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地方政府救助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分析 |
| 范文 | 卢巧巧 摘? 要：小微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了我国经济总量中超过50%的税收、60%以上的GDP、约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及90%以上的市场主体占比（易纲，2018），扶持小微企业是保民生、保稳定、促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本要求。本文着眼于分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突发情况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解读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政策，分析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现状，为小微企业的发展提供对策。 关键词：小微企业;融资;政策 课题项目：浙江省金华市社科联2020年度一般立项课题“疫情下地方政府救助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分析”（项目编号：YB2020146）。 一、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文献综述和当前困难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全球普遍的问题。一个显然的事实是，小微企业因为资金量和营业规模小，竞争激烈，抗风险能力较差，因此其生命周期相对短暂。有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年左右，成立三年后仍然能够经营的企业，其数目只有大约三分之一。如此之高的淘汰率，那么小微企业要想获得银行的金融支持，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很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甚至只会给经营三年以上的小微企业贷款。另据人民银行统计，小微企业平均在成立4年零4个月后第一次获得贷款，这也佐证了上述的观点（易纲，2018）。 1931 年，国外麦克米伦第一次提出小规模企业的融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麦克米伦缺陷”。聚焦国内研究，关于小微企业融资问题的原因，大致有这样几种研究观点： （一）小微企业自身原因 主要是小微企业相对大企业来说，信息更加不透明，同时缺乏可抵押资产，造成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林毅夫、孙希芳，2005;巴曙松，2013;沈彦菁、张蓉薇、朱维聪，2019）。 （二）信贷配给理论 Baltensperger 在1978年提出信贷配给（credit rationing）理论，即由于市场贷款需求大于供给，许多贷款人即使愿意付出约定利率甚至更高的利率，仍然不能得到贷款。这方面国外的研究较多，详见Weiss & Stiglits（1981）的研究。人民銀行程度分行课题组发布的《小微企业信贷市场调查》，证明信贷配给客观存在，主要是由于缺乏抵押品所导致（周晓强等，2018;方昕，2019）。 （三）金融结构失衡 樊纲认为，国有银行等大银行，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先天上就不适合给小微企业做贷款，而我国金融体系中，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发展不充分，导致金融结构失衡（樊纲，2000）。另外，民间融资等非正规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缺失等问题也造成金融结构的失衡。持此类观点者较多（林毅夫，2001;毋照生、周卓尔，2013;张杰、尚长风，2006;邵志燕，2012;佟健，2018）。 （四）金融抑制理论和企业成长周期理论等其它理论 张梦璇的研究中对企业成长周期理论和大数据的结合进行了尝试（张梦璇，2019）。 针对小微企业融资障碍的对策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完善资本市场 这类研究认为应大力发展中小银行，建立多层次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樊纲，2000;林毅夫，2001）。 2、建立和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刘克崮，2006;张泽，2007;杨涛，2010）。 3、发展供应链金融模式 所谓供应链金融是指银行围绕核心企业，通过管理上下游中小企业的资金流和物流，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的模式。这一模式有利于银行降低贷款风险（余剑梅，2011;罗文盛，2011;刘林艳，2011;郭战琴，2012）。周茜等探讨了供应链金融下小微企业信用风险测度与管控（周茜等，2019）。 4、发展关系型金融 青木昌彦将关系型金融定义为：“出资者在一系列事先未明确的情况下，为了将来不断获得租金而增加融资的一种融资方式”（青木昌彦，1998）。此类模式下，出资者通常依赖的不是文本和数码信息，而是所谓“软信息”，通过获得“软信息”来降低自身贷款风险。这一类研究包括金雪军（2005）、王剑（2006）、李小芬（2010）等人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何韧等的研究表明，我国中小微企业银企特征对企业信贷可得性的影响，与其他国家研究结果的特征有显著不同，但符合我国国情（何韧等，2012）。 5、大力发展信用贷款和征信体系 我国信贷市场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间接融资又分有抵押和无抵押两种，小微企业需要的主要是无抵押贷款。因此，要服务好小微企业，必须大力发展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贷款（林毅夫，2001）。此类研究较多，如范闾翮（2013）和李军（2018）探讨了质量信用影响因素。杨朝祖（2019）对地方征信平台做了一定研究。龙向荣（2020）探讨了小微企业绩效评价指标的构建。张涛（2020）提出了基于样本依赖代价矩阵的小微企业信用评估方法。潘峰（2018）对小微企业质量信用评价体系设计做出了探讨。 尽管小微企业融资难是个世界范围的难题，但中国小微企业在融资、实际负担和实业环境等方面的困境更为突出。研究表明，尽管总量上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以中小微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其获得的贷款却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80%，后者的贷款只占不到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20%（马光远，2011）。当前情况下，小微企业尤其是服务业，在消费、流通、低端制造业等特定领域的企业，暴露出相当的脆弱性，存在现金流维持难、固定费用支出难、存货处理难、原材料补充难、人员到位难等资金、物、人缺乏的多种严重困难。其中资金难是第一难，直接关系到广大小微企业的生死存亡，而物、人的缺乏是恢复生产秩序的关键。根据招商银行研究院今年2月底发布的报告，接近1/4的小微企业企业（受访企业中服务业占87%）表示因遭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经营已陷入困境（16.9%），甚至面临倒闭风险（5.8%）。