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经济学论文，人口资源与环境论文-论文范文参考-科学狗论文网

标题

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

范文

李涛陶卓民刘家明陶慧陆敏荣慧芳

摘要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产业转型发展背景下，休闲旅游产业在乡村地域的兴起扰动了当前就业人口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宏观趋势，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正从微观上改变着城乡间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格局和过程。为科学理解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引起城乡劳动力空间流动发生变化的特征与机制，文章基于在浙晋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地深度访谈的一手数据，分析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的空间分布特征、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和过程机制。结果表明：①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距离衰减和空间层级结构的特征，0～4 km为核心层、4～12 km为过渡层、12 km以上为外缘层;但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下该特征存在区域差异，欠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集中性，比发达地区更加明显。②研究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视角，基于人口转移“推—拉”理论对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和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呈现以城镇、乡村为就业吸附极，以城乡接合部为吸附效用“分水岭”的空间模式;其中，连接城乡间的便捷交通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实现的关键介质。③基于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适用性，文章针对性提出了“空间围栏效应”的概念。文章不仅从微观尺度上丰富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过程、模式等的理论认识，而且对切实指导乡村地域在乡村旅游开发实践中理性理解乡村旅游的就业促进作用，提升乡村旅游开发规划和投资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就业吸附;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人口流动;空间特征;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21）02-0153-09 DOI：10.12062/cpre.20200328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是指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吸收当地或周边劳动力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服务和管理等活动的一种现象。实质上，它反映了乡村旅游发展引起当地就业人口在空间上流动与迁移的特征、过程和机制。

流动性是旅游活动区别于其他经济活动的显著特征[1]。旅游从业人员流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领域。从业人员即劳动力，作为产业活动的重要经济要素，随着市场和政策环境的变化其流动的速率、方向、规模均会存在变化[2-3]。我国就业人口的流动趋势在1949年至今的70多年中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论文基于相关文献依据劳动力流动政策的演化，推演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乡—城”就业人口流动速率变化示意图（图1）。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自由流动，1954年逐步确立户籍制度限制、严格控制、禁止乡村人口向城镇流动，20世纪90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开始放开农业人口向城镇流动的管理和限制，“乡—城”人口流动的速率也开始不断增长[4-6]。尤其2000年全面放开人口流动限制，极大促进了乡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镇，并创造了21世纪人类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壮举[6]。而2008年至今城乡就业人口流动尽管总体规模和趋势仍以乡村流向城镇为主，但其流动的速率在逐步减缓，甚至出现“城—乡”劳动力回流[5-7]。

在旅游产业演化过程中，由于其快速发展，也带来了旅游从业人员的大量流动。尤其，随着国内城乡居民休闲生活方式的转变、体验消费的快速增长、城乡便捷交通环境的改善，乡村休闲与旅游活动在城镇周边的广泛兴起。同时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低门槛、劳动力密集的特征，使其在容纳乡村剩余劳动力和影響当前城乡就业人口流动上表现突出[2，8]。乡村旅游丰富多样的“能人带户”“景区带村”“合作社+农户”“企业+农户”等经营和开发模式，也极大拓宽了其就业促进的渠道，增强了其在影响城乡就业人口流动中的实际效用[8-9]。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成为“乡—城”就业人口流动视角下的新趋势。

旅游就业吸附以旅游产业发展为基础。不少研究显示，游憩资源分布的空间联系，人口规模、对外联系度、高等级旅游吸引物（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和世界遗产地等）数量与旅游就业存在明显的相关性[10-12]。尤其，交通要素在促进当地旅游从业人员流动和旅游产业发展中作用突出[13]。在服务业领域，薪资被认为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最显著因素[14]。性别之间工资不平等、工作地点公共交通便捷度、从业人员对工作环境适应性也被证实可能是引起旅游从业人员流动的重要原因[15-17]。而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减少贫困，对女性在经济、社会和个体权利的获得以及促进乡村地区性别平等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18-19]。

