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 |
| 范文 | 陈享光 李振新 摘 要 2017年我国经济学界对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宏观经济波动、全要素生产率、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见解，为认识和解决我国宏观经济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经济波动；宏观金融稳定；开放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11-0001-07 宏观经济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纵观经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问题、宏观经济波动问题、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等问题上，并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问题研究 王少平和杨洋[1]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和经济新常态下的数量关系。他们构建了由 GDP、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宏观经济变量组成的协整系统，应用 KPSW理论分解出2001～2014年我国 GDP的长期趋势和短期冲击。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出现结构性下移，尤其是2010～2014年期间发生大幅度下滑；二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下移主要归因于资本积累不足，劳动力优势逐步丧失，以及技术进步的速度下降等经济因素；三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稳定在6%至7.5%之间，概率为91.5%。因此，经济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管理应重视促进和培育长期经济增长因素，同时适度地实施刺激性政策以应对GDP的周期性下滑。 陶新宇等[2]利用1999～2015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了中国经济结构指数， 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之谜。研究发现：首先，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经济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呈现倒“U”曲线；其次，就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而言，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仍然不同。东部城市率先进入“结构性减速”渠道，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正处于加速和减速的过渡时期，西部城市的经济结构仍处于“结构性加速”通道；再次，中国各区域城市形成了一个独有的经济结构与GDP同步提高的“雁阵”模式。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应当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经济特征，保持中西部的经济结构优势，警惕东部地区经济结构失衡的风险，实现全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 马勇和陈雨露[3]使用1981～2012年世界68个国家的动态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金融杠杆水平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杠杆水平以及金融杠杆波动对经济增长均存在着显著影响，金融杠杆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金融杠杆的门槛约为1.468，金融波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线性关系。根据阈值预计，我国将于2019～2020年左右进入“次高速”阶段，金融杠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他们建议，在即将步入“次高速”阶段，应积极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支撑点，同时继续推进金融去杠杆化，避免金融杠杆大幅波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猛然冲击。 刘瑞祥等[4]对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新解释，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国际分工体系的建立，中国经济顺利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外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具体来看：中国对东亚经济的依赖正在下降，而对美国等经济体的经济依赖正逐渐增加。第二，通过全球生产网络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不同生产地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尽相同。当前中国逐渐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但是由于中国在价值链中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经济增长不可持续。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应该通过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从而摆脱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同时加快转变以投资为主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更加注重完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避免扭曲最终的消费需求结构。 邵宜航和李泽扬[5]试图从理论上解释空间集聚通过影响企业创新、企业研发、企业进入与退出等企业动态演变进程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他们使用扩展的熊彼特式纵向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挖掘中国制造业企业2000～2007年的地理信息，构建空间集聚指标，实证检验空间集聚、企业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目前大部分企业空间集聚已经开始出现负向效应，主要原因是空间集聚提高了周边地区的地租成本，并造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紧张，这将通过降低创新公司的利润来减少对企业创新的激励。因此他们认为，应当着力发挥空间集聚对企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同时抑制土地使用成本的过快上涨、避免高地价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并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等政策。 白俊红等[6]构建了包含研发要素的动态特征与GDP增长的理论模型，以此来研究研发要素的动态特征对GDP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使用引力模型来测量中国各省的研发人员和资本因素的流动数据。最后，他们利用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之间的经济行为存在着相互影响；研发要素在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影响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这是通过相邻地区之間的空间知识溢出效应来实现的。