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近代中国城市下层社会“黑色经济”分析 |
| 范文 | 高颂 摘 要：近代中国城市中的下层社会是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结构中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人数庞大，构成成分复杂，但是因为其社会地位低下，并未享有足够的话语权，长期被主流历史所忽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城市下层社会的烟火中细致真切地保存了近代社会转型的印记，他们在历史的剧变中挣扎，也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剧变，所以从近代山东地区的禁毒运动为出发点，通过梳理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新陈代谢的密码。 关键词：民国时期;山东省;毒品;禁毒;城市下层社会 中图分类号：D9 ? ? 文献标识码：A ? ?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9.071 中国近代的城市化进程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转型，自鸦片战争时始，西方列强通过取得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特权加紧侵蚀掠夺，古老中国被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陆续签订，开埠、倾销、建厂投资以及本国民族工商业的崛起逐渐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风貌。近代城市中的下层社会群体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无法置身事外，它们被裹挟进历史的洪流中。对这一主题在于进行研究的意义：研究城市下层社会，将目光投向中国近代历史的末梢神经，属于“小历史”的研究方法，下层社会作为研究角度天然具有更加细致、具体、复杂的特点，从这个层面入手可以更好的认识分析近代中国发展演进的过程，更细微的体察中国近代化和社会转型，使“大历史”的呈现效果更加丰满。 近代城市的风化风俗变迁是城市近代化的一个主要方面。自清末以来的鸦片问题严重影响了民众的健康及城市的形象。山东各地开埠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受西方的影响，以及清末民初社会秩序尚未建成的影响，省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于风化有害的问题。民国时期，山东政府围绕社会风化的改善做了很多努力，管理整顿各式娱乐休闲场所，如妓馆、舞场、赌场等，其中娼妓、毒品和赌博与城市下层社会联系较为密切，并且对社会风气影响较大，因此，本文侧重政府层面，论述政府对风化风俗改善的措施及效果，将主要围绕民国时期山东政府开展的禁毒运动做主要论述。 1 泛滥猖獗的烟毒之祸 罂粟作为植物，其本身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和药用价值，经过加工后制成的鸦片等产物原是人类医药史上重要的发明之一，但其致人成瘾的药性特点也给人类文明进程带来过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鸦片罂粟成为世界上毒品的重要根源，而罂粟这一美丽的植物可称为恶之花了。近代中国饱受此物困扰，鸦片作为软性武器给中国带来的耻辱和灾难不逊于坚船利炮。鸦片自清传入之时就被禁止，然而却是屡禁不止，民国时期愈加泛滥。民国时期，无论在城市社会还是乡村中，中外势力皆开办有大量围绕鸦片的消费场所，例如妓院、酒肆、旅馆甚至是各大药店，其中不乏公开售卖的情况出现。1858年，中英两国签署《天津条约》，鸦片开始被中国政府认可为“洋药”，其进口贸易逐渐合法化。上有条例庇护，英、法等国对华的鸦片输入量激增，中国逐渐沦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进口国和消费国。后来在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1909年2月，来自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13国的与会代表们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议，共商禁烟大计，于1912年、1925年和1931年又连续签署了《海牙禁烟公约》《日内瓦鸦片公约》以及《限制制造及调节分配麻醉药品公约》，至此，英国等才被迫停止对中国的鸦片倾销。但此时还有另一个国家——日本注意到了这一黑色产业背后可观的收入，近代日本经历明治维新后的一系列改革，逐步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898年通过签订《马关条约》占领了台湾地区，并开始实行鸦片专卖制度和“渐禁政策”，烟膏之利曾一度成为台湾殖民地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毒品走私交易的巨大利益驱使之下，日本开始向中国大陆——这个更为庞大的市场输入鸦片。19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吗啡等新式毒品的流行，烟毒之祸一更加发不可收拾。毒品不断传入且不断更新换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去吸食，且对吸食毒品形成了一种病态的观念。毛泽东曾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和精神的两方面。……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廣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1928年11月召开的禁烟会议上，胡汉民指出：在现在，吸食烟毒在国人心中是“极体面、极时髦的事”“是贵人富翁所做的事”，一些无钱吸食的人“每每向往不止，以自己无能为大撼”。而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毒品也成为不可或缺的东西。毒品泛滥成如此之势，其危害程度则可想而知。山东省也不例外，民国初年，“山东全省贩毒者有3000多家，每50人中即有一吸毒者。全省4000万人口吸毒者达80万人以上。”鸦片等毒品在省内的泛滥已经对省内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2 国民政府主持查禁烟毒的过程与结果 民国时期，主政山东的统治者们均有采取严厉措施力图可以查禁烟毒之祸，例如首任民国山东政府主席孙良诚，在就职之初，即屡次下令宣布对鸦片施行严禁政策，“自本年（1928年）秋季为始，凡属山东区域，一律实行禁种，定有枪决专条……倘有阳戒阴吸心存尝试者，除将本人执行枪决外，并予该主管官长以相当之处分。”在陈调元主持山东省务期间曾大量销毁鸦片烟——“由市长赵经世领导至前空场，令公安局警察将所有毒物悉数置于预先所砌之砖池内，用煤油燃烧。”