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美德日市场经济模式的比较研究及启示 |
| 范文 | 左伟 摘 要：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国际上比较典型的三种市场经济模式，三者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银行与企业的关系、劳资关系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其经济社会绩效表现与效率来源也各不相同。比较三者的区别及优劣，总结它们在实践运行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市场经济模式；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4-0086-07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是国际上比较典型的、且在实践中取得良好绩效的三种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美国、德国、日本三国的经济发展及竞争优势的变化，对三种模式的比较和孰优孰劣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如David Coates（2001）从工会地位和作用、教育培训与文化、资本组织间的关系、政府的作用等四个方面，探讨了市场导向的美国模式、协商导向的德国模式、政府导向的日本模式三者之间的区别，提出美国模式的特点是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私人公司自由追逐短期利润，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主流文化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德国模式的特点是政府对资本积累的直接干预程度较小，但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劳工权利和劳工福利，使得劳工组织拥有了影响市场和直接参与劳资谈判的能力，主流文化是社会民主主义；日本模式的特点是尽管在积累决策方面仍然主要依靠私人公司，但决策最终采用与否必须要同公共机构（政府）进行磋商后才能决定，倾向削弱劳工权利但对劳资关系形式留有余地，主流文化是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1]法国学者阿尔贝尔（1999）认为，美国模式和德日模式的区别体现在企业的性质及目标导向、市场的地位、政府管制程度、银行的地位和作用、对待不平等问题的态度、对待储蓄和投资的态度、对待外来移民的态度等方面，总体上德日模式优于美国模式。[2]裘元伦（2010）对美国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劳动权利和资本权力的问题，美国政府行为倾向于资本，因而美国模式偏好市场、企业、雇主，强调公民自我负责；而欧洲模式下政府尽管重视资本利益，但同时又强调劳资协商和社会平衡，结论是重视社会公正与公平的欧洲模式整体上优于美国模式。[3]罗纳德·多尔（2002）则提出，尽管美国社会有很多弊端，但美国模式的竞争力是其他模式所不能及的。[4]2008年金融危机后，以对美国模式下过于自由化的市场缺陷的反思为主线，再次引起了对三种模式优劣的比较和争论。本文拟对三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各自的优劣作一比较分析，并探讨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美德日模式的主要区别：核心理念与体制构架 美德日三种模式的根本区别，不在于一般的技术性内容，而在于每个模式的核心理念不同，相应的体制构架也各不相同，这在宏观层面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中观层面的银行与企业关系、微观层面的劳资关系都体现出来。 （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按照其创始人之一阿尔马克的定义，“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但辅之以经济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5]也就是说，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理念，是将自由市场经济的效率同社会公平相结合，力求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实现一种融合及均衡。而在“效率”和“公平”的实现途径上，社会市场经济论者提出，首先，为了保障市场经济的效率，政府的定位是提供市场“秩序”即完善的规则，而不能干预市场过程。①其次，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政府要通过完善的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的自然结果即贫富差距的弊端予以限制和纠正。这种理念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干预较少，重在提供完善的“秩序”，但对社会领域进行深入干预。具体表现为：第一，政府立法，提供“竞争秩序”。通过《反对不正当竞争法》、《反对限制竞争法》等法律，对欺骗消费者、损害竞争对手、滥用垄断地位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予以限制。第二，以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保障“货币秩序”。德国《联邦银行法》赋予了中央银行在法律上的独立地位，规定中央银行向政府贷款的最高限额、中央银行行长任期8年且不能被解职、经费独立于联邦财政预算等，在体制上杜绝了政府干预中央银行的种种可能。第三，实行完善的社会政策，以较高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差距，以财政预算平衡制度调节地区差距，并通过广覆盖、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政策，为贫困者提供经济安全。从上述三个方面看，德国政府对市场干预的重点，在于市场过程前提供“秩序”规则和市场过程后修正结果，但这一头一尾的两端条件，限定了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和路径，相当于对市场机制进行了“扬弃”，所以，德国政府介入市场的总体程度虽然不深，但这种干预的主动性非常强。 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由自由放任的传统市场经济发展而来，其核心理念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经济在长期自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发传统，而不是像德国那样有着很强的主观建构色彩。