因此建议，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时，需要通盘考虑周边地区的发展策略，积极搭建区域协作平台；同时，完善区域间要素流动机制，促进知识因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促进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 二、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研究 项后军等[7]阐述了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对经济波动的理论机制，并利用动态GMM的方法对2003年以来我国地方债务对经济波动的传导渠道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地方政府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庞大，往往需要举债来解决，如果债务融资不稳定，将会造成地区经济增长的波动；第二，鉴于地方政府财政能力较弱，而地方债务的大部分投资于基础设施、城市改造等回报周期长的项目，因此，土地财政收入成为地方债务的主要还款渠道；第三，地方政府在任期内存在政治晋升的激励，而在任期将满时经济行为则会趋于保守，导致政治周期通过举债动机的强弱对经济的不稳定性产生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为了缓解区域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有必要规范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行为。 仝冰[8]利用混合频率数据构建了DSGE模型，并对模型重新估计并进行方差分解。该研究发现，特定投资的技术冲击是中国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来源之一。因此，他建议中央银行应当在货币规则中增加对投资品价格的反应，进而改善宏观调控的绩效。 方福前等[9]通过构建经济波动作用于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并利用 SYS-GMM估计的方法探讨了2005～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与经济波动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中国的经济波动对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金融市场通过预期收益机制作用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这种影响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差异性。他们认为，2010年是中国技术创新模式的转折点，从此开始，中国的技术进步模式在逐步向自主创新转变。因此在中国经济增速不断持续下行、经济波动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向自主创新模式的转变，同时加快金融对自主创新型企业的支持具有合理性。 高然和龚六堂[10]构建了一个简化的DSGE模型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住房市场的不稳定性主要来自于房地产需求冲击；第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的存在不仅会放大房地产市场的波动，而且还会导致实体经济部门的波动；第三，土地财政导致无谓的社会福利损失，合理的土地供给政策能够减少这种损失程度。因此，地方政府应当拓宽收入来源的渠道，逐渐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同时合理的运用土地供给政策有助于缓解社会福利损失。 王频和候成琪[11]建立了由两个异质性家庭和两个异质性生产部门组成的DSGE模型。为了研究预期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房屋交易成本冲击和房价预期冲击被引入到模型中。研究发现：第一，确实存在着预期冲击对房地产市场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二，住房价格的预期对耐心家庭和缺乏耐心家庭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价格预期对缺乏耐心家庭的影响尤其明显；第三，公众的期望会影响政府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而错误的预期会导致政府政策的失败。他们进而认为政府应该引导公众形成产业调控政策的正确预期，进而改善相关政策的实施效果，减缓经济波动。 邵全权等[12]试图通过统一的DSGE框架来研究风险冲击和保险的存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保险制度的存在可以熨平宏观经济波动，减缓非预期冲击下的风险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降低保险赔付的免赔率，增强保险领域的良性竞争，可以有效地缓解经济波动。因此，适时地降低保险赔付的免赔率，增强保险市场的反垄断执法能力，既能促进保险业的良性发展，又能有效地发挥保险对宏观经济的保障功能，减缓经济的短期波动。 张翔等[13]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并利用1998～2015年的季度数据来研究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金融化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认为：国际市场金融化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同时这一影响渠道在金融危机前后是不同的。金融危机前主要是通过信息渠道对经济波动产生平抑效应，而在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等外部因素对经济波动产生放大效应。相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弱于國际商品市场的价格冲击。因此，他们建议应加强对国际资金流动监控，推动建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预警机制，以便及时识别金融资本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不利影响，有效应对国际商品市场金融化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三、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问题研究 贾俊雪[14]通过异质性企业家模型来分析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要素配置和TFP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作用首先是上升然后则是下降，并且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有一个最佳门槛。因此，我国应当转变传统的、粗放式的投资模式，合理规划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政策，进而可以更有效地发挥投资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确保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朱军[15]构建了两国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讨论了1992～2014年以来中国技术演化的实现路径。他们发现技术吸收和效率提升是中国GDP增长和TFP改善的重要来源。“技术吸收加本土技术创新”该模型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有更强的解释。中国技术存量对GDP增长具有明显的“前瞻驱动”效应，一般来说，其对GDP的促进作用要延缓至下半个周期。也就是说，当美国的技术创新不确定时，美国技术创新提升了我国的TFP，但是却阻滞了我国本地技术的增长效应。因此他们认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应该盲目地完全追随发达国家，也不能够完全寄希望于自主创新，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整合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余泳泽[16]考虑到省际劳动力投入质量和资本折旧率方面的差异，分别对劳动和资本进行了同质化和异质性处理，然后对1978～2012年我国的TFP进行了估算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从1979年到2012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率为2.073%，其中规模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是提高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最重要因素；第二，改革开放以来，TFP大部分年份都呈现正增长，2008年以后TFP开始逐渐下降；第三，当前我国TFP低下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企业投资的无效性。