τdf3δfφfef）6b2+4b（1+τdf3）δfφfef+2τdf3（δfφfef）2<0。 由此可以得知命题1：面临相同降幅的碳强度强制约束时，社会总体产出水平下降，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一定会下降，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会下降越多。 3.2碳税情形 由于内外资企业承担相同减排任务即单位产量碳排放下降幅度一样即ω=φf/ef=φd/ed，于是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恰当的碳税税率使得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单位产量的碳排放量为（ef-φf）、（ed-φd）。因此，碳税情形的博弈过程主要为：①由于2008年我国已经统一了内外资所得税，为体现公平性我们假定政府對内外资企业一单位碳排放量统一征收固定的从量税t，从而政府向内外资企业征收的单位产量碳税为：t（ei-φi）；②企业在考虑碳税的基础上选择产量。对此，我们采用逆向求解法。 （1）企业产量选择。碳税情形下企业利润最大化可表示为： maxπi（qi，φi）=[a-b（qi+qj）]qi-cqi-δi（φiqi）2-t（ei-φi）qi。 其对应的拉格朗日一阶条件为： πi/qi=a-b（2qi+qj）-c-2δiφi2qi-t（ei-φi）=0； πi/φi=-2δiφiqi2+tqi=0； 联立解之得：qf*=[a-c+t（ed-2ef）]/3b，qd*=[a-c+t（ef-2ed）]/3b；从而Q*=[2a-2c-t（ef+ed）]/3b。 现在，我们将其与无碳减排政策的情形进行比较： Δqf/q′f=（qf*-q′f）/q′f=t（ed-2ef）/（a-c）， Δqd/q′d=（Δqd-q′d）/q′d=t（ef-2ed）/（a-c）； Δmarketf=qf*qf*+qd*-12=3tef（τdf-1）4a-4c-2tef（τdf+1）； ΔQQ′=Q*-Q′Q′=-tef（ed/ef+1）2a-2c=-tef（τdf+1）2a-2c<0。 当1<τdf=ed/ef≤2时，Δqf≤0，Δqd<0，于是内外资企业产量的下降率之差为：|Δqd/q′d|-|Δqf/q′f|=3tef（τdf-1）/（a-c）>0，即内资企业的产量下降率更高，从而市场份额下降越多；当τdf>2时，Δqf>0，Δqd<0，于是内外资企业产量的变化率之差为：Δqd/q′d-Δqf/q′f=-3tef（τdf-1）/（a-c）即外资企业的产量会增加，而内资企业的产量则会下降，并且内外资低碳技术差距越大，内资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 由此可以得到命题2：只要内资企业碳强度大于外资企业碳强度，征收碳税将削弱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内外资低碳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 （2）政府最优税率的设定。设外资企业、内资企业根据自身边际减排成本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排放量分别为Ef=（ef-νf）qf、Ed=（ed-νd）qd，其中νf、νd为外资企业、内资企业单位产值碳排放的下降量，则总的排放量为E=Ef+Ed。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t*=3bδfδd（efq′f+edq′d-E）δfδd（ef2+ed2-efed）+b（ef+ed） 令ΔE=efq′f+edq′d-E，于是最优税率t*仅仅是ΔE的函数，且t*/ΔE>0。由此可以得到命题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即减排目标越高应征收的税率也越高。 3.3碳交易情形 在没有碳交易的情形下，内外资企业在相同强度减排目标下的排放量分别为Ed=（ed-φd）qd、Ef=（ef-φf）qf，且ω=φf/ef=φd/ed。在碳交易机制下，内资企业因边际减排成本更高而成为碳市场的购买方，而外资企业成为碳市场的出售方。设外资企业、内资企业根据自身边际减排成本和利润最大化原则的排放量分别为Ef=（ef-ξf）qf、Ed=（ed-ξd）qd，其中ξf、ξd为外资企业、内资企业最终实际的碳强度减少量。显然，ξf>φf，ξd<φd。为简化分析，这里仅仅分析碳市场出清的情况。令市场出清的价格为χ，则此时外资企业卖出的排放量Ef-Ef=（ξf-φf）qf与内资企业购买的碳排放量Ed-Ed=（φd-ξd）qd相等，则外资企业卖出碳排放权获得χ（ξf-φf）qf，内资企业购买碳排放权支出χ（φd-ξd）qd。 由此可知，内外资企业利益最大化决策可表示为： maxπi（qi，ξi）=[a-b（qi+qj）]qi-cqi-δi（ξiqi）2-χ（φi-ξi）qi。 其一阶条件为： πi/qi=a-b（2qi+qj）-c-2δiξi2qi-χ（φi-ξi）=0， πi/ξi=-2δiξiqi2+χqi=0。 显然，与同碳税情形类似，求解过程也类似，从而有： qf*=a-c+χ（φd-2φf）3b，qd*=a-c+χ（φf-2φd）3b， Q*=2a-2c-χ（φd+φf）3b。 根据ω=φf/ef=φd/ed、τdf=ed/ef，可以得到： Δmarketf=qf*-qd*2qf*+2qd*=3χ（φd-φf）4a-4c-2φf-2φd =3χωef（τdf-1）4a-4c-2χωef（τdf+1） 由于我们设定碳交易与碳税情形下的碳强度下降幅度一致，并且短期内企业的低碳技术和生产技术都没法改变，因此双方基于边际减排成本的差异而在碳市场的出清状态下进行交易。可知，碳交易情形与碳税情形的排放量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外资企业因边际减排成本更低而从内资企业获得了相应的收益，即利润发生了转移。因此，市场出清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等同于征收碳税率，其表达式如下： χ=t*=3bδfδd（efq′f+edq′d-E）δfδd（ef2+ed2-efed）+b（ef+ed） 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命题4：碳交易将削弱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相同强度减排目标下碳税机制和市场出清的碳交易机制等价；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 3.4不同碳减排政策的比较分析 结合前文分析，我们把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的产出、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汇总于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总体来看，三种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而强制减排政策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则可以同等幅度地提高社会总产量。进一步地，我们可以从市场份额的变化来比较分析碳税和碳交易这两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的影响。由于市场出清时碳交易价格与碳税税率相等（χ=t）且0<ω<1，可知3χωef（τdf-1）4a-4c-2χωef（τdf+1）<3tef（τdf-1）4a-4c-2tef（τdf+1），即碳交易情形下的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下降率小于碳税情形的内资企业市场份额下降率。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5：相同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且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4结论与启示 基于内外资存在低碳技术差距的视角，我们在面临相同的强度减排目标下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比较分析了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会下降越多。