此外，有学者针对旅游精英人才流动的案例分析后发现，当地制度支持、社区开放度和私人社会网络对其流动影响深刻[20-21]。且不同类型和规模旅游部门之间，旅游从业人员流动差异较大，区域产业结构变化也会带来就业吸纳弹性差异[2]。例如，旅游景区等级提高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直接或间接扩大了当地就业岗位，旅游就业人口流动率提高[12]。

空间特征是旅游从业人员流动问题的基础内容。以上目前国内外旅游从业人员流动相关的研究侧重其作为旅游“乘数效应”的重要体现[9]，关注其带动效应、影响因素、主观感知等方面，而对空间视角下旅游从业人员流动问题的关注和认识显然不足。尤其，当前关于中国“乡—城”就业人口回流环境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认识仍集中在，乡村旅游为减少贫困提高生活水平做出贡献，以积极地方式促进了乡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等宏观描述性层面上[22-23]。这明显缺乏对乡村旅游如何影响当地就业人口流动选择、流动格局和形态，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范围大小，以及如何更好提升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率等更微观层面的认识[24-25]。同时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作用的效果和特征，也应随着乡村旅游发展条件、类型和水平的地区差异有所区分。因此，在空间上认识旅游就业吸附的本质就是探讨和了解旅游从业人员移动或流动的格局、特征、过程与影响机制。这样才能更好地、理性的理解和发挥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机制，进一步优化乡村旅游开发格局，最大程度发挥其在促进乡村发展中的作用。对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研究具有迫切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基于此，本文以两个典型的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地为实证案例，结合田野调研第一手数据和相关统计资料，探索性分析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过程和效应。

1 案例地概况与数据收集

基于研究目标和数据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白沙村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山西省临汾市乡宁县大河村为案例地。研究通过两个不同社会经济发达水平的案例地，分析了不同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发展特色背景下（表1），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在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流动状况，以期系统提炼出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过程和机制。白沙村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景区北端，由省道S205线沿村庄经过与临安城区相连。整个村庄总面积约为33.58 km2，坐落于东天目山山脉中，全村96%为山地，是浙江省最早开展乡村旅游，并成功吃上“旅游饭”的山村。现在，白沙村已经成为浙江省典型的乡村旅游村，获得了“中国最有魅力休闲乡村”“浙江省特色旅游村”等荣誉称号。

大河村地处吕梁山脉南缘，紧靠山西省稷山县，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云丘山风景区所在地。整个村庄依山势沿河谷呈现南北向带状分布，总面积约为37.5 km2（包括云丘山风景区35 km2和2.5 km2行政村莊面积），地形以山地为主，耕地面积仅为86 hm2。现在的大河村为2005年调整合并的移民安置村，由原大河村和康家坪、塔尔坡、长家岭、东红花坪、西红花坪等五个移民新村，共六个自然村构成[26]。大河村现有农户218户（包括原大河村51户和五个移民村167户），人口约为800人。

为反映案例地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在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流动状况，研究以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了其工作地和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单位：km）、通勤方式、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收入等具体内容。这为探讨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过程和机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2 研究内容与结果

2.1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分布

基于深度访谈整理的数据，研究对案例地乡村旅游从业人员居住地同工作地之间的距离进行分析，得到两地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如图2所示。

结果显示：整体来看，案例地间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明显的集中性，集中分布在距离乡村旅游目的地核心区0～24 km范围内;而就业人口规模占比由核心区向周围区域呈现波动递减趋势，且空间结构层级特征明显。其中，0～4 km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核心层，就业人口规模占比达到48.5%～70.5%;4～12 km为过渡层，就业人口规模占比缩减至15.7%～37.8%，就业吸附能力减半。但0～12 km范围内的就业人口规模占比超过85%，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作用发挥的主要空间。而超过12 km的区域为外缘层，就业人口规模占比总体约为10%左右，就业吸附能力大大缩减。