他们因此建议，应逐渐改变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避免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问题。 程惠芳和陈超[17]旨在研究不同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构建了一个综合指标体系来测度国内知识资本及细分项指数，通过份额加权法测度国外知识资本及溢出项指数，进而把国内外知识资本纳入开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中，最后利用组间完全修正最小二乘法（GM-FMOLS）对1981～2010年全球130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内外知识资本溢出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但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本对不同创新类别的TFP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优化知识资本投入结构有利于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创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蔡跃洲和付一夫[18]构建了包含技术效应、结构效应以及要素结构效应的宏观TFP增长率分解模型，并从宏观、行业和相应的子行业层面重新计算中国的TFP增长率。研究发现，第一产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效应，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各个子行业的技术进步效应，而结构效应则可以忽略不计。但2005年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技术进步支撑作用迅速减弱；而结构效应则显著地促进产业的增长。因此他们认为，短期内要更注重要素结构，陆续淘汰行业中的落后产能，中长期内则要重点提高产业技术进步水平，为经济增长提供长久动力。 宣烨和余泳泽[19]以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作为提升微观企业生产率的主要内容，他们从生产性服务业空间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两个维度出发，综合考虑生产性服务的空间集聚对企业生产力的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城市专业服务业空间专业化和多元化集聚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TFP效率的提高。其中，城市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取决于空间多样化程度。其次，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有很大的影响，国有企业的作用更为显着。第三，专业化空间集聚和多元化空间集聚对生产服务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城市规模成正比；城市规模越大，对TFP的影响越明显。因此，有必要通过政策引导加强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关注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对中国工业企业的作用。同时，关注不同规模城市的等级分工，大中城市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多元化集聚，而在中小城市，主要是增加专业集聚。 黄先海等[20]构建了两部门的ACF生产函数的估计框架，并实证分析了我国的经济改革对TFP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结构性经济改革促进了企业内部的要素流动，从而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具体来看，首先，国有部门优化重组促进部门内的要素流动，从而优化了资源配置，通过提高部门内部生产率，最终导致制造业整体生产率的提高；其次，国有企业的重组也将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水平，进而导致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他们认为，应当继续对某些行业的国有部门实行优化重组，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同时做优做强国企，提高制造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 四、宏观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苏治等[21]在 GVAR模型框架下，利用1992～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据探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基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对不同类型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和解释。最终发现：首先，中国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是一致的，即规模水平和周期波动视角下，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存在严重背离的现象。其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互动是不对称的，实体经济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第三，基于价格的货币政策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减少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离程度。因此他们建议，中央银行需根据实际经济发展形势择机而动，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式应慢慢地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从而减缓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黄先海等[22]通过扩展的Bernanke理论模型，构建了面板数据FAVAR模型。基于此，研究新常态下我国中央银行的传统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综合业务的特征。最终发现，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不同组合对企业投资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这种货币政策的调节效应对不同特征企业具有显著差异。因此他们认为，新常态下央行为实现定向调节目标，应基于货币政策对特征企业的定向调节效应而进行选择性操作。 程方楠和孟卫东[23]主要研究如何协调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及如何在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协调过程中制定各自的政策规则。他们构建了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将房价波动嵌入该模型中，从而将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下，从理论上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研究发现：第一，从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角度来看，宏观审慎政策应侧重于根据信贷主体选择相应的政策手段，从而维持金融稳定，而货币政策则应注重维持国家价格水平的稳定；第二，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规则都应遵循标准的泰勒规则；第三，从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两者高度依赖政策执行的“方向”和“力量”。