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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

范文

宋月萍　宋正亮

摘要：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就业时面临着户口与待遇的选择困境，为了获得户口，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需要牺牲与自己人力资本特征相匹配的工作和工资待遇，不得不支付“户口成本”：在同等的人力资本条件下，大学生需要牺牲21%的工资待遇才能获得一纸户口：大学生中人力资本特征越高的群体，遭受的户口成本所带来的工资损失越大。基于以上发现，文章认为应该进行户口去福利化的改革，如此才能提升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人尽其才。

关键词：户籍制度；大学生；户口成本；倾向得分匹配法

中图分类号：F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6）04-0103-10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6.04.011

一、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限制人口流动和固化资源配置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行的户籍制度除了执行人口登记和管理职能外，还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关。这种制度安排使得不同户口身份上捆绑着有差别的福利待遇，城镇户口比农村户口、大城市户口比小城市户口在教育、医疗保障和就业上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具体到就业上，户籍制度是造成劳动力市场身份差别待遇的主要原因：有无城市户口，尤其是当地城市户口，无论在就业机会、工资回报还是福利待遇上都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大城市的户口在就业市场上往往成为稀缺商品，甚至出现“只要户口、不问待遇”的现象。

取得大学学历是个人、家庭和社会长期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大学生毕业后的工资收入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投资效益，对大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有重要影响。公平合理的人力资本回报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大学生有着重要意义。户籍制度是否会干扰甚至扭曲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回报机制？一个大城市的户口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工资获得？由于数据和方法的局限，尚无实证研究对此作出回答。同时，从历次户籍制度改革的脉络以及地方实践来看，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吸引人才一直是户籍制度改革的聚焦点。以北京为代表的特大城市通过设置户口门槛来控制人口规模、筛选优秀人才，但近些年户口政策逐步收紧，应届生进京指标逐步缩减，这又将对非京籍大学生就业带来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仔细探讨。基于此，本文将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探究户口如何影响大学生就业，并以此来探究户籍制度对人才资源配置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研究方法不同，户籍制度对劳动收入的影响的结论也有所差别。已有研究大多将城市外来人口和城镇户籍人口的工资进行对比，然后采用工资差异分解的方法将二者的工资差距分解为由人力资本差异所带来的禀赋差异和户籍歧视所带来的差异两部分。这些研究大都认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但对于产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的结论。同时，上述研究把控制了人力资本等因素后的户籍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作为户籍本身的影响，或者把工资分解中的不可解释部分都归结于户籍歧视，这些往往会因为差异分解方法的“指数基准”问题或者是忽略关键变量带来估计偏误，从而不能准确度量户籍制度的影响。

为克服这些研究在方法上的缺陷，魏万青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利用2002年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通过对流动人口和城市新晋户籍人口的收入作比较，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收入的影响，认为在消除户籍制度的影响后，流动人口小时收入可以提高近70%。然而，由于所比较人群的特殊性，该研究并未完全克服样本选择所带来的偏误问题。该研究所选择的样本为流动人口和新晋户籍人口，但这些突破户籍限制的移民往往是通过“极度正向选择”筛选出来的，其与没有获得户口的流动人口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除却可以控制的显性特征外，这两个群体难以观测的“异质性”很强，将这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会存在很大的估计偏误，并且难以通过计量方法加以纠正。所以，针对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的研究中，有待于选择同质性更强的样本进行研究。

而在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上，随着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显现，一些研究开始探讨这一问题。赖德胜考察了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作搜寻行为的影响，认为户口对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自主选择存在着约束，供需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常常会因为户口障碍而失败。周骏宇、谭庆刚从理论上分析了二元户籍壁垒下大学生的就业困境和制度性失业问题，认为户籍制度使得大学生在地区和部门之间分配不均，并扭曲了人才配置。张建武、崔惠斌通过探究大学生的保留工资的影响因素，发现户籍制度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大学生为了进入中心城市宁可持有较低的保留工资，结果造成人才浪費，也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收益大打折扣。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上分析“户口成本”在大学生就业选择上的表征及在其失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并未从实证上分析并度量户口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

可见，虽然已经有关于户籍制度对收入的大量研究，但这些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着样本选择偏差或忽略关键变量及不可观测因素的问题，存在着估计偏误。同时，以往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农民工群体，缺乏对于有着高学历的大学生群体的研究。而在关于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就业影响的少量研究中，主要是理论分析户籍制度在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上所产生的作用，尚无实证研究具体分析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克服以上一些问题，通过实证方法，来研究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对于现有的研究情况加以推进。

三、数据、模型与方法

1.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该数据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展的一项连续性大学生跟踪调查，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抽取了北京15所高校的2006级和2008级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该调查始于2009年上半年，第一轮回收了4771份有效问卷，2013年对这两级毕业生分别开展了第五轮调查，共追踪到了2603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学生样本。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选取的样本为不在原户籍地工作的非京籍学生样本，最终选取了895名学生。需要指出的是，调查对象中最早的一级为2006级，他们在2010年本科毕业，因而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是参加工作三年以内的大学生。