企业的经营压力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刚性支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员工工资（46%）、租金（38%）;二是外部流量（客流、物流、现金流），包括订单或客流减少（43%）、物流运输受阻（36%）、下游客户回款变慢（30%）等。救助与帮扶小微企业生存，刻不容缓。 二、当前中央财政、央行等部委为支持与缓解小微企业流动性所采取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做出的相关举措 （一）中央财政、央行等部委为支持与缓解小微企业流动性所采取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支持 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小微企业融资问题，在前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国务院金稳委工作会议上都曾研究和部署相关工作。此次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央行、财政等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1月26日银保监会首先发文，截至二月初，央行、财政部等多部委各自或联合发布多份文件，力保小微企业融资。分析各文件细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部委此时出台的应对政策已经相当全面了，其措施主要是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细分主要有四个大项： 第一、强调了加强对民营企业尤其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强调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对困难企业可予以展期或续贷。这一举措，后续被各地方政府广为采纳，延期缴纳贷款的时间期限也在后续进一步延长，加大了政策力度。 第二、利用专项再贷款（包括再贴现）向小微企业定向注入金融支持。首批专项再贷款有3000亿，在三月份又增加了5000亿再贷款再贴现，四月份再次增加了一万亿再贷款再贴现金额。 第三、各类财政补贴，后续增加了种类和力度。 第四、优化融资担保政策。 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9066亿元。同时，央行和财政继续行使本身职能，其中央行在2月3日单日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投放1.2万亿元之后，2月4日再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投放资金5000亿元，两日投放流动性累计达1.7万亿元;截至2020年2月3日，各级财政累计下达补助资金470亿元等。 此外，今年4月3日，央行决议对中小银行定向降准，并时隔12年首次下调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释放长期资金约4000亿元。定向降准反映了中央对小微企业精准滴灌的施政对策和支持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央行决定向商业銀行直接购买小微企业贷款。这一创新举措既对商业银行放贷小微企业有很大的激励作用，又有效防范了资金的脱实向虚。 （二）各地地方政府响应中央号召做出的相关举措，其中可借鉴之处 此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各地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制订了相关抗疫举措。2月2日，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本地区扶助措施，时称“苏十条”，其措施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加大金融支持、稳定职工队伍、减轻企业负担”，给全国开了一个好头。其后，2月3日北京发布 “京19条”，增加了发挥科技创新的防控支撑作用，以及加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的相关举措。同一天，上海市推四条举措为中小企业纾困，直接减负超127亿元，上海市嘉定区另提出租房专项补贴计划。山东省是最先在省级层面出台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的省份，出台多项措施，在财政贴息、运营补贴等方面出力十足，承诺以省级风险补偿资金对符合标准的小微企业形成不良贷款的予以30%风险补偿。山东滨州市作为一个省辖市，拿出3000万设立中小企业应对重大公共突发事件金融稳定基金，600万市级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福建莆田市的房租减免政策中，对非国有经营用房者，鼓励业主为租户减免租金，减免部分计入业主个税抵扣，也是一个好的思路。另外还有南京推出的“宁惠十条”，覆盖广泛，考虑全面，值得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在2月13号发布了十八条支持中小企业金融政策，概括为“三降三免一放宽”，其中“一放宽”是指放宽融资杠杆率，即对于监管指标优良、积极参与防控的小额贷款公司，其融资余额可放宽至不超过净资产的5倍。尽管银保监会曾对此做出回应，称其只是阶段性政策，但这种做法的思路有一定值得借鉴之处。 三、当前学界和媒体提出和广泛讨论的相关对策研究 此次事件发生后，经济学界和主流媒体竞相发声，对抗疫纾困、经济发展的许多热点领域和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和分析，很多议题得到了广泛讨论和热烈探讨。部分热点是较少争议而广受好评的，如以5G、云计算、数字中心等为标志的新基建，在神州大地引起热议，媒体和学者拥护者甚众，认为新基建将是带动我国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的新引擎。 数字经济，包括数字政务的大量运用，为防控实践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也得到广泛讨论。彭文生认为，数字经济带来新的无接触经济模式，带来了新的经济形式和生产关系，对许多相关理论问题进行了分析。许多学者认为数字经济对中小企业纾困至关重要，认为数字经济不仅为中小企业转型发展赋能，而且有望对解决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带来有效的解决方案，如互联网金融等。 由新基建引发的讨论中，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有些问题引起了争议。部分专家学者认为面对严峻形势需要重启强刺激政策，要“为四万亿正名”（余永定），但这种观点占比较小。主流观点对强刺激和“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较为排斥，认为精准滴管和合理对冲较为妥当。这一问题在今年GDP是否要“保六”的讨论中得到广泛探讨。管清友认为，当前宏观政策有三大选项，分别是刺激、对冲和结构改革，而后两者的结合是较为合理的。在这一点上，主流观点和后续经济政策可谓不谋而合。 由社保缓缴和减免的政策出台引发了关于社保和住房公积金的相关热议。原重庆市长黄奇帆提出取消住房公积金，认为这一制度已不符合中国发展现状，一时附议者众。董登新认为，包括住房公积金在内的社保制度已经到了改革的时候。然而，认为现阶段不宜取消住房公积金的学者也提出很多宝贵意见。李迅雷认为，中小企业公积金缴存意愿低、占比小，取消公积金效果不显，且容易引发降低居民收入，抑制消费的负面影响。 此外，消费券的使用同样引起了学者的广泛研究，认为乘数效果明显，但使用范围和方式等有不同建议。另外，是直接发钱还是发消费券，也引起了许多讨论，主流观点认为我国与其它国家国情不同，储蓄率较高，发现金救急的必要性低，发消费券对拉动经济作用较为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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