倘若运用不合理，可能导致政策冲突。因此，他们认为，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应该合理匹配，以实现金融和价格的双重稳定目标，并尽量减少社会福利的损失。 马勇等[24]首先构建出一个综合性的整体金融周期指数，然后将新凯恩斯模型扩展为开放经济下的包含金融周期的八方程模型，最后，实证分析了货币政策对金融周期和金融不稳定性的具体影响。他们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金融周期明显地影响经济周期；其次是宏观经济不稳定性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金融周期的波动；第三，中央银行应将金融周期和金融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的考虑。 袁越和胡文杰[25]在理论层面区分了货币政策冲击对资产价格泡沫中基础价格和泡沫价格的不同影响。他们充分利用1997～201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中所有上市公司的股票數据，使用变系数向量自回归（Time-Varying Coefficients SVAR）模型来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股市泡沫及经济系统中的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逆风而动”的货币政策存在保持政策有效性的边界，一旦超过这一边界，货币政策就会通过影响实际利率的传导路径助长投资性泡沫的扩大，而且我国外生性的紧缩性货币冲击正在导致股市价格的进一步扩张。我国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剧股市泡沫这一现实，这就要求央行的政策制定需要更细致的考量，这将有助于央行在市场利率提升过程中提高其宏观调控能力。 何国华和李洁[26]通过构建包含金融摩擦与跨境资本流动的DSGE模型，分析了本币汇率的预期变动对金融体系的风险行为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比较不同货币规则下的社会福利状况。最终发现：第一，一国本币升值的预期对基金部门的风险行为影响较大，它使得部门对金融风险的偏好上升；第二，升值预期和跨境资本流动的结合降低了本国无风险利率，提高了借贷利率，导致一国银行部门杠杆率上升；第三，货币政策目标在包含利差平滑时，可有效减缓社会福利的不稳定性，从而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相比之下，尽管杠杆调节也可以减缓福利波动，但是这并不会引起整体福利水平的升高；而资产价格稳定不但提高了整体福利的不稳定性，还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最终他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货币政策目标可以包含利差平滑以及杠杆调节，而绝不应该包含资产价格的稳定。 孙国峰和何晓贝[27]在信用货币理论和贷款创造存款（LCD）机制基础上，探讨了银行在信用货币体系下的作用，并指出信贷供给是由信贷需求和货币政策共同决定的。然后，他们通过构建的 DSGE模型来研究存款利率零下限在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存款利率的降低对负利率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如果一旦银行端的利率传导能够保持畅通，存款利率可以有效地穿透零利率区间，负利率政策可以稳定信贷供应，从而抑制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因此，中央银行能够利用负利率政策来有效抑制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但前提条件是存款利率能够突破零下限。 五、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转型 汪昊和娄峰[28]根据2012年中国的投入产出表和城乡居民调查数据，构建了社会核算矩阵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重新计算了中国主要的财政工具的再分配效应。结果发现，首先，中国的财政再分配并未缩小收入差距，但增加了各级收入差距。因此，他们认为应优化财政收入结构，逐步增加直接税的比例，减少间接税的征税。其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适当提高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第三，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实现从分类税制向综合税制的转变。四是优化间接税制，降低间接税的累退性，并增加其累进性。 陈登科和陈诗一[29]构建了包含金融摩擦與“超低利率”的DSGE模型，并基于此综合地计量了财政支出的各类乘数。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支出的投资乘数最大，其次为产出乘数、就业乘数、最后是消费乘数，这印证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以投资驱动为主的事实；此外，他们还发现金融摩擦与“超低利率”之间存在彼此加强的交互效应。因此，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更加注重金融摩擦以及基准利率降低的事实，否则可能低估财政支出的效果，甚至可能导致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最终将破坏当前“去库存，调结构”战略部署的有效性。 李丹等[30]结合我国基本财政—政府负债特征建立了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进而研究不同经济状态下的政府债务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发现：首先，非线性财政反应函数合理地刻画了基本财政—政府负债的动态特征，能够实现政府债务可持续性的量化研究；其次，政府债务负担率的二次项函数能比较好地拟合我国财政的反应特征，且很好地拟合了我国“财政疲劳”的现实；再次，我国财政调整的“储备渠道”尚未达到最优储备存量；最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中国的财政空间开始缩小，特别是在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因此，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财政疲劳”迹象，有效协调财政缓冲建设与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之间的关系。 王瑞民和陶然[31]使用1994～2009年的中国县级财政数据，并根据财政收入来源进行分解。从人口的人均财力和经济支持人口的两个角度，研究了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的金融均等化效应。同时，比较了县级和省级转移支付均等化效应的异同。研究发现，县级层面的转移支付的分配效应当注重财政供养的人口因素，合理地平衡财政供养人口的人均财力；省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应尚未转移到县级。因此，他们认为，国家应根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目标，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最低财务保障标准。省政府应主要确定适合本省的财政收支标准，省级以下的转移支付应在省级协调。这样可有效减少转移支付分配中因寻租而造成的效率损失与分配不公问题。 王方方和李宁[32]构建的向量自回归（SV-TVP-FAVAR）模型包含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从结构角度研究从2007年第一季度到2016年第三季度，中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时变影响，进而对不同时期我国应采取的不同政策措施进行比较研究。实证结果发现：首先，从财政支出总额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时变效应确实存在；其次，从财政支出内部的结构层面以及税收内部结构层面来看，在不同的经济时期，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具有不同且不断变化的敏感性。因此，他们认为，在经济疲软时期，政府应当实施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并辅以减税政策；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政府应该把重点放在收紧财政支出政策上，并辅以增税政策。 