具体来看，关于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占比随核心区向周围区域扩展而递减的趋势，白沙村相对大河村变化较小，尤其在0～4 km的核心层内，白沙村的比值由35.9%降为12.6%，降幅23.3%，而大河村则由58.3%降至12.2%，降幅达到46.1%。两者间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占比在核心层内巨大的变化差异反映出，案例地间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整体空间变化差异相似背景下，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差异会造成该效应具体发挥的差异，即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在经济欠发达的大河村具有更突出的空间集中性。相关原因可解释为，经济欠发达区域乡村产业经济一般较为落后，就业机会较少，而乡村旅游向当地提供了难得的就业机会，这使乡村旅游目的地周边居民从事乡村旅游的积极性较高，造成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占比相当高，对外就业吸引的辐射能力变弱。而经济发达地区乡村产业经济相对繁荣，就业机会丰富，当地居民就业的可选择性较大，乡村旅游就业的迫切性与稀缺性相对减弱，同时也使乡村旅游就业吸引的辐射能力向外围扩散和转移。

可以看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存在空间结构上的区域差异特征。这明确反映了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差异因素对乡村旅游开发就业吸附效应的影响。这也对于不同区域因地制宜地规划和发展乡村旅游，优化其空间结构体系，发挥好当地人力资源优势，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2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及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是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在当地产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影响下自主选择和自由流动的结果。研究基于经济地理学对区域间劳动力要素流动的解释，结合当地经济和社会环境，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视角探索性分析，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层级结构特征形成的空间模式与过程。

2.2.1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

为了更加直观、清晰、深刻展现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特征和形成过程，研究将深度访谈得到的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分布结构图与案例地城乡地域空间系统卫星影像相互叠加，得到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分布与城乡结构关系图，如图3所示。

结果反映，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结构与当地城乡地域空间系统存在密切关系。首先，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方向主要沿乡村旅游目的地核心区至中心城镇方向呈现波动递减趋势延伸;第二，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层级结构与城乡地域空间结构相关联，超过12 km的外缘层与城乡接合部区域基本吻合。其中，白沙村至临安城区间城乡接合部区域约为距离白沙村16～25 km范围，大河村至稷山县城间城乡接合部区域约为距离大河村13～19 km范围。可以说，城乡接合部区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用发挥的“分水岭”。

与此同时，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当地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和就业人口流动集中发生在，连接居住地和工作地间的主要道路。例如，白沙村为连接其与临安城区的S205省道，大河村为连接其与稷山县城的S233省道。交通条件一直是乡村地域对外联系的限制性因素，也是乡村旅游发展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更重要。乡村旅游目的地对外交通的便捷条件不仅是当地乡村旅游就业人员流动的依托载体，还影响着就业人员流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实现的基础。因此，这些城乡间的主要连接道路成为当地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的通道和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模式形成的重要内容。

基于此，研究结合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结构与当地城乡地域空间系统关系，并考虑主要道路在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中的关键介质作用，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的视角提炼出了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图4）。该模式既展现了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模式特征，同时也刻画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移动的过程、影响因素、变化特征和形成机制，以便进一步梳理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过程与机制。

2.2.2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模式的形成机制

在城乡三元空间结构（城镇—城乡接合部—乡村）的基本框架下，城镇一直是社会发展资源集聚、经济活动集中、空间利用充分、就业机会广阔的区域。而乡村地域由于社会资源投入的减少、农业产业地位的动摇、产业经济部门的缩减，当地就业机会也在不断减少，并逐步成为就业人口的流出地。这种城乡发展的不均衡使乡村地域剩余劳动力积极主动向城镇寻求就业机会。这也是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就业人口大规模从乡村地域流向城镇地域的显著原因[27]。