北京户口之所以受到青睐，一方面是因为北京就业机会多、效率工资高，吸引着大量优秀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另一方面是因为北京户口与众多社会福利和公共资源挂钩，无论是子女上学、高考还是住房、社会保障等，北京户籍人口与非北京户籍人口之间均存在机会差别。因此，北京可作为一个用于探究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影响的典型案例。

为了探究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本文依据工作是否提供北京市户口将样本划分为获得北京市户口的大学生和没有获得北京市户口的大学生两类。这两个群体都是在北京求学的非京籍大学生，而且参加工作的时间最高不超过三年；同时，这两个群体均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能力禀赋差异不大。因而两个样本群体的可比性较强，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较大程度地降低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减少估计偏误，更能准确估计户口对其工资的影响。

3.“反事实”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在衡量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时，最理想的做法是获得每一名大学生分别在没有获得户口和获得户口后的工资率，这两个工资率之间的差值就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工资效应。然而，由于非京籍大学生毕业时只能处于单一的一种状态（要么得到提供户口的工作，要么没有获得户口），故只能观测到同一名大学生在一种状态下的工资率，而无法同时观察到同一名大学生在两种不同状态下的工资率。为此，需要进行“反事实”的估计。但如果简单地用获得户口和未获得户口大学生之间的工资差异来衡量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工资效应，往往会因为这两类群体的初始条件（如年龄、性别等）并不完全相同而引起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以及因为遗漏关键变量而带来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结果有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常常采用倾向得分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Analvsis）来进行分析。

四、实证分析

1.数据描述

表1描述了研究样本的基本情况。总体而言，大学生的平均小时工资为39.48元，而在不提供户口岗位就业的大学生的小时工资达到40.98元，比那些获得提供户口工作的大学生小时工资高4.85元。获得提供北京市户口工作的大学生群体中男性比例为66%，比没有获得户口的大学生群体要高出16个百分点。样本中有33%的大学生是研究生.而获得户口的大学生中研究生的比例为45%，比没有获得户口的大学生中的研究生比例高17个百分点。同时，拥有提供户口工作的大学生中共产党员比例也明显高于那些工作不提供户口的大学生。此外，获得提供户口工作的大学生可能需要花更長的时间去搜寻这一工作岗位，因而其工作年限更短，这也间接印证了户口的搜寻成本。从本科学校类型来看，获得户口的大学生所在的学校层次相对较高。

2.工资回归结果

表2第一列数据是对大学生对数小时工资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性别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工资水平，在控制了其他特征的条件下，男性比女性的小时工资要高出9%，这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差异。工作年限每提高一年，大学生的小时工资会增加17.8%。政治身份对大学生的工资也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中共党员的小时工资会比非党员样本的小时工资低8%左右.可能的原因是中共党员常常会进入体制内部门工作，而体制内部门的工资往往低于市场部门。读研究生将会对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研究生比本科生的小时工资要高49%。

从户籍制度的影响来看，大学生上大学前的户口性质对其工资并无显著的影响，但是否通过工作解决户口则对目前工资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获得户口的大学生的工资要比没有获得户口的大学生的工资低13.9%。但由于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的存在，上述回归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为此，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做进一步的验证。

3.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通过将获得户口与未获得户口的大学生进行匹配，可得到控制选择偏差和内生性后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工资效应。在分析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结果之前，我们先对匹配质量进行评估。下面展示样本匹配效果和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

（1）样本匹配效果。表3展示的是匹配前后的变量误差消减状况，匹配后大多数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小于10%；而且对比匹配前的结果，大部分变量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的均值偏误有大幅度的消减，处理组与控制组的样本均值更加接近，处理组与控制组的个体特征差异得以部分消除。同时大多数t检验的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从图1也可以看出，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也大幅降低，密度分布趋近。

（2）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结果。为了检验匹配结果的稳定性，本文分别使用半径匹配、卡尺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多元线性回归匹配以及样条匹配对控制组和处理组进行匹配，并采用自抽样法（Bootstrap）得到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从表4可以看到，各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且差异不大，这表明结果是稳健的。

在匹配消除了控制组和实验组的样本偏差后，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仍然有显著的负影响，五种匹配方法得到的平均处理效应为-7.521，这表明获得户口的大学生小时工资要比没有获得户口的大学生小时工资少7.521元。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户籍制度限制的话，这部分大学生的小时工资将增加7.52元，增长幅度达20.71%。而之前的数据描述和回归结果呈现的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效应都更低，这表明如果只是采用回归方法的话，会低估户籍制度的作用，说明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的重要性。

