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文献综述 |
| 范文 | 朱建锋 熊德明 张宏岩 摘 要： 为了解和把握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学者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已基本形成共识，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创新资源三个方面，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构建受其区域特点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与时序动态性。 关键词： 区域创新能力 概念 影响因素 评价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我国经济步入提质增效的新时代[1]。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建立起一套以创新为动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為保障的发展体系。通过科技创新、自主创新等形式不断重构经济增长动力，将原来依赖于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资的增长方式转化为依赖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来提高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积极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市场供需的匹配速度与效率，将资金、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准确且富有效率地配置于创新主体[2]。在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下，通过创新要素及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创新驱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区域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战场，承担着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使命，要实现区域创新驱动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增强区域创新能力[3]。了解和把握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对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国内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的研究是从2000年开始，经过近20年的发展，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区域创新能力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及其评价等方面。 （一）区域创新能力概念界定 有学者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将区域创新能力看作地区知识和技术发展状况的综合反映，是区域所具有的一种潜力[4]。有学者基于创新网络理论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一种包括地区政府科技投入、企业创新能力、创新环境等因素在内的网络集结能力[5]。有学者基于创新系统理论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区域内的创新主体运用创新资源、协调与推动区域创新活动的能力[6]。有学者基于创新理论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的能力，以突出新技术的经济效用[7]。 一些学者认为通过特定理论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不能全面反映区域创新能力的内涵，因而有建设性的提[HJ1.7mm]出了自己的见解。例如，有学者为了突出政策环境的地位，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区域创新能力是指一个地区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营造相应政策环境的能力[8]。有学者为了突出技术创新的地位，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创新主体在一定的区域环境内，依托创新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能力[9]。有学者为了强调创新的动态性，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将创新成果转化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以获得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10]。有学者为了突出创新的目的，将区域创新能力定义为一个地区将创新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11]。从整体来看，学者们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概念的界定已基本达成共识，可以简单的将区域创新能力界定为区域内的创新主体，依托创新资源与环境，通过创新活动，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 （二）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众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同时还有研发投入、外商投资、政府资助、人力资本积累、社会关系等创新资源，政策、市场、金融、产业、自然等创新环境。 1创新主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通过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以获得其他企业难以替代的异质性资源和能力，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和盈利能力。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企业只有充分发挥出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拥有属于自己的知识产权，凝聚成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12]。第二，政府。政府作为创新政策的制度供给主体，其职能在于维护必要的创新环境，做好整体创新系统的顶层设计，始终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3]，在准确把握社会及政府发展基本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在管理、服务、机制上实行创新[14]。第三，高校。高校作为国家基础研究与高新技术原始创新的主体之一，集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三大功能于一身，拥有发展知识经济的智力资源队伍、基础设施及一大批知识成果，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15]。第四，科研单位。科研单位是基础研究的执行主体，在提升区域科技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连接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的重要桥梁[16]。第五，其他主体。中介机构在创新系统中扮演者知识搬运者、创新便利者和创新催化剂的角色，将自身或其他机构的知识整合后，通过提供战略咨询、机会评估和产品孵化等服务，帮助顾客群体提升创新能力[17]。个人在创新系统中扮演者创意推广者、创新执行者以及成果传播者的角色，是创新主体中的主体。 2创新环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策环境。有学者研究发现，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能够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18]，比如，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能够显著提高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加快创新成果的转化[19]。也有学者认为政府的政策引导会对区域创新产生双重影响，就环境规制而言，新古典理论认为环境规制的存在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研发经费投入，从而对创新活动产生负向影响;而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从长远来看，更有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凝聚[20]。第二，市场环境。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非国有经济发展越快、对外开放程度越高、创新的融资渠道也就越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就越快，也就越有实力增加研发投入，越有能力吸引高素质人才，也就越容易形成强大的区域创新能力[21]。