随着旅游市场体验需求的变化，休闲旅游在乡村地域的兴起以及交通要素的介入，扰动了之前就业人口由乡村向城镇流动的宏观趋势。在当前进入“移動社会”的过程中，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正在从微观上改变着当前城乡间劳动力空间流动的格局、过程和机制。乡村旅游作为乡村地域新兴的产业部门，其在乡村劳动力就业吸附中具有重要作用，成为引起“乡—城”就业人口流动新趋势形成的关键因素。由于当地乡村旅游开发带来就业机会的增加、市场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尤其便利的交通为就业人口流动提供支持，城乡接合部剩余劳动力在综合权衡机会成本后形成往乡村和城镇同时双向流动的方向变化（图4中乡村就业人口流动方向变化）。

为进一步揭示了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模式的形成过程，研究引入“推—拉”理论系统剖析案例地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过程机制。在拉力方面，乡村旅游发展带来可观的就业收入、便捷的交通环境、兼顾家庭照料的灵活就业形式以及低门槛的岗位要求，使得当地与城乡接合部剩余劳动力（尤其，女性和老年人）将乡村旅游作为“家门口的职业”，吸引大量就业人口[28-32]。在推力方面，由于城乡接合部区域在城乡地域空间结构上的特殊性，其产业结构和就业吸引力相较于城镇区域较弱，就业机会也无法满足劳动力需求[28]，必然引起就业人口流动;而相对于城镇就业条件高、收入水平差距小、就业灵活性差等不利条件，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拉力优势更加突出，尤其便捷的交通环境帮助就业人口克服了由居住地至工作地之间的距离、时间、费用、心理等成本，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发挥形成重大推力[29]。

值得注意，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和就业人口流动的基础是道路交通和配套设施[30-31]。对于以山区地形为主的乡村旅游目的地，交通条件和环境在较大程度上对其产业发展及就业吸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交通道路不仅架起了乡村旅游目的地与城镇客源市场之间的桥梁，同时也构建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和就业吸附的通道。交通条件成为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环境中“推-拉”理论因素发挥作用，影响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和就业吸附模式形成，甚至乡村旅游在当地乘数效应实现的关键介质。进一步证实了，交通条件在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自身和社区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同时，从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模式特征可以看出，尽管乡村旅游具有促进就业的多方面优势，但受限于乡村旅游发展的规模、经营的季节性特征等，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如前文所述，具有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和空间层级结构。因此，乡村旅游就业促进的作用需要得到客观地认识，避免在地区乡村旅游规划和开发实践中，将乡村旅游作为是解决乡村问题的“万能钥匙”。这也是下文“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围栏效应”分析的基础。

2.3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围栏效应

为进一步提炼区域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结构特征和过程机制中的理论内涵，研究结合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等理论基础提出“空间围栏效应”的概念，来反映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作用在发挥过程中的空间边界和空间适用性，如图5所示。

“围栏效应”这一概念是从经济学中科斯定理关于“对产权进行有效的界定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引申而来[33]，具体指经济活动能够产生影响的范围往往存在一个可以确定的边界（例如，城乡接合部区域），如同用围栏将它与周边区域区分开来一样。而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作为旅游经济活动在促进就业、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方面产生的具体影响，已经被上文证实也存在一个明确的作用边界。因此，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应的空间适用性特征可以被概念化为“空间围栏效应”。

研究对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围栏效应的认识在于明确和量化乡村旅游就业促进作用在空间上的适用性。这种适用性既是乡村旅游就业吸引能力距离衰减特征的体现，同时还是就业人口基于机会成本，克服空间、时间障碍客观进行决策的反映。随着劳动力流动机制的不断完善和就业环境的日益透明，就业吸附不仅考虑当地产业发展水平和就业岗位规模，也越来越涉及就业人口主观的价值判断、生活追求、发展选择等因素。可以说，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结构特征体现的是乡村旅游发展和劳动力就业选择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而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围栏效应则明确突出了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自主选择性和就业吸附空间适用性的特征。

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围栏效应所传达的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和乘数效应的空间约束性，并不是说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全部集中在乡村至城乡接合部之间区域，更不是否定乡村旅游在促进乡村就业和乡村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而是系统认识了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在其特殊的环境下的空间结构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不同类型乡村地域乡村旅游发展提供空间规划上的参考。同时乡村地域类型丰富的背后应该是乡村旅游不同发展模式、结构和特征的多样性。因此，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研究为从空间上深化乡村旅游就业人口流动、乡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等研究提供了一个视角。