进一步来看，户籍制度对于大学生群体的影响是否存在内部差异呢？为此，我们讨论了户籍制度对不同类型大学生的影响程度。图2显示的是不同学历和学校情况下的平均处理效应，从中可以看到，研究生学历的大学生平均处理效应为-10.31，是本科学历大学生的2.09倍。从本科学校来看，学校越好，平均处理效应的值越大，北清人学校大学生的平均处理效应是北京市属高校大学生的5.77倍。这些表明户籍制度对于不同人力资本大学生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大学生的人力资本越高，其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越大。而对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力，能够获得比较高的工资，但为了获得户口，他们往往要接受同其人力资本特征不相符的工资待遇。这不仅束缚了他们的发展机遇，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回报大为降低，而且也部分限制了优秀人才在城市所能发挥的作用，不能人尽其才，这对城市的长远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4.机制解释

现行户籍制度下，不同户口身份上黏附着有差别的待遇，城乡户口之间、不同城市户口之间所蕴含的福利有很大差别。而要想享受到某地政府提供的一系列福利，就需要拥有该城市的户口。在此情形下，人们会极力去冲破户籍这道墙，农村人口希望获得城市户口，中小城市居民希望获得大城市户口。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其户口“含金量”更高、吸引力更强。然而户籍制度的设计使得城乡户口身份难以转换、城市间户口难以迁移。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想获得北京市户口，必须要拿到“进京指标”，即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或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向工作单位分配的招聘非京籍生源统招应届毕业生的指标。通过第一份工作获得进京指标几乎是高校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求落户的唯一方式。而体制内部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企等）在进京指标的提供上基本居于垄断地位，因而为了获得进京指标，高校毕业生往往更多地选择在体制内部门就业。从图3可以看到，获得户口的大学生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工作的比例达82%；而没有户口的大学生在这些单位工作的比例只有42%，其在民企、外企等体制外部门就业的比例则达到了52%。

在北京大学生就业市场上，户口因其附着的福利价值而成为一种稀缺商品，而这种摊派给体制内单位的进京指标的分配模式会形成一个户口资源的自然垄断市场。拥有进京指标的单位居于垄断方，会倾向提供较低的货币工资。而出于对户口的需求，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获得户口他们往往只能以较低的起薪作为代价，接受较低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表1的第2列和第3列分别是没有获得户口和获得户口的大学生对数小时工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的回报率在这两个群体中有显著的差异。工作年限、学历、学校层次等人力资本特征都在1%水平上显著影响没有获得户口的大学生的工资收入；在控制了其他特征后，工作年限每增加一年，大学生小时工资能够增加19.5%，研究生要比本科毕业生的小时工资高64.9%，同时，学校层次越高，其小时工资也越高。而对于获得户口的大学生来说，工作年限和学历对其工资收入的影響较小，而且在统计上无显著性；学校层次虽然对获得户口的大学生工资有显著的影响，但整体来看，其人力资本回报率也相对较低。这些表明了获得户口的大学生的人力资本收益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存在着“人力资本失灵”的状况。

事实上，大学生人力资本存量高，是城市主要劳动力供给者。但当户籍制度与就业市场相互交织时，大学生在就业时往往面临着选择困境：要户口还是要高工资？为了获得户口以享受与之关联的福利待遇，大学生在就业时不得不支付一定的户口成本，而这种成本最终表现为放弃与自身人力资本特征相匹配的岗位和工资待遇。这一方面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带来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的低效，造成体制内部门就业拥挤，人才高消费；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自由选择和转换的成本（依照本文估计结果，户口成本可达工资的21%），不利于个人职业发展。可见无论是从人力资源的配置还是个人发展的角度来看，户籍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将起到较大的消极作用，这与我们意图通过户籍制度来实现人才优化配置的政策目的背道而驰。

五、结论与政策讨论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有效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我国推行了户籍制度。而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行和深入，人为地将居民进行多元划分并进行区别对待的户籍制度不仅与自由平等、成果共享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方向相背离，也对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等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的“2013年首都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了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户籍制度对大学生工资的作用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

首先，从大学生小时工资的回归结果看，获得能提供户口的工作对大学生的小时工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用倾向得分匹配法进一步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后，这种负面影响依旧存在，大学生需牺牲21%的工资待遇才能换得一纸北京户口。其次，对大学生来说，户籍制度对工资的负面影响存在内部差异，人力资本越高，户口成本也越高。对城市发展来说，高人力资本聚集只是理论前提，而“人尽其用”才能将可能变成现实。但户籍制度严重干扰了劳动力市场，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大学生人力资本失灵，降低了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回报，而且也扭曲了劳动力市场价格机制，使得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抑制了人才能够贡献出来的能量，这对一个城市的长足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2015年12月10日，北京市继广州、深圳、上海等特大城市之后，正式公布了《北京市积分落户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标志着北京市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上迈了一大步。而积分落户制度一旦落地，对高校毕业生来说，则意味着落户不仅仅受制于指标，还可通过长期稳定的职业发展来获取户口。这一方面将增加大学生长期落户的预期，另一方面也将进一步放宽其就业选择范围，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生产效率。该项政策的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但要想彻底消除户口对大学生就业的限制和对人力资本回报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做法是进行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即户口去福利化，使户籍制度回归到执行登记和管理人口的职能，而与公共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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