这个自发传统，就是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即强调个人经济自由，信奉自由市场竞争并认可其结果，这种自由尽可能不受政府和社会的制约。美国学者格林沃尔德将此阐释为：“大多数决定都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独立地做出。控制经济和协调许多独立决定的职能，是通过运用自由价格制度来实现的，人们主要依靠竞争的力量来确保自由价格制度有效而顺利地发挥作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较少，而在生产和定价方面，则希望政府采取放任主义的立场，较少甚至完全不加管制。”[6]这个核心理念反映在现实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就是市场居于主体地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最小化。第一，实行自由企业制度，企业自由追逐利润，无需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并且可以为了自身商业利益对政府进行游说。第二，政府促进市场竞争。一方面以《谢尔曼法》、《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法律为依据，限制大企业的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支持小企业发展，为小企业提供贷款融资和政府采购合同。美国《小企业法》规定，政府在各种采购中应给予中小企业不少于23%的份额。[7]第三，在宏观调控上，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没有统一的经济计划，也没有官方的产业政策。第四，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美国社会保障总体水平较低且地区不平衡，只限于对特殊群体的救助，而非全民福利。2009年美国社会福利支出仅占GDP的11.39%，而同年德国占比达22.34%。[8]总的来看相比德国，美国政府干预市场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干预程度小，重在市场过程前制定规则和完善市场运行条件，对市场结果的修正力度比较小。二是属于被动的补缺型干预。相比德国的主动干预，美国政府干预的出发点主要是修补市场空缺，对市场机制本身的纠偏、限定和扬弃很少，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 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的核心理念是“赶超”。日本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时间晚于欧美，自“明治维新”以来，赶超欧美、富国强兵便是历届政府的一贯追求。而二战后日本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在市场发育、产业结构、技术创新等方面落后于欧美，经济又在战争中受创；另一方面国内资源匮乏，经济发展受制于自然资源这一先天不足的条件。这种情况下，依靠市场的自然发育和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显然无法实现赶超目标，于是日本构建了一个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替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进行产业选择，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政府的主导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通过实行锁定劳动力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鼓励大中小企业一体化和大企业间联合的企业组织政策、银行监控大企业的主银行制度、政府控制银行的中央银行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构建了一个从政府—银行—企业财团—企业—雇员的环环相扣的严密的经济组织体系，这个体系下政府意图可以有效传导至企业。②第二，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包括产业政策、经济计划、金融政策、政府规制以及对企业的微观决策直接进行劝说和建议的行政指导等，政府将资源引导配置至重点领域，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政府的战略发展意图。与美国和德国相比，日本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不仅限于宏观领域，而且深入到微观的企业层面，将整个经济社会体系塑造为一个“大日本股份公司”，这种模式显示出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显著区别。 （二）企业与银行的关系 德国的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德国“全能银行”制度下，企业的资金主要来自银行的间接融资。银行与企业的密切关系表现在：第一，银行是企业的首选股东，在德国最大的100家工业公司中，大型银行拥有其中48家企业的10%～25%的股份，43家企业的25%～50%的股份，9家企业的50%以上的股份。[9]第二，银行兼企业董事会成员，对企业运作进行监管。第三，大企业也往往是银行的股东和监事会成员。两者的紧密连接形成了一种牢固的产业—金融共同体，其优势是：第一，构建了一个严密的、外资很难渗入的利益交叉网络，使企业免于外部恶意收购的风险。第二，银行提供的稳定和长期资金来源为企业提供了一种长期利润导向，使企业免于股票市场价格波动的压力而导致的短视行为，有条件进行长周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高研发投入和对人力资本的培训，而这些正是工业制造业发展的必需条件，[10]其结果是促进了德国工业制造业的强势发展。 与德国相比，美国企业与银行的关系则比较松散，而与资本市场的联系比较紧密，企业融资的80%来自资本市场。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股票市场上的表现就成为衡量经营者业绩的最重要参照。因此，比起企业的长期利润和长远发展，经营者更为关心企业股价和眼前利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短期利润导向，美国模式也因此被称为“股票资本主义”。许多国外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有利于工业制造业发展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企业与资本市场的密切联系，却促进了美国技术创新产业的成长。