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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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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凤娥

摘要：运用案例回溯法和归纳演绎法系统分析并归纳部分发达国家和城市的科技创新驱动模式，发现国内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存在共性的同时，在驱动要素、产业集聚、政府政策、创新环境四方面也存在差异;创新模式主要表现为市场（政府）驱动型、市场—政府双重引导型、企业协同科研机构创新型。借鉴已有的经验，完善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必须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制定连续性、针对性的科技政策与战略，制定“引人才、养人才、留人才”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强基础科技创新教育。

关键词：科技创新创新驱动产业集聚政府政策创新环境

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核心。建设和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实现巨大转变，由依赖资源等要素投入驱动科技创新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转向市场主导型的政府支持企业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引导下科研机构协同企业驱动科技创新的发展模式。叶林[1]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国外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存在四种创新动力机制：合作关系、非交易相互依赖性、溢出效应以及衍生效应，认为市场调节机制作为驱动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2]，应促进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的频繁互动，同时政府使用更加灵活的政策工具来提供所需的公共服务，以弥补市场协调的不足，更好地发挥四种创新动力机制的作用。肖建华[3]从大学-科研机构层面分析科技创新的驱动因素，认为科研机构的人力资本对提高创新效率和创新活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出要构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人才培养制度，拓宽产学研沟通渠道来提高科技创新。Henry Etzkowitzy提出了“三螺旋理论”，指出大学-产业-政府三者的协同合作，是驱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新模式。Humphreys[4]&Stavins[5]从国际合作的视角论证了政府政策-市场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必要性，通过市场拉动企业创新，形成具有地区特色、高质量创新水平的产业集群。通过以上文献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市场以及科研机构等驱动力在科技创新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表现出不同的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国内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共性与差异性特征，总结其发展规律与经验，为建设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提供参考。

二、国外科技创新实践及其驱动力分析

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多以各国的要素条件、市场体制和政府作为基础，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主要呈现政府驱动科学研究、政府驅动企业创新、市场驱动下政府支持企业创新、市场驱动下科研机构协同企业创新四种驱动模式。

（一）美国波士顿：政府驱动+智力资源

波士顿128号公路被称为美国的“科技高速公路”，在该科技要塞的兴起与发展中，政府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与大学、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深度挖掘智力资源进行科学研究，推动本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美国波士顿科技创新的发展在近100年里经历了一个曲折缓慢的发展过程。历经了创新起步期、成长期、飞跃发展期、衰退期、稳定期5个阶段（见表1）。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不仅为该地区制定了详细的创新产业规划，还与100多所大学、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企业发展中心”等机构[6]，负责专利管理，物色合作伙伴，定期走访企业和高校，协调各校与企业的关系。通过制定人才激励机制，鼓励大学安排教授与企业会谈，了解企业需求，提供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则参加学校举办的学术活动，保证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有效对接。

（二）英国伦敦：企业创新+产业驱动

英国伦敦是集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群聚的中心（见表2），为响应英国创新署以资助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提升经济增长的目标，政府针对在资金领域和商业模式方面遇到困难的初创创新企业，成立特定融资平台，为其提供税赋减免优惠政策。同时，创建企业孵化器，激励企业参与所有项目规划，帮助企业有效对接政府的“创业启动贷款计划”和“商业企业小微贷款项目”，为企业起步提供数额不等的贷款。对正在上升期的科技公司，企业园区则充当政府“企业贷款担保”“R&D拨款计划”和“商业扩展拨款计划”的经纪人，为还没有建立商业信用的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信用担保等便利。到目前为止，伦敦拥有近19万家科技企业，这些企业在政府的积极引导下，形成数字产业、科技产业、创意产业等新产业联盟，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与升级，从而提升国家的整体经济竞争力。

（三）日本：政策供给+科学研究

日本的科技创新发展经历了启蒙期、发展期、科技立国期与科技创新立国期四个阶段（见表3）。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出台大量科技政策加强科学研究驱动科技创新。

1853年美国利炮撬开了日本的大门，使日本深刻体会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随即成立了明治政府开展基础科学研究，但科技实力仍远落后于欧美国家。为改变落后的状态，日本制定了科技政策立国战略，运用政府政策加强科学研究驱动科技创新。20世纪80年代日本创建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等制度，随着科技立国口号的提出，日本又增投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建立引进科研人员任期制、引进研究经费分配竞争机制等政策[7]。这些政策均贯彻了政府加强基础研究的目标。进入新世纪，日本在科技投入、科技政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定期推出《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涉及R&D投资、基础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定期进行反馈分析并制定前瞻性计划，以“政策供给+科学研究”的方式持续驱动科技创新。

（四）新加坡：政府驱动+企业助力

科技企业作为新加坡科技创新成功的重要一环发挥了中坚力量[8]，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政府始终扮演着组织者和干预者的角色，牢牢把控宏观经济的支配权，通过金融、财政等工具管理科技创新。

