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 |
| 范文 | 孟家丞 王斌 摘 要：以华北、华东、华南7个省份1998—2015年环境及贸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线性回归计量的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对我国三个经济圈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各省份均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由于贸易结构等因素影响，不同省份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不同，因此，各个地区应该取长补短，优化贸易结构，完善贸易政策，统筹运输规划，使得对外贸易实现绿色增长。 关键词：环境污染；贸易；多元线性回归 1.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但随之而来产生了各种环境污染。在这个背景下，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化改革，学术界也围绕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目前大多数贸易与环境关系的研究都是针對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地区，这样忽视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我国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差异明显。因此，针对不同地区进行差异化研究，在对比中分析贸易的环境效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圈和珠三角经济圈是我国目前最典型的，也是最发达的三个经济圈，这三个经济区域进出口贸易额高，环境差异也比较明显，因此，针对这三个经济圈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近几年来，雾霾问题备受人们关注，本文将针对空气污染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 2.文献综述 早期研究贸易与环境关系问题的，是Grossman和Krueger，他们在1991年就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有关SO2的跨境污染问题进行研究，认为贸易的环境效应应该分为三个方面：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而Copeland和Taylor（1994）较早的把经济模型引入了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他们建立了一套静态的南北模型在理论上探讨人均收入、污染排放和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可能会增加北方国家的污染，而减少南方国家的污染。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主要进行了基于上述理论的一些实证研究。Antwiler、Copeland和Taylor（2001）通过建立一系列均衡理论模型，基于上述贸易对环境影响的三个方面，利用多个国家的二氧化硫排放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彭水军等（2013）引入了改进的系统GMM方法，利用2005-2010年全国各个地级市环境与贸易相关的面板数据，对我国贸易自由化与三类污染物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贸易自由化对烟尘排放量有负向影响，同时也降低了二氧化硫、废水等的排放强度，但不显著。阚大学（2016）把贸易的环境效应进行了扩展，在原有三效应基础上又引入了收入效应、环境规制等几方面，最终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资对贸易的环境污染效应的影响均具有双门限非对称的特征。 从既有文献看，大多学者都认为贸易对环境有显著的影响，从研究角度上，多数是运用某地区一系列面板数据结合模型进行分析，本文将不同地区的数据分别建模，然后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回归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3.模型建立 3.1指标选取及相关说明 3.1.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SO2排放量为空气污染的指标。我国的能源结构、不成熟的脱硫技术以及排污收费标准偏低等一系列原因造成我国二氧化硫污染严重，我国是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硫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正因如此，二氧化硫是我国空气污染的代表性检测物，对二氧化硫的检测数据较为全面。 3.1.2解释变量 根据Grossman的理论，对外贸易的规模效应不利于环境，而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有利于环境。 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可以很好的解释其规模效应，反映出规模效应对环境的影响。以往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表明，贸易是可以引起当地技术水平变动的。而这种技术水平的变动作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的载体也影响着环境，使用地区的技术指标建立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可以说明贸易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在模型中引入当地的收入水平和收入水平的二次项，用以来验证地区EKC曲线。基于此，解释变量选择如下： （1）收入水平：我国对GDP统计数据全面，口径统一，且GDP能较准确的反映一地区的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因而选用GDP作为反应收入水平的具体指标。 （2）收入水平二次项：我们使用收入水平及其二次项来抓取污染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倒U型关系，若收入水平二次项的系数为负，则EKC曲线假设是成立的。 （3）出口额：由于某一地区的污染多是由于某一地区企业的经济活动造成的，因而出口额使用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 （4）进口额：由于进口涉及不到生产过程的污染，进口对当地造成的污染主要是运输过程的污染，因而进口额也使用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口总额。 （5）技术水平：R&D;是各国普遍使用的衡量一个地区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使用R&D;支出总额来衡量各省份的科技水平，以这个科技指标作为贸易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的载体，来解释贸易与环境的关系。 3.2数据选取及预处理 我国最大的三个经济圈，即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毗邻东海，是长江的入海口，长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珠三角地区紧邻南海，主要包括广东中南部及港澳地区，珠三角地区是我国的南大门，对外开放的窗口，拥有高强度、聚集式的城市群及高度发达的贸易。京津冀位处华北地区，是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经济规模仅次于上述两个经济圈。 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经济贸易发达，但空气环境差别却很大，北方困扰于雾霾，南方却蓝天白云。