因为技术创新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特点，使得该类企业从银行得到贷款的难度较大，但是技术创新一旦成功便具有高利润回报的特点却符合资本市场大胆逐利的本性，因而容易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所以，美国的资本市场与企业的紧密关系，虽然不是一种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模式，但却促进了技术创新产业的活跃。 日本的银企关系比德国更为紧密和牢固，其基础是“主银行制度”。日本大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提供了最大贷款份额的主银行一般都作为该企业的主要股东和重要监管者而存在，是企业治理结构的核心。青木昌彦将两者关系描述为，一方面银行并不对企业的经营实施直接控制，在盈利良好的条件下，它们只作为“平静的商业伙伴”而存在。另一方面，如果企业经营恶化，这时主银行的权力“是可见的”，主银行能够通过企业营业帐户、短期信贷情况等途径及早察觉出问题，并在必要时召开股东大会或董事会来更换企业的最高领导层。从根本上说，“主银行制”是日本政府主导模式下政府通过银行加强对企业引导和控制的核心环节，但在客观上也起到了防止外资渗入、为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提高企业内部治理效率的积极作用，促进了企业竞争力的提升。[11] （三）劳资关系 对劳资关系的重视与协调是德国模式区别于美日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弱化阶级对抗、倡导社会平等是德国“社会”理念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制度安排就是“劳资共决制”。按照德国法律规定，工人代表进入企业最高权力机构监事会，同资方共同决定企业生产经营重大问题、人事问题、职工福利问题等，其比例占到监事会的1/2或1/3。“劳资共决制”的意义在于，为传统的劳资关系模式提供了一种新的导向，在法律和制度的层面上提高了工人的地位并确立了一套严格的劳工权利，结果是促进了一种较为理性和务实的“各阶级合作主义”的社会关系的形成。 美国的劳资关系模式沿袭了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倾向于一种纯粹的商业雇佣模式，没有过多的阶级调和导向。第一，政府对劳资关系没有过多干预，只是规定了最低工资制度、集体谈判、劳资冲突解决方式等基本的劳资制度，着眼点在于将劳资冲突限定在一定范围内，而不是重塑一种和谐的劳资关系。第二，企业内部奉行“股东至上”主义，企业所有者享有对企业的完整权益，这种权益不被工人所分享。第三，美国工会力量较弱，组织上也比较分散，未能形成能够与资方相抗衡的组织力量。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的劳资关系呈现出商业雇佣模式下的资本强势劳动弱势的特点。 日本模式也对劳资关系进行了重塑，但与德国模式下的“平等合作”导向不同，日本所塑造的是一种以忠诚和服从为导向的“家长式”劳资关系模式。第一，通过终身雇佣制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意识，年功序列制又强化了企业内部的等级色彩，这些制度塑造了以忠诚和服从为核心的企业文化，这种忠诚和服从在企业内部又变成高度的敬业精神和相互配合的团队精神。第二，采取人本管理方式，允许员工参与基层决策，注重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工作乃至情感交流。这种企业文化下的劳资关系模式激发了员工的人力资本潜力和对企业的忠诚度，成为日本企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 二、美德日模式的优劣分析 （一）对德国模式的分析 自二战后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一直保持了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长，其实际GDP年均增长率虽不及日本，但在整体上高于美国。与此同时，其社会发展自二战后至今始终保持了良好绩效，一个近期指标表现就是2000～2011年间德国基尼系数平均值为28.3，远低于美国的40.8。[12]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绩效，显示出德国模式的内在优势。 首先，德国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相结合，在总体上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效率与公平往往被看作是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但在德国模式中却将两者视为可以结合的因素，尤其重视社会公平对效率的促进作用。第一，通过完善的社会政策，为人们提供经济安全和技能培训，有质量地保障了劳动者这一生产力中最活跃因素的再生产。第二，通过缩小贫富差距，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比较和谐稳定的外部环境。第三，通过劳资共决制，在法律和制度层面提高了劳动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缩小了人们因经济差别而带来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经济权利的差别，将工人从资本的对立面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部，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生产力最具破坏性的劳资矛盾，在总体上提高了经济效率。因此，德国模式的突出优势，就是将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其次，形成了一种基于稳定的经济增长模式。德国模式下，经济增长是建立在经济稳定的基础之上的，这通过两个方面得以实现：第一，在宏观调控目标的优先顺序上，经济稳定优先于经济增长，并以高度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来保证这一点。第二，全能银行制度下的紧密银企关系，为制造业的强势发展提供了充分条件，造就了以制造业这种实体经济为核心而非以虚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可见，正是由于德国模式下经济稳定优先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中又依靠实体性的稳定增长而非虚拟性的高风险增长的特点，使得德国模式在经济增长的稳定性上优于美国和日本模式，很少出现如美国经济的经常性波动和日本经济的大起大落的情况。 