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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五大发展理念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测评
范文

    邢苗+张建刚

    

    

    

    [摘 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事关我国发展全局,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文章认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涵盖产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多方面要义的优化过程。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文章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法与均权重方法,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情况进行测评,分析地区间差异,对障碍与瓶颈进行剖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五大发展理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

    [DOI]10.13939/j.cnki.zgsc.2017.32.016

    经济新常态下,资源和环境问题愈加突出,双向开放格局稳步推进,我国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为代价的产业发展模式亟待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责任重大。“十三五”规划指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事关我国发展全局,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五大发展理念下,我国在产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现状如何?制约因素有哪些?针对上述问题,构建新形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地区间差异、明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制约因素,这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高经济发展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 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研究,周林等[1]从三大产业之间、产业类型之间、产品形式之间的比重变化描述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表现;郭克莎[2]通过产值、资产、技术和劳动力的结构变动描述产业结构高度化;宋海林[3]认为产业结构演进将经历合理化、高度化两个阶段。随着资源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产业绿色发展成为产业结构转型的新方向和必然选择。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标体系的构建,黄茂兴等[4]用产业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衡量产业结构的变迁;程艳霞等[5]囊括了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指标;林春艳等[6]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总结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方面,并分别用各产业部门生产率水平及产业部门产出结构、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增加值比值衡量;王桂月等[7]则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和产业发展两型化、转方式四个方面构建评价体系。

    随着产业绿色化成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新方向和必然选择,国际上构建了诸多绿色增长评价指標体系,有代表性的有OECD指标体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绿色经济指标体系、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指标体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建立的亚洲绿色产业发展指标体系,上述体系都将环境、资源、气候、生态等作为重要的评价维度;我国国家环保总局2003年发布了生态县、生态市、生态省建设指标,北京市发改委2011年建立了“绿色北京”指标体系等。国内学者围绕产业绿色发展构建的评价体系,主要从“经济发展基础、经济发展方式集约度、经济结构优化度、资源环境可持续度”(任英华等,2010)[8],“污染控制、公众效益等”(尹艳冰,2010)[9],“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构成、创新能力”(冷俊峰等,2011)[10],“绿色生产、绿色环境、绿色消费”(杜永强等,2015)[11],“经济、资源、环境、社会、政策”(张攀攀,2015)[12],“产业绿色增长、资源环境承载力、政策支撑力”(李琳等,2015)[13],“自然资源投入、增长过程绿色化、经济和社会产出”(于惊涛等,2016)[14]等方面入手。

    已有成果提供了宝贵借鉴和参考,但以下方面尚需加强。

    第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内涵界定有待进一步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未能涵盖新形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整体要义。根据“十三五”规划的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涵盖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多方面要义的优化过程,衡量指标应尽量全面地综合考量。已有成果普遍从产业、结构、技术、绿色等角度阐述产业发展与结构变迁,未能涵盖新形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整体要义。

    第二,评价指标的赋权方法有待完善。目前,评价指标的赋权方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德尔菲法为代表的主观赋权法,和以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为代表的客观赋权法。主观赋权法倚重指标含义、个人经验和知识丰富度,主观随意性较强;客观赋权法则过度依赖数据,无法反映指标价值,甚至得出的权重与指标实际重要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要全面客观地反映评价对象,有必要综合运用主客观赋权法,取长补短,使评价结果更趋合理。

    “十三五”规划指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既事关我国发展全局,也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本文认为,新形势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应是涵盖产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等多方面要义的优化过程。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测评,分析地区间差异,剖析障碍与瓶颈,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2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产业创新、产业协调、产业绿色、产业开放、产业共享”等角度,通过与相关专家深入沟通,依据数据可得、统计口径一致、信息最优等原则,对众多指标进行层层筛选,构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1。

    2.1 指标选取与变量含义

    2.1.1 产业创新指数

    “十三五”规划要求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向高端高效发展,支持节能环保、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鉴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数据统计欠缺,本文以高技术产业为基础,选取“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GDP”“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科技创新投入强度”评价产业创新发展水平。“高技术产业利润总额/GDP”用于衡量各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利润差异,同时兼顾不同地区的经济体量差异;“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用于衡量高技术产业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产出效率,反映新产品的创新成效。

    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是技术创新的两大路径。自主研发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和前提,是高技术产业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获取、消化成熟的先进技术,则周期短、见效快,能省却繁复的科研和试制工作,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有效捷径。自主研发与技术获取的经费投入充足,有助于培育自主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能力。因此,本文从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两个角度,用“科技创新投入强度”衡量高技术产业的创新能力。