②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③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④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⑤碳交易比碳税 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竞争力。 基于上述结论，我们得到了如下政策启示：①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②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如政府可以增强对内资企业自主研发的科技奖励；③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④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减排政策，如低碳技术差距较大的行业，碳税比碳交易政策更有利于保持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从而为内资吸收其先进低碳技术提供更好的平台；而在低碳技术差距较小的行业，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竞争力，从而应该优先考虑采取碳交易政策。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ONTGOMERY W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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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research on carbon trading and carbon tax mechanism [J].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5，36（5）： 97-102.]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ffects of different carbon regulation policies on market competition between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CAO Xiang1，2FU Jingy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2.Institute of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2， China） Abstract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carbon emissions efficiency between Chinese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On the other hand， most researches use the framework of perfect competition， but in fact the majority of industries covered by carbon regulation policy are imperfect competition or even oligopoly.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 is a lowcarbon technology gap between the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we construct a Cournot duopoly model to compare the production， market share of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under the scenario of commandandcontrol reduction policy， carbon tax and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se policies have reduced the output and market share of domesticfunded companies， and a larger lowcarbon technology gap makes a larger decline of market share for the domesticfunded companies. Second， the commandandcontrol reduction policy will reduce the total social productions， the carbon tax and carbon trading system will decrease the same amount to social production. Third， the optimal tax rate is only an increasing function of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Fourth， when the market clearing price of carbon emission permits is equal to the carbon tax， and its value is only associated with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an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alloc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permits. Fifth， the carbon trading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tect domesticfunded enterprises than the carbon tax. From what has been discussed above， we can safely draw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we need determine the universal carbon emission accounting standard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calculate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gap of all professions between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Second， we need activate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across the country and set up the system to narrow lowcarbon technology gap. Third， we need give priority to develop carbon taxation policy in the industries where carbon trading system isnt mature. Four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uitable mitigation policies for various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e lowcarbon technology gap to avoid the ‘one size fits all. Key wordscommandandcontrol reduction policy； carbon tax； carbon trading system； domesticfunded and foreignfunded companies； market competi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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