3 结论与讨论

针对乡村旅游对区域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的影响，研究基于在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案例地收集的第一手资料，首先从空间上揭示了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层级结构特征（核心层、过渡层、外缘层），其中核心层吸附就业人口规模占比达到48.5%～70.5%，且当地85%的乡村旅游就业人口分布在距离乡村旅游目的地核心区0～12 km的过渡层范围以内。其次从城乡地域空间系统视角对比认识到，城乡接合部区域为当地乡村旅游就业吸附效用发挥的“分水岭”。这一现象的内涵在研究中被概念化为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围栏效应”。最后研究结合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系统构建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过程模式，并指出交通干道在乡村旅游就业吸附过程中起到关键介质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不仅丰富了对微观尺度上乡村旅游就业人口空间流动特征、过程、模式等的认识，同时对于理性客观理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快速发展过程中，合理规划乡村旅游开发空间格局、科学估算投资规模、高效促进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化等，都具有切实的实践启示。

第一，长期以来社会对旅游业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业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带动作用强等特点的认识[9]，忽视了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尤其空间围栏效应。实践中，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和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的条件特征，特别是在空间适用范围上“围栏效应”突出。尤其针对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的就业吸附成效，还与地区就业人口通勤交通便利性、与城镇距离状况、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在认识乡村旅游发展，尤其开展乡村旅游开发空间规划时，应特别根据当地乡村旅游市场需求和劳动力供给水平确定其空间开发密度和格局。以期，更好优化游憩资源开发利用结构、促进乡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提高人力资源效率、进一步发挥其“乘数效应”。

第二，乡村旅游开发规划过程中，既要重视乡村旅游就业吸附存在一般空间结构特征和空间围栏效应，还要考虑乡村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对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产生的不同影响。乡村旅游作为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经济活动，其开发水平和发展效益也必然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密切相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乡村旅游市场需求程度不一样，乡村旅游发展程度和就业吸附结构自然存在差异。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乡村旅游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开发的意义更加突出，但受限于当地社会经济和乡村旅游辐射带动作用空间上趋于集中性的特点，乡村旅游乘数效应发挥作用的空间约束性更强。因此，因地制宜结合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环境厘清乡村旅游开发格局，也将是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和规划中需要认真思考的内容。

第三，中国乡村地域范围广阔、类型多样、发展基础和条件差异巨大，乡村地域游憩资源类型、品质，旅游开发的条件、区位、潜力和产业发展水平等特征也势必千差万别。受到当地乡村和旅游发展差异的影响，乡村旅游就业吸附作用的效果和特征，也应随着当地乡村旅游发展条件、类型和水平的差异有所区分。本文仅对我国开发较早及较为普遍的山岳景区依托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进行分析[26]，而由于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具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就业吸附动力机制以及劳动力需求特征，这势必使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空间围栏效应适用范围等存在类型上的差异和个性特征，也不免造成本文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空间规律对其他类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理论解释的不足。这很大程度影响了乡村旅游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乡村旅游发展的实效性。因此，加强和深化基于乡村旅游发展类型差异的就业吸附空间特征与效应研究，对于系统化认识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就业吸附的空间特征和规律，更好针对性指导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背景下乡村旅游开发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

参考文献

[1]LADKIN A. Labor mobility and labor market structures in tourism[M]//ALAN A， MICHAEL H， ALLAN M. The Wiley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ourism.Oxford：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132-142.

[2]麻学锋，崔盼盼. 旅游产业生成周期与城镇化发展及就业吸纳分析：以张家界为例[J].经济地理， 2017，37（5）：199-207.

[3]VAUGEOIS N， ROLLINS R. Mobility into tourism refuge employer？[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34（3）：630-648.