    2.1.2 产业协调指数

    “十三五”规划指出,增强发展协调性,必须推动产业有序梯度转移,促进投入与产出结构协调、各产业部门生产率协同提高,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各国产业结构演化规律显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常体现为产业重心由第一产业向第二和第三产业逐次转移,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经由农业、制造业,继而向服务业有序转移,最终进入经济服务化阶段。[6]本文用“第三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IS)”衡量产业有序梯度转移及经济服务化程度,IS值与经济服务化程度正相关。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在城乡的布局严重失衡。农业的基础产业地位及弱质性使得财政支农成为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推手。本文用“财政支农占比”,即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衡量城鄉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和保障程度。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衡量生产先进程度的重要尺度。要实现产业协调发展,需要劳动生产率提升,更要逐步缩小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考虑到数据可得性,本文借鉴林春艳等学者[6]的观点,利用各产业部门全员劳动生产率衡量各产业发展的协调程度,用公式表示为:

    其中,n=3,Y、L分别表示GDP与就业人数总和,Y/L代表全员劳动生产率;Yi与Li分别表示第i产业增加值和就业人数,Yi/Li表示第i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IC越小,则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小;IC趋于零时,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趋于协同均衡。

    2.1.3 产业绿色指数

    “十三五”规划强调,要坚持绿色发展,推动低碳循环发展,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能源、水、建设用地等资源消耗;加大环境治理,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利用“火力发电占比”“万元GDP能耗”“万元GDP电耗”“万元GDP用水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单位GDP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分别从能源消费结构、能效、水效、工业污染等角度,衡量产业绿色发展水平。

    2.1.4 产业开放指数

    “十三五”规划力争开创开放发展新局面:优化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支持企业对外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本文用“出口总额”衡量我国企业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用“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衡量我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分别衡量企业“走出去、请进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深入程度。

    2.1.5 产业共享指数

    “十三五”规划强调,居民收入应与产业协同增长、劳动报酬应与劳动生产率同步提升,让人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另外,在产业发展、人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应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减少贫富分化,让城乡居民共享福祉。本文利用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性衡量产业共享发展水平,用公式表示为:

    GX=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3)

    用“劳动者报酬”衡量收入水平,用GDP衡量经济增长。收入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将增加企业生产成本,不利于产业长期发展;收入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则导致“国富民贫”,损害人民福祉。GX趋近于1时,则收入增长和产业发展同步性强,产业共享发展水平高。

    恩格尔系数是指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衡量一国或家庭生活水平与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与生活水平与富裕程度成反比。本文利用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衡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用公式表示为:

    RUC=农村恩格尔系数/城镇恩格尔系数(4)

    当RUC高于1、低于1时,均表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较大、贫富分化严重;当RUC趋近于1时,表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相当,城乡居民能共享产业发展、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标体系框架见表1。

    2.2 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研究对象为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因西藏、青海多项数据缺乏连贯性,本文去除了西藏、青海地区)。因部分数据统计口径做了调整,为保持数据连贯可比,研究起点定为2007年,原始数据源为2007—2015年度的《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商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及各地区统计年鉴。本文运用变异系数法与均权重方法测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评价指数,通过综合运用主客观赋权法,取长补短,以使评价结果更趋全面、客观。

    2.3 测算步骤

    2.3.1 构建初始指标矩阵

    针对29个地区、21项评价指标,构建初始矩阵X={xij}m×n,xij为地区i的第j项指标值。

    2.3.2 指标正向化处理

    本文指标体系涵盖正向、逆向、适度指标,为统一评判标准,要对逆向、适度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常用的有倒数一致化与减法一致化两种处理方法。张立军等[15]的实证检验显示,与倒数一致化相比,减法一致化处理后的数据分布与原始数据相差更小,评价结果更趋稳定,即鲁棒性更强。因此,本文采用减法一致化方法,对评价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

    2.3.3 数据标准化处理

    为消除指标量纲影响,需要将数据标准化,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张立军等[15]经过验证比较,认为Z-Score法和极差化能更有效地提高综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采用极差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2.3.4 指标赋权Wj

    为体现产业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领域均衡发展的思想,本文采用均权重方法,将产业创新指数、产业协调指数、产业绿色指数、产业开放指数、产业共享指数平均赋权为0.2;为客观反映指标分辨能力,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各指数对应的二级指标进行赋权,所得结果与0.2相乘,最终确定二级指标的权重。