但与此同时，德国模式在实践运行中也出现了问题，集中体现在过度的社会政策开始侵蚀经济效率，导致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德国模式下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的前提是，保持两者的适度均衡，但这种均衡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过高的社会福利开支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得高福利模式难以为继；过多的劳动保护和强制性员工培训等社会负担加大了企业成本，影响了企业的竞争力；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削弱了部分人的进取精神，产生了主动失业和消极就业的情况，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德国经济一度陷入高失业、低增长的泥潭。 （二）对美国模式的分析 虽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模式的表现逊色于德日，但20世纪90年代后重新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经济绩效上再次超过德日，稳居经济霸主地位。这与美国模式在效率上的独特优势密不可分。 首先，强劲的动力机制是美国模式的效率源泉。与德国模式强调公平与效率的均衡不同，美国模式是单边的效率体制，其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发挥地淋漓尽致，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一是在自由企业制度下，企业自由追逐利润，没有政府的微观规则和价值导向，没有社会因素的考量和制约，没有劳资关系的种种限制，没有高税赋和强制性员工培训等社会成本，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二是竞争激烈，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关系松散，没有过多的协调与合作，优胜劣汰的生存压力从外部强化了企业发展的动力。三是政府不照顾弱势群体，将贫困和失败归于个人问题，只提供有限的社会保障。不受约束的资本对利润的自由追逐，以及残酷竞争和生存的外在压力，共同生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机制，成为美国模式的效率源泉。 其次，自由市场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在自由市场制度下，美国政府不对市场进行过多限制，也不介入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因此要素流动充分，市场非常活跃，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如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创新型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来源；由于没有过多劳动保护，企业用工灵活且成本较低，劳动力流动比较充分，劳动力市场比较活跃。因此，自由市场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成为美国模式的又一效率来源。 尽管美国模式的动力机制和自由市场带来了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严重问题。首先是不受约束的利润导向对社会价值观及社会公平的破坏。一方面，对利润的盲目追求造成道德和信用缺失，安然、世通公司财务造假等事件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另一方面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激化，“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民众对资本不加节制的贪婪、对资本强势劳动弱势等社会不公正的抗议。其次，过度自由化的市场体制，加剧了经济波动和危机隐患。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放松金融管制引发了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削弱了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期间发生了大大小小十几次金融危机，直至2008年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经济波动本是自由市场体制的一个天生缺陷，在美国模式中由于市场的过度自由化，这一缺陷被加倍放大了。 （三）对日本模式的分析 二战后日本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即成功实现了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日本奇迹”，也为日本模式赢得了广泛赞誉。[13]总的来看，日本模式的效率来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模式突出了一种组织效率。第一是在企业层面上，企业集团组织带来的效率。日本的企业序列将大量分散的大中小企业整合到由财团主导的一体化生产销售体系中，解决了日本作为后发经济存在的大企业技术先进、实力雄厚，而中小企业技术落后、发展滞缓的二元结构问题，带动了中小企业的现代化。第二是在整个经济体系层面，“大日本股份公司”体制带来的组织效率。如前所述，日本模式下形成了从政府到银行、大小企业、雇员的自上而下的“大日本股份公司”式的严密的经济组织体系，提高了政策的传导效率，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形成合力，提高组织行为效率。 其次，在市场不足的情况下，政府主导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日本实行赶超战略受制于两个条件，一个后发国家的市场发育不足且进程缓慢，这是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致命障碍；另一个是日本国内资源非常有限，因市场缺陷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低效将会使经济付出巨大成本。这两个限制条件通过政府的主导作用得以弥补。一方面，政府着力增进和培育市场及市场主体；另一方面，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强力引导和干预，将国内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政府选择的领域而非市场自然选择的领域，防止市场不足条件下对资源的错配和浪费。实践证明，在市场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和产业选择，无疑是日本经济高效率的最为重要的来源。 正当日本模式受到许多后发国家的追随和模仿之时，日本经济形势却在20世纪90年代初急转直下，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无法复苏。