席鹏辉等[33]研究了增值税税收分成的变化引起的财政冲击对产能过剩行业和税收征管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政府在面对地方财政压力时，会倾向于引入能够给政府带来较高税收收益的企业，尽管这部分企业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能过剩的行业，这就会使得地方财政压力反而变成了一种财政激励；第二，增值税分成减小并不会带来征管力度的弱化；第三，地方政府之所以会引进产能过剩企业，是因为产能过剩企业入驻本地，可以有效地弥补增值税分成降低所导致的税收收入的减少；第四，中央为化解产能过剩而制定的政策很容易被财政压力所引起的对地方财政的激励而难以实际地产生作用。他们认为企业应该关注地方政府财政激励在减产过程中的作用；当行业形势有所好转时应继续坚持供给侧改革，并且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注意产能过剩行业的转移轨迹；中央政府应积极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妥善布局新兴产业结构。 谷成和曲红宝[34]利用2003～201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腐败对中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腐败对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主要通过降低公共支出效率来实现，因此有效地发挥财政支出的作用需要继续提高腐败治理力度；在稳定税负条件下合理规划税收结构，科学制定劳动、资本以及消费税率等措施都会有效地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国家应根据实际经济发展制定财政政策；在稳定税负的条件下提升直接税的比重，降低对劳动所得的征税力度，加大对资本所得的课税并加大反腐力度，这将有助于优化中国的税收结构，促进长期经济增长。 六、人民币国际化与开放宏观经济问题研究 于恩锋和龚秀国[35]从历史的视角出发，通过计量模型考察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对SDR利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国债收益率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均表明，人民币的纳入可以显著降低SDR利率的波动幅度，提高其稳定性。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应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加强国债市场建设，提高政府债券收益率曲线。 彭红枫和谭小玉等[36]构建了人民币国际化总量指数，并细分为绝对程度和相对程度两种指数，然后，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和Bootstrap面板格蘭杰因果关系检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发展态势良好，受制于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低等限制性因素，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受到了阻碍。因此，他们认为，在保持经济和贸易稳定增长的条件下，中国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要进一步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提高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市场监管有效性，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创造有利条件。 李政[37]采用滚动的协整VAR模型来构建动态的总体溢出指数、方向性溢出指数和信息溢出表，从三个层面研究“811汇改”的影响。最后发现：第一，整个汇率价格体系的总体溢出在“811汇改”后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系统的联动水平显著提高；第二，在“811汇改”之前，自2013年以来，中间价格与其他价格之间的方向性溢出在不断减低，“811交易所改革”后，中间价格的方向溢出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三，“811汇改”后中间价格与单个汇率价格之间的溢出结构产生明显的改变，CNY等在岸市场的影响更加突出；第四，在“811汇改”后，中间价接受信息溢出的规模基本没有改变。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在适当的时候逐步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报价机制，并强调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对其他价格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中间价格的基准地位。 杨荣海和李亚波[38]对我国的资本开放度进行了多角度计算，并采用“货币锚”模型来衡量货币国际化程度，将模型数据分为2001第一季度～2009第四季度、2010第一季度～2015 第一季度两个阶段，进而研究了资本开放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货币锚”的现状。最终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已然成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与中国有密切经济往来国家的“货币锚”，如果中国继续推进资本账户的开放进程，这将加快人民币“货币锚”的进程。因此，中国应当对资本账户开放持稳健态度，逐渐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在经济往来中，优先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储备和投资货币。 邓富华和霍伟东[39]使用2009年至2014年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178个国家或地区的跨国面板数据，并利用Heckman的两阶段选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来克服样本的自选偏差，深入研究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解决人民币跨境贸易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增加跨境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的使用。其中，服务贸易协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南北型”FTA的提升作用要大于对“南南型”FTA的提升。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应当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逐步完善国内体制机制的改革，有效对接国际经贸新规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重要保障，同时注重与发达国家的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陈创练等[40]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同时包含利率改制、汇率波动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理论模型，并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模型动态地刻画变量随时间变迁的互动时变机理。研究表明，利率限制了汇率和国际资本流动的传导；汇率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相对平稳；国际资本流动的汇率相对较强。因此他们认为，应当科学合理地开放资本账户，有序推进我国利率改制、汇率改革，最后实行资本账户开放政策。 [参考文献] [1] 王少平，杨洋.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数量描述[J].经济研究，2017，52（6）：4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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