2015年，广东省贸易额依然全国最高，三个地区人均贸易额长三角最高为6.5万元，广东紧随其后是5.9万元，京津冀地区最低为4.7万元，但SO2污染方面，人均排放量京津冀地区却最高为1006kg，其次是长三角为人均907kg，广东省最低仅为625kg。三个经济圈经济贸易水平都很高，空气环境方面差别却很大，作为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研究对象，具有实际意义。 本文选取1998-2015年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和广东省数据为研究对象。污染水平、收入水平及进出口总额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数据，R&D;经费支出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省统计局或各省统计年鉴数据。 SO2的单位使用吨。其他指标的单位均为亿元，其中进出口总额数据源单位是千美元，使用历年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其换算成亿元人民币。由于历年统计数据均为名义值，利用历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以1998年为基期，将其全部换算成实际值，然后将所有数据全部取自然对数，便于后续处理。 3.3模型选择与建立 根据以往学者的研究结论，以及对上述数据绘制散点图可以得出因变量与各自变量是呈线性相关关系的。根据过往文献，个别学者采用动态模型，本文认为，与进出口贸易相关联的生产环节，运输环节等所产生的空气污染都是对本期环境的影响，与上期的贸易关系不大，对下期的环境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故本文采用静态模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具有结果唯一，准确计量各因素之间相关程度与回归拟合度高低的优点，因此本文使用静态的多元线性回归的计量方法，建立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是根据多高自变量的最优组合建立回归方程来预测因变量的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一般表达形式为： Yi=β0+β1X1i+β2X2i+…+βkXki+μi i=1，2…n 其中k为解释变量的数目，βj（j=1，2…，k）称为回归系数。在现实问题研究中，所研究对象往往要受到多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因此需要在模型中引入多个自变量。 多元线性回归检验的原假设是常数项和各个自变量的系数均为0。它使用的统计量是T，即偏回归系数与偏回归系数标准差的比值。多元线性回归方程的显著性可通过统计量F进行检验。～F（K，N-K-1），若F≥Fα（K，N-K-1），则认为回归方程显著成立，若不符合则不成立。本文所构建的计量模型表示如下： P=β0+β1y+β2y2+β3E+β4I+β5T+μ P表示空气污染水平，即SO2排放量，β0为常数项β1—β5分别为GDP、GDP的二次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R&D;支出额的系数，μ为随机误差项。 4.实证分析 在对数据除去价格因素，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使用EVIEWS软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所得结果如下： 上表分别是各个省份的参数回归结果，***、**、*依次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各个省份的回归拟合度均较好，除了天津拟合度是0.61，河北拟合度是0.63，其他省份回归拟合度均达到0.86以上，北京、上海、广东的拟合度达到0.97以上。 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各个省份均成立。除天津和广东外，其它省份出口均对环境造成了破坏，而只有天津和江苏的进口增加了环境的压力，表明各个省份由于自身产业结构、运输水平不同导致进出口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而北京、天津地区技术水平提高反而对污染有正向影响，说明该地区技术投入需要向环境保护方面侧重。 5.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贸易并不是站到环境的对立面，优化贸易结构，减少运输污染，政府加大环保技术的资金投入，是可以实现贸易攀升，环境优化的目的的。 首先，在政策层面上，政府要加快环境保护的立法进程，加强环境保护的执法力度，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次，在政府资金投入上，科技研发中，还要继续向环保倾斜。 最后，还要看到生产以外的运输污染。因而要改善运输条件，优化运输统筹机制，充分发挥好政府、企业的积极作用，建立起完善合理的贸易运输系统，做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 参考文献： [1]BR Copeland，MS Taylor.North-South Trade and the Environ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3）：755-787. [2]DK Kellenberg.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ollution haven effect with strategic environment and trade policy.[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78（2）：242-255. [3]Carlos Allera，Lorenzo Ductorb，M.J. Herrerias.The world trade network and the environment [J].Energy Economics，2015（9）：55-68. [4]刘婧.一般贸易与加工貿易对我国环境污染影响的比较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9（6）：44-48. [5]李永波.关于贸易自由化环境效应的文献评述[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1）：121-128. [6]孔淑红，周甜甜.我国出口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12（8）：108-120. [7]王谦，王迎春，徐靓依.贸易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污染效应的量化分析[J].科研管理，2012（12）：59-67. [8]谢锐，赵果梅.GMRIO模型视角下中国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5）：84-102. [9]田野，程婷.新贸易理论框架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7（3）：145-147. [10]钟凯扬.我国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基于EKC、PHH和FEH的联合分析[J].商业经济研究，2017（1）：139-141. [11]张宁.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J].商场现代化，2017（2）：34-35. 作者简介： 孟家丞（1988—），男，汉族，河北沧州人，工学学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王斌（1970—），男，汉族，安徽宿州人，经济学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数量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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