究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日本模式与变化了的外部环境条件产生了矛盾，凸显出日本模式适合工业经济、但不适应信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局限性。首先，主银行制和终身雇佣制形成了过于固化的资金和劳动力市场，这适应了工业经济条件下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企业发展对长期固定资产投资和熟练工人的需求，但不适应信息经济条件下高新技术产业对于风险资本和高端人才的流动性需求。因此当日本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化后，属于前者的优势制度安排反而成了后者的制约条件。其次，信息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的失误机率加大。工业经济条件下实行赶超的主要途径是引进和学习先进国家的成熟技术、制度和产业组织形式等，学习赶超的阶段性目标比较明确。但信息经济时代的特点是自主创新活跃、产品更新换代非常之快，这时的技术模仿和移植不再像工业经济那样具有确定型，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路径及前景，这种情况下政府产业政策决策的失误机率加大，政府主导的效率随之降低。 三、启示和借鉴 美德日市场经济模式作为比较成熟的各具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在体制构建和实践运行中的经验教训，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提供了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应对公平对效率的促进作用予以足够的重视 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人们往往强调两者的对立性，而对两者的一致性特别是公平对效率的促进作用关注不够。但德国和美国模式的实践恰恰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两者的正相关性。一方面，德国的经验表明，适度的公平能够促进效率的提升，对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的保障、对经济社会差别的控制与调节等，保障了劳动力再生产，弱化了阶级对立，增强了劳资合作，进而提高了效率；另一方面，美国的实践从反面表明，忽视社会公平会对效率产生很大损害。美国低水平的社会保障、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造成社会矛盾激化，因劳资矛盾导致的罢工损失是德国的数倍。以1968～1978年为例，美国的每1 000名工人平均因罢工失去545个工作日，德国只有49个工作日。[14]在1988年，美国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劳动日总共是1 200万个，而德国只有2.8万个。[15]近年来，美国通用汽车工人罢工、港口工人罢工、纽约公交地铁工人罢工等大规模罢工频发，给美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失。德国和美国的经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具有一致性，公平可以促进效率的提升。在我国改革的制度设计和实践中，要对这一点予以充分的关注。当然，前提是在适度的范围内，如果超出这个适度范围，就会导致通常所说的公平对效率的损害，德国模式中过度的社会政策对效率的侵蚀也正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发挥公平对效率促进作用的同时，要把握好两者的适度均衡，才能实现良性互动。 （二）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两者应互为补充、不可偏废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两者应是互为补充、不可偏废，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美国模式下政府作用最小化和日本模式下政府作用最大化所带来的问题都说明了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干预之所以成为必要，其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市场失灵的存在，即市场无法解决公共物品生产、垄断和外部性问题，所以需要政府介入；二是市场自身的缺陷，即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而使得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成为必然。为了解决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问题，政府必须进行适度干预，否则就会发生像美国模式下过度自由化的市场导致频繁的经济波动甚至酿成经济危机的情况。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干预过多甚至替代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同样会造成问题。比如日本在市场不足的条件下，政府替代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当市场基本成熟后，政府继续替代市场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如在信息产业的竞争中，日本政府着力发展的模拟式技术大败于美国的数字化技术，就反映了政府替代市场进行选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当前信息时代条件下尤为明显。目前在我国也存在着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的问题，影响了市场体系的充分发育和资源配置效率，所以应逐步减少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同时加强针对市场失灵和市场缺陷的宏观调控，将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稳定有效运行。 （三）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经济模式，必须根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 美德日三国市场经济成为代表性模式，是由于各自的体制构架相对稳定且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绩效。但需要明确的是，各个模式都是在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条件下形成的，其模式的有效性是以与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相适应为前提的。