第三，金融环境。有学者研究发现，信贷歧视会使无形资产占比高的中小型企业更容易受到信贷歧视，导致大部分信贷资金流向创新效率低的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引起金融市场的资本错配。金融市场的资本错配会制约企业的创新投资、阻碍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使金融市场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正向效应难以有效发挥。因此，有学者认为推动创新的根本之策在于金融资本的增长在以及融资制度的完善[22]。第四，产业环境。产业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与产业集群两个方面。从产业结构方面来看，第二、第三产业的升级能够显著带动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23]。从产业集聚方面来看，由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产业集聚能够加速知识在不同企业间的传播与扩散，加速区域创新的效率[24]。第五，自然环境。有学者研究发现，传统产业集群与高技术产业集聚都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的提升，而资源依赖型产业集群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抑制效应[25]。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能源足迹强度越大的地区，越容易将创新资源投入到高耗能、高污染的资源性产业，从而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支持力度不足[26]。 3创新资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是先进技术转移和扩散的重要渠道。有学者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提高一个地区的专利申请量[27]。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学者发现，这种溢出效应与该地区技术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一般而言，一个地区的技术发展水平与国际技术发展水平差距越大，这种溢出效应就越强烈[28]。第二，政府投资。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政府投资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政府通过对从事研发活动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提供税收优惠，或提供研发资助，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29]。以哈耶克为代表的自由学派认为：由于创新活动具有前期支出大，失败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特点，政府对创新活动的财政支出有助于降低重大创新活动风险，激发企业的创新动力[30]。第三，人力资本积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传播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科技人才作为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主体，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人力资本积累不仅可以可以在集聚地形成集聚效应，还会产生知识溢出效应、加快技术的吸收与转化、提高人力资本生产率和自主创新效率，推动产业优化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31]。而产业结构优化也为科技人才提供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和更多的发展机会，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流入本地，加速本地的科技人才集聚规模与速度[32]。从当前的形势来看，科技人才向经济发达地区集聚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第四，研发投入。一般而言，科技人员投入、经费投入、设备投入等都会对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33]。当然研发投入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例如，研发费用的投入会对专利总量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产生积极影响，研发人员的投入会对专利授权总量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产生积极影响[21]。第五，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理论认为高水平的社会资本不仅对社会的有效运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能通过信任机制、社会网络与社会规范等机制直接驱动创新能力[34]。就以创业者为例，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个体的关系越密切，越容易发现创新的机会[35]。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具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可以通过助长过度投资、降低市场竞争等方式影响到企业创新行为[36]。第六，其他资源。从企业层面来说，企业的企业家精神、组织文化、薪酬激励等软实力[12];企业的偿还能力、盈利能力、规模及核心产业的市场规模等硬实力都会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37]。从高校层面来说，高校的、科研成果奖励、知识产权、国内外科技交流合作力度等都会对高校创新能力的提升产生正向影响[38]。从政府层面来说，政府的组织模式、行政文化、官员素质与价值取向等内部因素，政府和市场、社会间的合作、竞争或反对关系等外部因素，都会影响到政府的创新治理能力的提升[39]，而提升创新治理能力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正向影响[40]。 （三）區域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国内学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主要是通过构建符合区域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适当的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横向对比探究区域创新能力空间的差异性，进行纵向对比探究区域创新能力时序上的动态性，最后再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的提出合理的对策建议。 1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的成果很多，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影响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因素是学者们对区域的界定。从构建的对象来看，有学者以省域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有学者以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也有学者以特定的产业园区为对象构建指标体系。从构建的效果来看，由于学者们要考虑特定区域的创新特点，因而在构建最终指标时差别较大。一般而言，区域界定的越小，指标体系的最终指标也就越少;区域界定的越大，指标体系的最终指标也就越多。 第一，在省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方面。目前，学者们公认的最权威的指标体系来源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它从实力、效率、潜力3个角度构建了包括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在内的5个维度、137项四级级指标[41]。也有学者按照系统性、可观察性、可比性原则，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在内的3个维度、18项二级指标[42]。第二，在经济区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方面。有学者按照本质性、层次性、独立性、可获取性、可比性原则基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在5个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13项三级指标[43]。有学者基于《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09-2016）》在5个维度的基础上，构建了20项二级指标[44]。