    2.3.5 测算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Ui

    Xij为地区i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Ui数值越大,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程度越高。

    3 测评结果分析

    3.1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整体发展态势

    各地区分维指数与综合指数图

    图中显示,自2007年起,各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的均值走势平稳,2012年表现突出,源于产业创新指数有显著增加。2012年,以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为代表的21个地区,其高技术产业利润有显著增长,其中16个地区自2007年起持续上升,尤其2012年以后加速上扬。然而,因科技创新投入强度走低,加之“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波动剧烈、各地新产品创新成效表现不佳,导致后期产业创新指数回落,显示新产品研发的投入产出效率尚不稳定,新产品研发对产业创新发展的贡献尚需加强。

    从分维指数均值走势来看,除产业创新指数外,其他指数均保持平稳,其中产业共享指数优于其他指数的表现,产业开放指数、创新指数、协调指数仍需进一步提升。虽然各分维指数整体表现稳定,但地区间的分化现象比较严重。原始数据显示,各地区产业开放发展差距最大、数据最为离散,产业协调、共享领域的发展也明显失衡。

    3.2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差异分析

    表2显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空间差异显著,四大经济区域发展不均衡。2015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前10位的地区中,东部有7个,中部有3个;排名后10位的地区中,中西部有6个,东北地区3个,东部地区1个。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主要由东部沿海地区主导支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相对落后,这与我国目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相类似。

    3.3 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分维指数分析

    3.3.1 产业创新指数

    表2显示,产业创新延续了东部主导、西部及东北相对落后的格局。2015年,产业创新指数排名前10位的地区,有6个来自东部地区,3个来自西部地区,而河南则超越经济重地广东,位列第一。自2013年至2015年,河南的“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连续3年高居首位,2015年该比率为71.39,远超上海的6.26,也远高于29个地区的均值(15.21),新产品研发成效斐然,成为河南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上海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然而其产业创新指数排名却不高。2015年,除了“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低于平均水平外,其科技创新投入强度为1.94%,同样低于平均值(2.47%),表明上海在提升新产品研发成效、促进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增强科技竞争力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3.3.2 产业协调指数

    表2显示,2015年产业协调指数排名前10位的地区中,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东部地区有6个,东北地区1个,而西部地区的表现参差不齐,分布较为分散。

    作为我国发达地区的代表,北京、上海的产业协调指数排名前2位。2015年,北京、上海的第三产业占比分别为79.65%和67.76%,远超47%的平均值,服务经济发展迅速;“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分别为4.04和2.13,远高于1.2的均值水平,经济服务化优势凸显,产业结构已向服务化转型。2015年,北京、上海的“产业发展协调度”分别为0.046、0.075,远低于0.541的均值水平,三大产业间全员劳动生产率差距小,各产业生产力水平齐头并进,产业间协调发展。在经济服务化、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同时,北京、上海也面临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2015年,北京、上海的“财政支农占比”分别为7.4%和4.32%,均低于11.49%的平均水平,显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财政支农的力度仍有待加强。

    2015年,广东的产业协调指数仅排名第11位,与其第一经济大省的地位不相匹配。2015年,广东第三产业占比为50.61%,“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13,“财政支农占比”为5.24%,均低于平均水平,显示广东在经济服务化及城乡一体化方面仍需着力推进。

    3.3.3 产业绿色指数

    表2显示,2015年产业绿色发展呈现西部地区分化明显,广东、福建为代表的东部地区相对良好的发展态势。西部地区两极分化差距较大,其中西南地区发展水平较高,如四川、云南、重庆、广西均跻身前10位,作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四川省的产业绿色发展水平优势明显;宁夏、新疆、内蒙古、甘肃则相对滞后。数据显示,在火力发电占比、能耗、电耗、水耗、工业污染方面,四川省的表现均优于平均水平,其中火力发电占比仅为14.13%,清洁能源消费占比高,能源结构得到优化,成为产业绿色发展的主推力。

    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省份,2015年广东的产业绿色指数排名第4,产业绿色发展相对良好。7个指标中,广东均好于平均水平,能耗、电耗、水耗、工业污染均得到有效控制,2007年起持续走低,2015年万元GDP能耗全国最低。过高的火力发电占比成为广东产业绿色发展的主要障碍,如何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将是今后广东产业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

    3.3.4 產业开放指数

    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在地理位置、资源禀赋、设施、资本、科技、人才等软硬件方面的优势,使得我国区域间产业开放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东部地区明显优于内陆地区。表2显示,2015年产业开放指数前10位的地区中,东部占了8个,西部与东北地区明显落后。