当具体条件发生变化时，要及时对相关制度安排进行动态调整，否则就会由于体制模式的僵化而失效。日本模式下日本经济的大起大落就说明了这一点。日本模式的构建是以加速实现从后工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为背景，其严密的制度安排符合工业经济发展的需要，但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信息经济时代后，过于固化的制度构架无法适应信息经济发展的要求，又未能进行及时调整，导致了长期的经济衰退。经过反思，近年来日本模式开始了局部调整，采取了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等措施，使日本经济出现了阶段性的缓慢复苏。同样的，在德国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等长期性问题出现后，德国开始调整社会保障政策，适度削减社会福利，并以“机会创造”导向替代全民福利，如将提供失业补偿转向提供工作机会，将更多的“自助”和效率因素引入社会政策领域。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重新加强了对市场的监管，并以奥巴马推行全民医保为标志加强对社会领域的干预。因此，一成不变的万能模式是不存在的，在保持自身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条件的发展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是市场经济模式保持有效性和竞争力的前提。 （四）借鉴各模式的成熟经验和做法，同时注意不要照搬某个现成模式 美德日作为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其中的一些制度、政策和措施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比如通过完善的立法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市场竞争；以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保证宏观经济稳定；恰当的银企关系对制造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以及发达的资本市场对创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劳动者参与企业管理对提高企业效率的积极作用；银行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大中小企业的一体化生产销售体系对于改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共性经验，要积极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利用。与此同时在借鉴过程中，要注意将借鉴某些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同照搬某个模式区别开来。比如，近来有观点主张我国应向美国模式全面看齐，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忽略了美国模式的“大市场、小政府”是建立在深刻的客观基础条件之上的，这包括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历史上长期的经济自由传统，经历了长期充分发展的当前高度成熟的市场体系，垄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对比悬殊等等。而我国在文化、传统、市场发育情况、社会阶级状况等方面都同美国有着很大差别，照搬美国模式是行不通的。同样的，德国和日本模式也有其深刻的客观基础，德国模式建立在单一日耳曼民族基础上的集体主义文化之上，同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保障传统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社会制度的基础框架，而且德国受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较深，工人运动活跃且形成了劳资力量相对制衡的社会阶级结构，这些都是德国模式的客观基础条件；日本模式的形成则与其自然资源匮乏、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滞后、历史上资本主义改良的不彻底性所导致的经济主体间的等级依附的惯性和紧密的相互间关系、集体主义和“家长式”文化传统等客观因素密切相关。所以，现实中的市场经济模式，首先是建立在各国的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客观基础条件之上的，当然经济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有主观建构的因素，但这种主观建构必须在客观条件形成的框架内进行。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以立足国情为根本，不能照搬某个发达国家的现成模式，在借鉴发达国家的具体措施和经验时，要充分考虑到客观基础条件不同带来的借鉴的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度的问题，这样才能在改革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注 释] ① “秩序”是德国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提出的概念，他将经济秩序区别于经济过程，前者是经济活动的规则，后者是经济主体在规则约束下的具体经济行为。欧肯认为，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有效性，政府的职能定位是提供“秩序”，但不能干预市场过程。 ② 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制是在日本大企业中实行的制度，企业一旦雇佣劳动者便不能随意解雇，雇员的工资和职务随着工作时间的增加而逐步晋升，中途离职的雇员很难再被其他企业雇佣，这加大了雇员的违约成本，将雇员锁定在企业中。企业组织政策一方面鼓励大小企业之间形成长期固定的分包合作关系，一方面鼓励大企业之间的相互持股，形成了由企业财团主导的、有着较高资本融合度、建立在专业化分工合作基础上的企业组织网络。主银行制度下，为企业提供了最大贷款份额的主银行作为企业股东和最重要的监管者，对企业有着相当的控制权。日本的中央银行直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独立性较低，体现了国家管制金融的特点。在这些制度的设计和连接下，政府强化了对各级经济组织的直接和间接控制。 [参考文献] [1] [英]戴维柯茨.资本主义的模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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