第三，在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方面，有学者借鉴国内外知名机构、学者的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协调创新、创新环境、创新产出在内的4维度、19项二级指标[45]。有学者按照数据可得性与指标代表性原则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创新环境、创新成果在内的3项一级指标、12项三级指标[46]。也有学者充分考虑各城市的市情和特点构建了包括知识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政府支持与服务、创新基础环境在内的4个维度、19项二级指标[47]。第四，在产业园区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方面。有学者按照目的性与科学性、系统性与层次性、通用性与可比性、简明性与操作性、针对性与灵活性、动态性与发展性等原则构建了包括创新基础能力、创新投入能力、创新发展能力在内的3个维度、24项三级指标[48]。有学者按照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层次性、动态性等原则构建了包括创新投入能力、协调创新能力、创新产出能力、支撑保障能力在内的4个维度、14项二级指标[49]。也有学者按照科学性、有效性、可比性等原则构建了包括投入、产出在内的2个维度、4项二级指标[50]。 2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方法。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使用较多的评价方法主要在因子分析法[51]、层次分析法（[48]）、灰色关联分析法[52]、主成分分析[53]、模糊综合评价法[54]、结构方程模型[55]、数据包络模型[50];虽然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方法众多，但是各有利弊，因而多数学者的创新点主要集中在方法的改进与组合上。例如，改进的“纵横向”拉开档次评价法[56]、AHP-TOPSIS和SOM聚类法[57]、粗糙集和Choquet积分法[58]、K-均值聚类与贝叶斯判别法[59]等。从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的趋势来看，基于方法的改进与组合越来越受学者的青睐。 3区域创新能力空间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省域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对东部11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江苏、广东、浙江等省的增长趋势较为明显，河北、海南、福建、上海等省市的创新能力增长趋势较为缓慢[42]。也有学者对长江经济带省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省域科技创新发展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空间格局[60]。第二，在经济区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对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珠三角地区的综合创新能力优于长三角[43]。也有学者对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的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差异，北京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44]。第三，在城市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15年数据对长三角城市群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在空间上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创新能力强的城市周围往往是创新能力强的城市[53]。有学者运用2016年数据对广东省21个地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处于经济区的地市的城市创新能力明显较高[45]。有学者运用2007—2016年数据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城市创新能力呈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空间格局[47]。有学者运用2015年数据对289个地级市的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地级市创新能力与行政级别关联紧密，创新能力最强的地级市往往是省会及副省级以上城市，且呈现出东部向中西部梯度递减的空间格局[46]。第四、在产业园区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09-2014年数据对长江中游四省制造业创新能力进行测评，研究发现：四省的创新能力差距在不断拉大[49]。也有学者运用2014年数据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园区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园区的整体综合效率水平相近[50]。 4区域创新能力时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省域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09-2013年数据对东部11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区域创新能力基本均呈上升趋势[42]。也有学者运用2013-2017年数据对我国31个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增速明显由于东部地区[61]。第二，在经济区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09-2016年数据对京津冀经济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京津冀区域创新能力呈现较快的上升态势[44]。有学者运用2006-2016年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区域创新能力在逐年缩小[62]。第三，在城市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07-2016年数据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大中城市创新能力在先期提升明显，末期有所回落，但仍呈现出整体上升态势[47]。有学者运用2008-2015年数据对武汉城市圈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各城市的创新能力皆有显著提升[63]。第四，在产业园区创新能力方面。有学者运用2009-2014年数据对长江中游四省的制造业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长江中游四省制造业创新能力呈现出总体稳步提高的态势[49]。有学者运用2010-2016年数据对山东省五大高新技术产业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产业创新效率年平均变化率较大，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64]。 三、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区域创新能力概念的界定方面，学者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概念界定已基本形成共识。第二，在区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的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主体、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第三，在区域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学者们还需立足需求、因地制宜构建符合地域特点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第四，在区域创新能力评价的研究方法方面，通过评价方法的改进及其组合来弥补评价方法的不足已成为研究的主流。第五，在区域创新能力空间研究方面，各省域、经济区、城市及产业园区间的创新能力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整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特点。如何通过协同创新的方式，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将是学者们以后研究的重点。第六，在区域创新能力的时序研究方面，近年来，各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皆处于上升趋势。在区域创新能力得以提升的同时如何有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是学者们以后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任保平，李禹墨新时代我国高质量发展评判体系的构建及其转型路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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