    受国际市场萎缩、世界经济复苏不稳及国际竞争加剧的影响,我国各地区出口出现剧烈波动,出口总额在2009年均有明显下滑,之后虽有回暖,但升幅减缓甚至出现下滑。要摆脱对国际环境的过度依赖,需要我们着力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的均值显示,虽然各地区受国际环境影响出现起伏,但总体趋于稳健上升态势,显示出较强的竞争潜力。从地域分布来看,广东、江苏处领军地位,“高技术产业出口交货值”优势明显,基本维持强劲的上升势头;上海、福建、山东、浙江、天津、北京、河南、四川、重庆处于第二梯队,其中河南、重庆快速发展,福建、山东基本呈上升趋势,北京逐年趋减;其他地区相对落后。总体来看,我国出口竞争力和产品出口结构有较强发展潜力,但地区间差异巨大,中西部及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有扩大趋势。

    “请进来”方面,虽然世界经济复杂多变,但我国对境外资本仍有强大吸引力,“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逐年上升,显示我国投资和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江苏、广东、上海、浙江、北京、辽宁、山东、福建、天津成为外商投资重点地区,东部地区仍是外资进入的优先选择。“走出去”方面,2007年以来,我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广东、上海、山东、浙江、北京、江苏、辽宁、福建、天津成为主要资本输出地,广东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金额最大,而上海增速最快,2015年增长率高达364.4%;对外承包工程领域上升势头良好,按均值排名,广东、山东、上海、江苏、四川、浙江、湖北、天津、河北、北京位列前十,其中广东竞争优势最为突出。总体来看,东部地区仍是我国“走出去”的生力军。

    3.3.5 产业共享指数

    表2显示,2015年,山西省产业共享指数最为落后,以上海、北京、广东为代表的东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产业共享发展状况不容乐观,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好。“城乡恩格尔系数之比”的数据显示,各地区均值自2007年至2013年逐年下降,2013年最接近均衡状态,但2014年后反弹回升;自2007年以来,上海、北京均呈增大趋势,广东省自2014年起持续上升。“收入增长率/GDP增长率”的均值走势起伏较大,与2013年、2014年相比,2015年该比率大幅度下降;上海、北京、广东的波动特征相仿,均呈现规律性的“上升—下降”走势;山西省则起伏剧烈,远离“收入增长率/GDP增長率”的均衡点。

    总体而言,我国居民收入增长与产业发展的同步性较弱,让人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还任重道远;城乡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虽有减缓,但城乡贫富分化现象仍然不容乐观。

    4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建议

    鉴于我国在产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喜忧参半,水平不一,需要针对其中的薄弱环节,确定相应的产业发展重点。针对我国普遍存在的产业发展短板,可重点扶持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强化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强科技创新投入强度,增大自主创新与技术获取与改造的经费支出,大力提升新产品研发成效;进一步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开发清洁能源,着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优化产品出口结构,提高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继续推动“走出去、请进来”,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制造业由生产型向生产服务型转变;增强财政支农力度,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减城乡贫富差距、促进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

    产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有必要健全财政扶持与金融支持有机结合的产业发展资金支持体系。针对上述产业发展重点,不断增大财政投入力度,可利用贷款贴息、融资风险补偿、融资担保费补贴、保费补贴、债券贴息、基金注资等模式,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引导推动金融机构对重点产业的信贷倾斜,引导建立银行信贷、股市融资、债券融资、投资基金等兼具的多层次融资体系,以破解产业发展的融资瓶颈。

    为防止财政扶持“抓大放小、扶优弃弱”,损害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削弱产业发展的基础,需要遵循企业生命周期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扶持重点。对发展效益显著、融资能力强的大中型企业,可考虑由财政直接补贴向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优化融资环境、鼓励股市债市融资的导向性扶持转型,以确保市场逐步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处于发展初期、融资能力弱的小微企业,可增设“创业基金”,通过融资补贴、创业成本补贴等方式,减轻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与股市债市直接融资的高门槛相比,银行信贷是小微企业相对适宜的融资方式,政府有必要加大财政投入,完善信贷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强化担保公司及保险公司的融资担保功能,增大对商业银行、担保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信贷融资的风险补偿,降低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信贷融资难度,夯实产业发展的基础力量。

    参考文献:

    [1]周林,杨云龙,刘伟.用产业政策推进发展与改革——关于设计现阶段我国产业政策的研究报告[J].经济研究,1987(4):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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