第一，建立高效的科技管理体制。为最大程度促进政府创新投资效率，新加坡形成了研发、创新和企业理事会、国家R&D基金、教育部等为主要管理主体，部门主导、统筹协调的科技管理体系。第二、重视创新成果转化。新加坡政府为相关研究院投入大量经费，其中条件之一是该研究项目必须有企业的生产参与[9]。另外新加坡还制定了技术大使派遣制度，高效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第三，重视人才引进与培养。新加坡政府通过巨额投资兴建世界一流的创新载体，实施住房补贴福利、永久居民签证、长期工作签证等政策吸引全球顶尖人才。同时开放高等教育市场，吸引世界各大名校前来建学。第四，企业作为新加坡科技创新的驱动力。本土企业与大型科研机构合作建立技术创新中心，在合作中获得前沿专业知识、先进技术支持及人力学习机会，从而提升企业自身的科创实力。跨国企业则与本土企业形成联盟共同搭建公共平台，建立研究合作关系[10]，从中获取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

（五）以色列特拉维夫：政府引导+环境建设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是世界十大高技术创新城市之一，是享誉全球的高新技术产业城。特拉维夫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两大方面：一是环境造就人才，二是政府的支持引导。首先从环境角度看，特拉维夫地处中东地区被“孤立”的特殊地缘，国内犹太民族长达2000年的民族流离经历，造就了在逆境中发展的以色列创新文化[11]。这种文化蕴含着对创新、冒险、机会、财富的认同与渴望，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创新创业文化起着最为本源性的影响。其次，政府髙度重视科技创新教育。每年教育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左右，特拉维夫人从儿童阶段开始就接受创新式教育、挑战式教育、危机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等多元化教育。建国之后，创新创业教育也被融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军队国防教育以及社会大众教育中，实现了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路径多元化，为科技创新积累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12]。此外，政府还创建了国家科技创新局和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搭建众创空间，为青年技术人才提供完备的创业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创新支持环境。

三、国内科技创新实践及其驱动力分析

北京、上海、广东、江苏作为区域创新能力处于全国前列的省份，其科技创新发展走过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典型的示范意义，本文从政府主导、科学研究、工程技术、效率驱动、客户中心五个方面探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一）北京：政府主导+科学研究

北京已形成“创新之都”的发展模式，即政府主导模式下进行科学研究。北京是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军工科研系统的聚集地，间接决定了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既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北京市科委联合中国科学院等12家开放科技资源的科研院校，共同建设了首都科技条件平台研发实验服务基地，促进共享首都科技资源进行基础科学研究。企业作为应用性研究的载体，政府鼓勵北京不同地区发展有特色的本土企业，开展地方特色品种的保护性开发研究，构建互联网系统，包括北京R&D网络、营销网络、市场网络和基地网络等，通过网络与各大高校进行对接交流，构建具有增值共生机制的科技创新生态群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13]。

（二）上海：工程技术+科学研究

上海主要以工程技术和科学研究为主线驱动科技创新的发展。在工程技术方面，从生产力的角度看，上海的信息技术将替代人大脑的智能化工具机器与替代人四肢的机械化工具机器连接起来，最终实现信息化带动我国工业化;从生产力空间布局来看，上海成立了智能制造系统创新中心、上海智能制造研究院，与国际顶尖跨国装备企业合资探索新能源、智能制造机器人及海洋工程等领域，以此获取国外先进技术、高端技术人才等创新资源。在科研投入方面，上海科研院校众多，集聚了国内一流的教学和科研资源，政府重点扶持国际科研人才、高校毕业生等不同科研人群科技研发，挖掘科研潜力。对普通研发支持计划降低门槛，对长期的、重大的共性技术研发设置严格的竞争筛选机制，坚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两手抓”[14]。

（三）效率驱动+客户中心

广东主要采取效率驱动科技发展，建立完善的科创平台和客户服务中心，为创新主体提供技术支持。广东通过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向企业提供“担保放行”“破除行业准入壁垒”“重点企业直通车服务”等行政效率，“科技创新券”“风险投资、国家银行贷款”等资本效率以及“商业担保”“互助担保”“全资担保”等信用效率供给，为企业创新提供效率保障。在客户中心方面，广东省目前主要的科技中介机构种类包括：科技咨询服务类、技术交易类、技术创新服务类、科技创业服务类等，目的是为技术创新主体和技术知识提供者提供专业的社会服务，包括信息服务、咨询服务、规划服务等。

（四）江苏：工程技术+效率驱动

江苏省的科技创新突出表现在工程技术与效率驱动两方面。在工程技术方面，运用“技术创新引领工程”，以展开产学研战略联盟试点工作。选择本省发展优势最大的产业领域，以市场为主体，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区和高新技术特色产业基地为载体，以大中型骨干企业和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为核心，以共性技术和重要技术标准为纽带，通过签订长期技术创新合作协议、共建企业研发中心，支持本地企业与各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在效率驱动层面，江苏省建立了多个生产力促进中心和技术推广中心，通过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生产工艺的研发过程，在业务拓展、绩效评价、组织文化构建等方面培育创新优势。提高科技创新能力[15]。

四、国内外科技创新驱动对比分析

通过对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城市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全面分析和对比，我国与上述国家无论是在发展规模上还是机制与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驱动要素、产业聚集、环境建设、政策供给四方面。

