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阿玛蒂亚?森自由发展观对中国精准脱贫的启示 |
| 范文 | 军笑雨 摘 要：文章以森的自由发展观为线索，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贫困表现出的可行能力剥夺、工具性自由短缺、实质自由无法实现的问题，提出精准脱贫新思路，通过扩展贫困者的工具性自由，来提升可行能力，依靠自身脱贫致富。 关键词：可行能力；实质自由；工具性自由 1 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贫困源于可行能力的剥夺 阿玛蒂亚·森在批判传统发展观的基础上构建了其自由发展观，将关注点聚焦于人的物质条件和生活幸福，提出“发展是扩展人们真实自由的过程”。在他的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阐述了自由对于发展的两个作用——建构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并从“可行能力”和“实质自由”两个全新角度定义了发展的作用。“实质自由”是指人们有资格和能力享受最基本的物质以及精神生活，并且享有医疗保健、言论自由、教育公平等各种权利；“可性能力”则是指实现以“人”为中心在自由发展中的终极价值。自由在发展中的“建构性作用”是发展的目的，自由在发展中的“工具性作用”则是发展的手段，这一主张超越了传统发展观中以国内生产总值、个人可支配收入、技术进步率、工业化程度等为衡量指标的旧范式，把人们关注的重点从经济发展的速度、物质水平的增长这些狭隘的视角转移到人本身“可行能力”的真正发展上来。 在这本书的第四章，森提出以可行能力剥夺看待的贫困，之后五到十二章分别论述了市场国家和社会机会、民主的重要性、饑荒和其他危机、妇女的主体地位、人口粮食与自由、文化与人权、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个人自由与社会承诺这些关系实质自由的方方面面。书中提到了1845-1850年的爱尔兰饥荒出现的饥饿与食品出口并存的状况，造成饥荒的导火索是马铃薯病造成的粮食减产，然而在粮食短缺的前提下，仍有大量食品被出口到英格兰等更有购买力的地方。英国政府面对饥荒不仅不作为，救援不力，而且在大饥荒期间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推行自由贸易，使爱尔兰小麦在英国市场失去垄断地位，进一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如果政府能采取为穷人重新创造收入的机会，即买下出口的粮食并将其发放给民众，或许就能够有效的缓解饥荒。 从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来思考，贫困不能简单理解为收入短缺或粮食匮乏，而应该深入理解，把贫穷的根源归结为可行能力的剥夺，贫困就是不自由的一种表现。这种可行能力的缺失，原因不能只归咎于贫困者个人，而应将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文化环境、历史脉络统一起来考虑，做深入细致的分析，这种思考为当前脱贫战略提供了一个学术视角和理论支持。 2 中国式贫困存在的问题：工具性自由短缺 贫困问题是影响人类幸福生活的最大障碍，也是造成地区冲突、政局动荡、环境恶化、资源衰竭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发展与全球化：事实与数据》报告介绍，1990年时极度贫困人口（指人均收入不足1.25美元/日）数量占全球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而到目前为止全球仍有10%的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15亿，仅在2010—2015五年间就减少了4.06亿，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了巨大力量。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扶贫战略是粗放式、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对贫困人数统计模糊不清，扶贫对象定位不准，扶贫资金随意发放，反贫困措施主要侧重于财政拨款和物质投入，把贫困的原因简单理解为收入低下。目前全国贫困人口大概还有4000万，主要集中在云、贵、川、桂、豫、湘几个省份的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偏僻，远离城市中心，交通受阻，教育、医疗等基本设施建设落后，发展十分不利，再加上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要确保2020年全面完成脱贫目标，政府工作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回顾1986年以来实施的“中国式扶贫”之路，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政府实行的是“灌水式”、“输血式”的粗放扶贫模式。结合阿玛蒂亚·森提出的五种类型的工具性自由对发展的实效作用，这一模式下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政治自由短缺造成的基层民主建设落后，贫困人口往往很难获得选举权、监督权、政治表达权，特别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权利意识不足，以及客观因素上的制度限制，很难找到维护自身政治权利的途径；二是经济条件短缺表现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间差异化畸形发展，严格的土地制度和户籍限制造成资源浪费和身份藩篱，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困难，另外受产权制度和分配政策的影响，财富分配的差距会继续加大；三是社会机会的短缺造成贫困人口参与如医疗、教育等社会活动的权利无法得到保证，目前中国扶贫工作不可避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的发生，这也是医疗保障制度不完善的表现，另外，偏远落后山区教育水平落后，贫困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漠视，也会引发之后的失业致贫；四是透明性保证短缺造成的信息公开和市场交易受到损害，例如腐败问题和暗箱操作使得扶贫沦为权利寻租的工具，不仅浪费和挤占了国家扶贫资源，而且还会造成脱贫人口再返贫这种恶性循环的发生；五是防护性保障的短缺，表现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目前中国面临分散化的贫困状况，现有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针对性不强，加之受到扶贫管理体制的约束，缺乏广泛的社会服务投入和人力资本投资，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政策效果无法达到预期。 基于以上问题的分析，中国式贫困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工具性自由短缺导致的贫困者自身可行能力被剥夺，因此不能通过市场资源配置来获得自身发展的充足资本。因此，扶贫工作的思路应该聚焦于贫困人口可行能力的建设，通过扩展贫困者的工具性自由，来提升其自身的可行能力，在政府和市场的帮助下依靠自身能力走出贫困的陷阱。 3“精准脱贫”新思路：提升可行能力，扩展实质自由 通过深刻反思我国长期以来传统的灌水式、输血式扶贫模式，结合对我国目前贫困形势的科学认识，中国式扶贫做出了从“粗放式扶贫”到“精准扶贫”再到“精准脱贫”的战略转型。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精准脱贫”方略，其核心和实质与阿玛蒂亚·森的自由发展观可谓是不谋而合，贫困者从被动接受扶持的受益者转变为依靠自身努力建设可行能力的责任主体。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种可行能力的构建有利于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也杜绝了脱贫之后再次返贫现象的发生。“精准脱贫”的精神实质就是提升贫困人口的可行能力。从可行能力的视角审视中国的贫困问题，把单纯的经济视角上升到了社会职能和政府权利的层次，深刻体现了人本主义的精神。这就要求政府更加尊重贫困人口的主体意愿，更加全面的思考扶贫制度设计和脱贫成果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做到真脱贫、脱真贫。个人的可行能力包括体力、智力等自然因素，也包括自由、机会、权利等社会因素。因此在扶贫脱贫工作中，应该更加注重农村贫困人口自身思想素质、文化涵养、工作技能、创新能力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其一，深入推进政治制度改革，在全社会树立公平民主的权利理念；健全民主集中制，为偏远贫困地区打通方便有效的监督、建言渠道；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完善农村村民自治，充分体现贫困人口的主体地位。其二，打破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加强区域间人力资本的流动性；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允许农民自由迁徙；明晰产权制度，建立公平的城乡分配机制；城市反哺农村，为农村市场开发注入更多活力。其三，重视贫困地区产业、教育、健康、生态扶贫，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加强贫困人口素质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工作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给予税收优惠鼓励企业聘用贫困者就业。 其四，加强农村反腐力度，建立政府信息公示平台；严格财务披露和审计监察，规范交易主体的行为；公开市场交易信息，完善价格监督机制，防止暗箱操纵。其五，统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缩小城乡资源分配差距；教育资源更多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强制保障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促进城乡医疗保险统筹协调，减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风险。 参考文献：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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