[4]樊士德.中国劳动力流动社会经济政策演化脉络与效应研究[J].人口学刊，2013，35（5）：71-80.

[5]文军.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J].学术研究，2004（7）：32-36.

[6]朱竑，张博，马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研究：议题与展望[J].地理科學，2019，39（1）：1-11.

[7]宋全成.地名发展、移民变迁与乡愁记忆传承[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3-156.

[8]李涛.中国乡村旅游投资发展过程及其主体特征演化[J].中国农村观察，2018（4）：132-144.

[9]关吟，麻学锋.旅游产业发展就业效应分析：以张家界为例[J].中外企业家，2017（28）：60-62，64.

[10]NARANPANAWA N， RAMBALDI A N， SIPE N. Natural amenities and regional tourism employment： a spatial analysis[J].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2019（4）：1731-1757.

[11]LOHMANN G， DUVAL D. Destination morphology： a new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ourism-transport issues？ [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4， 3（3）： 133-136.

[12]郭爽，孫根年，王翠平.山西省A 级景区旅游就业规模的估算模型： 2013—2014年80家A级景区的统计分析与检验[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31（7）：195-200.

[13]THULEMARK M.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sense of place-seasonal tourism workers in rural Sweden[J].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017， 23（3）：110-132.

[14]WALMSLEY A. Assessing staff turnover： a view from the English Rivier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4（4）：275-287.

[15]BERNARDI C. Tourism， public transport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8， 36：119-120.

[16]CAMPOS-SORIA J A， GARCA-POZO A， SNCHEZ-OLLERO J L. Gender wage inequality and labour mobility in the hospitality sector[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2015， 49（8）：73-82.

[17]SOLNET D J， FORD R C， ROBINSON R N S，et al. Modeling locational factors for tourism employ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45（1）：30-45.

[18]IEK D， ZENCIR E， KOZAK N. Women in Turkish tourism[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7，31：228-234.

[19]KHATIWADA L K， SILVA J A. Mitigat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rural regions： the effects of tourism employment in Namibi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015， 17（5）：442-450.

[20]ZHOU L X， CHAN E， SONG H Y.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ial mobility in early-s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a case from rural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 63（12）：338-350.

[21]JANTA H， BROWN L， LUGOSI P， et al. Migrant relationships and tourism employment[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1， 38（4）：1322-1343.

[22]IORIO M， CORSALE A. Rural tourism and livelihood strategies in Roman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0， 26（2）： 152-162.

[23]SU M M， WALL G， WANG Y， et al. Livelihood sustainability in a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Hetu Town， Anhui Province，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9，71（4）： 272-281.

[24]厉新建.中国旅游就业效应分析与制度创新[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29-35.

[25]姚海琴.乡村旅游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14：55.

[26]朱鹤，刘家明.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J].地理研究，2018，37（12）： 2490-2502.

[27]RAMAKRISHNAN S， MACAVEIU C. Understanding aspirations in tourism student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19，39：40-48.

[28]柳百萍，胡文海，尹长丰，等.有效与困境：乡村旅游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辨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4，35（5）：81-86，112.

[29]CARSON D A， CARSON D B. International lifestyle immigrant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rural tourism innovation： experiences from Swedens far north[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8， 64： 230-240.

[30]MCCANN P， POOT J， SANDERSON L. Migration， relationship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theor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10，10（3）： 361-387.

[31]KOI′C I. Can tourism development induce deterioration of human capital？[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9，77：168-170.

[32]ADEYINKA-OJO S. A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analysing employability skills deficits in rural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destinations[J].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8， 27（7）： 47-54.

[33]曾贤刚，唐宽昊，卢熠蕾.“围栏效应”：产权分割与草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 24（2）：88-93.

（责任编辑：王爱萍）

随便看

科学优质学术资源、百科知识分享平台，免费提供知识科普、生活经验分享、中外学术论文、各类范文、学术文献、教学资料、学术期刊、会议、报纸、杂志、工具书等各类资源检索、在线阅读和软件app下载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