且于1929年10月2日在济南召开拒毒运动大会，当场焚毁大宗查获的毒品。此阶段因山东省内战事不断，各当政者时间都很短，政令下达后实施情况均不乐观。直到20世纪30年代韩复榘主鲁后，山东省内才得一较长时间的安定。韩复榘上任伊始便下达“严禁毒品”的政令，声称对于毒品要做到“密查严搜，有犯必获，依法惩治，期速肃清，以挽政风，而救民命”。韩复榘上任首月便“迭次布告严禁，并将捕获之白丸犯枪决不众”，并先后颁布了《山东省取缔吸食鸦片人犯暂行办法》《山东省取缔贩卖鸦片暂行办法》等法令法规，训导地方限期内取缔禁绝，“凡吸食毒品者，限国历年前由该各吸户家长切实查明具报，以备届时戒治。如有狗情隐匿逾期不报情事，其家长、村长、县长均应连带负责。须知此次通令，为最后贯彻铲除毒品办法，该市长及有关系人倘敢视为具文，仍如前虚应故事，一经查实，定当执法以绳，绝不宽宥……”“吸户应由家长、村长检举，违者连坐惩罚;专供吸食毒品之器具，一概不准收藏，违者处罚;有吸食毒品者，统限尽国历年前查明具报，逾年不报，查出吸者立予重惩，家长、村长、县长均应连带负责。”同时，山东民国政府成立了“山东省肃清毒品委员会”，对社会中的毒品问题进行专项打击。1932年青岛市社会局还实行烟赌连坐，督促邻居之间的互相监督气利用民众的力量吸毒贩毒进行打击。 除对吸食者进行严厉打击外，山东省内各地也加大对毒品贩卖者的打击力度。在省内的毒品贩卖者中，国内毒品贩卖占少数，大部分毒品是由日本、朝鲜等外国人在山东省内贩运，其中，日本人又占大多数。为了肃清这一现象省府针对济南的几家头目日本商行进行了严厉打击，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他们的贩毒网络。为了拔除这一毒瘤据点，山东省府采用警察和官兵双重力量，对其进行监视、控制、稽查、逮捕。但治外法权的庇护，使外籍人士得以免受中国法律制裁，因此他们贩毒更加肆无忌惮。虽然当时世界各国对毒品都加以严厉打击，日本驻济南总领事也于1929年济南召开的各界拒毒运动大会前一天将毒品公开销毁，然而在私下仍是保护纵容，对于抓到的毒贩“仅予以罚款（仅罚钱五元）即时释放”。在济南等日本存在感强大的地区日人侨民的非法贩制毒品活动更是仗着“密切保护”有恃无恐。因此，虽然以韩复榘为首的山东省府对日本毒贩打击力度虽大，收效却不明显。直到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在山东开设的毒品店仍有400家之多。 除此之外，山东省内各地还成立了戒毒所（或称戒烟所、戒瘾所等）。1930年，山东省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戒瘾所，总共有80间戒毒室，平时有警卫驻守，还设有习艺所和工厂，力图帮助所内吸毒人员回归正常社会做准备。所内犯人有强制带入戒烟所内戒瘤的，也有市民自动来戒烟的。“普通戒瘾者以二十天为期限，瘾大者则延至一或两个月。犯人每天两餐，白天做工。有职业或家产的人瘾戒绝后可出所。无职业的学习手艺，学成才可出所。”戒瘾所收效甚为明显，到1932年10月，已经有2782人成功戒断出所。1932年，青岛市则于团岛开设毒品戒验所，直隶青岛市公安局管辖。主要收容公安局所获毒品人犯，以及“本身厌极毒品，自愿投请戒除者”。1932年一年之间，入所验戒者达1900余人，戒绝出所者，亦在半数以上。并于1936年时计划扩充，将收容人数由130名扩充到500名。除设置戒毒所外，各医院也都有专门的戒毒科室。1934年一年之内，济南地区戒除吸毒者统计有1370人，其中85%出自省政府戒瘾所，15%出自各私立医院。1934年五月，山东省政府政务会议通过《山东各市县立戒烟所办事通则》，对省内各戒毒所进行规范。对所内职员、入所瘾犯等相关人员都有严格要求，如该《通则》规定，入所瘾犯应由医师随时用药诊治，期满经检验确定係完全除戒者始令出所。戒毒所的设置，为吸毒者提供戒毒的场所和机会，减少社会上吸毒人员，能够从根本上抵制毒品，然而从上文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戒毒所中戒毒人数不少，但相较于城内吸毒人数而言，其能戒毒的人并不占多数，没有能够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民国时期，山东省内历任主政者对毒品都采取禁止的政策，但效果均不理想，究其原因，除烟癒难以戒除外，省内各地政府贫弱的现状则影响更大。而烟毒对山东省内的危害又加重了政府的这种贫弱的现象，因此，除非能够建立强大而有力的政权，则山东省内烟毒难除。 3 结语 民国时期山东城市的下层社会伴随着当时的社会历史大环境不断发展变迁，是多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它既有与其他社会阶层变迁相同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性。新的社会因素进步带动了旧的社会风俗随之变化。民国时期的城市近代化发展过程中，旧俗陈物逐渐于新的社会所不容，故而走上了变迁之路。但风俗植根于民众生活，做出改变较其他方面更为困难，有些风俗改变是民众自发的选择，有些则是在政府强制力的推动下发生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前，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是下层社会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许多好心的教育家、科学家和学生们，他们埋头于自己的工作或学习，不问政治，自以为可以所学为国家服务，结果也化成了梦，一概幻灭了。”事实证明，没有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无论哪一种势力掌权，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都只是幻想。 参考文献 [1]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31. [2]毛泽东选集[M].第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455. [3]胡汉民.厉行禁烟与社会制裁[Z].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传部印. [4]吕伟俊.民国山东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429. [5]山东禁毒[N].上海民国日报，1928-11-13. [6]济禁烟纪念[N].山东民国日报，1930-6-7. [7]韩复榘公布治鲁纲领[N].中央日报，1930-9-19. [8]韩复榘规定肃清毒品暂行办法[N].山东民国日报，1930-10-31. [9]青岛市社会局.一年來之社会行政[Z].青岛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10]胡汉民.禁烟宣传汇刊[Z].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传部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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