（一）驱动要素差异分析

通过对比发现，国外驱动科技创新的要素——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三者表现出极强的互补性。国外主要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支持科学研究驱动科技创新，在该模式下，企业表现出较强的产业导向性，通过与国内外其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展合作，推动科技、产业和产品的创新，专注应用性研究;同时，政府并未完全退出研发活动，而更专注基础科学研究，为产业开展前瞻性预测、制定战略性计划;大学和科研机构则与世界一流名校、国际学术机构合作，开展跨国教育，为科技创新补充智力资源。我国更倾向于制定政策驱动科技创新，有效激发了市场的创新潜力，但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过度干预降低了市场的活力;再者，我国的科研机构从事公共性、基础性、战略性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在与国际名校合作交流、与企业开展应用型研发等方面略显不足。

（二）产业聚集差异分析

由于不同驱动力的影响，国外市场主导模式下的产业集聚是企业自身产生了集聚的内在动力，表现为地区集聚化、专业化、规模化和企业组织小型化的有效组合，是一种跨领域、跨专业的选择性集聚，其内部行业呈现高密集度集聚态势。国内政府主导模式下的产业集聚大部分是由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的投资，汇聚世界许多著名的跨国公司，形成的产业集群，鲜有中小科技企业自发性集聚。且我国产业聚集还受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存在未发育成熟的产业聚集得不到扶持等问题，阻碍着我国产业聚集的发展。

（三）环境建设差异分析

国外的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倾向于为创新主体提供人文环境、政策环境、经济环境、法治环境，为创业人员提供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文化环境。国内的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多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开放式融资环境[16]，为城市地区或区域产业集群提供创新环境服务，缺乏对基础创新环境的建设。相较而言，我国政府在对科技创新教育方面重视不够，存在创新创业教育资金支持力度较小、学生创新意识薄弱、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存在边缘化现象等问题。

（四）政策供给差异分析

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政策供给范围、管理力度等方面与国外存在差异。国外的科技创新政策涉及范围广，在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创新、鼓励私人企业创新、科技创新教育、产学研合作等方面都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并规定政府可以对科技创新进行适度、必要地干预，用政策文件把科技研究放到国家战略的重要地位[17]。我国倡导自主创新，将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全面发展科技创新的重大手段。制定了大量的鼓励政策，以鼓励基础科学研究，刺激高科技研究，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虽然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转变，但仍存在政府过度干预的现象。

五、国内外先进经验对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启示

针对我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在政府职能定位、人才机制等方面为我国科技创新发展提出建议。

（一）深化科技创新发展中政府职能转变

在科技创新起步期，企业具有很大的科创潜力，需要政府主导，财政资金支持来鼓励创新活动;在科技创新发展期，良好的创新环境已形成，市场成为主要驱动力，政府应放松管制，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通过政策供给刺激市场统筹科技资源进行科技研发;在科技创新发展成熟期，“官产学研”成为创新发展的新趋向，政府应建设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为高校、科研所、科技企业、科技中介、行业协会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在交流中促进技术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化对接，最终形成科研导向。

（二）制定连续性、针对性的科技政策与战略

国外科技政策倾向于制定较长周期的科学发展计划，以此为基础规划历年发展重点的科技创新综合战略，涵盖企业创新、人才引进、基础研究、高科技研究、产权保护、科技发展可持续性等多个方面，具有连续性、针对性。应我国创新发展的需求，宏观上，我国应制定科技管理体制，构建协调性、连续性科技政策体系;微观上，针对不同的科创层面制定相应的激励、保护政策，并在实施过程中进行效果跟踪、监测及评估，确保政策落实落地。

（三）制定“引人才、养人才、留人才”的激励机制

在引人才方面，围绕国家重点优先发展产业，注重引进拥有核心技术、能拉动产业发展甚至催生新产业的高技术人才，以及拥有国外创新创业经验或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产品具有较高市场发展潜力的创新人才和团队。在产业高端人才集聚的国家建立引才工作站，拓宽海外引才渠道。在人才培养上，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改进、升级课程体系，与世界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探索高校教育办学国际化，培养敢于创新、勇于创新和善于创新的复合型人才;在留人才上，应提供“店小二”式的优质服务，为创新创业人员开辟绿色通道，简化办事程序，扩大人才签证的申请范围，加快外籍高端人才永久居留证的办理速度等。

（四）加强基础科技创新教育

学校应建构以科普教育为载体的基础性课程，以校本课程和科技创新社团为载体的拓展性课程，以及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究性课程。坚持开展科普教育讲座，创新创业比赛等实践活动，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教育文化。政府应制定专业培训科技教师的政策，开设科技教师咨询督导小组，为学校提供优质的科技教师资源，为培育科技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仍以政府主导为主，在发挥市场主体—企业创新、政策供给等方面还亟待完善。因此，借鉴国内外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构建政府规划引导，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科技型企业为创新主体，加强科研高校深度参与;政府引导下官产学研紧密结合，形成高技术产业集群的科技創新驱动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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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网络嵌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信用信息共享研究”（项目编号：ZR2017BG018）阶段性成果〕

（郭凤娥，济南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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